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魏国冀州刺史裴徽部下文学从事管辂，是个很有才学的人。他精通《周易》，全国出名。正始九年(公元248年)十二月间，吏部尚书何晏宴请管辂。想听他谈谈《周易》;同时特邀请尚书邓扬相陪，以示重视。可是，管辂在开始的交谈中，却不谈《周易》中的事。邓扬就问管辂：“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故也?”管辂回答说：“夫善《易》者不论《易》也。”对这个回答，当时在场的、掌管军事大权的何晏甚为赞赏，笑着说道：“可谓要言不烦也”。
的确，要言不烦。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偏偏喜欢烦言呢?难道，他们不懂得《易》的真谛吗?从“新常态”到“供给侧”再到“结构性”，真的大不易。事出反常，必有蹊跷。煌煌辞章，往往遮蔽着龌龊。“新常态”其实是指长期变态;“供给侧”其实是指去工业化;“结构性”其实是指向资本放权。老实说，这种坑爹的话，不翻译成烦言还真说不出口。于是，忽然间，老百姓全都听不懂了。听不懂，难道还看不懂吗?疯狂的信用扩张开始了，杠杆比例惊人地增长，股市疯了，楼市疯了，进入了极度变态。然后，实体经济大幅度滑坡，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遭遇到历史性的挫折。然后的然后，资本可能将顺利地获得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笔者以为，烦言必奸。古今中外，好的制度和政策，从来都是简约清晰的。商鞅变法也不过十个字：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即便是不识字的百姓，也能一听就明白。其实，推行好政策，生怕老百姓听不明白。管辂学富五车，所以要言简易而平易。大学问家，最大的特征是化繁为简。当然，大政治家更应该是化易之高手。舍易取烦，必有难言之隐。上述带引号的三个词，恰好都出自夷人之筹谋。三个词背后，藏着一场恐怖的大危机，这才是烦言之后的秘密。
我国泱泱十三亿人，尚有通晓《周易》的人，几句烦言就能忽悠吗?请好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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