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禄：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设想理论的科学性必须说深说透说通——这一理论探讨的焦点、难点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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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点和蜕变 

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设想理论科学性的理论探讨，其焦点在于生产力的认定和比较，即马克思时代和当今中国的生产力的认定和比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英明在于这一理论从生产力的基础入手阐述当今中国选择市场化改革的必然性，这一理论实际上是认定：当今中国的生产力基础只能选择市场经济之路；而马克思时代的生产力基础(尤其是英国的)则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必然要选择计划经济模式。更具体地说，初级阶段理论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做出未来社会设想依据的国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现今我们国家是处于不发达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这就归结到马克思当时做出设想依据的英国的生产力与今天中国的生产力的比较上[1]。

那么，怎样看待和比较这样两种不同的生产力呢？

我们说，我们今天中国的生产率比之马克思做出设想依据的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2]，但在搞计划经济的条件上，今天的中国却远不如当初的英国。这里提出的“搞计划经济的条件”是一种至今被忽略的至关重要的生产力的表现，这种生产力对于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生产力在手工工具时代以人们的分工协作为表现形态，而产业革命以来却逐渐地被物质生产力和信息生产力所替代，表现为机器，机器的组合，表现为机器生产体系[3]，在当今的世界上表现为一条条的(或自动化的)生产线以及这些生产线的不同组合方式[4]。正是这种变异的表现形态遮挡住了经济学家们的眼睛，他们或者认为这属于技术经济的范畴，不属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5]，从而忽略了对这一生产力的研究；或者只是认定其为物质生产手段，对于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手段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作用只是机械地理解和应用，只是从物质生产力的角度来考察对经济形态对资源配置方式选择的决定作用[6]。

这种生产力，我称其为联结生产力，即因生产劳动操作动作、生产劳动分工、生产劳动工序和工厂整体生产劳动过程之间的特定联结（无论是人的还是物质生产手段的）而产生的生产力为联结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在计划生产方式中有着怎样的表现，我们所说的“搞计划经济的条件”又是怎样呢?

2. 计划生产方式

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应该是“推想”

对于马克思主义预想理论的探讨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错误倾向:人们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社会的总体原则和构想……并非是未来社会的详尽蓝图，不应该被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该根据各国实践和不同的历史条件加以具体化。”[7] 实际上，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与当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立起来的表现，是不能破解其理论反差的真正原因而陷入困境的一种无奈的自白。

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应该是“推想”，是根据当时已经产生并不断迅猛发展的生产方式而提出的推断，这种生产方式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8]。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了最详尽的阐述，他论述了协作，论述了分工，论述了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即手工工场，论述了机器工厂……马克思完全是依据这样的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依据这种客观的必然的发展趋势而做出的科学推断。这就像看到日出和太阳的升起而预言白昼的出现一样。可是关于这种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发展，我们的学者除了“社会化大生产”，除了“机器大工业”这些处于蒸汽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用语还有什么具体的真实的描述和概念吗？而且，在众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设想科学性的理论探讨的文章中，从生产力、生产方式方面去探索的论述，真是少之又少，如果有的话也是鹦鹉学舌般的重复，或者是空泛地一带而过。对于突破了工厂生产方式以后这一生产方式的发展，马歇尔以规模经济来概括，以企业集群来描述。而对于那些走向世界的企业，学者们以跨国公司来称呼。这几乎是企业发展的一种表象的简单的事实的描述，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应有的语言，倒好像是文学纪实。这是经济学家们没有窥见这些现象的本质而又不能不对新出现的经济现象进行的所谓的理论解释。

………………

计划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

专一性分工，即操作动作的分工。手工工场的分工已经趋向这种单一性的操作动作，但只有到了机器操作时这种操作动作的分工才分解到了不能再分解的一个极为简单极为片面的操作动作，例如车床中的切削动作。因为这种单一同一的操作动作可以重复，所以形成了连续性的操作。这是人类对分工的最尖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分工与以往时代分工的根本区别，是企业效率的主要源泉之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限财富首先是从这里涌流出来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将劳动设为自变量，这就舍像掉了分工，尤其是这种操作动作的分工。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看到了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效率，但却始终没有对于这种操作动作分工的清醒的认识和强调。

直接性联结，即相同分工集中为一，不同分工只发生单一的固定的联结，以及这两种情况的结合应用。这是企业效率的第二个源泉。手工工场中即已产生了这种直接性联结，蒸汽动力的机器工厂中是以相同分工的集中为典型的，只有到了电力时代的生产流水线，这种工场手工业的直接性联结才得到全面的发展，生产线上的相同分工是以生产线的相同区位而集中的，不同分工则以生产线的流动而发生了直接的固定的单一的连接。生产流水线使数百数千甚至上万[9]相同或不同的分工（机器）有规律地互不干扰地联结起来，因而使整体生产成为一个物质加工的统一体，成为整体生产连续性的必备条件。它与我们下面谈的统一指挥共同创造了整体生产的连续性，当然，这是在专一性分工基础上，在专一性分工连续性的基础上而创造的。这一点，是新古典的重灾区。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说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效率，但却产生了分工间的交易费用。他们只知道市场中的分工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易的费用，只知道企业机器间的技术的经济，制度的经济[10]，根本不知道企业分工间联结的效率。这是新古典至今没有解开企业之谜的重要原因。

统一的指挥，具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功能，并且可以直接有效地收集各个分工的信息到指挥中心或分中心并做出决策和迅速地指挥调动、调节。统一的指挥最初主要是依靠人的功能来完成的，只是到了电力时代，随着信息监测、操纵和传输手段的发明应用，开始了物质信息手段对人的替代。而信息时代的到来则开始了对人的信息劳动的全面替代。这是一种崭新的生产力的蜕变过程，人的信息生产力的蜕变过程。如果说对人的操作劳动的分工协作的替代在工厂内部已经基本完成，因而忽略了被替代的社会生产力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忽视当前正在发生的信息生产力的蜕变过程。这里有与分工操作直接性联结相对应的信息联结的直接性。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指挥中心了，它使所有的分工具有了企业生产的“生命”，它将企业的目标贯通到每一个分工，并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出调整。因此，统一的指挥使众多有规律联结起来的分工——这一客观生产体活了起来，协调一致地动了起来，并且是按照企业的整体意志——以最小的成本生产出优质的适用的尽可能多的产品来。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统一的指挥与直接性联结、专一性分工形成了企业整体生产的连续性。

企业生产方式——协作居于主导地位的分工生产方式

企业有着众多的分工，有着众多的生产及管理人员，有着成千上万台机器。并且其操作的种类和次数又是那样的难以记数，而企业一旦开始生产，其生产过程又是那样迅疾地运动着，但这一切却是那样的有条不紊，并且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尽可能多的更好的产品。企业为什么能够做到呢？或者我们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话来

说，就是为什么企业能够替代市场而存在呢？这就是专一性分工使分工得到了极端的片面的发展，从而分工的生产效率也在那近似疯狂的往复操作中得到了极端的发挥；分工之间直接性的联结又使这样飞速运转着的千千万万相同或不同的分工有规律地联结起来；而这统一的指挥又赋予这种分工的操作和分工操作间的联结以“灵魂”和“生命”——分工，分工间的联结都是为整体而存在的，因此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以及为整体所下达的指令、指针而尽心

竭力地工作就成为各个分工的“灵魂”和存在的价值。因此众多并飞速旋转的机器（分工）服从或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生产着，它们为这种共同的目标所统一，为这种“灵魂”所支配 。或者我们说协作主导了分工，它是协作主导下的分工生产方式（马克思称其为分工基

础上的协作）。

   联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物质生产力、信息生产力的促进或制约

这种关系马克思已经有了论述，即机器的发明使企业生产方式由手工工场发展到了机器工厂。但是，这种替代受到蒸汽动力的局限，即只能对相同分工集中为一有了更为适宜的替代，而很难普遍地同时实行不同分工的单一的固定的联结。

这里只是简要地举出了这种促进或制约的例证。

关于计划生产方式的条件、原理或者说联结生产力的一种基本形态的表现（它的另一种基本形态是市场经济）以及物质生产力、信息生产力对联结生产力的促进或制约，我已经做了基本的介绍。我的一本小册子《企业与市场——联结生产力的两种主要表现形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有详尽的表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显然，我这里是提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设想理论科学性探索中困难的一种思路，即结合着物质生产力、信息生产力来分析联结生产力在马克思时代和当今时代我们中国的表现，并进而阐述马克思未来社会设想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逻辑的统一性。

3. 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当前任务

因此我们的任务，一方面是详尽地考察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生产力，借以考察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是考察马克思时代以后以及今日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借以考察和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选择，尤其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的选择。

以往的对生产力的研究，使我对这种考察任务的完成充满了信心。我已经初步完成了企业和市场制度的生产力基础的考察[11]。但这种考察对于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设想理论的科学性的考察，虽然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却是远远不够的。

人们的信仰问题，在我们国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而论证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设想的科学性，将这一理论说深说透说通，对于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有着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当前的形势也使这一任务的完成更为尖锐、紧迫了。更进一步说，这一任务关系到我们高扬马克思主义大旗，凝聚和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为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伟大事业。

我真诚地希望，广大的学者们，尤其是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共同投身于这一重大的理论研究中来，不辜负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