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国会两院反华议员通过反复推出涉华提案、召开听证会、联名写信以及制造舆论等方式打压中国，已成为国会参与美对华决策的常态。自第118届国会成立以来，涉华立法活动更是甚嚣尘上，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立、跨党派“中国竞争法案2.0”提案的推出、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等，给中美关系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内部矛盾凸显，政策精英对“中国威胁”的焦虑感显著上升。特朗普上台后为转移国内矛盾，渲染中国为“头号威胁”，开启对华无底线抹黑打压。正是在这种国内政治背景下，不同党派在涉华议题上找到利益汇聚点，达成对华强硬共识。再加上选举政治及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刺激，美国内对华民意显著恶化。选民对华的“敌意”又促使两党议员在竞选中为拉拢选民而选择对华更极端的言论和行为，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在美国政府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地缘政治危险国家”的背景下，国会频繁推出涉华提案，针对中国的专项立法数量持续增加。历史上美国会专项涉华立法并不多，大多数提案是间接或者部分涉及中国议题。但2017年以来，国会除了在综合法案中加入涉华条款外，涉华提案转向专门的涉华立法。从决议案形式提案转为立法形式提案，美国会开始在具体议题上寻求法律依据，以国内法制造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合法性”。涉华提案的内容全面转向诋毁攻击中国，从国家安全、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推动对华制裁、对华“脱钩”。从提案状态来看，虽然最终签署成法的比例不高，但提案的推出在国会两院达到了营造“逢中必反”的政治正确和舆论氛围的目的。
历史上，总统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具有较强自由裁量权，国会则往往选择主动配合或被动响应。但2017年以来，在对华决策过程中，国会开始从配合的角色转向主导和塑造涉华政策议程。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大，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涉华议题在美国内政治中日益凸显。另一方面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对华事务被提升至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这也一定程度上刺激并推动国会极端消极涉华议程的设置。
以台湾问题为例，国会两院议员推出提案、召开听证会、窜访台湾以操弄涉台议题。2022年佩洛西执意窜台，对此拜登总统回应称这是“她个人的决定”。但就在佩洛西窜台后，拜登将两院通过的“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正式签署为法律。而佩洛西窜台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说服台积电等芯片制造商积极配合美国的芯片政策。这部法律的签署让拜登与佩洛西的“双簧”政治表演露出真面目，暴露了美国从未放弃分裂中国的战略企图。
在两党政治极化以及党争愈演愈烈的美国政治生态下，涉华议题成为两党推动国内议程、对外营造团结假象的政治工具。但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跨党派共识下，藏着两党各自的政治算计和政治野心。
就议员本身而言，在两党一致反华共识下，打“中国牌”成为选举利器，不仅有助于争取中下阶层关键选民，还能通过攻击对手“对华软弱”以占得上风。经过对国会两院涉华提案数据统计发现，在涉华议题上表现最活跃的前六名国会议员是：卢比奥、汤姆·科顿、克里斯·史密斯、罗伯特·梅内德斯、迈克尔·麦考尔和加拉格尔。他们大部分是老牌专业反华议员，已在国会形成了一套涉华“专业知识”，他们使用麦卡锡时代的方法对中国进行“红色狩猎”。
近年来，美国在全球推行“脱钩”和制裁并挑起意识形态竞争，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肆意挑动阵营对抗，导致全球进一步面临失序和分裂的风险，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稳定。在此背景下，国会对美国对华决策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更加消极负面。所谓跨党派的对华共识并非华盛顿所吹捧的民主制度下的内部团结，而仅仅是各党派为分到更大政治利益蛋糕的策略而已。美国政客利用营造“中国威胁”转嫁国内矛盾，这种不负责的做法非但不能解决其国内问题，反而将进一步加剧美社会分裂，煽动种族主义，助长反华和反亚裔的仇恨犯罪，引发美国社会动荡和不安。（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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