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启 吴春广：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

　　在意识形态语境中，象征实践(symbolic practice)主要强调“意识形态是一个表象体系”，是生活世界“象征结构”的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意识形态的象征实践是社会生产的折射和反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意识形态表达系统的“潜功能”(latent function)，其内涵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theoretical practice)。与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表达相比，象征实践更注重意识形态的表达系统和实践意图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其中表达系统主要作为象征实践的赋能形式而存在，实践意图则通过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或政治规划的形塑力、建构力而彰显其价值。随着象征实践这一术语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中的广泛应用，它逐渐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其内涵也逐渐由与社会政治规划有关的“思想体系”“信念体系”演变成为蕴含理论形态、政治形态、实践意图等丰富内涵于一体的意识形态重要概念， 并成为标识意识形态的表达系统、传播理念与实践图式的内在逻辑关系的重要范畴。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主要反映一定社会特性(social distinction)中网络意识形态的“表达兴趣”及其象征形式的价值引领力，在很大程度上展示的是“以言行事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旨在通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话语表达、信息传递与氛围营造彰显其价值引领的“理想的意图”。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研究，一般要把握三个基本问题，即如何理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 象征实践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会产生什么影响？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应当如何推进? 其中，第一个问题主要涉及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科学性问题，围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想的意图”而展开，回答象征实践“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主要涉及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围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想的力量”的生成而展开，回答其象征实践“能够做什么”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涉及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实践性问题，主要围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如何形成“理想的效果”而展开，回答新时代象征实践“如何做”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研究，既要探究其表达系统的时代变迁与发展规律，更要深入系统研究如何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凸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领的“实践意图”，并着力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版图，为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第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是一种拓展主流价值引领力的实践活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直接目标是规避和消除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创造良好的网络社交环境，引导人们自觉按照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引领方向开展网络交往。象征实践是人们常用的规避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旨在借助意识形态丰富而形象的表达系统“完成国家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意义、价值和情感的输出功能”。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网络行为体通过对意识形态象征实践的时代表达所蕴含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实践指向的系统分析，引导广大网民自觉理解、认同、接受和践行社会主流价值观，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过程中持续彰显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价值。象征实践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具象化表达，通过主体赋意、形象展演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展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科学性、价值性，以广大网民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彰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理想的意图”。在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主要是借助意识形态表达系统在网络空间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价值引领力版图，在象征实践价值化过程中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为人们“从内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是一种建构综合性治网格局的样态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必须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述既阐述了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技术手段，即“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同时也指明了与时俱进建构综合性治网格局对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过程是一个破除危险、防范风险、巩固阵地的斗争过程，也是一个“以立为主，立破并举”的过程。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价值和情感的输出提供了良好的机制前提，但更好地展示意识形态治理的“理想的意图”，离不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与时俱进的象征实践。象征实践主要借助形象化、具象化的意识形态表达系统在网络空间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意义价值，以生动活泼、形象鲜活和充满时代感的表现方式展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战斗力。在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主要在网络空间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过程中生成的“理想的力量”，并动员和鼓励广大网民自觉加入到按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意图”去行为的“洪流”中。在这一过程中，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是一种借助意识形态表达系统在网络空间建构综合性治网格局的样态呈现，反映了意识形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本真意图，体现了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和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样态，在建构综合性治网格局中彰显象征实践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价值。

　　第三，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是一种重新绘制网络权力图谱的“云”载体。网络意识形态是伴随着社会生活信息化而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工作新领域，是基于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手段的开发、应用与普及而生成的意识形态新形态。随着“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破坏，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各类社会风险向网络空间传导趋势明显”。如何正确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系统把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规律和及时有效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成为摆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课题。象征实践作为集主体赋意、形象展演和大众传播于一体的具象化表达系统，其意义彰显与功能输出的潜隐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与时代性，有助于在网络空间润物无声地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信仰体系”的“实践意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繁荣安定和人民生活安宁的作用，积极在网络空间探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有效载体，而象征实践以其表达系统的具象化、实践意图的理想化备受关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具象化表达彰显主体赋意的“云”载体，适合在网络空间借助主体赋意、形象展演和大众传播凸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意图，并以比较接地气的生动活泼形式为广大网民所认知、接受和认同，容易在网民自觉参与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程中形成“重绘网络权力图谱”的理想效果。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是一种借助网络信息传递、具象化系统表达而产生价值引领的意识形态系统表达途径。从动态意义来看，象征实践是一种借助网络信息的生成、传播而形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践活动，它构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活动过程；从静态意义来看，象征实践则构成了意识形态交流交融交锋的新阵地、新样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一项涉及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为时代把舵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新形势下掌控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和基本途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象征实践是引领人们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人、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和重要途径，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过程中，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要引导人们形成按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去行为的思维和能力，离不开对象征实践的综合运用和系统把握。

　　第一，象征实践通过弘扬主旋律展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容要求。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首先是一种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拓展社会主流价值引领力版图的实践活动，必须借助多种形式在网络空间做大做强社会主流价值的正面宣传。在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过程中加强管网治网的力度，既要“出重拳、亮利剑，打赢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重大斗争”，从根本上扭转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丛生、阵地沦陷、被动挨打的状况，同时又要采取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网络意识形态表达系统，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促使“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强劲、主旋律更加高昂”而象征实践作为展示“以言行事力量”的基本形式，能够更好地展示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内容。在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既要彰显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作为一种旨在坚定人们的崇高信仰，并引导人们自觉将自身的行为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实践活动，其象征实践价值化的内容和形式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在日常网络交往行为中也有极少数网民甚至个别党员干部，缺乏网络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和自我防护能力，甚至放松了对崇高信仰的追求，导致在网络交往中迷失自我，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必须自觉学网、懂网、用网，持续提升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运用能力，不断提高对网络意识形态的辨别力、引导力、驾驭力和保障力，在网络信息传递、网络交往实践中自觉运用主体赋意、形象展演和大众传播等多种形式弘扬主旋律，及时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领的发展“航向”对标对表，持续扩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影响力版图，借助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让主旋律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传得更昂扬。

　　第二，象征实践通过促进治理模式变革凸显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想的意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在互联网成为主要信息传播渠道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生活的物理空间得到有效拓展，网络空间也构成了国家治理的新领域。网络意识形态作为形塑人们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也日趋明显。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是网络行为体借助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系统展示社会主流价值引领力的有效方式，其行为体是多元的，不仅仅是“官方”或意识形态工作者；其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可能借助特定的话语、符号、仪式乃至各种修辞;其目的潜隐于“互联网治理”(network governance)过程之中，以便形成网络意识形态的互动式治理(interactive governance)模式。互动式治理模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信息化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网络信息传播的辩证关系，与依靠行政、法律等手段开展“刚性”社会治理的传统治理模式相比，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正是依靠潜隐的、活泼的“柔性”治理去揭露谎言、战胜谬误，以实现网络空间的天朗气清，进而“让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让真理指引我们的理想，让真理坚定我们的信仰”。人们在对真理的信仰中内化思想、规范行为，从而在促进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过程中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想的意图”。

　　第三，象征实践通过弘扬斗争精神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供“理想的力量”。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一个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弘扬主旋律以及引导广大网民自觉参与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过程，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过程，必然是一个弘扬斗争精神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局面异常复杂，一些潜隐性、渗透性的价值理念传播往往融入生活化的象征实践之中，对广大网民良好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的形成构成巨大挑战，不仔细辨别、认真分析，很难对其形成正确判断和科学应对，也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政治执行力，客观上也影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实效。在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作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要途径，其治理的象征实践既要体现扩大主流价值观引领力的“理想的意图”，更要服务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与科技优势，在网络空间不断增强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构成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主权安全的常态化内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任务越来越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必然要弘扬斗争精神，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持续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供“理想的力量”，防止因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不到位而出现“颠覆性错误”。

　　第四，象征实践通过强化网络治理责任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实效。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着各种公共风险与非公共风险、政治风险与非政治风险并存的复杂局面，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各种风险相互转化及其扩大化的通道至关重要。除了信息技术手段之外，借助象征实践强化网络行为体治理责任担当也是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实效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该论述一方面强调了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了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事关国家主权和政权安全的重要内容，必须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维度看，主要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强化其价值引领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不仅意味着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健康发展中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而且意味着广大网民和各种网络行为体也应当自觉承担参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责任。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责任由政府向民间的分散与转移，对所有网络行为体提出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使命，但如何使网络行为体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治理责任，仅靠官方呼吁是远远不够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将这种隐含的治理意图潜移默化地彰显出来，在网络交往中将网络行为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调动起来，使其“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治理责任的明晰中强化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想的效果”。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既面临着理念变革与模式调整，也经历着表达系统的革命化重塑。社会生活信息化造成历史节奏突然地加速以及计算机网络中权力的抽象化，原有的社会调控机制与治理机制处在迅速地解体与重构之中，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利用“信息的符码”(codes of information)与“再现的意象”(images of representation)而进一步实现“营造其生活并决定其行为”的目的，从而在网络社会崛起的过程中导致一些国家出现“合法性危机”(a crisis of legitimacy)。在当代中国，深入系统研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应当科学回应价值引领的建构意图与解构意图之间的悖论、有效解决网络语境的话语置换与话语制衡之间的悖论、系统应对意识形态的话语冲突与秩序建构之间的张力，在揭露西方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图谋的过程中防范与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结合全球化的“双面图案”(即意识形态性与客观历史性)来分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问题靶向。

　　第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应当科学回应价值引领的建构意图与解构意图之间的悖论。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提供了新的场域和新的载体。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国力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就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而言，各国都倾向于强化本国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和国际话语权。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强化本国在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利于其价值观的输出与渗透，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消解和弱化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除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借助象征实践强化本国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其出发点不是要“攻”，而主要是“守”，即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是为了维护本国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而不是对其他国家构成意识形态威胁。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其象征实践运用都具有显著的“建构意图”，体现的是一种建设性思维、异质性思维，目的是通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促使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强大、更有吸引力、更有助于维护本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同质化思维、解构性思维。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有助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网络空间强势推进其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大众化、普及化，甚至解构弱小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促使世界各国按照西方大国的战略意图融入世界、拥抱西方，为其在“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幌子的掩饰下大举意识形态“进攻”提供便利和条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遵守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网络游戏规则，其意识形态阵地、思想防线时时刻刻都面临被攻破的危险。从这个意义来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似乎意味着价值观的一体化、同质化，其象征实践的出发点和表达系统带有明显的解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世界文明多样性渐趋弱化的消极后果。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应当科学回应价值引领的建构意图与解构意图之间的悖论。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不是为了“消灭”“同化”与“和平演变”其他国家，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应当摒弃解构思维，着眼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理想的意图”中彰显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时代价值。

　　第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应当有效解决网络语境的话语置换与话语制衡之间的悖论。所谓话语置换(discourse displacement)，主要是指“语言叙事中常用的基于特殊语境和意义表达的需要而使用的一种话语互换的方式。话语置换的目的或者说体现的是对话语的操纵和现实话语意义的重构”。话语置换是意识形态象征实践运用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也是网络语境中人们进行沟通交流、思想表达的基本途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的话语置换必须立足特定的网络语境和文化传统，借助隐喻、夸张、对比等修辞方式，改变原有话语的性质，实现话语表达重组与话语意义重构。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维度看，话语置换为人们解读人类生活、方便快捷沟通乃至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多种方式和多种可能，但是人们也必须警惕其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和价值渗透，“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近些年来被各种媒介广泛传播的带有深刻意识形态图谋的例子之一。有学者指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对意识形态的操纵。……宣扬‘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主要目标是说服……舆论制造者接受‘修昔底德陷阱’的有效性。”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过程中，话语置换易于迅速快捷传播相关内容和思想，其实质是借助历史故事刻意歪曲其意义并进行不同性质的类比以误导公众，妄图达到其意识形态渗透与价值引领的目的。

　　所谓话语制衡(discourse balance)，主要是指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以特定民族或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为武器，针对目前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流行话语与主要议题，不断创新和转换新的意识形态表达系统，以期制衡原有话语与议题。全球化语境的广域性发展与网络社会的崛起，使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更容易以几何级的传播速度直达人们的心灵，进而形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学者指出：“这是一个形象主宰话语的时代，也是一个影像霸权时代———形象重于生命，甚至重于事实本身。”没有话语权就会沦落到“挨骂”的境遇，唱衰、谩骂不仅会影响国际形象，更会导致“虚假的话语”被认同、被接受。如果缺乏话语制衡能力，仅仅借助西方话语来反驳和制衡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实践就会非常被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实效性也会进一步降低。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应当有效解决网络语境的话语置换与话语制衡之间的悖论。面对网络语境的时代变迁，必须正确认识特定话语置换的性质、本质和意义，科学运用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进行话语制衡，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象征实践。在当代中国，破除网络语境的话语置换与话语制衡之间悖论的关键，就是要把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与表达系统中彻底解放出来，用中国话语、中国表达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吸取人类发展的优秀成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实效提升中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版图。

　　第三，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应当系统应对意识形态的话语冲突与秩序建构之间的张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话语冲突与秩序建构之间的张力愈发凸显，其象征实践运用应当科学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冲突本质与秩序建构要求，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避免意识形态颠覆式冲突、建设网络新秩序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待。有学者指出：“冷战的结束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胜利，在民主和经济开放的国家催生了巨大的乐观浪潮，这导致人们把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优越性的疑虑抛诸脑后。而实际上，这种模式在很多情况下似乎还比不上苏联的模式。……过去十年，我们还看到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开始质疑自由秩序的价值观。这种西方内部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丧失信心的过程，可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国际体系构成最大的威胁。”这段论述详细阐明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所缔造的意识形态话语秩序的崩塌，西方发达国家公开撕毁了曾经自诩为“负责任大国”的遮羞布，并以“脱欧”和“退群”的“逆全球化”的价值思维与实际行动颠覆了曾经精心打造的国家形象，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在冲突令世界不少国家迷惑乃至无所适从。

　　同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秩序建构也面临一定的焦虑与困境。传统的意识形态治理主要由政府来完成，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及其象征实践的发展则打破了这一传统治理模式。意识形态理论建构及其价值传播不仅仅来源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家”，还有大多数未经组织的松散“网民”，尽管其象征实践的表达系统运用多元多样，但其话语蕴含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其独特价值不容忽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必须尽可能避免颠覆式冲突，在建构新的网络秩序过程中既要重视传统强势主体象征实践的话语引领力，更要关注所有网络行为体的话语形式与话语风格，为建构良好的网络秩序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服务。在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运用应当系统应对和解决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冲突与秩序建构之间的张力，立足国家发展实际、发挥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优势，扬长避短，将国家发展的综合国力转化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红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使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转化为破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冲突与秩序建构之间张力的最大动力，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象征实践的独特价值，切实巩固和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形象与意识形态安全。

　　“价值化”主要是指象征实践“以此和从中获得某种‘价值’的过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理路，主要探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如何在实践中得以顺利推进并持续获得相应的价值和意义。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过程，既是一个意识形态治理格局变革过程，也是国际话语权的流变过程，是时代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网络社会的崛起以及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发展使网络信息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管控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意识形态治理逐渐让位于以价值引领为特征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过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过程不仅伴随着网络意识形态的冲突(conflicts)与博弈，也塑造着人类合作与共赢的价值理想，激励着人们去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秩序建构。本文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研究必须坚持立足民族与面向世界相统一、坚持现实价值与象征价值相统一、坚持理想成效与客观限度相统一的基本理路，引导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家园，才能最终在及时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冲突中引导人们去建构命运与共的网络治理新秩序。

　　第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必须坚持立足民族与面向世界的有机统一。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开展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持续增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实效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需要，也是为解放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的问题，党的十九大再次将“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作为坚定文化自信、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重要内容予以强调，这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治理坚持立足民族与面向世界相统一的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必须着眼于在网络空间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不仅依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思想性、自洽性，关键还要借助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引领人、说服人、武装人、发展人，因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然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社会的崛起，意识形态传统载体的价值传播力越来越弱化，建立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基础之上的新媒体及其运用过程中形成的象征实践对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选择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要培养出有骨气、有志气、有底气的时代新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世界其他国家积极参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作出理路探索，就必须坚持立足民族与面向世界的有机统一。

　　第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必须坚持现实价值与象征价值的辩证统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旨在彰显网络世界的一种结构性倾向，必须借助网络行为体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施加影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一种既想使某些活动或安排合法化，又想使个人整合起来，使之能够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团结一致的实践活动，其象征实践的价值化要坚持现实价值和象征价值的有机统一。如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过程过于重视现实价值，甚至将追求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作为其价值化的衡量标准，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而形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短期实效，但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旦长期仅仅追求经济发展实效而忽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内涵的丰富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践行就会出现逐步递减现象，意识形态治理的实效性也会大大弱化。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过程也不能过于强调象征价值而忽视其现实价值，因为即使其有完美的象征价值甚至曾经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所支持、拥护和赞成，但是一旦仅仅停留在“象征”层面，再完美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理论也无法“兑换”出“理想的效果”。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必须坚持现实价值与象征价值的辩证统一，既注重人民的生活品质提升，又关注社会发展的理想愿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想的意图”。

　　第三，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必须坚持理想成效与客观限度的有机统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象征实践主要借助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价值引领的内容，很大程度上，象征实践的价值化必须结合网络行为体的生产生活实际来展开，离开特定的生活场景与网民熟悉的网络语境，其象征实践的价值化就难以形成理想成效。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发生机制维度解读公民生活意义与经验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重要性的实践活动，既要关注意识形态治理的“理想的意图”，又要注重象征实践价值化的成效与限度；既要注重以理论的彻底性、自洽性克服“意识形态抽象化”倾向，又要注重借助象征实践克服网络意识形态的常态化风险；既要关注意识形态治理的传统模式建构，又要注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新机制建构。无论是作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实践活动，还是作为其治理效果的样态呈现与治理的基本载体，象征实践只是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手段、方式和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其价值化的意义和实效受多种要素影响且具有难以量化的特征。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象征实践的价值化必须坚持理想成效与客观限度的有机统一，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既注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及其象征实践价值化的客观限度，又尽力达到将网络空间营造成亿万民众共同精神家园的理想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