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明清中国蕴含的内在活力，这是现代化在中国落实的历史基础。这种内在活力促使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抗争、追赶西方列强，使得中国对西方文明成果较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更有鉴别力。
约从18世纪晚期开始，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的评价整体转低。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中国看作一个“无历史”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依然流行“明清中国社会停滞论”，认为如果没有西方介入，中国很难发生根本变化，不具备与现代化接轨的内在活力，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模仿西方模式乃至“全盘西化”。自晚清以来，国内也有不少人持类似观点。
那么，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明清时期就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意义吗？就只能是一个被全盘抛弃的历史负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下文在中西比较视野下，从国家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思想观念变动这三条线索出发，重新审视明清中国是否停滞。治国理政能力有所提升
以往的历史叙述多以西欧各国为参照，赋予明清中国僵化、落后的形象，认为明清时期政治制度缺乏基本活力。事实上，这种认识只是泛泛而谈的印象而已。
首先，明清官僚政治并非全无是处，更不是远远落后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明清中国官僚政治虽有各种弊端，但较少出现失控状态，处于中国历史上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相比之下，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才进入世俗化国家阶段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就是君主权力的大肆扩展。按照欧洲史学界的权威看法，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西欧各国“普遍接受不同程度的君主专制政体”，更有甚者，“君主不受任何权威的限制，不归任何个人或机构负责”。换言之，当时西欧并未建立对封建专制王权具有一定约束作用的文官政治机制。
其次，黄仁宇曾指责明清中国的财政机制是“倒退”的，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表明，白银货币化的强劲趋势，“深刻影响了明朝财政和税收的货币化”，进而引发制度的“重组和更新”，促使明代财政机制在成化、弘治以后出现重大变化，突破了明初确立的体制。清代财政机制同样不能被简单地斥为僵化和低效。清初便大力吸取明代一条鞭法的经验，并使之更加完善。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尤其是“耗羡归公”政策，既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薪给，又集中了政府的征税权，推进了吏治整顿。
而与明清中国相比，西欧的财政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并未显示出优越性。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欧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财政安排都混乱不堪”。18世纪末，“欧洲人口最多最富饶的国家之一法国的国王的极坏信誉，引起了一场财政危机，导致了王室的垮台”。无疑，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欧洲财政之落后。
最后，明清中国的民生体系建设达到一个新高度。嘉靖朝以后的荒政，表现出日益显著的社会化倾向。其一，地方官府和当地士绅达成合作，建起以小区域社区赈济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救荒机制。其二，随着预备仓系统的日渐瓦解，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越来越积极地推动社仓和义仓的建设。明清易代之后，实现空前大一统的清朝采取以“大政府”推动“大荒政”的建设思路。通过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的努力，清朝建立一个以常平仓、社仓和义仓为核心的备荒仓储体系，常年储粮在三四千万石以上。另外，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国家在救灾方面投入甚多，救荒体系有效运行，有力保障了社会稳定。
与明清中国相比，18世纪初以前的西欧各国并未建起更为完善的社会救济机制，频繁发生的饥荒证明当时的救荒能力十分有限。直到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的突破才使得西欧各国基本摆脱了饥荒的制约。经济社会继续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长期被视为传统经济的发展末期。尽管学界曾热烈探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萌芽相当微弱，并未造成中国传统经济的根本性变动。实际上，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过多关注生产关系的一面，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研究得并不充分。另有一些研究虽然认可明清中国经济成长发展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在同时期世界经济体系中相对积极的表现，从而未能对明清中国的经济成长给出更为客观的定位。从市场经济发展、早期工业化和对外贸易三个视角，可以看出明清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有突出表现。
关于明清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吴承明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与西欧一样，“中国市场和商业的重大变革也是始于16世纪”，故而“用市场和商业研究现代化因素，符合这个时期需求牵动生产的历史”。许檀进一步论述了明清中国的“市场网络体系”面相，强调“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事实上，从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视角观察，明清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更值得重视。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市场经济并不比中国更为发达和完善，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大陆的市场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原有的贸易模式难以维系。而17世纪下半叶，占据欧陆霸权的法国，始终难以克服“运输缓慢、运费高昂以及在国内运送的货物不得不缴纳厘金所造成的障碍”。可以说，市场机制的短板，是造成法国在工商业领域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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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清代宫廷画家徐扬所绘《姑苏繁华图》局部，描绘了乾隆时期苏州商业发达的景象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由于明清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后人对当时非农产业的发展有所轻视，进而造成明清中国经济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印象。这只是一种经不起检验的印象。国际经济史学界的研究表明，英国在18世纪前便已存在的“原始工业化”所奠定的基础，有力推进了工业革命。而与英国的“原始工业化”相比，明清时期出现在江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并不逊色。更重要的是，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发生，还是中国传统经济突破自然经济体系，从而在整体上发生质变的重要标志。另外，欧洲大陆其实是更恰当的与明清中国经济发展作比较的对象，它同样没有自行发生工业革命，而且直到18世纪，欧洲大陆的工业化发展并不比中国更具优势。
多年以来，海禁、迁海及一口通商等事实，成为指认明清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证明。还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约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即明中后期至清前中期，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由先进沦为落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压制和垄断。然而，诸多研究表明，明清政府限制外贸的政策不是始终如一的，其对外贸的实际影响不能被过分夸大。明清易代的剧变，不仅并未阻遏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而且也未降低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视程度。无论是对明清中国，还是对欧洲各主要国家来说，双方的外贸关系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仅仅从对某些政策的解读出发，就断言明清中国的对外贸易水平陷入停滞乃至倒退状态，失之偏颇。思想观念仍有活力
在以往历史书写中，明清时期往往被认为是思想观念最为沉闷的时代。造成这种印象，首先在于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难以撼动。明清两朝都将程朱理学奉为实施统治的指导思想，从而造成其思想阐释日趋狭隘和僵化，终至陈陈相因。其次，这种沉闷印象来自明清时期的文化高压政策。明清两代都制造过大规模文字狱，在因言获罪的氛围之下，思想观念的自由表达和探索确实受到极大限制。最后，这种沉闷印象还来自与西方世界的对照。通常以为，欧洲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被打破，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成为西欧各国在18世纪以后领先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果然没有演化出能够跟上世界潮流的思想观念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一，启蒙思想并非西欧所独有。从明后期到清前期，反思和批判传统道学、君权神圣的思潮和话语源源不断，成为一股相当显著的潮流。虽然这股潮流并未引发社会革命，但它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其二，认为明清中国学术思想殊少突破的看法，其判断标准是近代西方式“学术与政治”的一般演变特征。实际上，阳明学的兴起、汉宋之争等现象的背后，是明清中国学术思想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动向。具体而言，就是学术民间化、多元化及专业化等趋势的发展，使明清中国的学术走向与前代有了根本区别。其三，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经世思想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与玄想，强调学术研究应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明确表达了希望进行社会改革的学术政治见解。正是这股以关注社会现实为主体的经世思潮，构成中国社会内部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长久动力。就此而言，明清中国并未丧失思想观念的内在活力，决不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一块洼地。
总而言之，明清中国并非停滞不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仍然按照自身历史的发展特点和轨迹不断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关系的运动变化，推动着当时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上文列举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都是这一内在运动的外化表现。与同时期的欧洲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和法国相比，明清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落后，其政治经济领域的若干重要方面还处于领先位置。导致中国在19世纪落后于西欧的原因很复杂，并非17—18世纪的中国缺乏活力。
应该说，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明清中国蕴含的内在活力，这是现代化在中国落实的历史基础。这种内在活力促使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抗争、追赶西方列强，使得中国对西方文明成果较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更有鉴别力。如果忽视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何以不能走“全盘西化”道路，更无法解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驱动力究竟何在。当代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从根本上撼动了18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从这一历史视野出发，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1期发布时间：2023-08-0209: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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