【编者按】何新教授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都颇似一位独特不凡的大侠，他评析新武侠文学，亦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
本文摘自《何新论美》（东方出版社出版）
新武侠中多变态
实际上，我们在新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变态人格。但这种变态心态与人格，却并非偶然地产生的。我认为，新武侠小说中刻画的这种变态人格及其行为，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心理变态，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一种文学宣泄，也是其映象。就这一点来说，新武侠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机会狭小的国度中，人际关系高度紧张、人与人之间习于勾心斗角，明枪暗箭，阴谋倾轧，往往在不动声色间生死相搏，生存机会的斗争格外隐蔽而激烈。这种社会状态，造成了一种普遍紧张，忧患而焦虑的社会心态。而新武侠小说中的血腥世界，其实正是这种现实人际关系的象征。
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新武侠小说描写的种种变态人格与血腥斗争，在中国民众心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可信性。
小说里的情节越是具有张力，人性的丑恶和善良以及挣扎在善恶间、正邪间、成败间的可歌可泣，越发可以强烈地得到表现。成功的武侠小说。根本不会使人感到表面化和夸张，反而让人觉得非常深入而写实。
事实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几乎无年无日不处在一种紧张的社会斗争中。流血、死亡、战争与革命、迫害、天灾、人祸、饥贫、“文化大革命”，这些活生生的事件，其残酷性与现实性都远胜于武侠小说。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武侠小说的变态与残酷不仅有其美学的意义，而且有其现实感的基础。它不过是透过一系列虚构而夸张的故事，表达生死存亡之际的人性罢了。新武侠小说中崇尚内功、气功、太极之功以及后发制人等等，在社会无意识的层面上，也具有一种中国社会斗争独特性的真实象征意义。在我们的漫长历史斗争中，赢得胜利者往往不是大喊大叫者，而是坚忍并且有耐力与后劲者。是斗心者，而非较强力者。
这些观念，无论作为一种战略战术或价值观，与西方文化所崇尚的观点都是相反的。从上述意义上看，新武侠小说提供了中国政治文化及心理的一个丰富象征性世界。
金庸《白马啸西风》可以说是一部伤感的武侠小说，但其所作《鸳鸯刀》却是武侠小说中的一出笑剧。倪匡的《大盐记》开拓了推理武侠小说的境界。高阳的《荆轲》深入历史，创作了历史主义的武侠小说，温瑞安的《空手道》则尝试写现实。至于金庸的名作《笑傲江湖》，更完全有资格称作一部“政治象征的武侠小说”。
有趣的是，在人物形象上，新武侠小说也常呈现出一种变态的处理方式。愈是弱小、残缺、卑贱、无能、贫寒、可怜的形象和人物，却往往愈被设计为武功超一流的高手。
【这是一种文化隐喻：暗含着两种意义，一是老子哲学的柔弱胜刚强，二是警示强者不可蔑视弱者。】
例如僧、道、尼、隐，本来是人世中不问世俗，不究是非之人。但在武侠小说中，却往往被处理为身怀绝技的好手。妓女，在人世间本来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新武侠小说中的青楼女子，却往往出污泥而不染，有更加贞淑的情操和志节。出场形态最为柔弱的女子，一旦武功出手，却往往可以气盖男儿。流浪儿、乞丐，在社会中原是最被轻视的小人物，但在新武侠小说中，“丐帮”却是天下第一大帮，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秘密社会。有原则，讲信义，扶弱锄强，振危济困，并且隐藏着不少义士高人。
而正是那种断腿、独臂、聋哑、痴呆、盲目的残疾人，在新武侠小说中，常被处理成莫测高深的武林高手。在新武侠小说对人物的这种处理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从社会心理到中国哲学的双重寓义。
就前者来说，寄寓了对弱者一定的同情，而且隐藏着对于强者的警示。而就后者来说，新武侠小说的这种人物处理，又是老子“寓强于弱，柔弱胜刚强”政治哲学的形象化。
虚拟文学的家园中国梦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几乎所有武侠故事的基本情节，往往依托于一连串的长途旅行。旅行，其实这正是最广意义上的人生象征。
在旅行中，人远离家园，孤独无靠，举目无亲，漂泊不定。这种生活既提供了机会，也酝酿着危险，从而为游侠们的大显身手准备了舞台。
人们喜爱那些优秀作品中的义侠人物。因为在人生的漫游中，他们超越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怯懦和渺小。他们是那样勇敢、独立、恢弘大度。他们的冒险生涯使我们的眼界从现代城市那种灰漠、单调、狭小、困顿的市民生活中解放出来。他们的故事令人生畏而又引人入胜。
在阅读这些故事时，我们与他们在一起。与他们一起漫游江湖，进入恐怖并且超越恐怖，面对各种棘手的难题解决或者粉碎之。
但毕竟，生活中只有一个家是不够的。如果人的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他就无从体验恐惧的意义，他就无从获得发展自我所必需的人生经验，他甚至也无从体验什么叫做对故乡的思念和依恋。他就决不会理解家园对于人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实际上，这种意义最终往往凝聚在一个游侠之士的这样一句话中，那就是：“我回来了!”
超越了单纯的凯旋荣耀，却渗透着胜利者的一种悲剧意识，从而象征了每一个人在生命过程中都不得不全力寻求的那种归宿感和终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学中，我们找不到武侠小说的传统。多少与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在主题上有所相像的，是西方的推理侦探作品。在古典武侠小说中，也有不少公案题材的作品。
但是，中国人破案靠清官和义侠。而西方则依靠法律、律师和侦探。关于这两者在法律、政治背景上距离之巨大，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南侠展昭、包公与福尔摩斯、波洛和梅森律师的形象区别，就可以知道了。
与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略有相似的，也许是西方中世纪的游侠传奇和司各特的某些历史传奇作品。但是这两者之间也仍然具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堂吉诃德骑士或者罗宾汉先生带着他们的长矛、盾牌和短剑来到中国，以他们那种多愁善感、清教徒式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来对付“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种种血腥、残酷和变态的心术和行径，那呼风唤雨、出神入化的气功、点穴，以及囊括动物毒到植物毒、化学毒的全部武库，恐怕是只能目瞪口呆，或者只好打电报回国召唤防化兵和特种部队了。
就想象力及创造力的广度、深度而言，新武侠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完全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政治神话。这神话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完全出自虚拟，但它所象征的人性却是真实的。其所体现的情趣和意境，尽管是变态、残酷的，但却扎根于深远的中国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之中。
前面说过，新武侠小说自成一个虚拟幻想的世界，有它自身的逻辑架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及语言规则。然而，这一幻化的世界并非乌托邦，因为乌托邦里没有这么残酷的斗争。它也不是桃花源，因为新武侠世界中的江湖绝不宁静。但它却的确提供了一种文学家园的虚拟性中国梦，从而在深层心理中映现着近世中国人的恐惧、焦虑、忧患和期待。我们通过它，可以超越现实、观照现实，同时反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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