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岛内朝野各方围绕民进党当局实施的“新南向”政策展开一轮激烈攻防。民进党当局引用贸易、投资数据极力辩解该政策绩效“显著”，强调2016年以来与“新南向”地区的贸易总额和累计投资金额均有上涨。但国民党毫不客气地直指这些经贸数据的片面性，点出台湾对东盟地区出口占比不升反降，从2017年的18.5%下降至2022年的16.8%，蔡英文当局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完全失败。台审计部门报告则指出双方的贸易顺差呈现更强烈的收缩态势，台湾对“新南向”地区的贸易顺差由2016年的226亿美元下跌至2022年134亿美元，减少约四成，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则由2016年的4.17%下跌至1.77%，首次未达到2%，表明对台湾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是历年最差，这些数据更有力地验证了“新南向”政策已沦为民进党当局的“大内宣”工具。
本质而言，“新南向”政策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理念所推动的与大陆“脱钩”政策路线的一部分，绿营有意通过强力政策引导甚至诱逼将更多台商台企推向“新南向”地区，并试图在社会文化领域也与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很遗憾，民进党当局充满意识形态偏执的“脱钩断链”企图和操作事实上落空了：
一方面，大陆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根据大陆海关数据统计，2022年台自两岸贸易收获顺差超过1500亿美元，2023年1月至10月两岸贸易额为2199.11亿美元，同比下降18.4%，但台湾仍能获得超过1000亿美元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两岸社会来往与人员互动虽遭遇诸多障碍甚至是民进党当局的刻意钳制，但仍呈现较强的恢复性发展势头，尤其是岛内高教界对于尽快恢复两岸高教合作意愿很强。在民进党当局极力推动下，“新南向”地区来台就读学生增至每年4000余人，但相对台高校急迫的生源危机仍不过是杯水车薪，与鼎盛时期在台陆生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更重要的是，民进党当局的“新南向”政策并没实现实质性拓展台湾经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空间的战略目的。对于台湾这样的“浅碟型”经济体而言，积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是维持出口竞争力的关键一环。虽然民进党当局反复鼓吹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签署了新的投资保障协议，但这仅是旧有协议的更新而已，并非覆盖市场开放和关税减免的高水平经济合作协议。连台湾审计部门都直言，台高水平经济合作协议覆盖率过低，仅为8.19%，相比主要竞争对手韩国的77.3%以及日本的77.8%都相差太远，亟须加速谈判以提升厂商贸易优惠与产业竞争力等。
为什么近几年台湾在此领域进展缓慢？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执意走由“台独”意识形态主导、与大陆“脱钩断链”的对外经济路线，抛弃过去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从大陆走向世界”，转而试图“脱离大陆倒向欧美”。这种不切实际的对外经济路线也已经被证明只会撞得“头破血流”，对此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直言不讳，表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东盟国家当然会选择前者”，“两岸关系越好，东盟国家就会越欢迎台湾，越容易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事实上，当前台湾经济正因民进党当局强推与大陆“脱钩断链”政策路线而承受被边缘化的代价。2021年，覆盖东盟以及中日韩澳新等共15个成员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成员之间贸易关税逐步下降至零。而因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两岸失去政治互信，台湾难得其门而入，不少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要么缴纳关税要么选择外移，无怪乎岛内有经济学家坦言“传统产业衰退几乎成为趋势”。这种在区域经济整合中被边缘化的风险正触发连锁反应：将进一步加剧台产业集中化，促使岛内社会经济资源进一步向电子信息产业等极少数产业集中，而这种产业过于单一化的负面效果较大，经济增长惠及面偏小，集中于高科技产业的高薪职位数量偏少，承载庞大就业人口的传统产业薪资只能在低谷徘徊；同时，产业经济体系将更加脆弱而缺乏韧性，如果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不顺甚或遭遇重大风险，岛内整个经济体系运行将面临极大风险。
更重要的是，民进党当局单边倒向美国的政策路线还将使台经济面临被掠夺的重大风险。民进党当局意图以开放“莱猪”换取与美洽签高水平经济合作协议，但美国递出的“21世纪贸易倡议”只字不谈市场开放与关税减免，相反却埋下要台湾对美开放公营事业单位的伏笔，无怪乎连民进党官员面对同党民意代表询问该协议有何好处时也只能支支吾吾讲不清楚。当台积电在美国政府超强施压下连设备带人才一起打包赴美投资设厂，而连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都认为这根本不符合市场规律时，民进党当局仍执意赌上岛内主要支柱产业的命途换取美方垂幸，潜在风险可见一斑。
综上可见，台湾社会尽快实现政治生态翻转、促成内外政策路线回归理性务实已是当务之急。任由民进党当局死抱“台独”意识形态、偏执地在错误道路上一路狂飙，只会让台湾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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