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休伯 ：生态社会主义与工业主义问题
一、何为“工业主义”？
何为“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工业主义是为了生产各种产品和服务而对自动化机器——类似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十三章中所讨论的机器——的依赖。显然，在马克思和我们的时代，都要依赖化石燃料为工业机器提供动力，这就引发了全球气候危机，而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危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整个社会要不可避免地依赖工业供应链来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食物、能源、住房以及所需要的一切。拒绝一个特定的工业过程——比如开采锂矿或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石油——并不难，但是我们还不清楚如何在一个没有机器生产和运输等工业形式的情况下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生态危机如此严重并清晰可见之前，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就已经将工业生产视为社会主义方案的物质条件，而这是我们有能力消除贫困、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前提。恩格斯是这样阐述的：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对工业生产持何种立场？目前尚不清楚。不过至少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完全回避了生产问题。我认为，生态社会主义通过一种语言技巧做到了这一点：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论述中几乎普遍存在着对所谓“生产主义”的批判。尽管现实中生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往往伴随着真实的生态问题，但这种概念技巧却使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几乎完全回避了生产问题。然而，生产——无论是“方式”还是“手段”——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正如恩里克·莱夫所指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致力于打造一种“生态社会的生产理论”，同时开创“融合了文化、技术和生态过程的生产力发展新方向，并以此为基础”。这与大多数生态批判形成了对比。同样，乔尔·科威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生产范畴具有“内在的生态意义”，并坚称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发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其首要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集中在谁控制生产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生产。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去工业化的北方国家中的思想家——通过关注修复生产的生态条件和开创新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等需求而逃避了生产议题，从而也就回避了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生产问题。
二、反对生产主义？
如果有一件事能够将所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团结在一起，那就是对“生态主义不是什么”达成共识。它不是“生产主义”。很显然，任何将社会主义与绿色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方案都必然从根本上消极地看待生产本身。例如，安德烈·高兹断言：“所有的生产也是破坏。”特德·本顿主张一种绿色马克思主义方案，因为它从根本上包含着“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一篇阐释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的最新文章中，迈克尔·洛威简单明了地将其定义为：既是对“主流的‘市场生态学’”的批判，也是对“生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前者并未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挑战，后者则忽视了自然的限度。洛威在他有关这一主题的著作中声称，我们可以挪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摆脱其生产主义的糟粕”。当然，这些建议的核心通常是保罗·约瑟夫森等人所描述的苏联糟糕的生态记录。然而，这一记录必须置于其发展背景来考量：作为一个以小农生产为特征的农业国家，苏联面临着必须尽快发展的生存需求。苏联的经验表明，形成一个既能满足人类普遍需求又不破坏生态基础的生产体系有多么困难。
同样清楚的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更愿意直接关注生产领域之外的社会再生产和自然条件。伊恩·安格斯正确地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必须扩大非物质需求，“家务、育儿和护理、儿童和成人教育以及艺术等具有基本创造性的、非生产性的和再生产的活动在生态社会主义经济中将具有最重要的价值”。艾丽萨·巴蒂斯托尼也强烈呼吁将扩大低碳的社会再生产工作作为绿色转型的核心。如其所述：“粉领劳动——护理、教学、服务工作……是绿色工作。”这些工作更符合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社会再生产，而不是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同样，南希·弗雷泽坚持认为，生态学理论的拓展及其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并非以生产为中心，而是以存在于“马克思的秘密的背后”的生态条件为中心。
构建资本的生态学这一理论尝试坚持面向不同于生产的诸种关系。与为生产而斗争的传统社会主义不同，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将环境政治的社会运动作为其出发点。因此，他的生态危机理论——或曰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指向了生产的“外部条件”。同样，杰森·摩尔坚称，资本的生态学植根于价值循环之外——当然也在生产/剥削领域之外——的自然的“无偿工作/能量”。摩尔阐述道：“我将有偿工作（资本化）视为资本劳动与价值共享相冲突的领域。这就是剥削问题。我将无偿工作视为资本的形式及关系与未货币化的社会再生产（如‘家务劳动’）及‘自然劳动’之间的斗争。”生态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似乎都想述及一切问题，只不过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生产关系和剥削范围之外来讨论这些问题。
因此，如果用埃伦·M.伍德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将生产关系置于社会生活的核心位置”，那么近几十年来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版本实际上在强化而非对抗她所说的“阶级的退却”（the retreat from class）。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提及太平洋西北部的森林工人与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时所指出的，实际上令人困惑的是：围绕环境——或劳动的物质条件和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的斗争是如何被众多主流评论和学术研究理解为“非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的？生活本身的物质条件怎么会与阶级无关呢？甚至更令人担忧的是，实际上反环保主义的右翼赤裸裸地利用了以阶级为基础的论证，来反对任何以及一切环境或气候提案，认为这是对经济竞争力和普通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威胁。因此，右翼正在通过其特定阶级、甚至工人阶级的诉求赢得这场斗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对此感到惊讶。
三、生产的退却
“生产的政治退却”（the political retreat from production）是去工业化的北方国家所特有的。如果退回到50年前，你可以提供一个相当令人信服的案例，即环境运动通过一项将工业生产视为污染源的总体战略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事实上，1970年代的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总体上被认为是成功的，这些法案明确要求严格监管工业生产者的排放和污染。此外，环境活动家托尼·马佐奇与“石油、化工和原子能工人联盟”共同发起了工作场所安全运动，明确将工厂中伤害工人的有毒物质与工厂外的环境关切联系起来。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莱斯·利奥波德的说法，“马佐奇的概念突破在于他指出了污染总是始于工作场所，随后转移到社区和自然环境中”。马佐奇本人解释了他在与污染行业的工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正是这些行业的工人教会了我，在利润与健康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冲突……他们说：‘你知道，是生产导致了所有这些问题。’当你……开始成为生产力时，你将会走入野兽的心脏，对吧？”马佐奇的“工作场所安全环境政治教育运动”协助构建了一个政治联盟，直接导致美国在1970年通过了《职业健康和安全法案》，该法案的核心是一项旨在保护工人免受有毒物质侵害的环境项目。
那么，什么能够解释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在北方国家的退却呢？首先，过去几十年是以工业生产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工业环境中退却为标志的。这不仅意味着重工业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至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还展现出核心国家中工业领域的工作高度自动化以及全球工业生产的产能普遍过剩等特征。即使工业生产仍然留在美国，它也不再是就业的核心领域，因此大多数工人和普通人一般都不会体验到生产的“秘密”。这种脱离生产的理论转向已经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出现，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其次，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生态运动显示出对于将消费作为生态危机的一种特定驱动力的过度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战后时代确实可以由一种面向大众消费和“消费社会”的特殊资本主义形态的出现来界定。然而，更隐晦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态思维和阐释形式开始将消费者建构为导致生态问题的最终责任者。最流行的形式是生态或碳足迹分析，它假设能源、食品和其他商品的最终消费者要对生态“足迹”给生态系统和排放造成的影响负责。从生态学的观点——物质消费驱动生态系统的变化——来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食物网的营养级中，与作为生态消费者的所有其他物种不同的是，作为使用价值消费者的人类并非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社会关系的真正驱动者。毋宁说，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者将生产系统转向无限价值的抽象积累（M—C—M′），他们拥有最大的经济权力。即使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者不消费他们最终会出售的商品，他们也仍然可以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交换中获得最多的金钱利益。没有任何其他物种或生物生态系统通过货币和交换的运作而脱离具体的生活条件（事实上，从历史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系统）。
最后，北方国家的左翼组织——即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挫败意味着，那些设置论辩术语和定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地来自学术或专业阶层。换句话说，倡导“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声者们来自远离生产的阶层。“生态社会主义”这一学术项目也被设想为一种“绿化”或创建一种新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对围绕“生产”问题所展开的阶级斗争的核心关切。虽然众多生态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指出了资本（和社会）对生产之外的生态过程的依赖，但这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生态危机大都可以追溯到拥有并控制生产的阶级。生产是生态条件恶化的根源。在学术知识的生产中，从阶级这一特殊的定位出发，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的生态破坏以及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信念是传统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取向的体现。然而，这使得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更多地将其斗争建构为一个战胜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通常被视为有“无限增长”的需求）的方案，而不是战胜一个特定的阶级（这个阶级为了牟利而控制生产）的阶级斗争。当今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往往是一种“反体制”的激进主义，它可以浓缩为这样一个口号：“体制变革，而不是气候变化！”这种激进主义植根于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拒绝。在它看来，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新社会必须从它之前的社会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对抗中产生的理解已经时过境迁。
这意味着人们几乎不再关注社会主义方案中的核心问题，例如，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如何为生态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生态社会主义者如何修正其理念，使之趋向一种真正“生态社会的”工业生产形式，而不是全面拒绝发展生产力？
四、构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政治
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或生态社会主义者撰写过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生产体系样态的文章。莱夫主张一种新的“生态理性”形式，将自然的价值融入到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的讨论中。在《创造一个生态社会》一书中，弗雷德·马格多夫和克里斯·威廉姆斯用了整整一章来探讨“满足人类需求的生态路径”。该章确实聚焦了生产的生态前提，重点关注了可再生能源、农业生态学、公共交通、紧凑型城市等常见问题以及生态政治的更多规范议题。倒数第二章也用了三页篇幅专门讨论了“生产目标”和“生产地点”，但这三页篇幅不足以深入讨论更多的细节，只是强调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生产将以使用价值、回收再利用和耐用性为导向。维克多·沃利斯则展开了详尽的讨论，对初级产品、工业/运输/能源、信息/通信、公共卫生等部门逐一进行了细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尝试，来想象生态社会主义在各个部门会是什么样态。
我在这些生态社会主义著述中看到的主要问题是，它们更多地植根于生态学思想——并全面拒斥工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思想。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始终将工业化大生产视为人类解放的物质基础。生态社会主义者似乎专注于恢复和修补自然条件，但可能已经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和解放全人类。显然，社会主义方案既需要生态修复，也需要人类解放，如果只过度关注一个方面，那就违背了生态方案与社会主义方案相结合的初衷。因此，我们确实必须首先回归基本原则并追问：植根于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生产观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生态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在北方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已经历史性地脱离了有关社会主义政治以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经典假设。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计划就是科学地理解特定的生产方式是如何从之前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中产生的。相比之下，生态社会主义的立场似乎是，资本主义已经彻底破坏了生产的自然条件，因此必须重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计划都植根于一个“科学”事实，即社会主义只能从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本身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的“社会生产”呢？很明显，这是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他认为资本本身使生产的社会化形式不断发展，尤其是采取各种方式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包括利用协作、分工和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崭新的社会化生产形式与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代表的私有制生产（先于原始积累的暴力过程）这种分散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对比。事实上，“乌托邦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需要为小型所有制重新设想一种公社形式的地理分布，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其独一无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拉斯·利赫对此解释道：“以农民和店主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引导他们走向一个可行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走向了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经济独立建立在小型的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之上。”
到目前为止，许多环境思想仍然设想在地方化生产和社区管控的基础上与大自然进行一种“小而美”的再结合，因此上述批判仍然是正确的。不过，马克思对资本的社会化生产的批判针对的是私有制中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展示了资本如何利用他所说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来私下占有剩余价值。他认为这种生产力“必然是集体力”，甚至协作和社会劳动使人类“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他对机器和技术的讨论表明了资本是如何基于知识和科学——他将其描述为“社会发展的一般产物”——来发展生产的。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资本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的发展与建立在财富私人占有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是完全矛盾的。因为，正是资本发展了这种日益社会化的生产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力量，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人类社会”奠定了基础。他这样解释这一历史运动：
由此就会出现完全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其现实条件,为之提供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由革命发展起来的与工人相对立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
为什么马克思会这样思考？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解放的本质植根于他所说的“自由王国”，而这个“自由王国”又植根于那些同样“社会化”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资本的相对剩余价值：缩短的必要劳动时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必然王国”所需的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真正的人类解放才能开启。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的社会化生产概念对于思考“生态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会有所裨益。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生态社会主义者需要了解如何重新确立工业生产的目标。
我们首先需要利用技术——尤其是自动化技术——来降低“必然王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消灭园艺或手工艺品的生产等劳动密集型活动。相反，这意味着确保社会再生产不依赖这种劳动。“自由王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将拥有一个人或许多人想要从事的任何让人感觉有意义的活动。生态社会主义者几乎从未提及对自动化的需求。马格多夫和威廉姆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折衷观点：“新机器将被发明出来，但它们的目的将是使工作更愉快，减少生产所需的时间和人力，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对生态的影响。”
每个人都必须吃饭，所以对于大多数社会来说，“必然王国”的基础仍然是农业。在这方面，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呼吁劳动密集型生产形式的回归。他们的建议各不相同，从贾斯珀·伯恩斯提出的极端情况，即“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到马格多夫和威廉姆斯提出的温和建议，即生态社会主义农业“可能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更小的农场工作”。然而，很少有人切实地提出在农业生态生产中真正生态无害的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同样，沃利斯断言：“农业将分布在所有人口中。参与农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则越来越少。”人们似乎都同意，生态社会主义意味着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农业劳动，但这种劳动以及大规模招募此类劳动的机制将不再有更多的专业性。正如沃利斯所认为的那样，肯定存在一些“更具创造性、更有尊严”的农业工作，但是也有许多农业工作是极其艰苦的体力劳动。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更有力地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大部分这种艰苦的体力劳动。当然，这在南方国家更有紧迫性，这些国家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从事农业劳动——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高达60%，与高收入国家的3%形成对比。不同于为北方国家的化学资本寻求市场的绿色革命，工业化的农业可以有其他解放目标。
至少，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农业中有效地利用机械和自动化。正如保罗·罗宾斯在谈到乳制品生产时所说的：“我们需要讨论机器人。”也正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资本目前正在利用科学的社会生产力来制造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从事很少有人愿意从事的农业工作：除草。美国农业科创公司“FarmWise的‘农业机器人’泰坦（Titan）是一个巨型橙色机器人，配备了人工智能，能够识别要清除的杂草，有助于种植者提高效率并提高土地的产量”。这种机械化的除草系统几乎不必使用对环境有害的除草剂。如果我们寻求用更生态的种植方法取代节省劳动力的化学品，还应关注那些不会导致劳动更加密集的生产替代方案。
当然，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不会仅仅让农业停留于“必然王国”之中。这就需要高效的、可持续的和社会公正的大规模生产，包括生产构建了当今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商品：水泥、钢铁和电子产品。气候变化需要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体系，以便摆脱以石油为基础的化学品。但是，对于医疗和公共卫生过程必不可少的化学产品（从室内环境消毒到水和污水处理所需的化学品）又有哪些替代品呢？塑料显然是许多关键的基础设施的核心产品（比如医疗设备），不过我们必须找到生态可持续的替代品。一个重视规划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会以生态无害的方式寻求化学生产的转型。我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对话中，对这些工业生产问题的讨论几乎为零。
几乎所有气候科学家都会告诉你，我们今天亟需转型的关键生产部门是电力部门。由于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燃烧化石燃料引起的，能源学者一致认为，任何脱碳战略的“关键”都始于让电力部门转用100%的清洁能源，接着是实现交通、建筑以及工业过程的电气化。然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许多生态主义批评家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策略，而是指出向清洁可再生资源过渡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业开采。确实如此，“一切电气化”（electrify everything）的策略显然需要大量的铜——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关键矿产。但是，仅仅指向工业矿物开采，并非我们正确地拒绝所有工业开采的逻辑依据——即使你用最近的流行词“榨取主义”（extractivism）来粉饰你的批评。我们需要开采矿产来为所有人再造任何一种宜居社会。资本主义显然是为了私人利益，通过剥削工人并把生态灾难留给土著居民和其他众多农村社区而组织起这一切。在开采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者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有效实施工业规模的回收利用方案，尽可能地限制新的开采需求。其次，在必须开采时，我们应当追问：如何才能以民主参与的方式组织开采，以便受到影响的社区有权力拒绝开采或确立一种社会公正和生态公正的开采形式？西娅·里奥弗朗索斯揭示了拉丁美洲左翼政府在这样做时所面临的现实民主挑战，强调了“规模”——尤其是当地的开采规模及其更广泛的使用——在任何民主协商中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任何地区提议开采，就需要有民主机构，赋予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以更多的决策权。此外，我们还要有制度安排，确保这些地区从开采中获得更多的利益。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运作的：地方社区对开采项目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决策权，而且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该地区（并且常常是国家）之外。
然而，任何生态社会主义者都不应该因为电力需要工业开采而拒绝电力，而应该明白电力是为“必然王国”减少生产时间的核心。列宁经历过电气化带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变革，因此他明白：“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或许只有大卫·施瓦茨曼提出了一个积极的生态社会主义计划，即在世界面临气候灾难时，将过渡到100%的太阳能生产作为实现电气化社会主义的途径。生态社会主义者需要进一步关注电力生产，将之置于生态转型分析的核心。电动机不但驱动了超高效大规模生产，而且电力现在还是各种机器和信息处理系统的核心，这些机器和信息处理系统为社会再生产、乃至某些认知功能节省了劳动力。正如利·菲利普斯和迈克尔·罗茨沃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大数据”信息技术系统本身就是用于规划生产的高效知识体系。当然，洛威断言了规划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的核心地位：“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的生态规划理念，是人本身，而不是‘市场’或‘政治机构’，作出了有关经济的主要决策。”然而，为了使生态社会主义体系避免以无休止的协商会议取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电子化的信息技术来制定更有效的、甚至自动化的规划。
最后，电力生产需要始终平衡供求关系，因而也需要一种既定的社会化规划。与大多数无政府的资本主义市场不同，电力系统确实必须根据一系列复杂的参与者——包括家庭——的需求（或要求）来规划生产。尽管许多“可持续的”电力愿景都聚焦于一种分散式电网，而这种分散式电网是以去中心化的小规模社区所有权为基础的；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明白，当前的集中式电网恰恰是社会化的生产体系，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体系可以被征用并重新用于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即使是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也承认，任何能源转型都需要调节覆盖广大区域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以便确保一些地区在发生间歇性的能源故障时仍然可以生产。这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卢安武所倡导的去中心化的能源乌托邦的“软能源路径”相去甚远。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没有开始思考什么才应该成为所有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我们如何组织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如果生态社会主义政治仅仅是表明资本主义正在破坏自然，我们将无法构建一种具有清晰的、积极的未来愿景的运动，进而获得能够阻止这种破坏的力量。
五、结语
人类需要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这一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历史已经展现了多种“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构建了与地产力——马克思称其为“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生态”或其他）方案必须从根本上重建我们与生产、土地和劳动力本身的关系——将生产导向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和生态健康。然而，气候变化带来了挑战。虽然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将本地化生产视为生态修复的解决方案，但是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协作的生产革命。终极目标是人类这一物种本身——因为它利害攸关。这意味着生态社会主义者必须进行更广泛的思考：我们如何重新调整利用社会化的工业生产系统，从而既能拯救地球生命又能解放人类？我们必须诉诸全人类的团结协作。
（作者简介：马修·休伯（Matthew T.Huber），美国雪城大学地理与环境系；译者：徐彩勤、李婕、张英魁，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译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及冲突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2022年第86卷第4期
发布时间：2023-03-31 1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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