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冬
自二战结束以来，“民主化”无疑成为国际政治领域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伴随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独立探索本国政治发展之路，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俨然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基于对战后国际民主化的观察与认识，美国学者亨廷顿将始自1974年葡萄牙、西班牙的民主改革以及随后遍及东亚、南美、东欧的一系列政治变革称为民主化的“第三波”。时至今日，第三波民主化已经过去20多年，但围绕它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息。国内有学者力图为第三波民主化辩护，以所谓的“全案例”统计来证明民主化没有加剧社会冲突，也带来了经济增长。为什么这种研究与人们的直觉或者说真实世界相距如此之远?根本问题出在评估标准上。那么，衡量其成败的具体指标有哪些?它对当下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启示又有哪些?探寻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对第三波民主化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科学的认识与评估。
一、重新定义第三波民主化及其评估标准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第三波民主化的蓬勃发展构成了战后全球民主化的又一波高潮。经过这一轮的民主化进程，全球所谓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第一次超过了“非民主国家”。根据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公布的2014年度民主指数，在纳入统计范围的167个国家或地区中，“完全民主”和“部分民主”的国家数量为76个，如果再加上39个“混合政体”国家，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达到115个，占总体国家数量的68.9%以及总人口比重的62.4%。
然而，在全球民主化突飞猛进的同时，人们却又不得不承认另一个严酷的现实，即在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中，大范围的民主“回潮”与“劣质民主”的出现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移植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在各自国家的具体环境中大多“水土不服”，其所收获的“果实”也大多是形式各异的虚假、无效甚至是劣质的民主。从抽象的价值层面而言，民主具有普世意义的一面。而一旦进入到具体的实践领域，围绕民主及其实现形式的分歧与斗争却又无处不在。可以说，面对这一民主化进程中的发展悖论，人们需要反思的已经不仅仅是民主本身，而更应该指向第三波民主化背后的评估标准及其相应的指标体系。
在开展第三波民主化的认识与评估之前，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各主要指标体系已经牢牢占据国际政治评估领域的话语霸权。在全球自由评估、民主指数等当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测评指标体系背后，体现出的正是西式自由民主的核心“软件”——竞争性选举以及更加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时至今日，在国际政治评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和绝大多数话语版面的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少数几种指标体系，它们几乎完全把持了全球范围内民主化的解释权、建议权。可以说，无论是全球自由评估中的“自由”、“部分自由”与“专制”，还是民主指数中的“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体”与“独裁政体”，其背后都难以摆脱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在其话语框架之内，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会以“民主—专制”二分法的形式被简单粗暴地贴上“专制”、“有待改善”等标签。这种片面且被严重扭曲的评估指标体系必然难以反映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的真实状况。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西式民主话语霸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重新定义相关的评估概念及其指标体系。
评估一国或地区的民主化程度与质量，绝不能仅以是否引入竞争性选举及其实施的稳定状况作为唯一标准，应结合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国家能力、治理能力及其绩效等综合性指标来加以考察。同时，在数据、指标体系的选择上，也应尽量做到全面、客观。否则，沿着既有的西式民主评估的指标体系及其分析理路，不仅难以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评估与判断，甚至还会误入歧途，最终陷入西式民主的话语陷阱难以自拔。
二、第三波民主化缓和了社会暴力冲突？
在国际民主化领域，民主化与社会暴力冲突的关系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二战结束以来，“民主和平论”在西方世界广受推崇，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而从国内因素来看，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福利化改造后，欧美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繁荣、稳定的社会表象也使得广大后发国家更加确信：西式民主就是它们在政治领域步入“现代化”的不二选择，是缓和冲突、走向社会稳定与富足的良方。从这一意义上讲，民主化被认为能够有效地缓和社会暴力冲突。
然而，从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过程来看，民主化能够促进社会稳定这一判断显然只是个“神话”。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相对贫弱的发展基础，再加上“冷战”等国际外部环境的直接影响，都使得民主化给它们带来的并非想象中的繁荣与稳定，而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衰败与社会动荡。
经历了战后第一阶段民主化的“躁动”与“回潮”之后，第三波民主化有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充分吸取教训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远非单一的线性关系所能概括。对于身处其中的国家而言，它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忽视了民主化背后一系列复杂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民主和平论”既非真理，更非历史的真实。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民主制度并没有换来相互之间的和睦相处。在确立民主制的18、19世纪，西方各国之间为争夺海外市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等所爆发的战争比比皆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英美等国甚至已经实现了初步的普选制，却依然未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见，即使在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之间，民主制也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发生，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国家制度的设计与运作框架。另一方面，从价值观念上看，民主要求在社会成员之间实现人人平等，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不均衡又导致人们在政治地位和社会财富之间难以实现真正的均等化。而从政治制度层面上看，对民主的追求又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发展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可见，对于西方民主自身而言，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观，还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民主化都未能显著制止社会暴力冲突的发生。
从具体的国家层面来看，第三波民主化在缓和社会暴力冲突方面的“绩效”也难言乐观。当然，对第三波民主化与社会暴力冲突之间关系的评估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进行，但不同方法的运用应以不影响基本结论的正确性为准则。例如，有学者就援引若干国际统计数据，并通过全案例分析方法得出结论认为，第三波民主化中社会暴力冲突加剧的国家在数量上只是少数，其比重不超过20%。这种方法显然只注意到对国家数量的统计而忽视了国家的人口规模、民族、种族以及宗教分布等与民主化关系更为密切的诸要素的具体状况。且不论数据来源的客观与否，仅对前述结论中的有关国家详加分析便可以发现，所谓的绝大多数“不冲突”国家的人口总量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所谓的少数“冲突”国家无论从人口比重，还是民族、种族以及宗教状况等方面都占据绝对多数且更具代表性。对于第三波民主化而言，我们必须对其内涵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否则，不问具体国家与民主化相关联的具体指标状况而一味追求国家的样本数量，进而通过对个别统计数据的简单采集与加总而得出某种确定性结论，这种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不严谨的。
三、第三波民主化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战结束以来，民主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经验观察上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西式民主国家如经合组织(OECD)各国普遍经济发达且人均收入较高，而绝大多数“不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东南亚等国家普遍经济落后且人均收入偏低。国际社会的这种既有的经济格局无疑有利于支持这样一种假象的成立，即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程度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战后初期，美国学者李普赛特提出“经济发展必然会促进民主化”的经验性命题，它的流行一度使人们确信经济增长对民主化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时至今日，民主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命题依然未能得到理论和经验数据上的有力支持，这一点也成为了国际民主化研究领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的到来，民主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不仅没有被西方学者进一步简化并加以证实，反而随着民主化的深入推进而变得愈发扑朔迷离。一方面，拉丁美洲一大批相对富裕国家的民主政体纷纷垮台，民主化进程遭遇严重挫折。对此，经验色彩浓厚的李普赛特命题已经开始被民主化自身的复杂性所颠覆。另一方面，对于民主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而言，第三波的到来更是将这一本就模棱两可的经验性推断彻底粉碎。以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的相关经济数据为例，通过对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或地区民主化前后的人均GDP及其增长率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必然联系。被列为“民主失败”国家的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在民主化启动后均出现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而被列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典范”的韩国、菲律宾等国反而在民主化之后一度迎来长期的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实际上，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民主化转型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民主要素即使能够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发挥某种作用，也一定是与其他诸因素相结合而产生，其自身并不具备任何决定性或先决性。
近年来，随着国际民主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的相当一部分国家而言，西式自由民主非但无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罪魁。不论是菲律宾、印尼等第三波中的老牌“民主”国家，还是乌克兰等后“颜色革命”国家，抑或是埃及等在“阿拉伯之春”中启动民主化进程的中东国家，西式民主的盲目引进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上的显著改善，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其各自固有的经济、社会、宗教等矛盾。最终，在寡头横行、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持续动荡的背景下，这些国家连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都难以为继，更何谈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
四、反思与启示
时至今日，第三波民主化已经过去20多年，但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却很难说已经盖棺论定。首先，从运动过后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上看，第三波民主化使得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非民主国家”，并且这一民主化的最大“成果”得以延续至今。然而，以自由之家为代表的西方民主评估机构并不能为民主化制定出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估标准。同时，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特征的西式自由民主也不能真实反映全球民主化运动的全貌。实际上，由西式自由民主所导致的大量的无效民主、劣质民主已经使得第三波民主化仅有的少数“成果”大打折扣。其次，在评估第三波民主化与社会暴力冲突的关系时，标准的选择至关重要。考察民主化对社会暴力冲突的影响，不能一味地在案例数量上求大求全，而应以民主化为核心，准确选择和区分不同要素的重要性，增强案例的可比性。第三，要充分认识到民主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全面、辩证地看待民主的概念及其功能界限，真正破除对“民主万能论”的迷信。
综上所述，在国际民主化运动空前发展与分化的今天，任何对民主化及其评估标准的简单化认识都已经难以科学解释愈发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亚东欧的“颜色革命”迅速褪去光环，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很快便演化为“阿拉伯之冬”，由第三波所开启的民主化的“潘多拉魔盒”早已超出了文明冲突论的解释范畴。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民主政治的深入推进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与评估第三波民主化，充分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并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无疑是未来我国在民主化研究领域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原标题：正确评估“第三波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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