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主持：马 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编辑)
对谈嘉宾：柴尚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员)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白 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中文系副教授)
1 建构“西式民主神话”向世界散播
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民主，被西方国家塑造为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观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改造、颠覆的思想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
马征：从历史上看，“民主化”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柴尚金：西方社会经历了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的古典民主，以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为代表的早期自由主义民主，以及以卢梭、托克维尔等人的思想为代表的近代民主之后，最终产生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
我认为，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有四次政党数量扩张期，相应出现了四次民主运动。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20—40年代。伴随着现代政党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主要集中在欧洲、美洲等少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民主制度在欧美国家基本建立。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时期出现的。这些国家的革命者和民主人士组织政党，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第三次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这个时期两大阵营对立，在苏联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广泛开展民族民主革命。第四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短短几年内，世界掀起一股多党制浪潮。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政党大量涌现出来，新增政党达几千个。
白钢：我对这个问题再补充几句。近代以来的“民主化”运动，在其初期是与“混合政体”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混合政体”说由亚里士多德较早提出，指一种权力由公民中所有类型的主体(君主、贵族、人民)所分享的政体形式。1642年英国内战前夕，查理一世颁发了名为《陛下对两院十九条提议的答复》的文件，宣布英格兰实行混合政体而非绝对君主制，政府分属国王、领主、平民三个阶层。这可以视作混合政体学说被现实政治力量认可的标志。它呼应着马基雅维利通过其《君主论》与《李维史论》所开启的罗马古典共和传统的复兴。
后来在欧洲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罗马式共和政体均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典范。但随着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人民主权”理论的形成与传播，民主制度逐渐被西方国家加以肯定和宣扬。
马征：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推行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
柴尚金：目前的“民主化”是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的强势反弹。这波“民主化”被一些西方学者看作“历史的终结”。美国等西方国家至今仍在世界上极力推行西式民主，试图通过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使那些“异端”国家放弃独立和尊严，永久地服从西方国家的利益。
田文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政治制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权的阶级代表性问题。当权者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统治，其内外政策和利益分配到底侧重照顾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政治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显然，越是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制度，越是好的制度。二是权力配置方式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效能越高，执行力越强，政治制度就越好。
西方目前推销的所谓现代民主，其实质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西方国家有意掩盖这一实质，使人们忽略了政权的阶级代表性问题，而更多引导人们关注权力配置方式这一次要问题。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西式民主也过多强调“一人一票”和“分权制衡”。这些主张看似增加了当权者的程序合法性，却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政府效能和国家行动能力。
当年西方国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几乎都将建立“强政府”作为谋求崛起的基本制度保障，以实现经济腾飞，其民主发展过程相当漫长。如美国黑人1965年才真正赢得投票权，瑞士妇女到1971年才获得投票权。西式民主本身存在三种矛盾：一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矛盾，二是代表性与治国能力的矛盾，三是同意和效能之间的矛盾。扩大政治参与和提高政府效能到底哪个更重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优先发展目标。目前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是头等大事。这还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以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西方国家推行的“民主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一些国家的政治权威，导致它们日益偏离经济发展目标。
白钢：19世纪以来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民主化”运动，实质上是假民主之名行混合政体之实。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大规模的社会群众运动。一方面民主在事实层面确实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与资本精英结成联盟把持国家权力，这一局面从未改变。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将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并将竞争性选举表述为民主的核心。这一理论成为西方民主观的主流。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民主，被西方国家塑造为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一切不符合这一模式的政治制度，均被冠之以“专制”之名。这种民主观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改造、颠覆的思想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这种观念将民主从“人民当家作主”扭曲为“人民选择他人作主”，将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降格为作为利益主体的选民。这就把民主简化为选主，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了民主的灵魂——人民主权。
马征：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民主化”的复杂历史大大简化，从而建构“西式民主神话”向世界散播，在推行“民主化”过程中进一步巩固西方中心论。
2 推行“民主化”手法多样多变
目前西方国家推动“民主化”往往与当地的社会运动及信息网络化相呼应，利用社交网络的“在线民主”推动“颜色革命”。“网上发酵、街头爆发”已成为西方推行“民主化”的新路径。
马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民主化”的手段有哪些?
柴尚金：冷战时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民主化”主要靠使用武力和和平演变两种方式。冷战后，和平演变逐渐成为颠覆目标国政权的主要手段。进入21世纪，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武装干涉受到普遍反对的情况下，以捍卫民主和人权为幌子，利用一切机会对所谓“另类国家”频频发动“颜色革命”，并在东欧、中亚、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得逞。它们在西亚、北非则发动“阿拉伯之春”，推翻了其认定的“不民主”政权。西方国家不仅给一些国家的反对派提供“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还给予资金援助和人员培训。
田文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民主化”的手法并不是单一的、固定的。其手段有武力干涉、文化渗透、培养亲西方的反对派等，策略更为灵活多变。一些手法更具有渗透力和隐蔽性。就拿“颜色革命”来说，与武力入侵和军事占领相比，它实质上是通过意识形态渗透颠覆别国的价值体系，从思想上俘虏对手，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缴械投降。“颜色革命”貌似“非暴力”，但这仅仅是为了瓦解政权机构的斗志，为了最终夺取政权。一旦完成政权更替，“颜色革命”便会显露出另一面：政局动荡反复、安全形势恶化、国家日趋解体。
马征：在互联网时代，西方国家推行“民主化”是不是有了更新的手法?
白钢：美国等西方国家善于利用互联网时代高度发达的信息传输条件，将偶发性的小事件急剧放大为人们高度关注的公共事件，进而迅速调动、整合反对性社会力量，掀起具有对抗特征的政治运动。这在“阿拉伯之春”中表现得很清楚。互联网极大地克服了传统意义上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弱化乃至消解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中心地位，成为超越传统媒体的更庞大、更有权力的信息中心。同时，它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制造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成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交锋的重要载体。相较于传统媒介，新型的信息传播机制对于大众舆论特别是互联网舆论的干预、影响和操控更为有力，也更为隐蔽、灵活、高效。
西方国家在世界上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利用种种手段美化乃至神化竞争性选举。它们以煽动性的宣传组织动员民众，激化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使一般性矛盾上升为对抗性矛盾，直至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造成族群乃至整个社会的撕裂，导致一些国家社会动荡，政权被颠覆。
柴尚金：西方国家为了达到推翻目标国政权的目的，会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采用新手法。目前西方国家推行“民主化”往往与当地的社会运动及信息网络化相呼应，利用社交网络的“在线民主”推动“颜色革命”。“网上发酵、街头爆发”已成为西方推行“民主化”的新路径。中东、北非国家发生动乱时，动员令都是通过网站发布和传播的，其中推特、脸谱等社交媒体“功不可没”。
3 “民主化”导致冲突不断
在很多受到西方“民主化”侵蚀的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政府执政能力下降和政治衰朽等严重“后遗症”。
马征：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如何?
柴尚金：多年来，西方“民主化”推行到哪里，哪里就灾祸不断。非洲“民主”是由西方国家一手打造的。多党制给非洲一些国家带来了政局混乱、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状况。当今叙利亚、伊拉克战火不断，中东、阿富汗等地宗教极端势力暴恐连连。大量平民生灵涂炭，数百万难民绝望挣扎。“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发生政治变动的国家移植西方民主不但没有成功案例，反而激化了本来就紧张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导致暴力和冲突不断升级。
白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化”，长于毁坏而弱于建设，多激化矛盾而少化解之道。它们以民主之后即有美好未来的许诺动员民众参与，却缺乏真实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和合理引导社会力量的能力。它们往往在颠覆某个政权后无法重建新的秩序，结果造成社会持续动荡，民众陷入了对民主政治梦想的幻灭中。这不但没有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事业，反而为各种反民主的力量以恢复秩序的名义掌握政权提供了方便。
田文林：事实表明，“民主化”使很多国家都陷入了政治衰朽状态。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就是典型例证。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建立的议会制民主，看似照顾到各派利益，实则激发了严重的教派矛盾，使伊拉克政府在重大问题上议而不决，效能大大降低。目前该国百废待兴，亟须有效治理并加强中央权威，但其政府极度孱弱，难有作为。
“阿拉伯之春”同样是反面例证。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发生动荡后，这些国家教派、部族、民族等的潜在矛盾被突显出来。一旦中央政府控制能力下降或政权垮台，必然导致教派矛盾升级、部族意识滋长、极端恐怖势力兴起等种种负面效应。没有政局的稳定，自然就没有经济发展。以埃及为例，数年来的民主转型非但未使其经济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同时，埃及旅游业也因安全形势恶化而明显下滑，游客骤减。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实行“民主化”。其中比较富裕的只有20多个国家，其余国家仍然处于落后和贫穷状态。没有哪个国家因实行了“民主化”而变得富裕强大起来。在很多受到西方“民主化”侵蚀的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政府执政能力下降和政治衰朽等严重“后遗症”。
马征：目前来看，不仅西式民主的对外推销陷入了重重困境，就连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问题不断，几位老师对此怎么看?
柴尚金：有一个美国人写了本《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的书，分析了美国金钱政治和选举民主的弊端，认为不能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民主政治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选举政治的弊端导致选民特别是青年选民对政治冷漠。民众对政府信心急速下降，对竞选活动更加消极。竞选广告越来越与现实脱节，竞选成了游戏。这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选民也越来越痛恨政治，对选举和政府更加不满。
白钢：在美国内部，“民主”主要是通过竞争性选举的形式开展的。这种颇具狂欢性和娱乐性的活动将民主蜕化为一种大众快餐式的消费品，将具有政治主体性的“人民”物化为消费意义上的“大众”。
田文林：近些年来，西方民主质量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欧洲，明显出现了民主衰落的倾向。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目前欧洲政党加速衰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政党在过去几年里总共流失150多万党员。英国选民入党比例不足1%。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创1979年以来新低。在欧洲之外，日本有84%的民众表示对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美国的民主政治深受“金钱民主”困扰，日渐失去原有的威望和效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曾感叹，“我们的政治运转失常”。甚至连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承认，“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丑态百出，更使美式民主声誉尽失。
柴尚金：我再举一个例子。“政治分肥”是西方选举政治的潜规则。在选举中得到捐助的政党及其候选人，上台后自然会“投桃报李”，捐者得官成为常态。例如，奥巴马在2009年出任总统后，委派32名在竞选中为其效力的赞助者出任美驻外大使，然而这些大使都没有外交官经历或经验。这种赤裸裸的“政治分肥”，表明西式民主问题严重。
4 “民主化”背后的资本逐利
西式民主是资本主导的经济—金融体系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延展。对于这种民主的宣扬推广，总是与接受或融入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金融体系结合在一起的。
马征：既然西式民主内外交困，美国等西方国家还要在全世界强行推动所谓“民主化”，其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柴尚金：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将自己的民主制度视为“普世价值”，希望它一统世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化”策略，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坚持的对外战略，短期内不会改变。尽管多党制民主弊端丛生，但西方国家仍充满自信，不愿对其政策进行调整。
冷战结束后，美国急不可耐地要在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9•11”事件成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和机会。美国“反恐”重点直指中东，不失时机地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宣称唯有“民主化”才能消除中东“反美恐怖主义”。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发的“阿拉伯之春”成为西方国家推行中东“民主化”、扶植亲西方力量的主要途径。它们还以民主失范、选举不公为借口，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所谓“极权国家”的“颜色革命”攻势，大肆干涉别国内政。这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霸权的面目。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敌视社会主义的本性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表现得更为露骨。它们加大对越南、老挝的舆论攻势和文化渗透，鼓动“持不同政见者”起来闹事，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白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运动，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配合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而大规模推向世界的。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内部均受到严重质疑。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加速失效。这种情势下的美国仍然极力推动“民主化”，试图利用其文化霸权延缓、挽救其整体衰落趋势，在综合实力显著下降的大背景下维系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先地位。这种“民主化”所带来的后果往往超出其掌控，既加剧了相关地区的动荡失衡，也逐渐失去了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
随着此类“民主化”运动不断导致社会恶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种将民主等同于选主、将选举等同于竞争性选举、将西式民主视作人类唯一选择的话语体系。对于这种话语体系的反思要深入下去。我们不但需要反思此类政治话语得以生成的历史境遇和现实条件，更要反思其经济基础：西式民主是资本主导的经济—金融体系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延展。对于这种民主的宣扬推广，总是与接受或融入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金融体系结合在一起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福山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的“胜利”表述为“历史的终结”。
马征：面对西方国家推行的“民主化”，我们应该怎么办?
白钢：我们既要认识到这种“民主化”背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的相对强势地位，又要看到支撑这种强势地位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整体实力的持续衰落。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想从根本上超越这套话语体系及其现实影响，就需要严肃地思考：人类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之外，是否还拥有其他的生活可能性?这也正是中国道路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意义。
柴尚金：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当下，非西方的民主模式开始为世人所认识和接受。拉美左翼提倡广大民众参与国家管理，以参与民主替代西方选举民主。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如果说中国经济崛起是奇迹，那中国民主发展更是奇迹。随着西式民主的“神圣光环”开始黯然失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吸引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它们认为中国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田文林：列宁曾说过，“在市场上叫卖得最凶的人，往往是想把最糟糕的货物推销出去的商贩”。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声誉越来越差，但它们凭借话语权优势，仍将这种“政治次品”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在世界上到处推销。从理论上说，西方大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不希望其他国家赶上或超过自己。越是那些能够实现国家富强的好东西，如工业化、高技术等，西方大国看得越紧，藏得越严。但它们唯独对“民主”这个东西态度例外。如果它们的“民主”真的是富国之策，西方国家怎么会不遗余力地到处推销?
发展中国家必须时刻警惕西方推行的“民主化”。首先要确保不丧失政府的有效性，同时还要充分彰显人民性。唯有与多数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实现富国强民，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西方推行的那种以导致国家衰落为代价的“民主化”，千万不能要。
马征：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论述。对于中国来说，当下意识形态的交锋更为复杂多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推行“民主化”的危害和实质，坚定“四个自信”，走好自己的道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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