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清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上世纪30年代，由于当时诸多条件的限制，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外界并不了解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国民党单方面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门故意歪曲、丑化共产党的形象，把红军描绘成了杀人放火的“流寇”，而“匪首”毛泽东是一个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吃人魔王”。
如此报道，就让外界很多人产生了一连串疑问：
红军如此的烧杀抢掠，可为啥连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能走下来，没被沿途的群众消灭？
红军战士天天跟“吃人魔王”待在一起，可为啥人数越来越多？
红军武器装备那么差，生活水平那么低，可为啥总是打不尽、打不绝？
......那么，红军的真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了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7月13日，斯诺在保安见到了毛主席，这一次会面彻底颠覆了他的固有认知，初步印象反而是“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接下来的4个月，斯诺对红区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采访了许多红军领袖、将领、士兵及当地老百姓，并把这些珍贵资料进行了汇总。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同年10月，该作品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里面描述了毛主席的真实生活：“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随，空无所有，只挂了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配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配的两条红领章。”“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为了打破外界的错误印象，斯诺还邀请毛主席头戴红军八角帽，在窑洞前拍了一张照片。后来，这张照片成为了《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版封面，在西方社会广为流传，引起了极大轰动。人们惊讶的发现，毛泽东根本不是传说中的“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他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经常穿着打补丁的破棉衣，能跟普通农民打成一片，举手投足间都有着很浓的“泥土气”。书中还描述了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真实生活：周恩来的办公桌是睡觉的土炕上支起来的一张小炕桌；彭德怀穿着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背心；苏区的“财政主管”林伯渠戴的眼镜只有一条镜腿，另一半用绳子系在耳朵上......在红区，从领袖到将领，再到士兵，大家都是同志，都是平等的，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安稳地方睡觉，有正经事情去做，没有辱骂毒打。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斯诺断言：这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被动的知足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而更高级的幸福感蕴含着对生存抱有一种积极的感觉，这在中国实属罕见，我遇到的是我们知道的最最幸福的中国人，我强烈的感受到了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
斯诺明白了，不管国民党怎么抹黑、诋毁共产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群众眼中的共产党是什么样，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2老百姓知不知道“闹革命”会吃很多苦、经历很多困难？当然知道。可为什么，他们依然愿意加入共产党呢？因为旧社会的老百姓已经穷惯了、苦惯了，他们不在乎继续吃苦，而是在乎日子还有没有奔头，共产党是不是真心给大家谋福利、谋幸福。尤其在困难时期，政党领袖能否跟大家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这将极大的影响民心。1939年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封锁，加上日军的“扫荡”，延安迎来了抗战中极其艰苦的岁月，军民们几乎已经到了没衣穿、没油吃、没鞋袜穿、没被子盖的地步。这一年的2月，毛主席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自己也参加劳动，他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在延安老百姓的眼里，毛主席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住着破窑洞，踩着有破洞的布鞋，吃着南瓜和红辣椒，扛着锄头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即使是开会作报告，他也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众人面前谈笑风生。虽然环境恶劣，可军民们仍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度过了艰难岁月。可以说，毛主席倡导的“艰苦奋斗、简朴生活”精神就是大家在面对困境时的一道光。事实上，毛主席不仅对个人有如此要求，而且对整个毛家的家风都有着严格要求，就以二弟毛泽民为例。早年毛主席曾带着三弟毛泽覃外出求学，所需的费用及家中的一切事务全交给了毛泽民，那时毛泽民就是老家韶山冲上屋场的“管家”。父母病逝后，毛泽民更是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学会了勤俭持家的本领。1921年春节，毛主席带着毛泽覃从长沙回乡。正月初八晚上，一家人围着火塘守岁，开了一场改变家庭会议。毛主席谈论了当下国难当头、民不安生等情形，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舍家为国，舍己为民。就是这次围炉夜谈改变了毛家众人的命运，毛泽民离开韶山老家，跟随大哥投入到了滚滚的革命洪流。参加革命后，毛泽民依然从事他擅长的金融工作。受大哥的影响，毛泽民虽然长期执掌着财政大权，却始终坚守着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优良品质。当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在瑞金叶坪成立时，就由毛泽民任第一任行长，成为了中央苏区的“红色管家”。就在同年4月，毛主席率领红军打下了漳州，缴获、筹集的款项数额极其庞大，有5担的黄金、20担的银元和银元宝、3个担子的珠宝和2个担子的纸币，预计已超过了100万银元。这样的数额放在今天，相当于人民币3亿元。为了解决了中央经费的燃眉之急，毛主席专门派人送了10多万给临时中央，其余就地掩藏，作为镇国之宝和应急之用。为此，毛主席反复寻找偏僻的地方，最终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选定了一栋靠山的房子，在这里专门挖了一个地窖，由红军战士采取接力的方式，一批换一批的将这100多万中的大部分和一些金银硬通货金银硬通货放入地窖。为了保密，他们造的册子上没有写什么金银珠宝，而是黄酒多少、白酒多少。除了毛主席，最清晰这批巨额资金明细的人，便是刚刚担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只是，即使在兄弟二人在中央苏区被排挤、被边缘化，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携款跑路”的想法，而是在红军最艰难时期用这些财富来解燃眉之急。红军长征时期，正是这些“秘藏”的资金发挥了巨大作用，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了“扁担上的国家银行”，由毛泽民任大队长的15大队在长征中解决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艰巨任务。最后带到陕北的金银，成为了延安时期我党重新发展经济、建立财政和货币体系的家底。毛泽民曾说过：“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1938年2月，毛泽民受中央派遣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在新疆任职期间，毛泽民强调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主张大幅度增加生产建设和文教卫生方面的经费，并同贪污现象作毫不妥协的斗争。虽然身居要职，可毛泽民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出淤泥而不染”的优良品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全部行装，只有一个旧皮箱、一个藤条包，一切衣物、书籍全部装在里面。他的一双旧毡筒靴穿了好几年，一顶旧皮帽带到新疆后，却一直不肯换新的。只可惜，毛泽民与诸多毛家亲人一样牺牲在了解放前，他将清廉勤俭、对党忠诚的原则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3临近解放时，毛主席担心党内部分同志败给“糖衣炮弹”，于是在西柏坡会议上三令五申要加强党的建设，并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深知，树立“党风”要从树立“家风”开始，自身要做好表率，无论是个人还是家人都没有任何特权。他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月时，毛泽东就收到了很多来自老家亲戚的信件，大家在信中都是一个意思，想借助他的影响力，托人安排工作，保送子女上大学。在这么多亲戚里，有两个关系最近的人，其中一个是表哥文运昌，他是毛主席的启蒙人，也是他的恩人。当年，正是有了文运昌的启发、引荐和担保，毛主席才走出韶山冲去求学，否则他恐怕一辈子都要窝在韶山冲里当一个普通农民。可以说，文运昌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很像是“砸中牛顿的苹果”在物理学上起到的作用。文运昌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毛主席母亲一脉），想让毛主席“照顾一下”。毛泽东立即写信回复：“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另一个亲戚，是杨开慧的亲哥哥、毛岸英的亲舅舅杨开智。杨开智不好意思自己开口，就通过毛岸英的表舅向三立写信，想谋得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对于这种要求，毛主席给杨开智回信，明确表示了拒绝：“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时，毛主席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在湖南毛泽东遗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一封毛主席回绝外婆家15个人请求照顾的信件，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当然，在绝不公权私用的原则下，毛主席还是体现出了足够的亲情体贴，运用自己个人财产帮助亲戚。堂弟毛泽连，因患眼疾而行动不便。于是，毛主席就让长子毛岸英陪同毛泽连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而医药费都是自己的稿费中支付的，并非公家报销。虽然是国家领导人的堂弟，但毛泽连只是韶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直到82岁逝世。如果我们查阅毛氏族谱，就会发现毛家上推五代，根本没有什么达官显贵，也没有进士举人。可以说，毛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实在是平淡无奇，没啥猛料可挖。下推后代，韶山地区直至今日依然有很多毛姓氏族的居民，他们既与毛主席有着亲戚关系，又是普普通通的人民大众。4当然，除了不为亲戚“搞特权”之外，毛主席还坚决不为故乡韶山“搞特权”，更不让自己的家庭在韶山有“特权”。韶山位于湖南湘潭，属于岳麓山的一脉。很长时间以来，韶山一直与世隔绝、消息闭塞，和中国版图上大大小小、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样普通。在过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不会有人把中国的命运与这里联系起来，来往这里的人数并不多。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就有无数人慕名前来韶山参观，来往的人数直接暴增。可是，这里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交通很不方便，直接增加了入山难度。好不容易入山了，人们又发现毛主席老家的房屋破破烂烂的，实在不利于形象宣传。考虑到未来前往参观的人数会越来越多，于是湘潭县就决定在韶山冲修一条宽敞的大路，再把毛主席老家的房子按照原样重新建一座。1950年9月，毛主席得知了消息，觉得非常不妥。当前刚刚建国，经济非常困难，很多地方比韶山冲更穷困，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怎么能先在自己的家乡修路呢？于是，他立即亲笔给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邓子恢、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和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电报：“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为此，他专门给韶山当地政府约法三章：“一不给家乡拨款，二不给家乡帮忙，三不带老家的人出来做官。”同年10月，韶山政府响应中央号召进行土地改革，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给每家每户进行阶级划分，以此依据来划分土地。可是，在给毛主席家划定土地的时候，韶山土改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却泛起了难：要不要对毛主席的家庭进行划分成份？如果要划分，那该划分为什么样的成分？他家里还有多少人需要分田？这些都是问题。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特意派次子毛岸青回到韶山，与当地负责土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并转达了明确意见：“一、家人不参与分田，家产由政府处理；二、家庭阶级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三、人民政府执法不循私情，按政策办事，人民会拥护政府。”
毛主席的意思很明确：土地政策是全国性的，对待任何家庭都要坚守原则，包括自己的家庭。得到了这样的回复，韶山土改的工作人员觉得心中的石头落了地，顺利推进了当地的土改工作。如果我们从宏观上看，就会发现建国后的这场土改运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土地制度变动，它涉及到了3亿农民、7亿亩的土地和大批生产、生活资料，这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最后，让我们回归到本文的标题——《毛主席“平天下”的秘密》，为何文章讲了这么多，依然没有涉及到“平天下”三个字呢？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言——修身，规范自己的个人作风；齐家，建立廉洁的毛家家风；治国，营造朴素的韶山乡风（古语中的“国”指的不是国家是“邦”，即一个据点、一个地区）。如此，“平天下”便可自然而然发生，这压根不是什么秘密。—— END ——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