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过经济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所秉持的西方模式“优越论”，形成了创新发展和成功转型的独特中国模式。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传统殖民主义思维的影响下，不断渲染和散播“中国威胁论”，企图借助这一舆论手段歪曲中国形象、压制中国发展。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其本国政府、媒体和智库等，对中国发展道路、目标，尤其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友好合作进行歪曲性炒作，以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强权政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义正词严地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立场：“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和中外交往的实际情况，跳出西方国家设置的“思维框架”，对“中国威胁论”展开深刻的批判和有力的还击。
一、“中国威胁论”的产生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成为一些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舆论工具，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花样翻新。“中国威胁论”源于西方国家对西方模式“优越论”的固执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歪曲，其实质是西方国家意图进一步强化对世界秩序的霸权统治。
1.西方模式“优越论”的顽存及其输出
西方模式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构建和推行的一种发展范式，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机制为核心的国家发展路径。西方模式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发展路径，自始至终都是建立于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世界各民族的殖民压迫之上的。可见，作为西方国家掌控世界霸权的重要支撑，西方模式无论发展到任何阶段都无法改变其资本主义的根本属性。西方模式存在和发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资本服务，这种资本主义固有属性决定了个人劳动价值必然会被资本所裹挟和控制。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陷入疲软期，社会贫富悬殊进一步深化，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一举击中了西方体制的“死穴”，这些问题暴露了西方模式的内在危机和缺陷，这些不可调和的社会危机和矛盾也是西方模式资本主义属性的具体显现。可见，西方模式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以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的发展模式，是被资本主义奴役了的异化的社会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顽固地坚持西方模式“优越论”，试图将西方模式转变为一种国际通用的优先模板。这些西方国家向非西方模式的其他国家大肆输出西方模式，意图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掌控。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认可任何其他发展模式，认为西方模式是西方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奉行的“样板”。相较之下，中国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本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必然导致西方国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斥为“异类”。一些西方国家一味地通过“中国威胁论”之类的舆论造势来排斥非西方模式，进而利用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势强行输出西方模式。
西方国家输出西方模式的途径主要包括：其一，经济输出，即向非西方模式国家输出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资本逻辑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向非西方模式国家输出其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极力推行去政府化的市场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财富愈加集中于经济寡头手中，而国际资本也同样集中和受控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二，制度输出，主要表现为向非西方国家兜售西方民主制度。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由其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将推进西式民主作为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手段，处心积虑地向外输送三权分立等西式民主制度。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沉迷于其西式民主制度，把西方民主制度模式视为唯一的、最高的评判标准，对非西方模式国家的民主制度大加指责和干涉，极力将其民主制度“普世化”，以达到谋求世界霸权地位的最终目的。其三，价值输出，这也是西方模式的隐形输出方式。西方模式包含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制度体系，因而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输出是西方模式输出的重要一环。西方国家借助其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和好莱坞电影等娱乐工业，向世界各国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妄图使他国人民尤其使青少年群体认同其价值观念。其四，军事输出，这是西方模式输出的强硬手段。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伴随着殖民运动和战争行为的发展过程，西方模式一旦与非西方模式国家的特殊国情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矛盾时，西方国家必然作出军事战争这一最后选择，以达到西方模式控制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秩序的目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模式的优越性并没有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这一过程在西方国家借以实现的特殊社会形式而已”，当代国际社会的发展形势更证明了西方模式不具优越性。对西方模式顽固地坚持“优越论”的一些西方国家必然会在舆论上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以此歪曲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
2.西方国家传统殖民主义思维作祟
传统殖民主义思维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长期的殖民运动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错误思维和心态。深受传统殖民主义思维影响的国家将自己视为“世界中心”，拒绝认可和接受其他国家的正当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因就是通过殖民运动大肆掠夺世界财富以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张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殖民主义思维，认为殖民主义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发展的唯一途径。以殖民主义运动“发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摆脱传统殖民主义思维的影响，所以一些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发展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以所谓“新殖民运动”构建属于中国的国际霸权地位，进而威胁西方国家的国际主导权。进一步来说，这些西方国家必然以传统殖民主义思维仇视中国的发展，进而选择性忽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事实，鼓吹“中国威胁论”。可见，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在观念层面上依旧深受传统殖民主义思维的束缚，极力鼓吹西方政治信仰，这与19、20世纪的殖民者的想法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无法摆脱殖民者身份的思维范式决定了一些西方国家难以接受中国与世界的变化，更难以相信中国选择的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和平发展道路。
当今，中国与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国正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中国自古以来就坚持以和平方式与其他国家进行友好交往。在古代，中国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当代，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合作中继承和坚持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传统殖民主义思维的“丝绸之路”智慧，正在以“合作共赢”理念来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着新变化的同时，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以传统的殖民主义思维和心态看待和分析全球局势的发展，以此揣测和猜忌中国发展的目的旨归。反观西方国家发展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争取资本积累、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都选择了殖民扩张的强硬手段，给中国与其他遭受殖民侵略的国家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由此，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殖民主义心态：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必定通过霸权主义和殖民运动。中国自然也就无法摆脱来自西方国家传统殖民主义心态的敌视。历史事实证明，不论是发展模式还是外交政策选择，中国都已经成功跳出了西方国家的固有选择路径。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指出：“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不会向美国或者西欧的资本主义模式趋同。”总之，传统殖民主义思维决定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抱有偏见和敌视，甚至将中国视为西方文明和固有国际秩序的“威胁者”。
3.中国模式的发展突破了西方模式“一元论”
当前，中国与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完善和发展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关切和回应了一系列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所谓“中国模式”，其本真要义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样式”。中国模式本质上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发展道路。首先，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属性的发展模式，其内在属性与西方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属性之上搭建起来的制度体系是中国模式的具体展现。其次，坚持人民性是坚持和发展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模式形成、丰富和发展的力量基石，而追求资本最大化的西方模式与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中国模式存在着巨大差异。最后，中国模式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模式强大的生命力，这决定了中国模式能够在西方模式逐渐失效时显现出强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创新能力。总之，中国模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优势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也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模式“一元论”定势。
西方模式“一元论”是一些西方国家高度推崇西方模式、否定其他发展模式的集中表现。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顽固维护西方模式的唯一性，否定和抹黑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和当代价值。一方面，中国坚持走中国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突破了西方模式“一元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党的坚强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勤劳创新，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呈现给世界一张出色的成绩单，它的成就赢得了全世界从普通老百姓到政治精英的钦佩和赞赏。它的成功故事给予了新兴经济体领导人鼓舞，在中国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替代发展模式，一个与传统经济课本描述的截然不同的增长途径。”另一方面，试图将西方模式一元化、普世化，是一些西方国家否定和抹黑中国模式的关键目的所在。中国模式的发展对西方模式“一元论”的突破不仅体现在中国通过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彰显于中国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新思路、新智慧。面对中国模式展现的强大发展动力，一些西方国家既不愿自我否定西方模式“一元论”，更无法扭转西方模式失效的现实状况，因此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炮制“中国威胁论”扰乱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遏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贯坚持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积极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拼搏奋斗，也离不开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合作。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世界也不断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换言之，拒绝与世界各国积极交往的中国是难以接续发展的，当今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决定了中国模式绝不是世界秩序的“威胁者”。中国模式的成功既突破了西方模式推动世界发展的唯一性，又用事实破解了西方模式“国强必霸”的经验论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可借鉴经验。而对于秉持西方模式“一元论”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中国模式不仅仅只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更动摇了现今西方模式的霸权地位。因而，鼓吹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也就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维护其霸权统治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威胁论”的表现形式
当今，中国与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国致力于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肆意炮制和散播“中国威胁论”，企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以及新兴领域等方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舆论压制和抹黑，以此维护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地位。
1.“经济威胁论”歪曲中国互惠共赢的发展意愿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发展成就首先体现在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上。对此，一些西方国家保持异常的警惕，认为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
一些西方国家以世界经济主导者的身份，将中国歪曲为全球经济活动的破坏者。西方政治右翼主张要对中国实行“遏止”政策，要求其政府立即与中国的“敌人”结盟，并颁布政策支持和呼吁颠覆中国政府。西方国家作为既有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认为中国加入WTO后所履行的成员国责任和义务还不能满足西方国家的利益需求。在他们看来，能够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只有西方国家，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正在影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中，西方国家也在积极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可见，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借经济制度的不同将中国塑造为全球经济活动的破坏者的说辞是脱离现实的。
一些西方国家以“经济掠夺论”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合作意愿歪曲为“经济殖民运动”。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现今的巨大发展成就，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西方国家通过殖民运动加速了资本积累。通过殖民运动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也必然走上殖民运动，并以此将“一带一路”倡议歪曲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运动”。一些西方国家给中国冠以“经济殖民运动”的称号无非是对当今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的抹黑，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合作动摇了西方国家借助殖民运动建立的优势地位。实际上，中国始终本着互利共赢的合作意愿，坚持在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中积极寻找利益契合点，形成合作“最大公约数”，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2.“文化威胁论”歪曲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正在力图将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开始追求以实力为后盾的称霸战略”。由于地域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并不代表二者之间不能进行友好对话。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极力锐化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提出了抹黑和诋毁中国文化的“文化威胁论”，这对中外文化的友好交流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第一，一些西方国家极力给中国文化添加莫须有的侵略属性。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在五千年历史中沉淀的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其中以和为美、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中国人民在思想行为方面和观念层面上都追求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一些西方国家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给中国文化添加了莫须有的侵略属性。在他们的观念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变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绝对对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中国文化的强制性输出。实质上，炮制“中国威胁论”的一些西方国家以侵略史、殖民史、战争史的历史事实证明西方文化中的侵略属性。可见，一些西方国家以“中国威胁论”作为舆论工具抹黑中国文化，这些言行极具讽刺性和荒诞意味。
第二，一些西方国家否认中国在世界文化交往中秉持的文化多样性理念。“多极化是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催化剂，这是以相互尊重、接受差异为前提的。”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是在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孕育而成的，地域广袤、历史悠久的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而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包容性。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西方国家自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就是中国强行将中华文明输出到全世界，以图构建“中国文化帝国”。一些西方国家向来具有强烈的文明优越感，这导致了西方人形成西方文化是至高无上的错误思维，可见西方国家的这种历史和文化层面的优越感和文化控制欲才是破坏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键问题。
3.“军事威胁论”抹黑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所谓“军事威胁论”，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通过不断夸大和歪曲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企图将中国塑造为一个穷兵黩武的军事威胁者的伎俩。这种违背事实的错误论调完全歪曲了中国发展的目的，否定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在“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影响下，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会以成为霸权国家作为发展目标。对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而言，他们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挑起世界战争、为自己谋取“战争红利”、给其他国家遗留战争创伤的历史。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了短时间内的迅速发展，使其在战后处于国际优势地位，并逐步建立起以美国为霸主的西方阵营。一些西方国家在东欧、中亚以及北非等地区利用“颜色革命”大肆挑起其他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乱，以此推翻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认为的“独裁政府”，进而建立西方模式的新政权。可见，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西方模式的构建和发展是以战争动乱为契机，从而实现搜刮国际财富和控制国际秩序的目的。这种“国强必霸”的发展模式导致西方国家难以客观地看待和认识中国的和平发展，以致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关乎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对我国进行军事试探，严重威胁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比如，美国发表所谓《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妄加指责。对此，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认为，“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不是中国的扩军，而是美国的心理投射”，一语道破了“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实质。
4.“生态威胁论”否定中国绿色发展理念
对于全人类而言，地球只有一个，许多重要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导致了不同国家之间在资源争夺上的矛盾愈加突出。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认为中国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必然会转变为世界粮食安全危机，由此西方国家不断炮制“中国生态威胁论”，企图用违背事实的错误舆论否定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将中国人民放在了世界人民和全球生态的对立面。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将全球生态危机归因于中国，其“中国生态威胁论”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一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否定和抹黑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达到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目的。伊丽莎白·伊科娜米在《中国大跃退》一文中说，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重，水污染已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空气污染已危害数百万人健康，土地沙漠化已使民众无立锥之地。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化发展阶段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比过去所有社会阶段造成的生态破坏还要严重，西方国家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不断掠夺生态资源，土地、森林、矿石等各种自然物被强行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所有物和“牺牲品”。当今，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无端指责，完全无视中国在减少碳排放、发展绿色经济、研发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实际举措。这种双重标准无非为了其自身能逃避环境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的责任，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维护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霸主地位。
5.“中国威胁论”已涉及新兴技术发展领域
当前，新兴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但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也已涉及新兴发展领域。一些西方国家捏造“中国新兴技术威胁论”的目的在于阻碍中国新兴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交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其在既定的国际科技秩序的主导权，肆意抹黑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发展。其一，一些西方国家污蔑中国为“新兴技术偷窃者”。自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与中国的摩擦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特别在新兴技术领域，美国污蔑中国偷取美国技术。2020年5月，美国公然污蔑所谓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试图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新冠肺炎疫苗研究机密。2020年7月29日，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参加美国国会反垄断听证会时坚称中国“盗取技术”，希望借此打压作为竞争对手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事实上，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2018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419万人年，研发人员总量连续6年居世界首位；全国发明专利申请数432.3万件，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可见，中国“新兴技术偷窃者”的错误论调与中国自主科研水平提升的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其二，一些西方国家诬指中国利用新兴技术对世界各国开展间谍活动。英国情报机构的肯·麦卡勒姆就声称，俄罗斯与中国给英国带来的间谍威胁越来越严重和复杂。在造谣中国通过新兴技术大搞间谍活动的同时，这些西方国家却拿不出确凿的事实依据。其三，一些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夸大中国科技实力，将中国塑造成“技术霸主”，以此增加世界各国与中国在技术合作开发中的顾忌和忧虑。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认为，中国正在若干数字技术领域超越美国。欧洲则面临非常危险的局面，面对美中这两大超强对手，欧洲在技术竞跑中有可能落伍。一些西方国家自认为中国有意取代美国做新的世界技术霸主，他们刻意夸大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成绩，意图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压迫感，进而在捧杀中抑制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
三、“中国威胁论”的实质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在本质上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舆论工具，其目的是维护西方国家的国际社会霸权地位，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敌视中国的具体体现。
1.利用舆论渲染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威胁论”作为西方国家压制中国发展的舆论工具，既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传统方面，也根据国际形势变化衍生出了“生态威胁论”“科技威胁论”等新论调。当然，这些新论调也无法改变其原有本质，任何历史时期的“中国威胁论”都是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政府、媒体、智库等各方力量联手炮制的论调，这些论调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针对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不顾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事实，伺机歪曲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一些西方国家基于其现有的国际社会主导地位，担忧正在崛起的中国会打破旧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西方国家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也不了解历经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更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维。一些西方国家仅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和思维出发，以他们以往的战争行径判断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西方国家自己是通过战争实现了发展，进而取得了国际社会的主导权，他们由此猜测中国发展的目的就是夺取其主导权，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这种将致力于和平发展的中国诬陷为国际社会的“威胁者”的论调是完全脱离现实依据的。总之，一些西方国家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其实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维护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和国际社会主导权。
2.转嫁西方国家内部危机，维护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
当今西方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加剧、自由市场活力低迷、种族冲突、民主体制失灵等各种问题日益突出，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精英阶层都对西方模式逐渐失去信心和耐心，西方国家内部矛盾和危机凸显。“从社会阶层来看，美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在2015年已降到50%以下，而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总量已经攀升到与占人口90%家庭的财富总量不相上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当局又缺乏积极有效的体制创新能力，因而只能将国内矛盾通过“中国威胁论”这一方式向外“转嫁”到中国，将西方模式中的制度痼疾归咎于中国发展，通过转移民众视线、挑起政治对立，赢得选票和政治权力。诚然，将中国视为“威胁者”十分符合西方国家内部右翼势力和激进分子的“胃口”，但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不能通过炮制和传播“中国威胁论”迎刃而解。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的发展步伐不会因为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而放缓，更不会因此对民族复兴的目标产生怀疑。总之，一些西方国家妄图通过“中国威胁论”转移其内部危机、缓解内部压力是行不通的，中国也绝不能因“中国威胁论”而自乱阵脚。
3.歪曲中国的国际形象，恶化中国周边环境
一个正面且稳定的国际形象是确保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基本条件，一些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关键目的之一就是将中国的国际形象歪曲成世界和平和各国发展的“破坏者”和“威胁者”，进而打破中国周边稳定的政治局势，使中国丧失有利的发展环境。“不同的他者、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形象的认定会有很大不同。比如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最关注的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对其构成的挑战，为此，官方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认定中国会改变国际体系，挑战美国地位等。”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企图给中国塑造一种负面的国际形象，以此使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愿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原则，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随意干涉他国内政截然相反。当前，世界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全球流行阶段，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大挑战、大变革。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既敢于同任何非正义势力作坚决斗争，同时也坚持亲仁善邻、和而不同的外交风度。由此可见，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威胁论”歪曲中国国际形象、恶化中国周边环境的阴谋绝对不会得逞。
四、“中国威胁论”的应对
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深入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我们要理性认识和科学批判“中国威胁论”，积极用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1.理性认识“中国威胁论”，积极寻找中外交流的平衡点
“中国威胁论”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而捏造的舆论工具，因而我国在应对和处理“中国威胁论”时，必须抓住破解“中国威胁论”的关键，即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用。针对“中国威胁论”的科学批判，应当立足于当前西方国家舆论工具被西方右翼势力所垄断这一重要特征之上。对“中国威胁论”背后的西方右翼势力及其政治目的的批判是理性认识和批判“中国威胁论”的正确方向，要精准指向“中国威胁论”背后的西方右翼势力及其政治活动，而非全盘否定和拒绝与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正常来往。在应对“中国威胁论”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理性认识和有力反驳的有机统一，既要洞悉“中国威胁论”妄图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又要保持发展中大国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坚持在中西方交往中尽最大可能寻求共同的利益诉求。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向前推进的现今，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置身事外、独自发展，我们要从辩证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和应对“中国威胁论”，揭示一些西方国家试图以“中国威胁论”维护西方国家霸主地位、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和分享发展成果。
2.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用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一些西方国家能够肆意捏造和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前国际社会话语权仍由西方国家所把握和主导。随着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断散播“中国威胁论”，借助其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垄断地位，打压中国声音，营造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氛围。对此，我们要努力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跳出西方国家设置的“中国威胁论”舆论“陷阱”，用中国声音还原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塑造爱好和平、敢于担当的中国国际形象。
第一，要善于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发展成就。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其国际话语权，将中国通过自身奋斗所取得的一系列发展成就抹黑为依靠偷窃西方国家的财富和技术而实现的。对此，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用中国声音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成就，让世界人民都认识到当今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辛勤奋斗拼搏出来的。第二，要敢于用中国话语阐明中国发展理念。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些西方国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愈加直接地露出其妄图扰乱国际秩序、欺凌发展中国家、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险恶面目。对此，我们要准确全面地向世界阐明中国发展理念，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进而在国际社会范围内构建对中国发展理念的广泛认同，消除“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第三，要勇于用中国话语突破西方话语垄断。当前，我们需要承认，相较于“硬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仍处于相对滞后的局面。中国立足于和平发展道路并不代表在国际话语上要轻言少语、对西方话语听之任之，而是要敢于构建属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勇于同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西方话语作坚决斗争和有力反驳，以此突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能够让世界各国有权发声的新的国际话语格局，从而在与世界各国的真切交流中破解“中国威胁论”。
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国威胁论”的现实破产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捏造“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加大对中国的舆论攻击。我们要揭穿“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谎言，需要紧紧抓住这一论调的虚假本质，用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中国所追求的是世界各国合作、交流、互利、共赢的发展，以及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坚持同世界各国一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西方国家的“零和博弈”思维，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威胁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在实现自身发展方面，中国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和平发展政策，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绝不会为了实现本国发展而牺牲他国正当利益；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坚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为全球治理体系构建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绝不称霸、绝不输出中国模式的对外交往原则。总而言之，“中国威胁论”脱离了中国追求和平、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事实，中国必将在同世界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揭穿“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谎言，推动“中国威胁论”的破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2]阎学通：《大国领导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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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学明：《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
[5]〔法〕魏柳南：《中国的威胁？》，王宝泉、叶寅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作者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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