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茜·弗雷泽在《批判理论批判什么？——以哈贝马斯和性别为例》一文中基于女性主义立场考察了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揭露了其忽视性别特征的理论缺陷，进而提出了“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问题。在弗雷泽看来，批判理论应该充分考量女性主义关切，建构女性主义批判新视域，从而实现性别正义。莱纳·弗斯特肯定了弗雷泽的性别正义方案对推进正义理论研究的有益尝试，但他反对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对（不）正义问题的阐发。弗斯特将正义定性为主体间关系和结构的体现，强调正义的政治一维性，主张从政治层面确保以话语为标志的辩护权利，进而将“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问题转变为“正义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问题，试图通过公民的理性辩护来实现政治正义。罗西奥·赞布拉纳倡导对“批判理论批判什么”进行再思考，她反思了弗雷泽对批判理论政治特性的理解，提出了“批判理论的理论任务”这一构想，并围绕它揭示了拉埃尔·耶吉的生活形式批判中暗含的对多维批判的启示以及弗雷泽的多维批判方案的不彻底性，最终提出了深化弗雷泽的多维批判的殖民主义批判新方案。“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追问及其解答，对于我们认识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批判具有启示意义。一、弗雷泽：批判理论批判什么
马克思将《德法年鉴》的办刊方针定位为“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弗雷泽继承和吸收了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界定，认为马克思揭示了批判理论的政治特性，指出了批判理论应该关注当前的具体斗争中蕴含的社会变革潜力。在此基础上，弗雷泽基于女性主义立场考察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在她看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框架忽视了性别问题，其连接古典资本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中介角色未阐明性别角色，对福利资本主义的分析低估了女性主义的斗争潜能。因此，未触及性别问题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根本缺陷，弗雷泽主张建构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视角，朝着性别正义前进。
（一）分析哈贝马斯理论框架的构成要素：揭示性别不平等
弗雷泽从社会再生产、社会行动情境和社会制度结构三个方面考察了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认为其分别展现了“生物生存与身份建构”“道德规范与战略计算”“男性主导与女性从属”的基本矛盾，表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存在重男性、轻女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第一，社会再生产中生物生存与身份建构的对立。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再生产是人类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为物质再生产和象征性再生产。物质再生产是指生产人类所需物质产品的活动，象征性再生产是社会向新成员传递构成社会身份的各种规范的活动，两种再生产活动具有功能差异，分别对应生物生存与身份建构。哈贝马斯根据人类实践主要服务于哪种功能来划分社会活动，把男性在社会中从事的有偿劳动归为第一种，把家庭中妇女的无薪育儿活动视为第二种。弗雷泽不认同哈贝马斯的观点，她分析了关于再生产的两种解释：一是自然种类的解释，即任何活动只对应其中一种功能，育儿活动是象征性的，产品生产是物质性的；二是语用情境的解释，即强调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从什么角度区分实践活动是有益的。弗雷泽认为，再生产具有双重属性，是生物生存与身份建构的有机统一。这一认识表明，第一种解释在概念上不充分，第二种解释适合区分实践侧重于哪种功能，但要探究目的。哈贝马斯的划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因为他把养育子女与有偿工作在体制上的分离合法化了，“这些暗含的性别区分被表面上性别中立的角色掩盖了”，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居于从属地位这一现状的支柱。
第二，社会行动情境中道德规范与战略计算的对立。社会行动情境是主体行为发生的情境考量，哈贝马斯将其分为社会整合情境与系统整合情境，前者指行为人参照社会共识和道德规范协调彼此行为的情境，后者指行为人计算出如何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之后采取行动的情境，资本主义经济属于系统整合范例，现代家庭属于社会整合案例。针对这一划分，弗雷泽进一步区分了有关行动情境的两种解释：绝对差异解释认为两种情境的对比表现出绝对差异性，程度差异解释则将两种情境的对比视为程度差异。绝对差异解释表明，系统整合不涉及道德规范，社会整合不包括战略计算。程度差异解释则认为，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都包括道德规范和战略计算，差异在程度不同。在弗雷泽的理论视域中，社会行动是道德规范与战略计算的二维交织，即“合意性、规范性与战略性的混合体”，不能彼此割裂。这一立场表明，弗雷泽认为绝对差异解释太过极端，因而对批判理论毫无用处，并且把女性活动排除在经济系统之外，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性别不平等的缺陷。
第三，社会制度结构中男性主导与女性从属的对立。哈贝马斯将行动情境之分运用于再生产研究，勾勒出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在哈贝马斯的理论逻辑中，社会制度的演进使一些物质再生产功能从象征性再生产中分离出来，移交给系统整合的专门机构——经济系统和行政国家。同时，从事象征性再生产和社会整合的机构在现代化进程中扩展至更大的社会环境——家庭和公共领域，因此经济系统和生活世界成了社会结构的两个方面。针对这一构想，弗雷泽基于性别平等的理论考量揭露了哈贝马斯制度模型的性别缺陷。她指出，在经验性上，哈贝马斯夸大了家庭与生活世界的差异性，将两者对立起来，没能将家庭视为经济系统。与之相反，弗雷泽认为，家庭既是战略计算的场所，也是剥削性地交换服务和劳动的场所，更是胁迫和暴力的场所。从规范性看，弗雷泽批评哈贝马斯的理论本质是在为男性主导地位辩护，从而导致了女性身份在社会结构中的理论缺位，表现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系统整合使两种再生产绝对化，象征性再生产无法移交给经济系统，这意味着两大社会结构彼此孤立，缺乏互动流通机制。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没有把女性活动纳入经济系统，成为有偿工作。
（二）审视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重建性别潜台词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制度的演进，哈贝马斯设想经济系统与生活世界分离后又通过一定的中介联系起来。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创设中，家庭提供给经济系统的是劳动力供应和产品需要，这意味着私人领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通过货币交换实现。因此，工人和消费者的角色是二者联系的中介。同样，权力将公共领域与国家相联系，中介是公民角色。对此，弗雷泽指出：“这种关系具有一些真正的批判潜力。但为了充分发挥这一潜力，我们需要重建他的作品中未被主题化的性别潜台词。”
第一，家庭与经济系统联系的中介：工人（男性）和消费者（女性）。弗斯特明确指出，首先，工人中介实质上是男性角色。因为男性作为提供者是养家糊口的角色象征，而女性与有偿工作的紧张关系进一步证实了工人角色具有男性特征。当然，弗雷泽也明确指出，不能绝对地认为女性没有出现在有酬工作场所，只是女性与男性所从事的工作及其工作场所表现出质的差异。其次，消费者中介本质上是女性角色。“消费者是公认的伴侣和助手”，因为妇女在家庭中从事的无报酬家务劳动“通常是不被承认的购买和准备家庭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工作”。也就是说，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育儿活动和家务劳动被定性为象征性再生产活动，没有从经济活动的角度加以认定，这再次证实了男性作为提供者与女性作为消费者的角色定位。最后，弗雷泽还指出，经济系统与家庭的联系中介也应该包括儿童养育者角色，哈贝马斯却忽略了它。
第二，国家与公共领域联系的中介：公民（男性）和客户（女性）。在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理解的公民是政治辩护和舆论形成的主要参与者，公民身份取决于与他人平等对话的能力。然而，在弗雷泽看来，哈贝马斯实际上把公民的这种能力归属于男性在公共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导致女性丧失了公民权利。这一分析的言外之意是,女性与哈贝马斯描述的公民角色在概念上是不一致的，女性并不能充当这一中介角色。另外，弗雷泽还揭露了哈贝马斯忽视公民扮演军人角色的缺陷。在哈贝马斯的语境中，公民是政体的捍卫者，要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因此，如果从性别来看，公民就是男性，他们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而妇女则是男性的保护对象，充当着被保护者的角色。这就再次加剧了男女不平等，证实了哈贝马斯理论构想的性别缺陷最终会引发性别不正义。客户角色的女性化主要表现在下文所论述的福利资本主义社会中。
在弗雷泽的理论体系中，性别认同发挥着社会粘合剂作用。针对哈贝马斯理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弗雷泽认为，重构其中的性别潜台词具有规范性的政治含义，批判理论需要用“性别敏感”范畴改变公民身份、子女抚养和有偿工作的概念，使工人、公民和儿童养育者相互兼容并普遍纳入两性范围，经济系统、行政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是如此。
（三）解决福利资本主义危机的路径指向：争取女性话语权
从哈贝马斯理论存在的性别缺陷出发，弗雷泽进一步分析了哈贝马斯有关福利资本主义的论述。她认为哈贝马斯理论中的性别问题扭曲了整体性分析，削弱了批判理论阐明当代女性斗争和愿望的能力，并提倡通过争取女性话语权来解决福利资本主义危机。
第一，福利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客户角色。福利资本主义是应对古典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哈贝马斯认为，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在制度设计上通过“市场取代”和“市场补救”两大举措克服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的作用，并降低了公民的作用，只将其外化为投票的功能，从而使客户角色日益成为福利国家的主体。弗雷泽基于性别正义驳斥了哈贝马斯的观点。她认为，福利制度的推行虽然使女性开始依靠国家和政府，从而减少了对男性的依赖，改变了男性提供者与女性接受者的传统主客状态，但只是意味着男性主导地位从私人父权制向公共父权制转变，实际上仍然是男性主导地位的延续。这是因为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决定了女性工作相对于系统整合是不对称的，始终被教条地划归为象征性再生产活动，从而隔绝了与经济系统和行政国家的联系。
第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错误假设及其克服。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关于福利制度引起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观点基于三种错误假设。除了前文已经批判和否定的自然种类和绝对差异外，第三种假设表明，福利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矢量是从经济系统到生活世界。但是，在弗雷泽看来，福利资本主义的因果影响具有多向性，而哈贝马斯的分析忽视了从生活世界到经济系统的反向运动。针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行政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弗雷泽从哈贝马斯的论述中找到了解决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办法，认为它就潜藏在哈贝马斯用“实现沟通”代替“规范保障”的假设中。弗雷泽将其演进为争取女性“解释和沟通”的话语权。在她看来，女性主义是针对女性与男性各自的社会意义进行的斗争，是“通过各种方式保证女性作为平等者获得参与社会互动的平等地位，其直接的目标就是改变这种男性中心的文化价值样式”。简言之，弗雷泽将批判理论引向性别正义，建构了一种女性主义正义批判理论。二、弗斯特：正义批判理论批判什么
弗斯特以政治是“正义的主体维度”为立论依据，在反思弗雷泽性别正义方案的基础上，从政治维度探究了“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问题。在弗斯特看来，正义理论需要摆脱传统的以接受者为中心的商品分配范式，将权力问题视为正义的首要问题，将正义视为主体间关系和结构的本质表现。因此，弗斯特提倡批判理论应该从政治维度阐发正义。他站在康德建构主义的立场上引入辩护概念来重新建构批判理论方法，主张以辩护权利为基础重建正义主体，使个体成为承担辩护任务的责任主体，从而发挥规范秩序的创造者与服从者的双重角色。遵循法兰克福学派传统进路中的解放旨趣，弗斯特认为批判理论应该重点建构以辩护权利为核心的基本辩护结构，并提倡把这一结构推广和应用于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境中，以国内正义和跨国正义实现人的自主自决。
（一）全面反思弗雷泽的性别正义方案
弗斯特从正反两方面评估了弗雷泽的性别正义方案。一方面，弗斯特认为弗雷泽推进了正义理论研究。弗雷泽的方案把批判理论引向性别正义，将参与平等权视为解决性别不正义的中心环节，并将不正义归因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所引发的不平等。在她看来，批判理论需要通过经济再分配、政治代表权和文化承认来保证参与平等的实现。弗斯特基于正义斗争的时代考量，肯定了弗雷泽方案对正义研究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她为批判理论确立的女性主义批判视角，认为她“一直是最具独创性和生产力的思想家之一，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正义理论，特别强调了女性主义者的关切”。另一方面，弗斯特批评弗雷泽淡化了政治权力的决定作用。弗雷泽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揭露了参与平等缺失导致不正义的原因，并围绕它们建构起以再分配、代表权和承认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要求。弗斯特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在讨论批判理论的任务时认为，不公正的权力关系才是引发不正义的根本原因，弗雷泽虽然已触及正义的政治层面，但没有认识到政治维度、特别是权力所隐含的主体间关系，更没有揭示政治对经济和文化的决定作用。简言之，弗斯特认为弗雷泽的方案简化和淡化了政治权力对正义问题的根本作用。这也是弗斯特阐释正义问题的关键，他提倡从政治维度出发将正义理解为权力关系。
（二）提出以辩护为基础的正义批判理论方法
辩护是弗斯特理论创新的关键概念，他关于宽容、正义和权力等问题的论述无不以辩护为基础和支撑。弗斯特把辩护引入批判理论，建构了分析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辩护方法，奠定了正义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第一，辩护的基本内涵。辩护概念源自弗斯特对公正社会的规范性基础和合法性来源的独创性思考。按照弗斯特的理论，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普遍有效性并非一种先验存在，也不在于平等参与权的实现，“批判理论将辩护问题转化为理论和实践问题，它试图将社会和政治秩序理解为‘规范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理解为基于和表达某些辩护关系的辩护秩序”。主体在弗斯特的理论体系中是拥有辩护能力的个体，而辩护能力本质上是一种话语表达能力，主体能够针对其所服从的规范和秩序提出自己的合理理由或反对意见。因此，弗斯特把辩护概括为“自反性论点”。根据弗斯特对自反性的阐释，辩护是一个具有康德建构主义性质的概念，主体作为辩护主体，既是规范的接受者，也是规范的创建者，其最基本的能力是为实践提供适当的辩护理由。
第二，辩护的关系结构。辩护的关系结构是规范性分析的焦点。弗斯特认为，批判理论应该从现实的统治结构和关系出发，考察统治权威基于意识形态本质而阻碍正当辩护的客观事实。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把正义解释为主体间关系和结构的本质体现，把辩护实践视为人们之间关系的直接反映，不同之处在于，弗斯特强调主体在辩护关系中的平等权利和地位。在他看来，辩护关系是与正义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即一种广义的主体间关系，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政治关系。具体来看，规范秩序包含各种不同的规范及其背景，从政治和法律规范到经济和社会规范，也包括非正式的道德或文化规范，即“所有与正义相关的社会关系都包含在这些术语中，无论分配关系、承认关系、代表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或宗教关系”。这是由辩护的本体力量构成的辩护关系，决定了人们在各个领域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狭义的政治代表形式，也就是说，辩护产生和运行的情境不只是政治环境，它还包括与正义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
第三，辩护的理性标准。弗斯特指出：“理性是人类拥有的最内在、最卓越的能力。”他从辩护或话语理论的角度来解释理性，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意义上制定了辩护的理性标准。在他看来，理性承担着批判理论重要的辩护任务，正义规范的内在有效性促使人们致力于在一定的辩护标准指导下的话语实践。弗斯特具体确立了互惠和普遍辩护的理性要求。互惠是指在提出论点时，任何人不得向他人主张自己否认的权利或资源。这表明，任何主张都必须接受（公开的）质疑，而不能由单方决定，它排除了把自己的信仰、兴趣和理由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可能性。普遍性意味着所有人对所遵从的规范和秩序拥有提出理由和要求的平等机会，意味着“辩护共同体”必须与“规范共同体”相一致。互惠和普遍辩护的标准说明了辩护主体是一种理性存在，指出了话语表达和理由给予需要满足互惠和普遍的理性要求。只有符合理性要求的个体追求和建议，才能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从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遵循。总之，辩护理由必须互惠地说明并普遍地向所有相关者解释。反之，如果一种理论不是建立在互惠和普遍辩护的基础上,必将失去批判的属性。因此，批判理论必须严格审查其理性概念，使其经得起互惠性和普遍性的检验。
（三）建构作为辩护的正义批判理论
在建构了批判理论的辩护方法后，弗斯特从正义的首要问题、首要任务和应用情境三个方面诠释了作为辩护的正义批判理论，为批判理论树立了新的批判范式，推进了当代批判理论的发展和演进。
第一，正义的首要问题。政治维度是弗斯特理解正义概念和分析不正义问题的关键向度，他提倡的正义的政治概念蕴含着正义的首要问题——权力。在弗斯特的理解中，社会情境只有涉及主体间社会关系的规范和制度构成的辩护秩序时才具有政治性，即正义是“严格的关系和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政治情境涉及统治关系以及人们在其中的地位。弗斯特话语中的“统治”“支配”“任意”等关键术语具有不同的内涵，“统治”指主体间通过辩护确立的秩序，“支配”指未经主体辩护而确立的秩序，“任意”指主体受制于一定的规范秩序、却不能通过互惠和普遍辩护来规定，而“任意统治”则等同于“支配”。换言之，公正社会是辩护关系的体现，是人们辩护的结果，并且能够提供公平的辩护机会。弗斯特指出：“这使我们认识到对政治和社会正义问题的核心见解——即正义的首要问题是权力问题。”这里的权力是指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在形成和争夺统治结构和关系时所享有的辩护权力，弗斯特对不正义的阐释揭示了正义的政治内涵及其权力意蕴。从缺乏物品的角度来看，自然灾害和经济或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剥削都需要援助；但从政治正义来看，第一种属于道德行为，第二种才符合正义要求，二者的区别在于被援助者是否处在一定的剥削关系中，忽视它将会掩盖不正义的真实性质。“帮助一个人克服痛苦，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是一件好事。然而，克服导致痛苦的统治形式是正义的特殊要求。”故而正义是一种对任意统治或支配的解放性要求，造成物品缺失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也就是要探究物品生产和分配等核心环节中的权力现象。权力映射的是主体间的关系，需要以话语辩护的形式加以规范。
第二，正义的首要任务。正义的政治概念决定了正义首先应该确保主体获得真实可行的辩护权利。弗斯特将辩护权利视为元权利，认为其他一切公民权利都以此为基础，因此正义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以保障辩护权利为核心的辩护结构，表现为建构基本（最小）正义和完全（最大）正义的目标。从目标来看，基本正义的目的是建构基本的辩护结构，从而保证每一个服从辩护秩序的人在这个结构中都有平等辩护的权利，包括有条件的否决权。这一结构表现在制度建设上，就需要法律制定和程序设计必须首先确保公民作为辩护主体享有的辩护权利，也就是说，辩护权利必须在政治系统和权力结构中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这意味着辩护实践是法律保障、现实可行性和主观可能性的统一。基本的辩护结构在制度设计上维护了人们在统治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使人们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政治统治的建构者与服从者的正义主体身份合二为一，是弗斯特倡导的主体间关系的充分表征。辩护在这里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规范服从者首先是具有辩护能力和辩护权利的公民，保障人们作为自由和平等的规范权威，规范合法性又来源于公民的理性辩护。弗斯特认为，基本的辩护结构还需要发展为辩护的基本结构，即完全正义或最大正义，任务是建构一个辩护的基本结构。从关系来看，基本正义是追求完全正义的基础，即辩护权利要尽可能平等地分配给公民，使他们可以通过建设性的、话语式的民主程序进行辩护，从而确保所有公民作为正义的平等者享有辩护的权利。
第三，正义的应用情境。像其他批判理论家一样，弗斯特同样坚持批判理论的国际视野，其正义理论构想了国内正义与跨国正义的互补状态。他指出：“如果不考虑需要在国内和跨国范围内解决不公正的结构，那么任何正义理论都将至少部分地处于盲目状态，并有可能成为现存权力的牺牲品。”这表明弗斯特突破了英美传统中关于正义是局限于国家还是延伸到国际的二元争端。由于其正义概念追踪的是各种形式的统治情境和关系，因而这种正义与特定类型的政治制度无关，而是关乎政治结构和统治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有关统治结构和关系对其服从者来说不是他们互惠和普遍辩护的结果，或者不能为他们提供平等的辩护机会，正义的要求就会出现。弗斯特特别强调跨国关系的重要性，他的“跨国正义”理念认为，跨国正义是国内正义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跨国正义的概念，就不能设想一个国内正义项目”。放眼当今世界，二战后形成的由资本主义强国主导、控制全球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国际格局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小国和弱国既丧失了重建国际新秩序的话语权，也不能享有平等的辩护机会，而是延续国家间的不对等，产生了跨国不正义。跨国正义是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提出的。根据弗斯特的观点，国内正义与跨国正义的互补性表现为二者都以辩护权利为核心建构基本的辩护结构，确保主体（国家内部的公民与国际领域的主权国家）的辩护权利和辩护地位得到应有的尊重。具体来看，国内正义保障了人们基本的辩护权利，使大家能够以自由平等的身份参与所处共同体的规范和秩序建构；而跨国正义促使主权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平等建设者，能够保障它们之间的互惠，并以它们所接受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为自己辩护，从而实现平等的跨国关系。两种正义情境的实现可以摆脱国内与国际两大情境中的任意统治和不合理秩序，从根本上实现正义主体的政治自主。三、赞布拉纳：重思批判理论批判什么
赞布拉纳是一位推崇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理论家，她遵循马克思关于批判的经典论述，认为弗雷泽强调的政治特性衍生出“构建一个既从社会现实中汲取教训、又把现实改造得更好的批判概念”的理论任务，其实质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在方法论层面的恢复。基于此，赞布拉纳评估了耶吉的生活形式批判和弗雷泽的多维批判中的批判概念，指出耶吉对黑格尔的矛盾和“确定性否定”概念的改写导致她的内在批判概念丧失了批判力，而弗雷泽理论中的多维批判需要通过殖民主义批判而加以深化。
（一）反思弗雷泽强调的“批判理论的政治特性”
赞布拉纳重点分析了弗雷泽强调的批判理论的政治特性，从而把问题聚焦于批判理论的“批判力”，提出了“批判理论的理论任务”这一重要课题，主张重新思考批判理论。
第一，提出批判理论的理论任务，确立批判理论的分析方法。赞布拉纳从方法论角度分析了弗雷泽对批判理论的政治特性的理解。在她看来，弗雷泽实现了对哈贝马斯的决定性批判，这对反思批判理论具有借鉴意义。赞布拉纳认同批判理论无可比拟的政治特性，认为“政治承诺为批判理论设定了一个理论议程”，如果批判理论根据时代斗争不断反思并修正自己的理论假设，仍将具有批判力。这就需要制定一个批判概念，使批判理论既从社会现实中汲取教训，又发挥好改造现实的作用。因此，批判理论的任务是“在方法论层面发掘所谓的内在与超越的辩证法”。在赞布拉纳看来，这一任务不是哲学反思，而是为阐明时代斗争和未来愿景做准备。
第二，重新思考黑格尔辩证法，肯定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赞布拉纳基于批判概念的考量，肯定了马克思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探索批判理论的伟大贡献。她认为，马克思颠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创举恢复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唯物主义解释中的辩证法。在她看来，黑格尔把矛盾描述为客观的而不是逻辑的，马克思认识到这有助于把握现实的动态特征，同时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有助于构建批判概念，但马克思反对并拒绝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从而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指引，而耶吉追随马克思承担起批判理论的任务，将黑格尔的批判概念发展为“内在批判”，丰富了生活形式批判，为当前的斗争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二）评估耶吉的内在批判概念，确立批判理论的多维视角
耶吉的内在批判概念发展了生活形式批判理论，是对批判理论的新贡献。赞布拉纳分析了内在批判概念的内涵及其黑格尔元素，发觉和肯定了其中的多维批判，同时也揭示了其批判力不足的问题。
第一，内在批判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批判方法。生活形式“通过将任何特定实践的承诺结构化来解决所理解的问题”，即实践规范是预先设定的，生活形式针对功能缺陷和实践目标的危机做出回应，再根据功能性和规范性承诺来理解并解决问题。因此，生活形式是解决问题的历史过程，指导着耶吉的内在批判概念。内在批判从社会现实出发，以建构实践的规范为指导，关注当前实践的内在矛盾，是针对生活形式的恰当的批判方法，它把生活形式视为规范的表达，表明了现实与规范之间的平行张力，并根据眼前的矛盾来修改规范与现实。赞布拉纳指出，耶吉不是把矛盾理解为规范与现实不一致，而是辩证地理解为规范与现实在规范有效性范围内的颠倒，实践的功能结构与规范结构的这种缠绕是耶吉的内在批判概念的关键特征。
第二，内在批判概念内含黑格尔元素。耶吉借鉴并改写了黑格尔的矛盾概念。黑格尔的矛盾概念是指某一特定制度、自我认识、观念及其规范结构的功能，耶吉认为，矛盾概念抓住了生活形式的功能性与规范性的纠缠，而社会危机暴露了这种纠缠。当一种实践不能在其规范中发挥作用时，应被理解为出现了矛盾，矛盾表达了“现实中规范的实现”与“现实相对于其规范的自我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因为矛盾存在于规范的有效性中，要解决矛盾就需要对功能和规范进行修改，所以社会变革的正当性依赖于内在发展的标准。黑格尔的“确定性否定”对此有借鉴意义，它描述了一个可永久性地解决矛盾和进行辩护的丰富过程，即一个新对象从一种特定的矛盾中产生的过程。否定改善了对象，辩护是矛盾的解决方式，因此标准在矛盾的展开中形成。耶吉主张一种生活形式可以用它解决问题以及从解决问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来衡量，并将其视为生活形式批判的元标准。
第三，生活形式批判暗含多维批判视角。生活形式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批判形式的思考，它提供了开展多维批判的关键视角。赞布拉纳认为，耶吉对功能性与规范性交织的阐述是深刻的，但是并没有充分发挥黑格尔的批判潜力，反而使自己的批判概念失去了批判力。赞布拉纳指出，虽然生活形式批判包含的功能批判、道德批判和伦理批判都涉及功能性与规范性的纠缠，但没有弄清这种纠缠的内涵。根据耶吉的元标准，三个维度都是批判的视角，这种纠缠虽然导致生活形式批判的不可能，但却隐含着多维批判的启示，即把以上三种批判理解为资本主义维度，并结合其中两个维度来理解另一个。作为一种生活形式，对资本主义的评估应当根据其解决矛盾的能力，例如，要解决资本主义对剥削性劳动中平等和自由准则的颠倒，就需要修改其制度安排（剥削）和规范性承诺（平等和自由）。赞布拉纳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功能性与规范性的纠缠，使耶吉理解的学习过程变得不可能，从而失去了批判力。
（三）剖析弗雷泽的多维批判构想，建构殖民主义批判方案
赞布拉纳认为，黑格尔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多元逻辑和统治场所中起作用的矛盾调节，进而有助于理解规范性矛盾，这是解决资本主义功能—规范危机的核心。为此，她转向了分析弗雷泽的多维批判，并提出了其殖民主义批判方案。
第一，阐述弗雷泽的多维批判构想。一方面，就多维批判的出发点来说，弗雷泽和耶吉的资本主义批判都指向黑格尔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认为社会现实是一种功能—规范秩序，批判是为了评估和解决这一功能—规范运行中的颠倒问题，只是弗雷泽不赞成历史是一个学习过程，否认矛盾是进步的动力，而是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出发，把矛盾理解为颠倒，把确定性否定解释为矛盾的调解，认为生态、经济和政治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不同场所，表现出不同的压迫逻辑，导致了社会不平等，因此至少应该从这三个维度来理解新自由主义危机。另一方面，就多维批判的内涵来说，弗雷泽是通过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的背景条件（即原始积累）来解释多维性的。赞布拉纳指出，弗雷泽试图通过思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功能分歧”来深化对原始积累的认识，即“从‘剥削前景’转移到‘剥削背景’”。前景条件与背景条件的纠缠表现出一定的功能重叠，都服务于资本积累。弗雷泽主张将性别统治、政治统治和自然统治视为资本积累的核心，对资本主义开展多维批判，因此其批判是指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景逻辑与背景条件交织所产生的矛盾做出回应的边界斗争，即代理人挑战或捍卫的是将经济与政治、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非人类本性分离开来的既定边界。赞布拉纳认为，多维批判描述了生态、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调节关系所导致的规范性矛盾，“有助于批判性地评估社会运动表达的解放概念所固有的矛盾”。
第二，提出规范性矛盾与资本主义三重运动的概念。为了解释边界斗争的规范性矛盾，弗雷泽将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市场化与社会保护）发展为包括解放在内的三重运动。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是市场化与社会保护双重运动的结果，社会保护弥补了市场缺陷。弗雷泽批评波兰尼浪漫化了社会保护、妖魔化了市场化，因为社会制度也是压迫的场所，非嵌入式市场包含着解放的可能性，市场化与社会保护的调节力量产生了矛盾，“应该根据市场调节其非经济可能性条件的方式来理解自我调节的市场，反之，社会保护也是如此”。弗雷泽将解放理解为跨越被划定领域的边界并试图根除统治的批判性观点，从而发展出三重运动的概念，使任何两方都可以调节第三方，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批判不仅需要理解解放是如何通过社会保护与市场化来调节的，而且必须理解市场化与社会保护是如何通过解放来调节的。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描述需要分析所有三者的调节力量，不仅从它们的前景逻辑和背景条件来看，而且需要基于这种重叠的规范性矛盾来解释。赞布拉纳指出，分析资本主义必须考虑调节和规范矛盾的复杂性。
第三，建构推进多维批判的殖民主义批判方案。赞布拉纳认为，耶吉和弗雷泽的研究为思考“批判理论批判什么”提供了多维批判的启发，但需要以殖民主义批判深化多维批判。在赞布拉纳看来，多维批判来自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景逻辑与背景条件之间的调节关系，它将原始积累重写为从剥削前景转移到剥削背景，这意味着从剥削动力转向占有动力，是对暴力和直接盗窃的动态描述，还有待通过追溯资本主义等级制度加以深化，因为“种族和性别等级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特有的功能—规范交织至关重要”。为此，赞布拉纳主张把资本主义发展放在殖民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考察，认为这将有助于在区分剥削主体与征收主体的制度中具体说明权力的运行。在赞布拉纳看来，这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批判，而是激发我们将资本主义批判聚焦于多维批判，从而对社会现实的功能—规范纠缠做出更加差异化的解释；同时，这种聚焦也使我们适应了不可或缺的规范矛盾，这一矛盾是批判理论的核心。总之，赞布拉纳认为：“保持批判理论的批判性质需要根据这些限制改变其理论假设。”四、结语
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论著称于世，从马克斯·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再到阿克塞尔·霍耐特，都以新范式引领了批判理论的发展。但是，“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问题并未引起特别关注，弗雷泽在研究哈贝马斯的理论时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提倡以争取女性话语权为标志的性别正义方案，弗斯特和赞布拉纳则分别以权力辩护和殖民主义批判的方案提出了推进当代批判理论发展的新构想，三种方案反映了当代批判理论多元化发展的新动向，本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和问题的多向度呈现。
第一，性别正义方案塑造了女性主义批判的新视域，但却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局限性。弗雷泽强调经济系统与生活世界运作的双向互动性，发现哈贝马斯忽略了生活世界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原因是哈贝马斯的理论本质上是在维护男性的主导地位，从而陷入了性别不正义。弗雷泽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她借助马克思的批判概念揭露了哈贝马斯理论存在的性别缺陷，建构了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视域。但是，弗雷泽作为一位女性主义者的局限性决定了她不能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批判，更不能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来思考取代它的物质载体和理想模式。
第二，权力辩护设想建构了政治权力批判的新方案，但违背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弗斯特是围绕辩护来建构批判理论的，他所诠释的政治正义以权力批判和辩护为核心，察觉到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凌驾于经济、文化和社会之上的现实困境，意在防止绝对权力引发任意统治（支配），从而保障主体间关系的平等。但是，弗斯特夸大了权力的作用，甚至认为权力发挥着决定作用，这就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这一理论塌陷必然背离马克思主义，需要加以澄清和批判。
第三，殖民主义批判构想强化了多维批判的理念，但忽视了资本积累、资本运行及其本质。赞布拉纳在分析多维批判构想时意识到等级制度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背景条件，揭露了弗雷泽多维批判的不彻底性。她借鉴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提出了殖民主义批判的方案。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削和侵略本质。赞布拉纳虽然已触及这一核心问题，但并未揭示资本积累隐藏的资本运行规律及其本质，导致其殖民主义批判构想无法承担起彻底的批判重任。
“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问题围绕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展开，弗雷泽、弗斯特和赞布拉纳的研究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多源、多发和多样的特征。但是，从批判本身来看，批判理论远离了马克思的经典批判，特别是它没有从经济事实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弊病的根基，它所揭露的问题没有被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矛盾运动，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没能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其立场因脱离工人阶级而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批判理论的理论前提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改变世界”的构想也因未触碰到资本主义制度而逐渐退缩为哲学抽象。因此，批判理论要想发挥理论的解放作用，仍需回到马克思。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法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研究”和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莱纳·弗斯特的本体权力理论探析”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海兵、刘光斌，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2期发布时间：2023-06-211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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