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则虐童的新闻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上海携程亲子园工作人员给幼儿喂芥末、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幼师给幼儿扎针，这两个事件先后引爆舆论。
实际上，这类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非货币性福利的缺位已经暴露出极大的弊病。然而，一些浸淫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仍在呼吁：
如果取消政府管制、全面放开早教市场，那么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市场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一切都交给市场，我国东南海岛和西藏的许多村庄或许就永远没有电、没有手机信号。
文 | 徐实 瞭望智库特约国际观察员
“非货币性福利”的瓦解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为什么我们很少听说早教机构虐童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城市里，几乎所有的早教机构都是非营利性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非货币性福利”：稍有规模的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早教机构，收费非常低廉，一般在每月10元以下。
并且，由于早教机构的服务对象都是本单位的职工，幼教老师平时的工作很尽职尽责——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她们没有理由去得罪朝夕相处的同事，更不用说去虐待他们的孩子。
然而，随着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单位办社会”的模式被瓦解。大量非营利性早教机构灰飞烟灭，只有少量党政机关幼儿园存活下来。
此后，呈现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公立早教机构质量虽高，却供不应求，以致许多父母只能求诸私营机构。
然而，私营早教机构聘用幼教老师，大多不设定学历要求，也不需要提供教师资格证。近期出事的携程亲子园和红黄蓝幼儿园都是私营早教机构，后者的收费甚至不低。
对比今昔就会发现差距：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许多企事业单位的女职工虽然享有很长的带薪产假，但很多人不等休满产假就回来上班;
而现在的女性职员，就算有6个月的产假都觉得不够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有非货币性福利的有力支持——几个月的幼儿可以放在单位的托儿所，再大一些可以上单位的幼儿园，女职工下班后直接把孩子接回家就行了。
设置这种非货币性福利的初衷，就是支持职业女性在工作岗位上创造更多的价值。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货币性收入不断增加，但是，城市工薪族却并不觉得手头宽裕。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城市里的双职工家庭往往出手阔绰，就算把每个月的工资花掉90%，照样开开心心——不用还房贷，养孩子成本很低，所以收入大可用于个人消费。
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城市工薪族的货币性收入远远超过30年前，但是大多数人都深感“钱不够花”——在私营早教机构，5000元/月的价格还不能购买到当年10元/月的服务水平，工薪族还敢随便花钱吗?
当非货币性福利瓦解、人情被冷冰冰的利益关系所取代时，很多龌龊的东西就开始发酵。
美国“早教市场化”的教训
西方的经济理论否认非货币性福利的合理性。回到历史中看事物的本质，非货币性福利恰恰是对普通群众非常重要的东西。某些被西方经济学“洗脑”的观点，囫囵地将非货币性福利说成是“计划经济的包袱”，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
在这些观点看来，早教机构每月5000元以上的高额收费拉动了GDP增长。但至于普通群众的实际生活质量如何、有没有安全感和尊严，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即便非货币性福利的缺位已经暴露出极大的弊病，他们还是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如果取消政府管制、全面放开早教市场，那么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这种观点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起码的常识——美国的早教市场是完全市场化的，没有事业单位也没有公有制经济，看看美国的现状不就能说明问题了吗?
美国女性的法定权利是比较糟糕的，美国联邦层面的法律不保障带薪产假，只有12周的无薪产假。
美国的早教机构都是营利性的，收费水平相当高。
在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居住的社区，1-3岁幼儿的全日托价格约为每月1500美元到1900美元;3-5岁幼儿可能稍便宜一点，也在每月1300美元到1700美元之间。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假如一个职业女性税前年薪为4.5万美元(有名牌大学硕士学历的女性差不多能达到这个收入水平)，按照美国加州的税率推算，她每月的税后收入是3078美元(这还建立在没有往养老账户里存钱的基础上)。
据此推算，光是一个小孩的日托费用，就吃掉了母亲税后收入的一半;如果这母亲有两个小孩，那么所有的税后收入都得用来支付托儿所的服务费，母亲一年给自己添几件衣服行头恐怕都困难。
既然如此，母亲还不如直接辞职、全职在家带娃，这样反倒省些钱。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许多美国女性如果没法拿到特别高的薪水，宁可选择一段时间内在家带娃。这导致美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低于中国。
美国名牌大学每年的学费普遍超过4.5万美元，而美国户均收入(税前)仅为5.6万美元。
也就是说，全家的税后收入还不够支付一个孩子在名牌大学里的学费。把社会服务完全放给市场，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机会都要用钱来购买。
这样的社会，是13亿中国人民想要的吗?
不要盲目崇拜“市场机制”
由于非货币性福利的缺位，类似的现象也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
笔者两位昔日的女同学都在上海，一位曾在外企做到部门领导，另一位在券商摸爬滚打八九年，都算是比较优秀的高知女性。她们本来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创造更多的价值，却因为找不到性价比高又靠谱的早教机构，近一两年，不得不放弃大好前途，在家照顾孩子。
长此以往，优秀的女干部、女性高管、女科学家的成长都会成问题。对社会来说，这显然是巨大的损失。
要否定一种事物，就必须提供更好的替代品。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办社会”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因素，给许多国有企业带来了经济负担。因此，将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职能从国企剥离出来，促使国企轻装上阵、获得重生，对于发展公有制经济确实是好事。
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非货币性福利瓦解之后，却并未出现理想的替代品。
放手把社会服务完全交给市场，就能完全取代非货币性福利吗?实践给出的答案恰恰是否定的。
在一定程度上，非货币性福利强调平等。例如，从前由单位开办的早教机构为本单位所有职工及家属平等服务。
市场机制讲究的是“价高者得”——出价最高者吃肉，次者喝汤，其他人能不能见到骨头渣都难说。
于是，在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私营早教机构、私立学校纷纷成为业主疯狂敛财的“摇钱树”。
学费一涨再涨，广大城市工薪家庭不堪重负。说句不太好听的实话，如果完全没有非货币性福利，只要你的个人收入仍是劳动收入、而不是资本利得等财产性收入，就不可能购买到所有高质量的社会服务。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指的是在非公共物品的领域内按市场规律办事。智能手机和卫生纸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不需要政府参与也能运作得很好。但是，国家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明确界定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更不值得盲目崇拜。
如果一切都交给市场，我国东南海岛和西藏的许多村庄就应该永远没有电、没有手机信号。这显然违背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以及“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基本福祉的公共物品，不应该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作狗皮膏药到处乱贴，是对人民和历史的不负责任。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来认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市场机制会自发产生两极分化。
高度重视并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非货币性福利，把建设非货币性福利提升到“解放生产力”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来认识，正是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如果早教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都不发达，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劳动者就不得不将自身的大量时间用于照顾家人，这不仅给家庭内部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还会降低社会的劳动参与率。
2011年以后中国劳动人口呈现出连续下降的趋势，而且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老龄化。如果不及时解决建设非货币性福利、社会化抚养/供养的问题，家庭负担造成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将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求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又要求增加新的有效供给，这当然涉及劳动力的转移，建设非货币性福利恰恰有助于吸纳大量劳动力，并且创造人民群众亟需的公共物品供给。
如果按照日本的“幼教：幼儿”比例建设早教机构，并且按照日本的“老人：护工”比例建设养老服务机构，在我国能够创造1000万以上就业岗位。
社会化抚养要有“新思路”
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格局下，建设非货币性福利、社会化抚养/供养也要有新思路，毕竟不可能再回到“单位办社会”的模式去。
新思路应体现以下基本要点：
第一，宏观上，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财政转移支付。
如前文所述，社会化抚养/供养的初衷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唯有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社会化抚养/供养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本质上说，这是用财政转移支付来换取全社会范围内更大的经济回报，现在花钱是为了增加未来的税收。
第二，微观上，采取企业化、科学化管理。
社会化抚养/供养机构可以放在企业框架下管理，因为非营利性国企已有大量先例。例如各大城市的公交集团基本上都是非营利性国企，虽然有经营性收入，但是也接受财政补贴，并不以营利为目的。
企业化管理的好处在于，避开了从前事业单位的编制限制和管理责任不明确等问题，执行力要好得多。
第三，设立职业准入机制，积极培养配套人才。
私营早教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之所以问题频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乎没有职业准入机制，而且人员流动性极大，内部管理混乱，不出事才叫奇怪。因此，建立职业准入机制、完善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势在必行。
但是，光建立“门槛”还不够，要积极配套相关的职业培训和人才培养，才能保证迈过“门槛”的从业人员能够满足社会需求。
第四，为从业人员设置合理待遇。
近期这些负面新闻暴露出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的问题。但是，客观地说，这是私营早教机构的管理方式造成的。某些私营早教机构动辄收取每月3000元到5000元到学费，可是给幼教老师开出的月薪也就2000元出头。这个收入水平在任何二线城市都不可能维持体面的生活，更不用说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了。
在如此严重的剥削下，幼教老师毫无安全感和归属感，更不可能有多少工作积极性。所以，要想把社会化抚养/供养真正办好，那就必须保证从业人员获得与劳动价值相称的收入。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企会比私企做得更好。
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希望孩子们的不幸能够让全社会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这正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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