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最近二三十年，南海的水已经被搅得很浑浊，即使中国处于抗疫时期，台湾海峡，南海，仍然非常不平静。极为可气的是，印度还制造了“大翠云号事件”，船仍被扣着，人也没能回。
中国，有一堵很长很长的墙，总长达万公里有余，故称之为“万里长城”，外国叫它“Great Wall”。这堵墙，有夯土筑的，有青砖砌的，有砖石混合的，结构有不同，样子都相似。
据说，自春秋战国起，统治者就开始筑墙，但那个时候还只是很小规模的护城墙，并没有“长城”这个说法。到了秦始皇时期，大规模筑墙才真正开始，修长城渐渐成为国家层面的义务和战略。
在这之后，各朝各代均有不断地延长和加固，修了毁，毁了再修，没完没了。到了明朝，长城的修筑又达一个新高峰，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北长城均属明长城。东有山海关，西有嘉峪关，地球上最长的青砖长蛇蜿蜒不断，几千年来，它的躺卧俨然中原封建帝王的生死底线。
为什么要修长城?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有此长城?
毫无疑问，修长城自然是着眼于防御，并且带有强烈的被动防御思想。稍有历史感的国家，都有修筑工事防御敌人的经历，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一部修建防御工事史，只有中国，历朝历代围绕着长城大做文章。
长城，不断地延长，不断地更改材料，不断地建设附属堡垒。首先，它标志着长城的地位一直是有增无减;其次，它标志着中原国家的防御意识慢慢成为所有统治者的文化传承;最后，标志着长城以南的政权逐步失去主动进攻性和拓疆积极性。
长城变长，长城更坚固，是不是意味着就更安全?来自北方的侵略是否就减少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强大的西汉王朝，匈奴扰汉亦是统治者的心病，英雄汉武帝的北上拓疆，与其说是主动，不如说是被迫，无非是想解决心腹之患。昭君出塞本身不是光荣事业，是求和举动，昭君的成就是对民族的贡献，并不标示汉朝的伟大，玉门关留下更多的是中原民族的耻辱。正所谓，大漠烽烟红丝陨，独留青冢向黄昏。
西晋时期。“五胡乱华”对中原政权的构架产生了致命影响，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等重大事件，足以证明其破坏力之惨绝。这一时期，完全是中原民族的千古灾难，几近亡种灭族。有史证，白骨青烟魂萧萧，中原国里无早朝。
北宋时期。辽国始终都是北方边境上的死敌，高梁河之战，歧沟关之战，辽军整体上优势于北宋，但也并非拥有绝对优势。然而，“南逃”却成为其时军民共有的高频词，南京(今北京)渐成为辽军处理军务的重地。“澶渊之盟”应该说是北宋最有象征性的耻辱之约，胜势败果，堂堂大宋竟以每年送给辽国20万匹绢、10万两白银换取和平，这一耻辱，延续到北宋末年。长城雁门关，充当的是北宋对敌攻防的忠实见证，并没有成为宋王爷的安全保障。那时节，汴梁城中人哭病，江昏月暗夜三更。
南宋时期。到了十二世纪初，金灭掉了北宋，南宋政权随之建立。此时的中原朝廷，不要说以长城为天险，就是望一眼长城都很困难，“北归”成了永远的不可能，蒙古人的南侵较之女真人更为凶残，中原民族未致灭种已属幸事。什么南长城，什么北长城，在侵略者眼中，不过是一条装饰的飘带。终酿成，崖山嘶风清灯熄，南北二朝俱归阴。
明朝末年，女真雄起，努尔哈赤起兵，竟对明军所向披靡，传到顺治，长城山海关以北尽入清朝。本来，明帝寄希望死守山海关而保长城以南，然满人岂可善罢甘休，杀戮更加血腥，吴三桂打开山海关不过是灭亡前的临门一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是长城的错，是死守长城者的错。长城的坚固守不住香君的泪堤，史可法的悲剧不过是中原悲剧的一个缩影。徒哀叹，仓皇谁救焚尸祸，只有宁南一左侯。
史事说明，中原王朝的陆上长城从来都不是安全屏障，它的存在，并没有让中原王朝的安全性高于没有长城的一般帝国。防御的被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战争中的进攻力量对比，防御民族的苦难大小只取决于侵略者的决心和仁慈，长城不能减少人民的丝毫痛苦，而是经常增加人民的痛苦。
走过冷兵器时代，进入近代以后，长城就更加失去防御价值。
然而，非常可笑的是，中华民国时期，曾经仍然有过“以长城为界”的尝试。“塘沽协定”是“9.18事变”之后的又一耻辱协定，蒋介石竟然以长城为界划分中日两军的活动范围，仍然象过去几千年一样把长城作为中国人勉强可以接受的“心理底线”。很遗憾!日本人可没有这条砖线思维，越过长城，全面主导华北才是其阶段性目标。如果日本不选择足够的贪婪发动全面战争，而是选择守住长城以北，今日中国的版图还真不知是何等模样?曾听到，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从古代到近代，没有一个以长城为“心理底线”的政权能够凭借长城获得安稳，长城永远只能成为战争中的一个攻防环节，而不是决定攻防结果的关键。几千年的“长城情结”在整个中原民族思想里种植了一种特殊有毒基因——长城基因。
长城基因，实质上就是防御基因，长城以南的民族，防御成为所有人追求的安全首选。这种基因一代代传承着，这个民族集合体慢慢就失去了进攻性，更不要说侵略性。防御基因渗透到何种程度了?农民建房子，要围个院子，防着自己人;城里人建小区建单位，也要建个围墙，用来防自己想防的人;有些单位，更为夸张，除了城墙，还要加护城河。
基因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它存在，民族性格就不可能改变。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一个防御型的国家，决不可能主动进攻敌人，无论战争还是外交。遇事曲从，我以为怀柔，敌以为尊奉，我以为优容，敌以为畏缩。交涉之事越多，能交涉之人越少。忍辱日多，民气日促，民心渐衰，流祸必将惨不忍睹。
抚今思昔，虽历史沉疴坚固，但仍然有积极的改变可以做，必须放弃思想上的长城基因。防御，有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之分。主动防御是积极的，它的触发点是国家事先设定的安全红线。被动防御是消极的，它的触发点往往是国家将亡时的悲剧挣扎。不同的防御策略，付出的代价会截然不同。
1962年的中印战争，新中国采取的就是主动防御，印度触及了中国红线，中国迅速以雷霆之势震慑敌人的嚣张气焰。朝鲜战争，不但是积极防御，甚至包含很大比例的主动进攻，美军给中国东北带了威胁，更多地表现为隐形而非现实危险，但新中国领导人不再等敌人打到长城再还手，主动出兵把世界第一军事强国打到妥协，主动得到的那个“停战协议”，比你修十条长城都更管用。
可惜的是，中国试图改变思想基因的时间太短，终竟没有改造成功。
防御，会带一个来特别准确的结果：防不胜防。建围墙，能围住想翻墙的人吗?修防盗网，能防住破网的盗贼吗?一个社会，不用网，不建墙，不闭户，那才有真的安全。一个国家，靠长城靠不住，靠“长城基因”更靠不住，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才是御敌的最可靠力量。
万里长城永不倒，但依赖万里长城做防御的王朝经常倒掉。
长城，已成静物，砖墙本无过，不必自毁之。然而，长城实物，改变了中原国家的地理构型，长城情结，改变了中原民族的精神基因。重新改造这个基因，是华夏未来人的历史任务，最终剔除这个基因，民族自信和国家自信才能变得更加持久、真实且可靠。
我们不想做侵略者，但我们并不是不能当进攻者。
附说明：
本来计划发表一篇纯粹性的故宫历史文章，然而，一发就秒删，百思不解，只能作罢，望朋友们理解和原谅!
写于2020年1月2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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