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通过加强自身机制建设保持整体经济福利而不受国内外恶意侵害和非可抗力损害的状态和能力。维护人民共同利益是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本质诉求，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财富合理分配、人民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升等是基本路径[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目前中国正处于由中上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但是，国内面临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和环境污染治理等制约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结构性、制度性和周期性问题相互交错；国外面临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增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经济保护主义和国际经济合作困难重重等困境，各种国际危机点和动荡源更加多样化[2-3]。以上国内外经济安全隐患或威胁等问题表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建设任重而道远。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折射出系统深刻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战略新意，是引领国家经济安全发展的根本遵循[3-4]。而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等“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5]。所以，客观认知和科学实践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建设需要回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立足于中国实践和国际视野，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就全面客观把握国家经济安全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理层面的内涵和时代价值而言，这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故而，为深刻领会和努力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区别于近年来探讨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现有文献，本文将基于国情世情，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呼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目标指引等内容，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以期得出推进新时代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的若干有益政策启示。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涉及国内和国际、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等多个层面或主体。充分探索其理论体系，有助于科学认知其本质内涵、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是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未直接使用“国家经济安全”一词，相关思想散落于《资本论》等著作中，部分代表性观点如下：阶级社会的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可以保障工人阶级的经济安全[6]；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源于相对生产过剩，“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7]，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其匹配的分配方式，才能最终规避经济危机，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安全隐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致使“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了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8]，威胁落后国家的经济安全；科技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9]，但会导致不同国家之间形成经济发展差距，弱化落后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的能力。
列宁具有统筹国内外经济安全发展的战略意识，其主张和实践措施主要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10]；依托实施粮食征收制、推进银行和工业等国有化、禁止商品自由交易等手段，采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障政权安全；伴随经济发展形势变化调整策略，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实行粮食税、初步改革国有工业、整顿金融秩序和稳定货币等，将市场关系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通过改善工农和城乡关系等路径提升经济实力，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11]；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同各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往来，在发展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如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高薪聘请外籍专家来国内工作，重视对人民的科技和文化教育，在实践中培养本土科技人才；捍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是提升执政党建设水平，同时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经济发展的主体。
（二）党中央前四代领导集体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是理论继承与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考量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将军事安全看作国家安全核心的前提下开展经济安全建设。对内，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12]，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通过构建独立的工业体系，实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构想等措施夯实国家经济安全的建设基础；对外，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来应对国际经济的封锁。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综合安全观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主张以发展谋安全，将经济发展水平看作国家安全的最终决定因素，因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3]；国防建设应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经济建设的关键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推进改革开放，不以社会制度属性论亲疏，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在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国际化视野，在洞悉内外部经济安全隐患或威胁、构架保障措施等方面展开了实践探索，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探索其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动态调整产业政策等，以此保障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建设[14]。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的理论突破
第一，战略定位和基本内涵。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要以发展谋安全。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15]，“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6]，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增强经济实力[17]38。具体来说，即在保证国家经济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兼顾自身经济安全和共同经济安全、传统领域经济安全和新兴领域经济安全、实体经济安全和虚拟经济安全、短期经济安全和长期经济安全等。
第二，国家经济安全的价值诉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安全需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一，人民是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的主体力量。因为“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18]61，要“靠劳动创造财富，让知识成为力量”[18]82，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17]40。其二，满足人的经济安全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经济安全发展的最高目标。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的终极目标“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18]116。
第三，国家经济安全的构成要素涉及多个具体领域。其中，金融安全是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19]95-97；科技安全是关键，“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进步技术”[19]75-76，以此提升要素的规模驱动力；财政、贸易、农业、粮食、资源环境、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和人才等安全是重要构成要素，如“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大局”[19]71，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可突破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资源环境约束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19]76。
第四，用好辩证法以科学认知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17]59-63，国家经济安全建设也不例外。如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灵活运用，在实施中要坚持系统观点、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等[17]221；在取得一些改革成效时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增强改革的自觉性、摆正改革和清理改革中不正之风的关系、明确积极与稳妥的关系[20]185-190；经济发展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优势和劣势、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生产和服务等关系[20]111-121。
第五，国家经济安全的机制完善需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防范风险挑战”[2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22]，这进一步阐明了政策抉择的依据和开放优势的培育路径。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遵循人类发展经验事实的历史逻辑、匹配国际分工演化的理论逻辑、呼应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23]。在生产力层面，中国要积极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成为外贸强国；在生产关系层面，中国对内要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基点和重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堵点，对外要积极参与改革和动态追踪及遵循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同步完善优化国内外生产关系[24]。
第六，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保障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党和国家越发重视在发展中谋求经济安全。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25]其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根本制度保障。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保障。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在制度层面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二，要积极探索和创新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如在农村集体经济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产权权能，将经营性资产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6]。
第七，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13。新时代，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建设是一场颠覆性、革命性变革，既要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等动态转型，又要实现体制机制等正式制度和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变迁，因此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动态发展历史可知，中国各领域的建设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级党组织作用的发挥[27]。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实现国家繁荣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的奋斗目标。三、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由来已久，尤其是在经济保护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等体系中均有体现，其涉及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多个学派。
（一）经济保护主义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理论中都蕴含着经济保护主义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西欧封建体制瓦解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交替期，强调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流通是其源泉、贸易顺差是获得金银的重要手段，主张国家一切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取金银、政府应重工和重商及干预对外贸易等经济活动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产生于18世纪50年代的重农主义以自然秩序论为理论基础，其将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化，强调物质产品就是财富、农业生产是唯一源泉，主张借助大农业改良使封建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性质、通过维护财产权和保障个体经济自由安全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繁荣。
不同于重商主义单纯强调贸易顺差的好处，斯密探讨了富国常用的获得贸易顺差方法的多重影响。如为防止或减少进口设置赋税会破坏自由贸易和降低关税收入，对殖民地输入生产物给予奖励会导致英国资本流向违背市场规律、扰乱国内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秩序、最终因高度依赖单一产业或市场而引致经济不安全；主张对国内一些产业征税以防止工商阶级在国内贱卖产品，对同类进口品征收更多税金以奖励国内相关产业，保护国防安全相关制造业。尤其是要重视解决由于内需不足，不奖励就无法维持继续生产的难题[28]。
幼稚产业保护论主张在新兴工业化早期发展阶段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规避国际竞争，最终目标是夯实国家工业基础和加速资本主义发展。而超保护贸易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主张防御性保护国内市场和进攻性占领国际市场双向推进。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衰退的主因，政府可借助扩张性经济政策激发或提升有效需求，贸易保护对象主要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而非幼稚产业，鼓吹加强对国内外市场的垄断和对国际市场的进攻性扩张，强调贸易逆差有害、顺差有利且可以增加有效需求，而最终目的是通过国家实施各种保护手段干预对外贸易来治理经济危机[29]。他还提出，保护政策只是一国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引致的经济萧条时期的即时手段，并用贸易乘数理论说明贸易顺差并非越大越好[29]。20世纪80年代，克鲁格曼等人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等层面更新理论分析框架，认为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最优抉择是积极支持战略性产业的成长[29]。
（二）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
旧自由主义强调私有财产和个体权利，认为个体基于利己本性的经济行为存在利他效应，国家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和保障个体及国家安全，经济自由是实现个体和社会利益动态结合的最佳路径，鼓励竞争、经营和贸易等自由发展可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如斯密认为增进财富的主要路径是经济自由、分工、储蓄和国际贸易，人均财富是衡量一国财富水平的尺度，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设施和发展公共事业，应降低或限定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30]；马歇尔认为工业发展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更加美好的生活，近代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自由和谋求长远发展，他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考察了市场交换行为，并且基于功利主义原则提出了人类既定经济行为受到可用货币量化的效用动机的支配，创造性阐释了消费者剩余、需求弹性、经济分析的时间因素和价值决定中供需各自的作用等内容[31]。
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及全球化，认为个体经济行动首先追求利己目标、实现集体目标不能以牺牲合理的个体目标为代价，自由抉择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原则，私人经济行为应尽可能取代公共行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应实行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等措施。如哈耶克阐明文明的起源和演化是在人类合作中遵循道德等非正式制度而不断自发扩展的秩序，资本主义在利用分散知识进而积累财富等方面的能力更为优越，遵循社会主义道德会致使许多人遭到毁灭或陷入贫困[32]1-6；私有制促使个体或集体拥有对生产工具的分散控制权或私人财产的自由支配权，而法律是这种自由、财产和秩序能够存在的前提[32]28-31；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不仅是更多的人，更是更多异质的人，资本主义为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提供生存机会，成功维持和改进私有制就能依托西方国家养活全世界人口[32]138-151。
（三）发展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
发展经济学主要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以自动均衡机制为基准的经济发展是连续、渐进和累积的无质变动态过程，可借助完善的市场机制、适度刺激和边际调节等实现，其研究目标是寻求突破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外围境况的对策，历经主张经济增长、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多个演进阶段。如刘易斯认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同方向演进，资本积累、计划化和工业化等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二元结构理论基于工资水平恒定、劳动无限供给、不发达经济体包括现代工业和传统自给农业两个部门等假设前提，提出在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全部农业剩余劳动力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由二元逐渐转向一元，国民经济演变为整体同质的现代部门[33]；而阿玛蒂亚·森基于市场短缺、制度多样性、公共设施缺乏等原因，以可行能力为核心修正传统发展观，其理论框架涵盖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等多个维度的自由，把人的自由看作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界定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动态过程是实现个体目标的手段和发展的首要目标，指出改良的社会安排、积极的公共政策和良性运转的市场能够增进个体可行能力[34]。
（四）转型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
转型经济学聚焦阐释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主要遵循演化经济学和制度分析等研究范式，其理论演进分为反思或质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探讨转型国家的增长和稳定、争论华盛顿共识的多维效应等阶段，具体涉及经济转型的模式、目标、速度、次序、路径及前景等层面。如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优方法是保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适度平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多样性特征，在国企和市场之外存在许多制度设计成功的中间路径，转型国家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实施具体制度和措施，构建兼顾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体制转型的模式，主张借助合适的社会保障体系、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分权和竞争的市场来推进可持续发展[35]；诺斯认为国家是一个组织，产权是一种财产关系，意识形态不体现阶级属性，注重探讨具体产权在经济运行层面的绩效，指出国家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往往选择低效率的产权制度，而借助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引导和合理行使产权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和发挥其正向作用[36]。四、两大理论体系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并非完全对立，这两大理论体系也有若干相同或类似之处。如其理论来源之一均是古典经济学，均使用抽象分析等研究方法来考察生产力发展演进及解构经济危机等具体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目的都是试图探寻更加高效运行的制度。但基于理论基础、阶级属性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差异，这二者之间具有诸多本质区别。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目的的差异
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阐明了财富的多维构成而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安全框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榨、经济危机和全球化的本质、科技的多重效应、落后国家和工人阶级经济安全实现的若干路径等问题，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实现全人类的经济安全。在坚持和拓展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更加丰富的视角探讨伴随时代变迁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如列宁和邓小平主张统筹国内外经济安全发展、依据生产力发展诉求动态调整相关政策、坚持互利原则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提升执政党领导水平等，进而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的能力[10-11,13]；习近平提出国家经济安全的价值诉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安全需求[17]40[18]61,82、制度保障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25-26]、根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13等，最终目的是提升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为世界经济安全贡献中国力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等特征，实现了逻辑性和历史性的高度有机统一，为不同社会制度属性和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安全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西方经济学主要立足于生产要素价值论，试图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安全的若干表面现象进行阐释，忽视或回避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冲突或矛盾的深刻剖析，其研究目的是借助若干改良措施提升现有制度的运行绩效以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地位。如经济保护主义先后主张保护国防工业安全相关的制造业、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阶段的幼稚产业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工业或战略性产业等，经济自由主义强调限制政府职能和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自由贸易的作用等，转型经济学强调社会保障和制度演化等对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等。故而，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为维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助推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扩张实践、美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能力提升的压制等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研究对象的区别
生产关系的确立和演进是人类社会开展生产实践的前提。马克思强调：“只有把资本看做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37]资本自由、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体现。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生产方式和与其动态匹配的国内外生产关系，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运行各环节的互动关系和演进规律、经济危机的本质、资本在世界市场扩张逐利的动因行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分配等问题的探讨。如习近平提出在新时代以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国内外生产关系进而增进国家经济安全[21]。
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从新古典经济学派起几乎都在规避研究生产关系。它们一般聚焦世界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与绩效问题，强调经济运行中的分配或流通等环节，从诸多领域诠释国家经济安全现象并形成若干具有一定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经济自由主义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看作从自由贸易中获利的平等主体：哈耶克认为适度改良资本主义体制后西方国家可为全世界人口提供生存发展机会[32]，森认为优化的社会安排等能够提升个体可行能力[34]，诺斯主张借助产权等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来培育国家经济安全建设能力[36]。
（三）分析方法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唯物辩证法，借助逻辑和历史等方面的动态分析，主要从定性角度深入考察相关问题。如马克思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提升财富创造能力和导致经济危机方面的多维效应，肯定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革命性驱动力，也指出其会弱化落后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的能力[8-9]；习近平强调用好唯物辩证法以认知和实践国家经济安全，在政策制定和调整、改革效果的客观评价、国内外经济利益的平衡等方面全面坚持唯物史观[17,20]。基于对唯物辩证法的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实质和私有制的根本缺陷，指引了发展中国家统筹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动态调整经济政策等方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及维护个体经济安全合理诉求等。
西方经济学借助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及成本收益比较等分析方法，采用假设、演绎及实证的静态思维研究相关问题，主要基于定量逻辑回避考察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本质，并依据现实既定现象不断更新研究框架和修正研究结论。如马歇尔提出人类经济行为的不同效用可用货币度量[31]，哈耶克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2]，刘易斯强调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等对国家经济安全发展的作用[33]。他们的研究方法的缺陷致使西方经济学错误地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是完美永恒的。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虽具备实证科学的理论表象，但不能形成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科学内核。五、结论与启示
（一）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以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为了提升对现实的诠释力和助力资本逻辑在全世界的扩张实践，针对世情国情演变持续修正，是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一种现实解构。它们关注如何提升财富创造能力、资源配置及绩效问题，主张依托贸易、工业化及制度等积极提升国家经济安全建设能力，其借助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研究框架具有一定可行性和实用性等，这些均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只是受限于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不同，它们容忍私有制的存在和资本的剥削，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目的和路径等，其根本诉求是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有益成分，能够进一步为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提供若干宝贵素材。
（二）明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时代价值
此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最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论述来阐明其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论述立足于中国实际和世界大局，具有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及普世性国际价值，是解决人类经济安全问题的中国方案。
其理论价值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论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批判借鉴西方的经济安全理论，以新时代中国经济安全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难题或困境为中心，拓展和延展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衡量尺度，客观全面解答了为何、为谁和如何建设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顶层战略设计，是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安全道路的基本理论遵循。其一系列重要论述创新构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安全思想，具有全局性、系统性、民本性、思辨性和时代性等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实践价值是为党和国家及人民追求各层面的经济安全提供实践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论述的实践方略主要体现在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业强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其主要实践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党和国家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提供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发展谋安全谋幸福，以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奋斗目标；其二，为中国人民追寻和创造美好幸福安全的生活提供实践指导，对人民认知经济安全、合理创造财富和消费财富等方面具有导向作用，在思想价值多元化环境中引领社会潮流，从而为人们抵制相关错误理念和树立科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指明方向。
其普适性国际价值是为世界经济安全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其一，为世界各国追求经济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要探究本国经济安全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且要贡献出无愧于时代的国际性经济科学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论述在动态演进中日益丰富完善，不断打造易于被国际经济学界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科学总结中国经济安全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升对中国经济运行及经济安全发展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反映中华民族的心声，而且在以人民为中心等占据时代大趋势的价值制高点，为世界各国追求经济安全贡献中国智慧。其二，为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贡献中国力量。当前，西方发达经济体依靠自身的科技经济优势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它们侧重基于零和博弈思维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利益而给世界经济安全发展带来一定的威胁。而发展中经济体伴随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和经济安全发展的多元化诉求，其在世界经济安全发展进程中各领域的话语权急需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论述倡导基于共商、共建、共赢和共享等路径开展经济安全发展合作，尊重和强调不同国家和民族等主体的共同利益，一直为凝聚全人类共识、谋求世界经济安全发展合作贡献中国力量，有助于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三）新时代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的逻辑图景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国家经济安全建设具有系统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新时代中国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安全思想和世情国情相结合，持续推进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理论再突破；要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点和主线，兼顾其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联，统筹推进发展和安全，以金融、科技、贸易和农业等领域为重点，不断夯实国家总体安全物质基础和培育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综合能力；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安全需要上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依托制度特色优势去提升制度运行绩效，全面完善国家经济安全建设体系。
第二，以国家经济安全建设实践体系再优化实现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美好图景。国家经济安全建设要具备全球视野，树立整体性、全局性和系统性思维，而且重在实践，因为实践是检验科学理论的基本路径和最高尺度。新时代中国要始终坚持把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置于重要战略地位，加大中央统筹力度，优化各层级政府责任体系，重点协调不同区域、产业行业及人群等之间的经济增长、发展成果合理分配的利益关系；要始终依靠人民的力量创造和积累财富，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人才、知识和创造的氛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借助法治、道德及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优化市场运行环境，约束各类主体经济行为，凸显个体、集体和国家利益关系的正向关联，激发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创新国家经济安全建设思路，更好提升落后区域和弱势群体等追求经济安全的内生能力，提高财富创造效率；要动态调整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及时关注国内外经济安全发展的威胁或隐患，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要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安全发展建设，以推进或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等政策为契机，参与世界性和区域性经贸、科技、法治、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领域的经济安全发展项目，借助经济政策、国际援助、投资、科技、劳务、信息、人才和制度等合作交流路径，为提升发展中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安全建设能力贡献中国力量[38-4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经济复杂度、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19FJLB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规划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9XJA790002）；西北政法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项目“习近平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重要论述研究”（2022ZX12））
（作者简介：张美云，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宋宇，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改革与战略》2023年第3期第34-45页发布时间：2023-06-290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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