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穆特·罗萨 唐芳芳/译：螺旋式的增长与加速：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学

哈特穆特·罗萨唐芳芳/译：螺旋式的增长与加速：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学一、作为社会批判的社会学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作为社会批判的社会学的最终目的都是让人过上美好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分析成功生活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学关注工作、家庭、政治关系或家庭发展的原因；与此同时，社会学总是假定，就成功人生的契机而言，家庭关系、教育经历、工作和某种程度的政治影响是相关因素；也就是说，生活领域的不同形式或其实现方式的差异会影响个人做出的人生选择。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仅产生于现代化进程显而易见地吞噬人们的直接生活条件的那些地方和时期，这并非巧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理性化、分化、驯化和个体化的基本趋势——简言之，社会“加速”——超越了话语层面，完全改变了现代生活形式。  从卡尔·马克思到埃米尔·涂尔干（ÉmileDurkheim），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到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Simmel）或裴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社会学经典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分析都始于对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的观察，并且都非常关注这些变化可能对人类境况产生的影响。这些分析包括：马克思和韦伯阐述的异化和去神秘化；涂尔干、齐美尔和滕尼斯讨论的失序、共同体意识的丧失以及个性的泯灭。在社会学经典的社会批判维度的背后，我们常常发现人们害怕失去：既害怕失去自由，又害怕失去意义。  虽然显而易见的是，早期的经典社会学框架不只是——且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以社会批判为目标；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它们也从来都包含这一批判维度；正是人们对生活条件之发展的关切首先将这些蓝图向前推进。这也许就是这些经典永远不会失去其现实性的原因：每一代社会学家似乎都会重返这些经典，从中汲取自己研究的灵感和动力；然而与此同时，社会学自那时以来产生的许多东西似乎很快就被淡忘了。显然，这正是批判理论不断吸引一代又一代青年社会学家之处：对批判理论的规划和命名都意味着要回应社会学的原动力，即察觉到在社会关系中有些事情是存在问题的。与此同时，许多与其对立的学派有意否定社会学的这一动机的来源和合法性根基，因为它似乎与涉及价值问题的“科学性”和“中立性”主张相冲突。相比之下，我希望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社会学只有在以其探究来回应（至少是间接地回应）其初衷——实现成功生活——时，才具有吸引力和合理性；并且，社会学只有在能够明确地解释那些内在地推动探索和研究向前发展的“文化意义”时，才能维护自身的基础。  在我看来，社会学“启蒙”符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或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概念，它必须意味着对阻碍或促进成功生活的那些（社会）关系和过程进行深刻的观察。二、当代批判理论的准则  社会批判理论试图区分“真”需要与“假”需要，试图发现客观真实的而非“虚假的”意识，但所有这些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在某种程度上，异化理论或“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方法在概念上依赖于关于人类的“本质”或“理想存在方式”的定义，它们已被该定义的可塑性（即历史文化的可变性）以及所有本质主义和唯心主义概念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剥夺了合法性。正如对权力的社会学批判以及受后结构主义启发的语言批判所表明的那样，任何提出这样一种“核心的人类本质”的社会学本身都有意识形态化和物化之嫌；一旦它认为自己拥有关于人类的“真正本性”或“真正需要”的知识，就不可避免地变得武断专横，而不是成为积极的主体。  社会哲学的代表人物（包括批判理论传统中的代表人物）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将（分配）正义而不是美好生活确立为社会批判的指导性标准。我认为这一回应是不充分的，有两个理由。首先，仅仅着眼于（个人）权利和分配的社会分析系统地忽视了社会学经典已经涉及的大部分同样潜在的病症：一个社会有可能维持了全面的分配正义，但仍然以其意义源泉（resourcesofmeaning）的枯竭以及难以抗拒的、由结构导致的异化经历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使成功的生活在结构上变得不可能，或者至少是非常困难——但又得不出不正义的直接诊断。正如我想要表明的，晚期现代性中的资本主义加速体制确实引发了这样的病症。其次，我认为不能将正义的标准——无论其个体的证成是实质性的还是程序性的——视为具有超越历史的有效性：这些正义标准的基础以及对个体观念的依赖本身在文化上具有偶然性。在我看来，共同体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论点在这方面似乎都很有说服力。  然而，这里无法详尽地重现关于正义标准之普遍性的争论。有一条更易理解的社会学路径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社会学“启蒙”——社会批判——的标准能够且应当植根于它所研究的社会之中。正是身处社会关系之中的主体所遭遇的经历可以为社会学家的诊断提供标准。  因此，社会学的社会批判的基本模式有如下表现：在一种“理念逻辑”（idea-logical）的分析中，社会学重构了指导性的规范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个体所坚持的关于“成功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它们或明或暗地在日常活动、决策和常规实践中起作用。与此同时，社会学挖掘了“价值的构成性理念”（constitutiveideasofvalue），这些理念或明确或隐晦地证实了核心的社会制度。例如，市场经济制度、学术制度或民主制度都建立在行为者和价值观的具体概念、关于“成功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对“美好”的信念的基础上，没有所有这些概念、观念和信念，制度就无法发挥合法的融贯力量。因此，社会批判的任务是对集体（或特定群体）未能过上成功生活的（结构性）原因进行分析，它由指导主体行动的关于“成功的生活方式”的强大社会观念所界定。 当然，社会学也可以提出证据，证明这些强大的理想和观念的潜在的不相容性。不相容性可能意指制度性的“主导理念”——比如经济领域的效率、司法和政治领域的平等——是不可调和的，它们之间的摩擦会导致不可避免的苦难；然而，这也可以通过解构主义或系谱学的方式来说明，从而澄清某些理想的历史不确定性，并使主体意识到这些理想对他们施予的胁迫或暴力。这样的理想就可以被确定为主体发现自己无法过上成功生活的原因（无论这种原因是不自由、异化还是其他）。  正如我想在下文中阐明的，如果坚持“现代性的基本承诺”，如果在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时坚持文化和政治的自主性规划，并且如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清楚地指出晚期现代性的条件让成功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甚至变得不可能，社会学的社会批判就可以在这样一个方案的基础上以令人信服的论证力量传达出来。三、资本主义与社会分析  社会学“启蒙”（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批判）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方面，重构“成功的生活方式”的主导观念，即主体的目标、愿望和价值标准，以及追求这些观念的主体所拥有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学无疑需要以资本主义关系的承诺和运作方式为其出发点。  资本主义代表着“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这并不是马克思说的，而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所以是“决定性的”，不仅因为它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形式，进而决定着主体生活的社会条件，而且因为它还支配着他们的“精神”。韦伯写道，“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并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类似于一种“训练”（training），它实际上迫使主体进入一种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具体生活方式；这涉及主体的就业途径、竞争力、对个性的看法、关于承认的标准，以及他们的消费行为（在晚期现代性中必须加上这一点）。  生活方式一方面是由恐惧驱动的，另一方面又是由各种承诺（希望）——它们界定了关于成功生活与不成功生活的观念——驱动的，这绝不是现代性所特有的。但是，恐惧和预期与经济活动的成功程度相关，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特定结果。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试图论证的，恐惧和承诺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文化驱动力。确实，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它们改变了形式，因为其投射面从社会之外的超验王国（一方面是永恒的救赎，另一方面是永久的诅咒）转移到社会竞争系统内部的竞技场（一方面是对失去竞争力和社会联系的恐惧，进而是对失业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在自主性持续增强的意义上对繁荣永久持续和权力不断加强的承诺）。然而正如韦伯所说，它们仍然保留了它们的功能，即“非自然的”文化所特有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者的精神强调的是利润最大化，从而强调增长与加速，但却没有将真正的、个体的、消费性的享受作为成功生活的构成性要素。  （一）增长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贯穿不同的发展阶段，超越所有的文化或地理差异——始终是增长的社会。它不断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率，除非陷入危机。其社会危机始终是、而且一直是增长的危机。一个共同的目标超越了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所有差异，最终也超越了现代国家、甚至这些国家中几乎所有政党之间的差异：以刺激经济增长为普遍的终极目标。必须竭尽一切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理念，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不否认；在意大利、法国、英国或德国，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抑或保守主义者也都不会否认。对于增长无条件地优先于生态关切的问题，通常不存在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片面的增长极权主义（growthtotalitarianism）在过去所有已知的社会形态中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其文化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克服所有物质局限的承诺之上——却产生了这种增长极权主义，以这种方式迫使增长的必要性脱离了任何真正的物质需求。因此，无论国民生产的实际总量如何，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达到目标。虽然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却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增长必须始终在以前增长的基础上实现，而以前的增长表现为生产能力几乎呈指数上升。因此，那些声称资本主义本身不存在的人并不能充分地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这种社会中的行为者，我们被迫每年生产、流通和消费更多的东西，却不关心如何实现这种“更多”的确切形式。这种系统性的必要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行为者的自身观念和自我界定，而行为者反过来又总是无意识地调整他们关于成功生活的个人定义，使其符合成功的生产者的精神，也符合执迷于——或至少愿意参与——积累的消费者的精神。  （二）加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事情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事情的节奏越来越快。经济增长与社会加速在不断升级的互惠逻辑中紧密交织在一起。时间就是金钱：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时间公式。就像金钱本身在竞争的经济条件下是稀缺的一样，时间也是稀缺的，因为时间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要素。因此，提高生产率就意味着通过节约必要劳动时间获得竞争优势；换言之，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重要的是，由于利润率原则，由于机器的无形损耗，特别是由于有机会通过将新产品或技术引入市场而迅速赚取额外利润，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有赖于对时间优势的发现和利用。因此，资本周转速度的加快，进而生产、流通和消费速度的加快，代表了所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与经济增长一样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历史时期和文化表象中存在着不变的“本质”或“形态特质”，它们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因此也应该包含在其定义之中，那就是关于增长与加速的具体的、特殊的、至关重要的联系，即资本积累的“双轮车原理”（bicycleprinciple）：流通过程要么以高速和加速的方式运行；要么如克劳斯·奥菲（ClausOffe)所说出现系统“崩塌”。它是社会的一般条件，社会中不会再有任何静态的、持久的均衡，不会再有稳定的、闲散的状态，任何停歇或停止都会引起立竿见影的倒退。这种不可缓和性正是韦伯的“铁笼”（ironcage）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的“TINA”原理的特征。正是在这两个概念中发现的升级原理使现代性在我们看来像是保罗·维希留（PaulVirilio）和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Sloterdijk）所说的“总动员”，并如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指出的那样，产生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效果。正是在不断的“烟消云散”中，马歇尔·伯曼（MarshallBerman）发现了现代化本身的基本原理。因此，增长与加速俨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文化塑造和结构形成的核心力量。四、资本主义的变革趋势——时代的诊断  正是资本主义增长与加速逻辑所具有的社会形成性和无情强制性，促成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和治理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以及主体性和身份形成的形式。例如，在资本主义的某个时期和某种发展状态下，人们从空间和时间上对生产进行严格区分，即工作与休闲的分离，以及后来的生产过程和运行的标准化（在福特主义、特别是泰勒主义的意义上），这使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相比之下，今天这些目标的实现方式恰恰相反——即收益的潜力主要来自去标准化和去差异化。由于去标准化需要相应的“主体再教育”，人们如今在不受严格的工作时间约束时工作更高效、更努力；例如，当工作流程适合个人的常规习惯或可以居家工作时。随着竞争和业绩标准的全面内化并成为习惯，如果个体不受制于考勤和计时，而仅通过提交成果的截止日期来把控，那么他们将变得更有生产力和创造力。工作范围的“净化”——即经由空间上的分割来确保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所有其他问题隔绝开来——不再必要；相反，取消这种分割有助于利用其他的生活世界资源（来自与工作无关的生活领域），以实现额外的生产率收益。  因此，艾尔玛·阿尔特瓦特（ElmarAltvater）指出，今天在“全球化”的笼统标签下讨论的那些现象，实际上不外是扩张型和密集型增长以及最大化加速这二者在空间、时间和社会中的终极产物。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就增殖和流通的过程而言，几乎是全球同步的。他还指出，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根本性的变革发生得如此迅速，从而在如此短促的历史时期内得以实现，这在人类经济或社会史上前所未有”，这是“增长的后果”；另一方面，他将其论述的核心概念“脱嵌”（disembedding）与加速等同起来，“脱嵌”是指经济从“自然的和社会的联系”中脱离出来，它是这种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因而脱嵌是所有社会进程加速的代名词”。当依据经济增长的社会功能进行评价时，阿尔特瓦特的描述再清楚不过了：并不是增长率服务于回应特定物质需求的目的。相反，增长本身成为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增长创造了工作。从任何其他社会形态的视角看，这种状况无疑体现为变态，是真正的病态性贪欲的表达。  如果说螺旋式的增长与加速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那么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实质性（即结构的和文化的）构成仍然会改变其本质和表象；这种改变可以在两个关键的过渡点观察到。然而，这些点只能运用加速理论来精确界定。  我的诊断颠覆了下述假设，即整个社会加速的过程在结构上或多或少是连续的，而断裂的文化嬗变的各种表象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就如同分子稳步加速运动在某些关键的临界点改变了物质的聚集状态（固态、液态、气态）一样。如果人们接受这样的假说，即社会变革的节奏在整个现代性的轨道上不断加快（交往方式、知识体系和实践形式都在加速），那么就有可能在这个过程的某些关键点上触发感知社会现实的质变，且这些转变与时空体制的变革、主体性形式的变革以及个体在政治上与自身相关联的方式的变革有关。  我们的论题，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变革不断加速的观点，也可以用一种更加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表达，即节奏已经从早期现代性时期经历多代（inter-generational）的代际变革，经过经典现代性时期与两代（generational）之间的代际传承近乎同步的阶段，到晚期现代性时期转变为一种代内（intra-generational）改变。  尽管在经验上度量这种节奏的变化困难重重，但在下文中，我将讨论那些组织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过程的基础性社会机制的结构性转变的动力，以便说明这一论断至少是合理的。在西方社会，这些机制已成为家庭和资本主义雇佣制度的机制，它们或多或少是不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关于社会变革的分析往往集中于这些领域。尽管关于这两个社会层面的经验结论存在许多矛盾和模糊之处，但只有考虑社会内生因素（因自我造成的变革原因，而不是敌对方攻击、自然灾害等外源性事件），才能假设变革的节奏是从多代、经两代、到代内的转变。因此，农业社会中理想的和典型的家庭结构——就其作为经济实体的生命周期而言——往往可以在多代之内保持稳定：代与代之间的更替并未触及基本结构，因为它只是更换了个人的户主地位。  阿瑟·伊姆霍夫（ArthurImhof）这样来描述这种家庭结构世世代代所保持的稳定性：“决定因素不在于出生于某一年而又去世于另一年的某个约翰内斯·胡斯（JohannesHoos）。远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胡斯拥有最大的生产力和社会协调能力的岁月里，总有另一位胡斯站在他身边，准备承担起他的角色并经营农场。如此说来，一个农场不仅是某个胡斯10年、20年或30年的产业，而是连续四个半世纪都保持原样。这真是一种惊人的稳定性，即使生命周期不确定。”因此，结构上（和文化上）规范的家庭结构被设计为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于是，在经典现代性时期，核心家庭（通常是为一代人设计的，以一对已婚夫妇为中心，在这对夫妇去世后解散）取代了大家庭，随之而来的是跨代家族（cross-generationalfamilygroup）及其相应的持久稳定结构。成立自己的家庭成为现代中产阶级个体（也逐渐成为“无产者”）形成身份和保障自主性的不可或缺的任务，从理论上说，一旦夫妻双方死亡，家庭就不再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最后，在晚期现代性时期，家庭周期表现出明显的代内生命周期缩短的趋势，其中离婚率和再婚率的不断攀升以及家庭重组或解体是最明显的证据。暂时重要的他者有取代今天的生活伴侣的趋势——这种观点决不是宣告资产阶级家庭理想的衰落，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种生活方式渐渐地再次成为社会理想，今天的个体继续融入新的家庭纽带和安排。于是，终身性一夫一妻模式日益被一种新的“连续性一夫一妻制”——或者说是拥有暂时的恋人——所取代。  尽管有人会以有效的经验理由反对如此简单化和格式化地描述家庭结构的变迁，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关于家庭结构具有偶然性的认识越来越普遍。此外，对比“外源性”偶发事件，以及疾病、自然灾害、暴力支配关系的负面影响等突变（这些情况常常致使前现代家庭结构不稳定且易于毁灭），晚期现代家庭结构的偶然性更多地是由自身造成的，更具家庭内源性，且更具个性化的特质。  这些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相关的发现对于评估就业关系形式的发展特别有效。例如，在前现代性和早期现代性时期，职业往往由父亲传授给儿子，从而导致职业和就业结构的跨代（cross-generational）稳定性。自由——但通常只有一次机会选择自己的、终身的、形成身份的职业——成为经典现代性的结构性特征，其中的职业结构表现出一种“代际”稳定性。在现代化社会中，“找到你的使命”与“建立你自己的家庭”一道，成为形成身份的第二项任务。相反，在晚期现代性中，职业和就业关系持续整个工作生涯的情况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普遍：大量经验数据表明，个体的工作生涯中职业和就业的多次变化（经常伴随不同时期的失业），似乎已经逐渐从例外转变为常态。  这一过程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劳动形式的放松管制如何产生新的就业形式，例如临时工作和各种形式的兼职工作。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创造了全新的职业，相应地，大量传统职业消失了。在此，我们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变革的动力是内源于社会的，内部或外部的决定可以带来变化，即使在职业和就业关系的形式没有变化的领域，应变意识（即对于短期、中期和长期就业状况具有不确定性的认识）也在增强。  因此，社会转型的加速通常可以通过代与代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在前现代情境下，结构和文化资源以代代相传为主；进入到现代性之后，“一代又一代人”“作为集体行动者以一种创新的方式”行动（也就是说，变革可以由代际更替来定义）；在晚期现代性时期，即使只有一代人的时间跨度，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样，在以代内速度发生社会转型的条件下，政治和主体性的形式都失去了在经典现代性时期获得的对参与和发展的要求，进而失去对自主性的要求。它们带着“瞬时化时间”（temporalisedtime）的标记（事件在生活和政治中的发展顺序、持续时间和发生速度不再对应于特定的计划和模式，而是发生于现实化的那一刻），呈现出“情境式特征”。情境政治（situationalpolitics）在此背景下意味着：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恰恰由于它很难加速（相反，在全球化条件下，形成意见和做出决策的民主过程实际上会导致减速），从而失去了它作为社会发展的领跑者的角色，被迫将自己局限于一种为“胡乱应付”当前事件提供调整方案的策略。今天，进步政治（只要它仍然存在）不再在进步信念的意义上追求社会变革的可控性加速，而是为了保障政治调控的要求而减速，然而（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的特征似乎是直接颠倒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有意消除这些主张为加速设置的所有障碍。如今，作为治理工具的国家官僚机构（和民主决策过程）已不再被视为效率的体现，而被视为僵化衰退的范例。现代民主政治（即集体自治）的时代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后民主”和“输出合法性”的说法。  相比之下，情境身份认同（situationalidentity）描述了与晚期现代性的瞬时化时间相对应的自我关系。在社会变革以代内速度发生的条件下，人的一生不再被视为一个逐步展开的（且可预测的）规划，而是一场开放的“游戏”或“漂移”，其中个人身份的所有属性都必须辅以一个时间指标：某人此刻与X结婚，某人目前的工作是平面设计师，某人在上次选举中投票给绿党。因此，情境性（situationality）首先意味着放弃了跨代的连续性和同代的一贯性，进而放弃了进行长期人生规划的能力。其次，它也意味着这些改变（部分是个人自己的选择，部分是外界强加的）不再被认为是以任何方式引导的结果，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它们被如此迅速地付诸实施，却没有明显的因果联系。在政治上，以及在日常实践意义上的生活方面，这种晚期现代形式的瞬时化时间以高速的、不可预测的、仅可稍加控制的变革速率为特征，可以将其描述为疯狂的停滞：事情在变化，但没有发展；存在无数的选择范围，但是由于其形式不断改变，无法制定长期的策略。运动变得毫无目的，充满偶然性，甚至不确定性；它失去了时间的、事实的和政治的指南针。  这种变革早已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民族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福利国家制度、劳动与就业的关系以及相关的“生命历程体制”（lifecourseregime），甚至娱乐与工作领域的严格制度化分离，以及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它们都面临着侵蚀压力；它们的重组反过来又加速了社会转型、社会不确定性的出现以及对经典现代主义发展道路的侵蚀。  如果自主性意味着塑造生活的力量、自由和安全感，那么就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和技术结构而言，自主性的丧失尤其引人注目。通过购买功能完善的电话、相机、立体声系统和计算机，我们也获得了迅速而高效地完成最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机会：聆听对我们有意义的音乐，捕捉我们希望保留的场景，建立对我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效率来塑造自己的生活。但是，这种程度的自主性在晚期现代性中随时都有消失的危险。我们曾经拥有数百张唱片，这让我们能够聆听几乎任何一首我们喜爱的音乐；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老唱机已无法修复，而许多我们最珍视的古典音乐在CD上并不存在。由于新计算机运行的是Vista而非XP，我们甚至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保存文件、打开文件、甚至关机。诚然，这些设备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更多，但是如果我们不花时间使自己适应新情况，我们塑造生活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不得不“以操练的方式”重新适应这种行动能力，以创造我们原本就拥有的东西。就这样，我们一遍遍地放弃了我们的自主空间：为了确保自主行为的自由空间，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以保持信息灵通。想要一矢中的、一劳永逸、长期地利用这些空间，或曰自主性，乃是不可能的。现代性的基本承诺确定无疑，即（通过增长与加速）增加和确保自主性，它在技术方面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塑造人的生活的技术可能性虽然不断增加，但这些可能性的耗尽率（therateofexhaustion）却在不断下降。竞争和认可标准从职位到绩效的转变，实际上也可以解释与焦虑、抑郁和倦怠相关的疾病在晚期现代性中为什么显著增加。五、论当代社会的批判  如果我们要根据上述社会批判来探究社会学的议题，即如果我们要比较和对照关于成功生活的有效文化观念与追求这些观念的社会条件，那么当代社会批判所应选择的方向就是不言而喻的。对自主性的向往是现代性的特征，是一种不受物质和经济限制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这种理想正不断遭受日益严重的挫败：（1）在社会政治组织的集体层面（集体自主性的衰退）；（2）在个人生活行为的层面（日常生活行为的殖民化）；（3）导致异化的经历（主体与社会之间联系的切断）；（4）进而导致危及整个系统再生产、脱离作为其基础的文化理想的功能失调（系统再生产的功能失调）。  （一）集体自主性的衰退  正如我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基本承诺在于这样一种前景：克服贫困和物质匮乏（从而解决整个经济冲突），使整个生活方式的配置成为一个符合其自身制定的规范标准的民主政治方案。然而，在晚期现代性中，该方案在各个层面都失败了：不仅贫困、物质匮乏和极度不平等没能得到根本性克服，而且在西方社会中它们甚至再次成为主要趋势。受这种前景威胁的人比以往更多，而且福利国家的改革导致繁荣水平再度下降。同时，以战争和恐怖的形式出现的人身暴力已经重新成为日常现实。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的生态危机意味着，生存的危险不仅在持续，而且确实在加剧。  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现代社会——作为政治主体——面对它们自身产生的增长与加速的双重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加剧的创新和竞争所引发的冲动，完全无能为力：似乎由于自然的力量（“别无选择”），晚期现代性的社会被置于它们的命令之下；民主政府不再表现为塑造社会的行动者，而是被动反应的（资本的）机构。甚至“零选择”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我们再也不能追随我们的社会组织的理想，因为它将我们的竞争优势置于危险的境地”，这是世界各地用以放弃关于塑造社会的非经济主张的标准论点。我们无法等到孩子年满6岁才送他们上学，或者在学校接受13年的常规义务教育；我们无力执行符合我们的公平观念的再分配政策，不能采用有效的环境保护标准，也无法在卫生部门维持高标准的护理；事实上，在许多政治家和有影响力的新闻出版商眼中，我们甚至无力遵循可能是德国最强大和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不再有战争！”在不同场所（例如地区、生产中心等）的斗争中保持竞争力的努力，导致了集中并占据所有集体资源和政治战略；今天的决策意味着为利润丰厚的资本投资提供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基础设施资源。因此，对政治上无能为力的体验已经取代了早期现代主义塑造或重塑社会的憧憬，取代了进步的政治承诺。  （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加速的集权主义：日常生活行为的殖民化  晚期现代性社会最令人惊讶的方面是：其主体如何一方面感到完全自由（因此也自主），另一方面又感到遭受的束缚几乎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自由感要归功于通过自由主义政治政策而实现的一种影响深远的伦理自主性。事实上，晚期现代性的伦理规范仅包含最低限度的限制，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伦理和集体强制人去做或不做、相信或不相信、喜欢或不喜欢任何特定的事情：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生活在我们想要生活的地方，选择我们喜欢的东西，随心所欲地穿戴，爱我们想爱的人，相信我们想相信的事物，等等。这种自由通过按照人们自己的方式使人们得到满足——即满足人们所表达的自主性渴望——而将晚期现代社会形态合法化。基于这种现实，行动与互动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数量和深度超过了任何其他社会形态，因而社会也更加需要协调、规制和同步化。这立即产生了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以其只有最低限度约束的伦理规范，如何满足如此惊人的协调需求？在我看来，答案似乎很简单：它会通过规定各种条件和期限、设置提交文件的截止日期，尤其是通过日益激烈的竞争，来进行治理。由于竞争对手“从不睡觉”，故而迫使我们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保持竞争力，而不能甚至不愿去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追求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致力于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从而超越经济竞争和为生存而斗争？  在晚期现代性社会，生活行为要根据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求来调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不受约束的竞争带来的压力。因此，对于维持一个人在所有社会领域的竞争力而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不断改进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劳动的主体化无非是“竞争领域”对“自由领域”殖民化的一种委婉说法。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尤其是年轻人避免确立实质性的生活目标中观察到：他们选择大学，完成实习，学习一门外语，完成职业培训，或去海外工作一段时间，其背后的动机是，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选择范围，并增强了他们成功地保持联系和建立关系网的机会——简而言之，这可以保持他们的竞争力。  社会条件迫使他们放弃了自主生活的信念，变成了灵活的“乘风破浪者”，他们乐于接受情况的变化，抓住随时随地出现的机遇，却不期待掌控他们生活的总体方向。令人不解的是，这种“乘风破浪”不仅是晚期现代性条件下一种相对成功的生活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日益不可或缺的日常行为形式。  （三）切断主体与社会之间联系的异化经历  异化概念在社会学中饱受争议，甚至在批判理论中也几乎被放弃。它的批评者声称，它预设了“核心本质”（coreessence）的观念，或者至少是某种理想的生活形式，而这种生活要么可以实现，要么无法实现。与此相反，我想将“异化”作为描述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功能失调关系的通用术语。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既有个人的涵义，也有集体的涵义：它可以指主体与我们人类同胞的关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与工作、自然和物的世界的关系，或者（在自我疏离的意义上）与自己的身体、欲望或个人信仰的关系。该术语表示缺乏构成性、“回应性”的关系，缺乏自我效能感和掌控的信念，以及没有与主体性的、对象性的社会世界建立积极联系以确定一个人的行为方向。确实，尽管我不能提供详细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晚期现代加速机制阻止了这些“适应过程”的发生。毕竟，正是这些过程使我们能够快速适应周围的事物，适应与我们交往的人，适应我们建立的愿景和信念，适应我们最初所经历的体验——从而，世界（包括主观世界）“成为异者”（becomingalien）的经历最终变成晚期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现象：晚期现代主体认识世界的方式或与世界的关系受到了严重干扰。  （四）系统再生产的功能失调  当然，针对这种对晚期现代性条件的批判，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规范性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成功生活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现代性对自主性的承诺确实必然通过现代化沦为加速与增长力量的牺牲品，也就是说，如果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面前无法继续坚持“现代性的方案”，那么就可能（且应该）导致成功生活观念的改变。一种社会批判如果将注意力引向对美好生活的“鲜活”信念与系统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至少原则上可以寻求解决方案，甚至可能是前者的逐渐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者相互调适的过程。事实上，虽然从规范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建议主体改变他们关于成功生活的观念以使其与社会世界的“硬化”结构相容的做法是愤世嫉俗的和完全不能接受，但我并不想在这一点上与那些不仅想要放弃“现代性的方案”、甚至声称已经为主体生活方式的实际让步找到了经验证据的观点进行争辩。在我看来，现代加速资本主义必然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功能失调的副作用，这有可能破坏其自身的再生产条件，无论主体的主体性观念是否确实发生了有利于它的转变。这方面的证据不难找到。  第一，生产和再生产的快节奏使生态系统在原材料的再生产和污染物的处理方面都负担过重。第二，晚期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很可能产生一个不断壮大的被排斥群体，可以说这一群体“从外部”威胁着该系统的再生产（例如通过暴力行动或革命抱负）。第三，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实体，由教育系统、司法系统、政治系统、金融市场、福利国家机构等众多紧密关联但又高度分化的子系统组成。它们至少部分地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时间结构运作，并服从于复杂的同步化要求。晚期现代性的超级加速极大地拉开了其中一些子系统的同步化能力：例如，教育系统（进而文化再生产）、司法系统和政治系统都明显不如金融市场或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可加速”（accelerable）。这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不同步问题。第四，晚期现代性时期的无限制加速，破坏了该系统进行再生产所必需的长期稳定性的条件，因此是一种自我毁灭：贯穿整个现代性时代的加速，其成功可归因于某些社会功能领域（例如法律、教育系统或“生命历程体制”）的停顿和稳定，这就为预测评估创造了广阔的视野，从而可以考虑（并最终促进）长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本投资。很明显，“灵活化”和“动态发展”只有在稳固的背景结构下进行，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持续下去。第五，在（个人和集体）决策中，保持有质量的理性水平取决于越来越无法满足的时间条件，从而导致了集体理性水平的下降。如果我们仅仅通过其客观充分性来衡量决策的理性水平（从而衡量由此产生的行动或产品的质量），那么很明显，随着我们的复杂世界留给决策（或行动）的时间不断缩短，这种理性水平会逐渐下降。此外，如果与决策（或行动）相关的背景条件变得越来越快和/或越来越复杂，那么保持一定水平的质量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时间。如果这些过程是矛盾的过程，可利用的时间（用于撰写资助申请、开发新产品、起草新法律）减少，而背景条件的复杂程度（或者说它们的不稳定性）增加，那么影响就会成倍增加：决策的合理性（以及行动和产品的质量）迅速下降。六、结论  如果社会学在社会批判的意义上不断探讨关于“美好生活”的问题，并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它就可以成为一个令人兴奋且值得研究的社会自我反思领域。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虽然它不能为关于美好生活究竟是什么的哲学甚至神学问题提供答案，但是它可以批判地对照和比较关于成功生活的各种观念，这些被个人或明或暗地追求的观念扎根于制度和实践中，并与它们实际所处的社会条件相适应。此外，它可以根据关于美好的“有效”（operative）观念来衡量社会中可观察到的变化，因此可以确定社会的潜在病理。这样，社会批判的社会学不仅可以在社会自我观察和自我反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可以同时成为一种构成性的矫正样本，尤其与那些拥有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发展相关。  如果社会学认真对待这项任务，它就必须承认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但不局限于）西方当代社会中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乃是形成、塑造和改变主体以个人和集体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生活规划的某些条件的基本决定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学分析很可能揭示出，这种经济秩序中根深蒂固的升级逻辑与那些生活规划密切相关；或者说，现代性的社会形态中隐含的对社会有效的恐惧和承诺本质上取决于后者对加速与增长的承诺（和强迫）。然而，正如我想要指出的，在晚期现代阶段，这种“盲目运行”（即在伦理和政治上仍然不反思）的升级动力破坏了关于成功生活的（基本）观念，特别是构成现代性的自主性承诺。  当然，这只是对危机的另一种诊断，社会学家几乎不停地对危机进行诊断。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传统将危机的原因定位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这方面，尽管我的诊断可能既不新也非原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错误的或无关紧要的。事实上，重新采用这种理论传统的时刻很可能已经到来。尽管偏离了该理论的主流解释，但我想指出，资本主义批判不应侧重于固有的经济矛盾或功能问题方面的证据，也不应侧重于分配和正义方面不可否认的缺陷，而应从伦理根源上把握资本主义：即使资本主义运转平稳，从逻辑上看，它也必然导致无限制的博弈，最终甚至使投机商和赢家也陷入痛苦之中，因为它将他们所有的个人和集体精力都投入于单一的、盲目的、工具性的最终目标——为保持竞争力而斗争。  （作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译者：唐芳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2期发布时间：2023-06-0909:2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