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具有十分强烈而鲜明的问题意识、对策意识、未来意识和全球意识，内涵丰富，意蕴深厚，既高瞻远瞩又语重心长，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鉴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中的一条，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就格外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处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核心地位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站位高度，实质上是弘扬生态文化、发展生态政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保障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推进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等的有机统一。需要从牢固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所蕴涵的生态文化的站位高度、生态环境是直接关联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直接关联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的生态政治的站位高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站位高度、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石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的站位高度、在美丽中国建设与地球美好家园建设紧密结合中推进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的站位高度等方面全面把握其深厚意蕴，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切实予以贯彻执行。一、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化站位高度予以领悟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科学地厘清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对象性、功能性的互动互促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决不是一种不平等、相互损害、相互敌对的关系，更不是工业革命推动的西方现代化所模塑的那种改造与被改造、掠夺与被掠夺、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互益和共存共荣的亲密伙伴关系，体现了要从弘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化价值观的站位高度，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自觉地更新传统上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主客两分理念，纠正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和实践中的偏颇失误，从端正和确立科学的生态文化价值观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中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格局。
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人和人类社会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活动，必须时时刻刻摆正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必须时时刻刻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这样才能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模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整体性高质量发展，确保稳健持久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指导，在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我国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个科学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以问题为导向，客观如实地分析了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突出、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等一系列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突出问题，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高度提出了要通过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战略的科学定位。这是一个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和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永续发展的重大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导，科学理念发挥着引领实践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巨大功能。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首先要通过解决理念问题而在全社会倡导、培植和弘扬科学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切实做到“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是最为首要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牢固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有机系统，有着十分丰富多样的内容，由生态物质文化价值观、生态制度文化价值观、生态观念（或理念）文化价值观等组成。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生态文化观念在生态文化价值观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统领作用。
在全社会倡导、弘扬以及牢固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就要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核心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习近平概括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主要要点。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界对于人类而言始终具有第一性或先在性。自然界可以不依赖人类而存在，而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存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既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又是人类生产资料的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条件，这是人与自然必须构建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根据。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是在同自然的互动关系中生产、生活、发展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人类如果善待自然，自然也会慷慨地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这是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生的重要内容。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鉴于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然是所有生命之母，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生命共同体。两者关系是双向互动和互益的关系，人类之所以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说到底也是为了人类自身利益和永续发展。人类对自然充满恶意，恣意地破坏自然和掠夺自然资源，既是对自然的犯罪，又得罪了人类自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匮乏、社会危机等，人类的敌人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自己，这是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生的重要理由和主要目的。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要义。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概念，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向国际社会提出要大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倡议。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鉴于人与自然关系理念特别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坚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战略理念，就必须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特别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一方面要坚决摒弃长期奉行的“人是自然的主人”“人为自然立法”“人定胜天”等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过度膨胀而轻蔑自然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摒弃“人臣服于自然”“人是自然的奴隶”“自然支配人”等过分夸大人的受动性、消极无为的观点。要始终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自然是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为指导，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等各执一端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误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健康持续发展。二、从生态环境和政治紧密相关的生态政治站位高度予以领悟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站位高度，体现了将生态环境与执政党的使命宗旨以及民生福祉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的站位高度，要求我们从生态和政治紧密相关的生态政治观的站位高度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增强生态政治意识，提高生态政治站位，从讲政治和重民生的高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一种生态政治世界观和生态政治方法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只是一种单一的关系，从深层次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折射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并不只是追求自然界风调雨顺、无灾无难，还涉及政治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重大政治问题。自然界不给人类带来灾难，虽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表现，但并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部内容。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始终存在的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一样，既表现为由各种要素所构成并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有机系统，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交互影响，生态问题会表现为和引发出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古人所希冀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的理想，十分生动形象地道出了自然生态与社会政治以及民生福祉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一种朴素的生态政治观，说明“国泰民安”这种政治格局的形成、民生福祉的获得、社会和谐的景象都是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紧密关联的，也只有自然界风调雨顺了，才能出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的社会和谐、民生幸福与政治稳定的状态。在现代社会，由于自然环境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生态政治化和政治生态化的双向运行趋向也越来越突出。鉴于生态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因此，生态环境会成为反映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反映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而生态问题作为关联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实质上也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多次强调，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看作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将人民利益始终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就是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自身的任何特殊利益，始终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从政治高度上看，是党的执政为民、造福于民的使命宗旨所决定的，是民意，也是民生。习近平曾针对以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尖锐地指出：“我国雾霾天气、一些地区饮水安全和土壤重金属含量过高等严重污染问题集中暴露，社会反映强烈……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人民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深恶痛绝，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问题，“社会反映十分强烈，这既是环境问题，也是重大民生问题，发展下去也必然是重大政治问题”。为此，必须从生态政治的站位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以对人民负责的政治态度认真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策意识结合起来指出：“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气力扭转。”这表现出从生态政治的高度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眼光，也表达了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坚强决心。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从生态政治的视野和站位高度阐述了生态环境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要求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会引发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问题和重大民生问题，处理不好这些问题，会动摇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引发一系列难以处理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影响，阻滞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指出：“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一旦出现生态环境问题导致党群关系紧张以及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就会造成生态风险和政治风险以及其他各类风险交织并存，出现难以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就是要从生态政治的站位高度，将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原则、政治纪律融入人们可直接感知和体验的生态环境问题上，使人们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不局限于单纯的生态环境领域、经济技术领域，而是将其与重大政治问题和重大民生问题紧密地关联起来加以认识，将推进生态治理和解决环境污染与实现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紧密联系起来，促使以往一直具有较大抽象性、空泛性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内容、政治要求等能够具体化、具象化，能够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充分而具体地彰显出来，也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要求能够成为执政党自觉履行自身使命宗旨的实际行动，能够成为切实地为人民维护环境权益，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重大政治诉求，也能够成为在实践中必须以认真的政治态度加以完成的一项艰巨而重大的政治任务。三、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站位高度予以领悟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就是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理念、发展方式而对中国式现代化全新定位的站位高度谋划发展，即如何走好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的整体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我国现代化实践的一个重大创新理念，是对人类现代化发展正确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方向的科学擘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价值诉求和重要价值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的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在充分考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以实现现代化的价值，这本应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的美好结果。然而，人类历史上几百年的西方现代化进程由于背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重大理念而将地球弄得伤痕累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弄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西方现代化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但是，这种现代化是建立在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基础上的，只是坚持物的尺度而不坚持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结合起来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为了财富高速增长而剥夺、削弱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上的，只是坚持经济理性而不坚持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结合起来的现代化；是建立在财富占有不公正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只是坚持效率而不坚持将效率与社会公正、共同富裕结合起来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只谋求当代人的福祉而不考虑子孙后代福祉基础上的，只是坚持代内价值而不坚持将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结合起来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只考虑自身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区域利益而不考虑全球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的，只是坚持局部利益而不坚持将局部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结合起来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不惜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资源，不惜将物的价值置于人的价值之上，以忽视和牺牲工人阶级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代价发展生产力，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空前紧张，带来了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类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以及工人阶级的生存危机，形成现代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德国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深刻地指出：“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于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这种以物的价值代替人的价值、只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不考虑自然条件、只是为了谋求当代人特别当代少数人的利益而不顾及后代人的利益的所谓生产力，马克思通过对其进行深刻批判而破除了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难道资产者、工厂主关心工人发展他们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使他们像人一样从事活动因而同时发展人的本性吗？”马克思一方面强调，发展生产力必须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强调发展生产力必须考虑自然条件，即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程度，否则，生产力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他指出：“直接生产者，第一，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第二，他的劳动的自然条件，从而首先是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自然条件，必须有足够的肥力，一句话，就是他的自然劳动生产率足以使他在满足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所必需的劳动之外，有可能从事剩余劳动。”
西方围绕资本不断增殖和财富不断增长而推进的现代化，不断激化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由此引发的诸多风险反过来成了现代化发展的巨大阻碍。如何对待、协调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前景、前进方向以及价值实现程度。西方现代化的教训告诉人们，任何无视和任意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的现代化，都必然会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带来交织频发的重大风险和巨大灾难。许多有识之士针对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提出了“现代化的悖论”“现代化的灾难”“现代化的陷阱”“现代化的终结”等质疑和否定的观点，同时又提出了“超越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绿色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后现代化”“再现代化”等主张，这些都是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试图超越传统现代化而走向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系列救赎主张。然而，由于他们并不想使无产阶级成为超越传统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并不想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这些所谓新型现代化的主张尽管有着许多合理之处，却往往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要谋划的就是如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一条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相结合、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增长相结合、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结合、将当代人的福祉与子孙后代人的福祉密切结合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此，必须运用自然和人文的眼光对现代化作出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不能将现代化仅仅归结为发展生产力而否定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不能将现代化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立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要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推动现代化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价值导向推动实现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和生态环境优化双向运行；要以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产、绿色科技、绿色产品、绿色消费促进我国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基础上实现整体性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要注重环境污染防治的实效性，积极稳妥如期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大力构建将资源环境人口结合起来，达到发展始终处于安全状态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人口优质均衡型社会、生态安全保障型社会，通过绿色发展全面地迈向以美丽经济、美丽科技、美丽人文、美丽城乡、美丽山河为鲜明标志的绿色经济社会即生态文明社会，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营造清洁美丽舒适宜居的环境，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四、从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的站位高度予以领悟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科学命题和基本要求，鲜明地突出了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中保障生态安全和人的生命安全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然界生态安全的双向生成、双向促进所形成的大安全状态，体现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然界生态安全在相互关联之中呈现出的生命和生态一体化的整体性安全状态。从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和第一性的高度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出了生态安全在人的生命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格局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中，生态安全并不是一种单一意义上的“生态”的安全，而是自然生态安全和人的生命安全一体化构成的安全，是事关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的总体性安全。“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要谋划的就是一种将狭义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安全与广义的有关国家总体性安全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人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结合起来实现一体化建构的安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早在1989年就提出：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类的生活、身心健康、安全、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以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稳定状态，这种稳定状态实质上是一个由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等组成的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生态安全既体现为生态系统能够保持自身完整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能持续满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体现为能够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态服务，从而确保人的生态权益的实现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中，水安全、食物安全、资源安全、空气安全构成最为基础性的一种安全保障，自然界清洁的水、干净的空气、富饶的土壤、放心的食物、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结构、丰富多彩的生命和健全的生命维持系统等要素，都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生态安全是保障人权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生态安全指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具体而言，生态安全涉及人类居住环境、土壤、饮用水、食品、空气、声音等关联人类生态权益实现的要素的安全保障程度。生态安全必然要求全社会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不断地提高有效应对和解决生态灾难、生态风险、生态危机的能力和水平，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地提升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保障程度。
生态安全作为一种最为基础性的底线安全，又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诸多领域，因此，生态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就处于最为基础性的地位，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缺乏生态安全这块坚固基石，必定会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可怕局面。美国生态安全专家诺曼·迈尔斯在《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一书中认为，与传统安全的保障主要依赖于军队、坦克、炸弹和导弹之类军事力量不同，现代的安全则愈来愈多地包括作为人类物质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如土壤、水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他指出：“假如这些基础退化，国家的经济基础最终将衰退，它的社会组织会蜕变，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冲突，或是一个国家内部发生骚乱和造反，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敌对。”“从这一个或那一个角度看，每一个环境因素可以成为经济混乱、社会紧张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随着“自然问题处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种种生态不安全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经济破坏、政治对抗和社会紧张等，由此会引发从国内到国际的紧张局势，生态安全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的生命安全。生态环境恶化、耕地减少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就会催生“生态难民”“生态贫民”和“生态暴民”，必定会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人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无法得到保障。
针对因人与自然不和谐而不断地导致生态灾难和生态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社会风险、生命风险等各类风险的现代风险社会，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有机融合”，“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十部分，紧接着这一部分的第十一部分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两部分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推进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予以系统阐述，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也体现了将生态安全当作国家总体安全之坚固基石的战略构想。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价值诉求，就是要在以生态安全确保国家总体安全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明，人与自然作为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实质上也是人与自然在和谐共生中所形成的安全状态下的共同体。这种生命共同体是在人与自然双向生成和双向建构中形成的共同体。凡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就是生态安全的发展，凡是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就是生态不安全的发展，而生态不安全的发展必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安全作为一种新安全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多次强调，我国要大力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并为促进全球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指出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因此，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文明，也体现为人类在生态安全状态下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五、从推进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的站位高度予以领悟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既是站在国内通过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发展战略的高度，又是站在国际推进全球生态合作治理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的人类共同发展战略高度，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肩负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战略高度。这是将美丽中国建设与推进地球美好家园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战略高度，昭示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以胸怀世界的宽广视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在“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一科学论断中，“人”和“自然”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处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人，在属性上是作为个体、群体和共同体辩证统一的人；与人发生对象性、功能性关系的自然，则是人类共同生活着的地球家园。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人，既是个体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和类存在物，脱离社会关系的、作为完全单独的个体的人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摒弃人类所普遍具有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而存在的个体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人在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关系中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地确证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因此，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人，又是类存在物，即是人类共同体的存在物。处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的人，就是一种将个体、群体和共同体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人。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必须将个体自觉地融入群体，将个体和群体自觉地融入共同体，将作为单独存在的“我”自觉地融入作为人类这个共同体而存在的“我们”，将有着特殊性利益的“人”自觉地融入具有普适性利益的“人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就是人在与自然所构成的对象性、功能性关系中达到的一种自由状态。当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是不断地从可能性走向现实性的状态，人获得类本质和走向共同体状态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有聚集全人类力量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才能使处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不断提升，使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家园变得越来越美好。只有如此，才能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时指出：人的本质的全面性和人的自由的获得路径只有建立在“真正的共同体”基础上，“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由此可见，大力构建以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为目标而形成并促进反映人的类本质和类主体的共同体发展的人，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的人。
而与人构成生命共同体关系的自然，是全球共有共用共建共享的大自然。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已经到来，人类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处一个地球村、共享一个安全梦的情景已经成为客观现实。当今世界，以气候变化异常、大气污染严重、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加剧、淡水短缺普遍化、温室效应显著等为主要特征的生态风险、生态危机、自然灾难，已经成为一种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规避的全球性风险、全球性危机、全球性灾难。在此态势下，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病毒危机等交织并存对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构成巨大挑战。联合国早前发布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指出，全世界在过去几十年里，水资源、煤炭资源、森林资源等自然资源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45年以来开垦的农田比18、19两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过度的农耕造成土壤贫瘠；环境污染导致海洋出现了“无生命区”，地球气候出现了异常变化。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等各类安全已经形成一种共存、互促、同构和共享的关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就是要谋划如何不断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将其转化为实践，为此，就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命”看作一种包含着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宏大之“命”，而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运”看作一个不仅指影响人类之命的机遇，而且是人类生命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人类生命和人类生态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宏大的命运共同体。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反映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构建将美丽中国建设与地球美好家园建设有机统一的一种超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新型价值理念。针对全球合作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全世界应牢固树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要“加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促进全球生态安全”，“构建地球美好家园”。为此，习近平从多种角度阐述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承担的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精心推动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重大时代课题。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23-07-040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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