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文献学这一学科设置之初，张舜徽、白寿彝、刘乃和等知名文献学者，就强调历史文献学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展开。之后，国内出版的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论著和教材大都认同上述观点。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人文学界学术研究思潮转移，历史文献学研究更注重探讨实证性具体问题，除少数学人外，仍关注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的学者并不多，更遑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文献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近年有学者就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文献的重要论述，明确指出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作用，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学。笔者延续前述学者的研究路径，鉴于当前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实际情形，撰作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高度理论深度的理论体系，具有相当明显的整体性特征。有学者就指出：“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实际上就蕴含着一个前提，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这一整体性的学说有三个直接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也“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才能诞生。没有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就难以创立剩余价值学说。而没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就难以从空想上升为科学，更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自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人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应具有宏观视角，充分认识到该理论体系一以贯之的整体性特征。百余年前，列宁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全面的学问。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常常看到引自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得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即便在现今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内，人们如从整体性角度出发，充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科学性、真理性特征，并将其与各具体学科领域的实践研究活动相结合，更有利于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的重要指导作用。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整体性，并非一句话即可完全概括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其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实质上就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演变的多个方面。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历程来看，该体系的最终形成，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整体化过程。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三大重要思想来源。但这三大部分学说，在当时是各自具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很难说彼此之间在理论建构还是具体实践过程中有比较明显的思想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的诸多合理成分，以一种新的理论方式将它们巧妙融合在一起，创立了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诚如后来一些研究者所论及的，如果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西欧社会生活没有进行比较长期的全面深入的经济学研究，他们后来也不可能发现并创立了伟大的唯物史观。而没有唯物史观，他们也很难深入剖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更难提出剩余价值学说。而没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自然也很难成为现实。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具有一个核心思想即“破解资本占有劳动的秘密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得以形成的起点和落实于实践行动的根本动力，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各组成部分的一致性。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占有劳动的秘密，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寻求经济学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关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的学说，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最终指向。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体现出的主要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整体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不难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基本上都体现出两种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即科学分析和价值分析的统一，经济问题哲学剖析与经济问题政治考察视角的密切结合。其中科学分析即从客观的角度通过对事物在经验和实证层面的分析以揭示客观规律。所谓价值分析则以人的角度考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的意义。就科学性而言，该体系注重从社会历史发展内部因素方面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也是一种改造世界的理论，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在解释世界方面，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同时，马克思也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第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本叙述上也具有较强的整体性特色。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在论述其主体学说时即着眼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课题时又汇聚了诸多哲学思考的智慧，探讨哲学问题时又囊括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而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他们又随时展开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论证。在他们的叙述中，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是对现实生活世界各类问题的具体分析，科学社会主义则是整个研究的最后导向，三者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学说体系，在思想分析和理论论证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自身在多个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整体一致性，所以即便在今天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分支学科的日常研究工作中，它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仍能为当今各人文学科的具体研究活动，提供诸多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的重要指导。二、历史文献学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研究任务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说它是古老的学问，这是因为其实际发展历史过程绵延不绝。而从现代学科演变角度来看，历史文献学又是一门相当年轻的人文学科。“作为一门学问的文献学在我国历史十分悠久，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或者说学科的）文献学历史还十分短暂。”迟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献学概要》始开现代中国文献学著述编撰之先河。不过，在20世纪30、40年代，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国内著名文史学者，通过身体力行的文史考证工作，客观上亦拓展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譬如陈垣先生就在校勘学、目录学、史源学、避讳学等专学领域展开了诸多典范性研究，总结出著名的“校勘四法”，为此后国内文献学学科的创设提供了良好条件。1959年，在齐燕铭、翦伯赞、魏建功等前辈学人共同努力之下，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设置古典文献学专业，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正式登上我国学术研究舞台。而历史文献学作为正式学科出现则晚了20年。20世纪80年代之初，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以其所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为依托，首次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此后近四十年间，历史文献学作为国内一门新兴学科，成为各地高校文史专业普遍设置的专业基础课程，在全国诸多高校、科研机构内迅速发展起来。仅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各地高校就先后建立一批从事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机构。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研究室等。此时，《中国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文献学综论性著作亦相继问世。这些著述在为历史文献学奠定学科建设基础之时，也为今后国内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起到重要开创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各自概念以及彼此之间的学理关系，国内诸多学者在较长时期内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关于“历史文献”这一概念该如何界定，近几十年来，国内学人持论不一，各抒己见。如有学者就将历史文献视作文献之部分，认为它是记叙人类过往历史的文字、口述资料，是人类历史资料中的文字部分，强调历史文献的史料性质，主张“历史文献学”主要从事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带有专科文献学性质，应为中国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即“中国历史学文献学”。也有学人指出历史文献可从广义、狭义角度理解。如从历史价值角度分析，广义上的历史文献是指记录历史知识的载体，狭义上的历史文献仅限于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资料。故仅从狭义层面来说，历史文献学主要探究历史文献及其演变规律以指导人们如何合理使用历史文献。也有学者认为历史文献从广义角度来看就是所有文献。就狭义而言，仅指史料文献。历史文献学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文献产生、发展、流传以及运用规律，并总结历史文献整理的相关经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最重要的历史资料即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是探讨历史文献形成、发展、整理以及利用规律的学问。还有学者指出历史文献就是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文献学就是一门讨论如何有效著录、校勘、注释、辨伪、辑佚各类古代文献的专学。笔者比较认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关于历史文献学的论述，“我们所谓历史，实际上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这是历史的本身。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人们写出来的历史，这是关于历史本身的记录，但不能说就是历史的本身”，而“历史文献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历史文献学是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白寿彝主要从历史研究角度出发，将历史文献明确定义为记录人类历史的文献资料，历史文献学就是探讨历史文献知识以及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的学问。随后，白寿彝又进一步指出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之间存在必然之关联，“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研究历史必然要建立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可为历史研究创造良好的文献条件。而人们现在“把文献做为历史资料去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这才是研究历史。如果把研究兴趣仅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那只能说是研究历史文献，而不能说是研究历史。当然，研究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是有所帮助的，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也就是说，考订历史文献与研究历史也有所差别，研究历史文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研究历史服务。“无论历史学如何发展变化，都离不开文献史料的基础，离不开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和成果，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和史学发展提供前提、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同时，历史文献学也受史学发展和历史研究深化的影响。”
随着历史文献学这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国内持续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众多前辈学者就对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研究任务多有论述。有学者在谈到历史文献研究任务时，强调“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是要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使之不走弯路错路，这便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职责”。这段论述就明确指出了历史文献研究的任务之一即对我国现今已经保存下来或已经发现的古代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当然，历史文献研究的主要任务也不仅是整理古代文献，“要把文献工作当作一门学问，只作事务是不行的；要把文献工作当作具有科学性的学问，只凭技术也是不行的”。“研究历史文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理论和观点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内留存至今的众多历史文献，具有丰富思想内容，人们在整理历史文献的同时，也要对相关思想内容进行必要的阐发。这项工作并非技术活，而是一门重要的研究学问。
综上，历史文献研究任务大致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从事我国现存历史文献的具体整理工作，为人文科学领域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文献文本。第二，在文献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这些历史文献具有的重要思想文化内涵，尽可能发掘它们可能具有的重要社会、文化意义。因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任务，“主要研究古今文献的形态，文献形成发展的历史，文献的整理，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内容与特色，文献的收藏，文献的阅读，文献的检索，文献的传播，文献的利用，等等。其任务在于为各种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尤其要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文献学领域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整体性和科学性，与现今人文社会科学有相当紧密的学理联系，即使是具有浓厚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历史文献学也不例外。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在今天历史文献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不仅是指导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也为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支持。事实上，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自己学说时，就提出了诸多如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科学、严谨地研究历史文献的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文献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过程，要深刻理解历史文献的本质，就要回溯到历史文献的起源上去，全面分析历史文献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可信度与准确性。这一观点对现今学者深入史源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思想意义。同时，马克思亦指出历史文献认识问题不仅是历史文献研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会影响评判历史实际情形。而认识历史文献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使众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义”，二是“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认识历史文献是历史研究人员应具备的基本功，也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
在认识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对原始文献的评判比对二手文献的认识更为重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同立场的文献编纂者，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会对历史文献认识采取诸多错误做法，如蓄意编撰、故意曲解、有意篡改等。为此，需要及时扩展历史文献的认识范围，对历史文献予以科学评判。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指出历史文献认识也会影响人们对历史实际情形的评判，“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系统研究，进而实现对历史真实情况的准确认识，并非直线演变的线性过程，往往呈现为螺旋上升的形态。毋庸置疑，历史文献认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唯物史观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也为具体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支持。恩格斯就认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依据唯物史观的解释，“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本身就涉及人类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包罗万象，唯物史观可以提供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但日常研究工作还要由历史研究人员开展具体实践。正因如此，恩格斯也指出，人们“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主张“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对推动此后历史研究工作的继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地位做了比较深刻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迷失了研究的方向，并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历史上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正为的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去做。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起来，那是很不合适的。我们老一辈的历史家，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学有一定的修养。但是，如果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他的成就是很有局限的。反过来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理解，而不下功夫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历史文献学工作，建立起来科学的历史文献学，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任务”。历史文献学研究不只是做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仍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历史文献学研究才能取得更大成就。
同时，白寿彝也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历史文献的性质做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发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不同，而谈不到有什么发展史。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来看，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对历史文献也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它，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通过上述论述不难看到，即使在今天，人们也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历史文献的基本属性。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历史文献即使在今天也有生命力，并不是由过去留存到现在的“死”东西。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人们需要辩证看待一些历史文献的形成、流传历程，既要看到它们的过去，也要看到它们在今天的多重历史文化价值，“只有坚持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才能对历史文献进行科学鉴别和批判”。
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为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支撑。历史文献学研究不只是纯粹的历史文献整理工作，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如前所论，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一大任务就是对我国那些已经保存下来的各类历史文献资料（如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具体整理、编纂、注释工作，最后形成比较完善的文本。而如何进行历史文献整理、编纂、注释即是具体实施的方法问题。关于具体方法，以前不少学者皆有相当具体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看起来与历史文献整理工作没有多少联系，但其所蕴含的深厚哲学思想却为历史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阐释，就从哲学视角提醒人们，在整理某一份历史文献时，不能只注意该文献在物质层面的某些特征，如版本来源、刻印版式、书写字体等，更要重视该历史文献记载的具体内容，认识到该文献的文字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献记录者所处时代的某些思想意识。
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也提示人们在整理某一具体文献时不能仅局限于文献本身，还要将该文献与其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注意不同文献在文字内容、思想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譬如近三十年来我国文献学界在郭店楚简研究方面，就不限于研究郭店楚简文本内容及其实物情况，更将它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研究，深入探讨这些文献在思想渊源上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在认识客观事物时力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这既是正确认识人类世界的基本要求，也是历史文献学研究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之一。四、历史文献学领域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不良倾向
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非常注重实事求是精神的人文学科，其领域内的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在日常科研、教学工作以及各种文化活动中的诸多学术行为，大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精神和基本要求。但不可否认，当前，在历史文献学的教学、科研以及文化活动领域，也存在不少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不良倾向，亦因此产生了一些亟待纠正、改进的教学、科研弊端和学术失范问题。譬如历史文献整理中频见失范现象，历史文献研究的问题意识、发展观念薄弱，历史文献学教学中理论与实际脱节问题，历史文献学思想遗产仍待细致梳理，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学关注不够，古籍数字化、古籍保护与修复的理论与技术研究有待深入等。
（一）历史文献学教学活动中理论与实际脱节问题
当前，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下的一门二级学科，在我国各地区高校的文史院系内大多设置有相关课程，教学内容主要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典藏学、辑佚学、文献学史等诸多分支学科，授课内容的专业性、学术性自然很高，与社会生活中实际情形之间的关联有所疏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现今历史文献学教学领域内也广泛存在理论知识讲授与具体实践活动相脱节的“纸上谈兵”现象。不少讲授者在授课活动中，并不注意根据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事例，调整、补充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修复、研究方面的教学内容，积极鼓励学习者自己动手搜集、整理相关历史文献，从而增强他们学习历史文献学的情感认知度。这一问题之所以广泛存在，从思想根源来看，主要还是教授者不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倡导的变化、发展、联系的观点为教学指导方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不能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没有积极关注当代学术研究发展形势，与时俱进地吸收学术研究最新成果，随时引介社会生活中的新观念、新事物，以致教学内容适应不了当前迅速发展的社会文化需要。
实际上，讲授者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的改进措施确实很多。譬如教师在讲授古籍修复课时就可以采用实地观摩的教学方式，指导学生到图书馆古籍部现场实习。先让学生在古籍部动手检阅相关古籍，实际了解各种古籍版本类型与版式情况；之后，让学生现场观看古籍部修复人员的日常修复工作，并向修复人员了解古籍保存环境、古籍损毁原因与表现形式、古籍修复所需材料、设备及操作程序等基本知识；随后，在修复人员的指导下，学生参与古籍修复的具体工作，了解各个修复环节的要点；动手操作结束后，学生根据所学专业知识具体设计某些历史文献的修复方案，教师和修复人员再对这些方案予以评议，提出修改意见，形成最终的修复方案稿。经过上述诸环节的实践，古籍修复课所需讲授内容不仅可以得到有效的实践还原，学生也在现场实习过程中增强了今后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意愿。田野调查活动也可加强历史文献学教学活动的实践性。目前散落在我国各地的民间家谱、契约文书以及碑刻众多，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以调查小组形式，对某地区或某家族现存碑刻、契约、契约文书进行采访、登录，然后集中整理成文字文本予以保存。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等国内教研机构，在指导学生开展历史文献田野调查活动方面成绩斐然，可为后来者借鉴。贵州地区“清水江文书”就是在田野调查活动中被发现的，颇具学术研究价值。一般来说，历史文献学教学趣味性越强，历史文献学教学活动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契合度也会越高，对解决该领域内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问题也会更有利。增强教学活动的趣味性也是强化教学活动内社会生活气息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历史文献整理领域内所现失范现象
历史文献整理是运用历史文献学知识对历史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创造性学术活动。实际上，历史文献整理仍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理性看待历史文献的基本属性，力求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历史文献的实际情况，选取最为恰当的整理方式，以便整理后的历史文献能为文史研究工作提供便利。当前，在该领域，部分整理人员因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而产生出诸多整理失范行为，对这些行为，实有必要予以批评、纠正。
第一，前人全集整理存在务博求全、真伪混杂问题。今人为前人编修全集，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编者要比较熟悉作者的生平、著述情况，二是需尽可能查清作品真实情况后再选录作品，以免鱼目混珠，张冠李戴。如此前就有学者指出商务印书馆2016年所出版的五册本《姚广孝集》有误收之嫌。因该集后四册所收《明太祖实录》是全体编修人员在前两次所修版本基础上进行的局部修改，并非原创作品。姚广孝作为该《明太祖实录》监修官之一，虽参与其事，但此版《明太祖实录》实为集体编纂之作。也就是说，《明太祖实录》不应归入姚广孝个人所作之内。周相录则认为三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新编元稹集》虽说征引“广博”，但也过于芜杂，辑佚、订补之处并不严谨，违反古籍整理学术规范之处甚多。
第二，文献整理工作中底本选择有误、整理体例欠佳、标点与断句错误、校勘与注释不当等失范现象屡见不鲜。在整理某种历史文献之前，第一步工作就是运用版本学知识梳理该文献各版本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流传情形，最终选定出现时间较早、错误较少的版本作为整理底本，这是文献整理工作应当遵循的惯例。不过，在前人诗文集整理方面，也出现不少底本选择有误的现象。如有学者就指出《顾炎武全集》所收《诗律蒙告》并非该书最全版本，南京图书馆所藏《诗律蒙告》抄本内容更多，整理者应选择该抄本为底本，至少也应列为参校本。复次，因文献整理体例欠佳而出现文字错误的出版物也不少见。如经过几十年发展，古籍整理出版已形成成熟的体例规范，《古籍整理释例》就做了详细阐释。而部分文献整理人员未接受专业训练，在繁简字转换方面比较随意，多通过计算机软件来实现。以致“郑谷”被转成“郑毂”，“黄山谷”被转为“黄山觳”，与原版古籍差别甚大。再如标点古籍，需根据古人语言习惯来点断。如碑文、墓志中最后一段铭文就是韵文，标点时就应在韵脚处加句号。部分古人语句，因不常见而不明其意，可在查询相关辞书后再行点断。注释不当现象在当前古籍出版物内也多有呈现。“近年来出现的‘伪注释’现象也颇值得注意。所谓‘伪注释’，作伪者未必整体照搬照抄他人同类成果，而大多是抄掇众书甚至只是抄录辞书而生成洋洋大观的‘注释’，并将其标榜为自己多年埋首书斋的原创。……这种缺少学术价值的注释方法，既无助于加深人们对古代典籍的理解，又使正常的古籍整理学术环境受到干扰。”
第三，文献整理作品的重复出版行为比较突出，抄袭现象也不绝于缕。重复出版行为在前人文集、全集出版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如王阳明、曾国藩等人的全集，国内出版社就相继出版了不少，质量参差不齐。其中“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在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1年、线装书局于2014年、中国书店在2015年，都各自出版过多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后来又出版过增补本。几种版本互相比较，全集整体质量仍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几年所出增补后的4卷本为佳。《曾国藩全集》目前也出版了十多种，如中国书店版、同心出版社版、岳麓书社版等。其中整理质量较好的，还是岳麓书社近年所出《曾国藩全集》修订本。不过，这些名人全集现有版本整理得再好，也会有遗漏。如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图书馆就分别藏有一批曾国藩书信，现存晚清书札集内也收有曾国藩书札，这些皆可以增补进岳麓书社所出《曾国藩全集》修订本内。王阳明、曾国藩二位全集的整理、出版是如此，其他名人（如张之洞、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的文献整理也颇为相似。这就要求国内文献整理人员、出版单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调查历史文献整理领域的现状，从而作出理性、合理的选择，以免浪费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
近二十年来，尽管文献整理作品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版问世，但不乏一些比较严重的抄袭作品混杂其中。如近年来就有学者撰文指出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所出《全元赋校注》就存在大面积抄袭《全元文》整理成果现象。这种行为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在一定范围内侵犯了《全元文》的知识产权，属于教育部相关文件所指出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有学者在媒体上发文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所出《莫友芝全集》，在莫氏“书信、日记和散见诗文的搜罗、释读和考辨”方面，实际袭用中华书局2017年版《莫友芝全集》与2008年版《莫友芝年谱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莫友芝诗文集》的整理成果，存在较多抄袭现象。进而建议，今后国家主管部门制定指导性政策，督促出版行业保护原创性古籍整理行为；出版社要增强对古籍整理人员学术水平、整理条件以及重复性古籍整理事项的要求；古籍整理人员对学术研究要心存敬畏，遵守学术伦理、规范，多出精品；“社会上还要形成一种激浊扬清、辨伪求真的风气”。
（三）历史文献研究领域问题意识、发展观念薄弱
第一，历史文献研究领域存在发展观念、问题意识不强，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不紧密，研究范围亟待继续拓展等问题。譬如，随着甲骨、金石、简帛等出土文献不断涌现，民间契约文书持续发掘，古代历史文献研究对象，今后将不再以刻本文献为主。有学者就认为，我国古代历史文献载体先后历经甲骨、金石、简帛、写本、刻本等阶段，刻本文献虽然存世最多，仍不能代表全部古代历史文献。20世纪至今，甲骨、金石、简帛、写本等文献成批涌现，已经形成一个新研究领域——出土文献研究。最近研究成果已揭示，简帛时期的历史文献自有简帛时代特征，写本时代文献必然有写本时代特征。文献研究人员如果仍然依据刻本文献研究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文献知识、规律、方法，从事出土文献研究，将会出现一些重大失误。这是因为，“出土文献并非仅仅在校补传世刻本文献时才有意义；简帛文献和写本文献应当是早期文献研究的直接对象：其特殊文献载体对于文本形态的塑造、文献意义的表达、文献信息的传承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完全无视文献形态的研究必然陷入误区”。实际上，我国境内少数民族众多，也留存不少民族历史文献，如蒙古文、满文、回文、彝文、傣文等文献。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相当重视少数民族文献保护与研究，先后设置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文教机构，以保存、研究现存民族文献，仅民族图书馆就保存有民族古籍38163册（件）。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相关研究人员也为少数民族文献学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出版不少论著，如《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中国民族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基础教程》等。不过，相比历史文献学其他分支学科，少数民族文献学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在理论体系方面，仍呈滞后局面。有学者就指出：“这是因为少数民族文献学涉及众多民族，每一民族的文献都有着不同的特点，要想构建一个完备的、适应不同少数民族文献特征的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实属不易。譬如如何界定少数民族文献学的内涵及概念，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体系与汉民族文献学有何异同？如何构建？都还处在讨论之中。至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文献学建设，更需要进行理论上的讨论和方法上的探究。”
历史文献研究也需要与现实社会生活保持紧密联系，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与之相关的实际课题，强化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例如近年来随着国内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加速，地域文献整理与地域文化研究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日益密切。地域文献研究也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各地政府组织人员编纂的地域文献集成也相继问世，如《山东文献集成》《广州大典》《湖湘文库》《巴蜀全书》《荆楚全书》《江苏文库》等。地域文化论坛也屡有举办，如广东文化论坛、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等。通过知网主题搜索，可检阅到关于“地方文献整理”的论文有371篇。相关科研机构也举办了一批地域文化研究刊物，如《中国地方志》《上海地方志》《中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等。由此可见，历史文献研究如积极应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其研究课题的现实价值将更为显著。至于医疗史文献、环境史文献、水利史文献、农业史文献、海洋文献、岛屿文献、边疆文献等专题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大都“涉及到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这些文献进行深入挖掘，拓宽文献学研究的空间，使文献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献学、目录学、校勘学、书志学、书籍史等学科理论和重要论著纷纷引介到国内，域外汉籍的回流、整理与研究也渐成一股学术潮流。这些新近学术动态，实际上就有力扩充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研究理论与方法。历史文献工作人员今后大可结合自身情况，从事这些新领域、新课题方面的研究。当然，历史文献研究领域内现存诸多不足，从历史文献学自身学科特点来看，难以完全避免。就传统观念而言，历史文献研究工作理所当然地要与青灯黄卷做伴，开展历史文献的校勘、注释、辨伪、辑佚、考证等研究，将优秀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出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文献研究领域，国内历史文献研究人员无疑已经取得诸多辉煌成就。不过，随着当代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历史文献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范围、主题以及学术观念也会发展变化，研究人员更需要增强时代观念、问题意识，以发展、联系的观点，处理好历史文献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做到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积极拓展本领域的研究范围，让辛勤工作的研究成果更好为当今社会文化生活服务。
第二，历史文献研究著述低水平重复现象较多，文献学史、文献学思想、古籍数字化等专题领域仍需深入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历史文献研究之著述如泉涌一般纷纷出版，不论是文献学通论性著作、文献学分支学科著述，还是文献学专题论著、知识普及性作品，其总体数量已有1000余种之多。历史文献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更多至10000篇以上。通过知网检索，就可以查阅大量以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论题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仅校勘学方面论文，就有300余篇之多。尽管近些年历史文献研究在论文、著作的数量方面已蔚为大观，但这些著作、文章，仅少部分能做到别出心裁、新意迭出，大多还是因袭、转述较多，学术创新性、严谨性并不高。如就现有文献学通论性著作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问世后，国内此后所出诸多以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文献学、传统文献学、文献学概论、文献学通论、文献学引论为书名的概述性著述，无论是在篇章结构、基本内容，还是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方面，大都以上述二书为基本体式来编撰。2000年以来，国内新出文献学教材亦多是如此。尽管文献资料有更新，最新研究成果有增加，但自身特色和创新性并不明显，还是引述较多。仅有《文献学概要（修订版）》《中国古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新编》等数家，在主体内容、体例编排、思想阐述、资料丰富性、语言表述准确性等方面突破以往体式，颇具新意和特色，自成一家之言。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等专科著述重复性现象不多，是因为这些分支学科实践性较强，对文史功底要求较高，大都属于冷门绝学研究，能撰写著述的学者也不多，今后应是历史文献研究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与现实社会生活加强联系，并不意味要摒弃冷门绝学研究。党和国家近年一直强调对冷门绝学研究要予以保护与支持，自有深意，历史文献研究在冷门绝学领域将大有作为。历史文献研究文章大量增加，与当前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科研工作者群体壮大、研究生扩招等诸多因素有关。不过，令人忧心的是近些年发表出来的高水平文章并不多，低水平重复、抄袭现象倒是比著作领域还严重。各种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抄袭事件，经网络、媒体曝光后竟成热点新闻。历史文献研究很考验研究人员的学术态度和专业功底，这些低水平重复、抄袭现象屡现，表明部分研究人员实际上已违背从事科研的初心，不遵循当代学术伦理与规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科研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尽管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式确立，但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远在春秋时期已现雏形，孔子就亲手整理过六经。此后历经汉、唐、宋、元、明、清数朝二千余年发展，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古代常称之为校雠学。也就是说，现今所称之文献学，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一段演变历程，可称为文献学史。此前就有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活动，自然也会产生相关的文献学思想。因此，文献学史、文献学思想研究也是现今历史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实际上，上述两方面之研究在国内学界仍然相对薄弱。此前仅《中国古文献学史（修订版）》《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增订本）》等著作简明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文献学发展情况，对重要文献学家的成就、思想也有发微。《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仅择要剖析了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学思想。相关学术论文或探讨某位文献学家、某一时期文献学成绩，或做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分科研究，全面、贯通地梳理文献学史、文献学思想的论著实不多见。不过，近年文献学界也有突破性成果问世。2022年开始出版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全十卷）》可谓古代文献与文献学通史，撰写人员多为江浙地区著名文献研究学者，水平之高为近二十年所罕见。有待出版的“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1911—2011）”课题研究成果，在时段上正好可与该书相补充。2016年出齐的《中华大典·文献目录典》共分文献学分典、古籍目录分典二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学重要文献的最好汇编本，也是文献学史、文献学思想研究方面的重要资料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推出网络检索版，使用比较便利。关于文献学史、文献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性，有学者就指出：“古代文献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文献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必须结合文献学史的研究加以总结。古代文献学思想的研究，既可丰富文献学史的内容，又可深化对于古代文献学内涵和价值的认识。此外，还可以为建立当代文献学理论体系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可以为当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提供直接的借鉴，因此是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我国古籍数字化事业，自改革开放后因科学技术发展而兴起，至今已走过近40年历程。古籍数字化领域发展迅速，不仅有力推动历史文献数据库、历史文献网站的建设，也促使历史文献储存方式由纸质保管迅速向数字化、网络化转变，具有存储量大、检阅便利、流通迅速等显著特点，“e考据”就因此兴起。凡事有利有弊，古籍数字化工作也有许多难题亟待解决。譬如汉文生僻字收录、繁简字转化、电子文本讹误等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中常见问题，就很难有效解决。珍贵历史文献保护要求与数字化技术手段之间就有冲突，如何有效处理这一关系也是难题。古籍数字化后，纸质文本转换成电子文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无疑会受到冲击，这些学科的发展也是问题。古籍数字化是通过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技术手段将纸质文本转化成电子文本，技术手段是硬件，文献知识为软件，如何培养既掌握现代技术又具有历史文献素养的人才也很重要。由此可见，古籍数字化的利与弊，无疑需要人们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思想，以发展的眼光慎重对待。
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至少应包括理论基础、理论遗产、学科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基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首先就是要指导研究方向的问题”。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阐述有关历史文献研究的理论，但他们的著作关于历史文献的论述却相当丰富。历史文献研究仍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分析历史文献的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准确研读历史文献传递的相关信息，进而透过历史文献认识历史实际情形。深入认识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充分理解历史文献学是文献形式研究与文献思想内容研究的有机统一，不仅研究历史文献的产生、保存、传播、利用过程，也研究历史文献思想、理论和方法问题。无疑，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前历史文献学研究、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李江伟，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1期发布时间：2023-05-3108:56:00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