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去世的李光耀，不论在无数西方人眼里，还是在无数中国人眼里，一直被视为老一辈政坛人物当中最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如2012年出版并于2013年被译成中文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的前言，就对李光耀有如此评价：
“关于中国崛起……对于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李光耀比其他中国以外的观察人士或分析人士了解得更多。”
李光耀去世后，我迅即阅读了《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的中文版。遗憾的是，读罢后我得出的结论恰恰与本书前言作者相反：李光耀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并没有多少独特或过人之处。
一、低估中国的科技进步
评判当代中国发展时，有一种观点居于支配性地位：中国虽然高速发展独一无二，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平价购买力），但是中国的科技进步成就却要逊色得多。李光耀在这方面的观点，也未能免俗：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但其创新能力可能永远无法与美国匹敌，因为它的文化不鼓励进行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不然如何解释一个人口4倍于美国的国家（可能中国人才的数量也是美国的4倍）却少有技术突破呢？”（《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10—11页，中信出版社2013年）
从2011年起，笔者就不断地指出，上述主流观点，虽然广为流传，但是并不符合事实。2014年李克强视察南车时，就直言：“没想到技术进步这么快”！中国的工厂，并非都是低技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是拥有无数高效的现代化企业，从矿山钢厂到化工厂，它们的劳动效率丝毫不亚于西方最出色的同类企业。不仅如此，从传统工业到新兴的信息产业与生物产业，中国的技术突破现在也越来越多，不仅追上了西方，甚至开始领先。最好的高铁，传输最远、容量最大的电网，最好的火电站与水电站，最新式的核电站，全球大国中可能要最先采用的5G无线通信技术，难度最大的油气开采技术，最新式的独一无二的量子通信技术，最高效的工程建设技术，最成熟的煤化工技术，等等，全都在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在如此多的重要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呢？除了工业技术，中国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兹不赘述。
上述成就，在李光耀口述此书的2012年就已经全都面世或即将面世了，但是李光耀对此却毫无觉察：“30年后，中国领导人将明白，虽然到20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成为世界之最，但就人均水平而言，它仍是小国，就技术角度而言，它仍然非常落后。因此，要有所成就，他们必须有务实的想法……他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什么能够实现、什么不可能，他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不可能主导亚洲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12页）
在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盾构机与重载机车，帮助英国建造核电站与通信系统，向美国出口汽车冲压生产线与地铁车辆，向德国出口大型集装箱起重机，向挪威出口深水钻井平台，向土耳其出口远程防空导弹的时代，“中国技术落后”这样的话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不光中国的技术成就被低估，中国的管理组织经验也是如此，即便跟新加坡相比，在诸多地方也不落下风。就拿鼎鼎大名的苏州工业园区来说吧，有人就并不看好新加坡的管理经验：
“1994年，正因为仰慕所谓新加坡经验，中国决定与新加坡共同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并将园区的大多数股权，和负责实际运营管理权全部交给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很快就让中国失望了，园区年年亏损不说，建设和招商成果也始终诸多不利。亏到1999年，两国政府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新的备忘录，从2001年起将多数股权和运营管理权转交给中方，结果从2001年当年开始，园区即扭亏为盈，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工业开发区之一。现在这个开发区的人均GDP是4万美元。如果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就证明了，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即使在其最擅长的经济领域，在中国也不见得能比得上‘土经验’。”（魏峰：《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学不到未来》）
窃以为，李光耀对当代中国的快速变化的理解与把握，远不如另一位也同样年逾九十的政坛老人——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施密特对中国的科技实力有着较准确的认识，近年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西方人，他们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国一样能做得到。
二、低估中国的军事与金融野心
李光耀也低估了中国的军事技术水平：
“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这样一点，如果你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你就会输，相当于自寻死路。”（《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8页）
中国是全球第一工业大国，财政充盈，技术与人才储备雄厚，反观美国，工业趋于衰败，财政紧张，人才青黄不接，两家真要展开军备竞赛了，美国吃不消的可能性更大，当然，前提是中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李光耀还认为：“军事方面，在百年内中国不可能追上美国，但中国可以通过不对称的发展给美国施加巨大的压力。”（《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15页）
“不对称打击”，是前些年中国军事实力尚弱时的指导思想，那时候军方人士爱提什么“杀手锏”（如引起广泛猜测的能够打击移动目标的弹道导弹“DF—21D”），期望在军事装备上相比美国处于全面劣势的情况下，凭借掌握一两种独门绝技，能对美军造成重创，力争以弱制强甚至胜强。
近年来，中国军事技术突飞猛进，“杀手锏”之类的声音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在军事装备与技术领域全面赶上美军的思路日渐成为主流。大型航母、舰载机、新式潜艇、宙斯盾军舰、万吨驱逐舰、隐形飞机、大型运输机、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巡航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反导武器，等等，美国有的，中国现在大都也有了，或即将拥有了。
不对称，正逐渐趋向于对称。
顺便指出，李光耀去世后，中国不少人赞其为“在大国之间不选边站”、崇尚“不结盟运动”，这并不符合事实，从独立至今，新加坡一直是“一边倒”的。新加坡在1971年签署了《五国联防军事协议》（英、澳、新西兰、新、马），美国在新加坡有樟宜海空基地，这总不能叫不结盟吧？
李光耀对中国政府的在国际金融方面的野心也是缺乏预见：
“就当前而言，中国对大型国际组织（如国集团）的成员身份很满足，在这里，中国的意见受到重视，经济利益得以维护，但责任却由20个成员共同承担。”《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14页）
与李光耀的预判相反，2012年之后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很快就公开表现出对中国在大型国际组织中发言权有限的不满，尤其是对美国与欧盟拒绝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增加中国的权力表示了不满。中国政府决定另立山头、另起炉灶，发起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 。巧得很，就在李光耀去世的前夕，不顾美国的不满，英国带头，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与卢森堡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3月23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中国为赢得欧洲国家的支持放弃在亚投行的否决权》。此报道的可靠性与否，笔者无从知晓，不予评判）。
三、汉语难学吗？
如上所述，李光耀低估了中国的科技进步，他对所谓的中国缺乏科技创新的原因的表述，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李光耀认为：
“中国实施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从内部看，主要挑战是文化、语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国人才”；“在接受有才华的移民的问题上，即便中国和美国一样开放，未掌握汉语的人又怎么能进入并融入中国社会呢？汉语有很多单音节和声调，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口语或许几年就可以掌握，但想快速阅读却很难。我不知道中国在雇用外国人才时能否克服语言障碍及由此带来的困难，除非让英语成为主导语言，就像新加坡一样。”（《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10页）
看来，中国的文化不利于创新，中国的语言太复杂，既不利于形成创新思维，也不利于吸引他国人才。至于英语呢，“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努力把英语确立为第一语言，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为什么呢？肯定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激起强烈的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13页）
为此，“我曾经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13页）
李光耀的观点，算是一种近似于种族决定论的语言决定论了。我不是语言学家，在此我不就技术细节来探讨汉语是否不利于科技创新（与李光耀相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语要比英语等语言简洁得多，也更适用于现代社会）。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李光耀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何在近代之前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知识分子存在着学习汉语的高度热情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此外，从西方历史经验来看，与其说英语是英国与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利器，不如说英美相继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促成了英语的“国际语言”的地位。如果特拉法加海战的获胜者是法国而不是英国，如果拿破仑此战之后乘势平定英国，那么今天英语的地位就要被法语取代了。李光耀的解释，有些因果颠倒了。
随着经济中心日渐东移，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热情也日渐高涨。2013年10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分头而同时抵华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0月18日刊文指两人“竞相向中国献媚”。在一起出席北京大学的座谈时，面对中国学生，乔治·奥斯本大臣爆料说，他10岁的女儿在学中文。同台的鲍里斯·约翰逊市长赶忙接过话茬，说他16岁的女儿不但在英国学中文，而且要来中国实地学。该文揶揄道，“要接招，奥斯本恐怕只能说要把女儿嫁给中国人了”。同一个约翰逊，2005年在《每日电讯报》上撰文说：“我们的孩子不必学普通话，中国不会主宰世界。”约翰逊现在改口了，承认他的判断有误。他自己在学中文，他的孩子也在学中文。该文还强调出了一个细节：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身为伦敦市长的约翰逊不修边幅，虽然穿了正装，却不打领带并开着衬衫扣子，大大咧咧地从中方主办者手里接过了奥运会旗，而如今再次访华，约翰逊则是一路规规矩矩地打着领带。
为了赚中国人的钱或借中国人的钱，奥斯本大臣与约翰逊市长自己都不畏艰难，李光耀怎么就能替英国人做主说汉语难学了呢？
四、未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创新与美国的关系
在低估中国所取得的技术进步的同时，李光耀对“创新”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理解也有失偏颇。
在书中，李光耀对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赞不绝口，比如：“虽然美国面临异常艰难的经济形势，但美国的创造力、弹性以及创新精神使其有能力应对一些核心问题，克服这些问题，并重新获得竞争力。”24
对美国创新能力的这种推崇早已在全球深入人心，不过这一推崇并没有考虑到如下问题：
美国是凭借其超群的创新能力才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吗？现有的科技创新能力能够保证美国不被超越吗？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将长盛不衰吗？
当代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领先，令不少人断定美国当初就是凭借出色的创新能力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其实，这种观念有些想当然了，与历史事实并不一致，当初美国能够后来居上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以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不是因为其拥有过人的科技创新能力。正如美国卓越的经济史学家与企业史学家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所指出的：
“美国公司不是仅通过开发和领先新技术来称雄”！“用麦迪逊的话来说：‘美国工业通过将创新进行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规模的商业化成了世界技术领导者。’”（钱德勒主编《大企业和国民财富》中文版，第100页）
钱德勒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是那时候的科技创新主要都来自欧洲。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尽管美国工业产量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但是，欧洲在科技创新方面仍旧不输于美国（比如，喷气式飞机、电子计算机、核能，影响战后技术进步的这几项关键性发明都是欧洲人的成果）。直到二战以后，在已有的无与伦比的工业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再加上大规模引进全球人才以及政府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支持与投入等因素，才使得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笑傲全球。
美国与欧洲的经验表明，如果科技创新能力不能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那么这种创新能力将有可能趋向衰弱，如同无源之水。今天的美国，几十年来制造业持续走弱，科研投入减少，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也渐趋减弱，未来其创新能力能否不随之衰减？
反观今天的中国，则似乎正在不小的程度上复制着美国的经验：先建立最大规模与最高效的工业生产，在此基础生再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五、遏制增长没好处！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成书的2012年恰好是中国政府的换届年。未来中国是否愿意或有能力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李光耀在书中如此预判：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以大约每年10%的速度快速发展，有时甚至超过12%。中国能不能至少在下一个10年里维持如此高速的增长？我认为可以。中国起点低，加上13亿国内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这个增速可以维持。”（《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65-69页）
李光耀的这一判断与分析，在笔者看来，是符合常理的，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有需求也有客观条件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中国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人均GDP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之前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当然也要让人民共享这一成果），这一过程无疑也将持续较长时间。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新一届的中国政府却选择了主动降速的经济战略。至晚从2011年初开始，中国政府便开始有意识地压制经济的高速增长。新一届政府接手后，更是将这种降速行为理论化与制度化了。现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经济增长的老常态结束了，开始了新常态，由“高速”阶段转为“中高速”阶段，增长目标也下调为7%。至于为何由老常态转为新常态，在笔者看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此提出严格的论证说明（比如林毅夫一开始就不赞成中国经济未来将降速），而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中国媒体、专家以及大量外国专家（比如佐利克）的意见，或者说迎合了舆论的压力。新的理论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只有速度没有质量，只有规模没有效益，为了提高质效，为了转型升级，就应该降低速度，只有通过降低速度的手段，才能达到提质升级的目标。
提质升级的初衷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一目标并不与高速增长相矛盾。首先，如本文前面指出的，相较于世界各国而言，中国的高速增长其实并不粗放低效，像中国政府领导人正大力对外推销的高铁、能源、通信等高附加值装备产品，全是过去高增长时代的成果。其次，只有在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才能又快又好地实现提质升级；速度降低后，企业活动风险加大，企业不可能在低回报时期或危机时期主动提质升级。反过来说，质效提高了，应该带来更快的增长，而非相反。又慢又好，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现在，经济持续下滑了，降速了，但是提质增效的证据却不明显。无数学者与媒体人指出，近年来，中国增速下滑的同时，工业产值比重下降、服务业产值比重上升，这就是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证据。遗憾的是，工业生产率高，服务业生产率低，这一新变化应该是中国经济质量降低、效益减少的证据，应该是产业降级而不是升级的证据。无论从理论上来看还是从国际经验上来看，降低速度的结果只有一个：延缓质量的提高，延缓产业的升级。
还有很多人鼓吹，GDP增速放缓了，但是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增速了，这也是提质增效的证据。这种说法其实是一个诡辩。第一，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增速现象，这本来就是多年来的常态，而不是新事物。第二，居民收入增速不应该跟GDP增速相比较，而应该跟过去的居民收入增速相比较，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社会财富增速放缓，只可能有一个结果：居民收入增幅放缓。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财富创造增幅放缓而收入增幅却提高的现象。
继领先世界的中国高铁主动降速后，中国经济这一更为庞大的高速列车，也选择了主动降速。在全球各国都为增长殚精竭虑绞尽脑汁的时候，中国却主动降速，李光耀能理解这种反常的现象吗？
当然，对速度降低的程度的认识，还是有差异的。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人物，主张一降到底，不要再追求经济增长，直接放弃经济增长目标，向“2008年的美国”学习（厉以宁认为美国经济在那一年完成了产业升级！所以中国要向它学习）。不过，在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习近平强调，2015年的首要工作目标是“稳增长”，要“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李光耀说：“今天，中国人的预期和抱负已经提升。每一位中国人都渴望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一个与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同样繁荣昌盛并同样具有科技竞争力的中国。这种重新唤醒的使命感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4页）
遗憾的是，现实中，并非“每一位中国人都渴望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一个与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同样繁荣昌盛并同样具有科技竞争力的中国。”
中国最出色的工业成就之一高铁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我依稀记得，当年京津高铁与武广高铁开通后，国外媒体发出了不少羡慕的声音，诡异的是，在中国媒体上却掀起了一股丑化、诋毁高铁的浪潮，至今不衰。在舆论的压力下，高铁最高运行时速竟然由380公里降为300公里。国外推广的时机被耽误了，国内建设的速度延缓了，标准被降低了，这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有形与无形的损失。这些人一面嘲笑中国没有科技创新，一面等中国出现重大科技创新后，又恨不得用唾沫将其淹死；一面要求中国经济降速，一面等速度降下来后，他们又高喊中国经济“失速”了，要崩溃了。这种人若出现在新加坡，不知道李光耀会如何对待他们。
在对比中国印度时，李光耀正确地指出：
“印度可能需要花三五年的时间改善基础设施，否则印度就会在全球经济洗牌中输掉。……印度必须效仿中国高效的办事方式。中国以高效的方式建立了覆盖面广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厂以及水厂，并实施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其制造业吸引了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效率较高。……要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制造业上。……印度不能仅仅凭借服务业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工业强国之前就变成了经济大国。”（《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65-69页）
可笑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抛弃自己的被李光耀所器重的这些正确经验，而选择了向印度靠拢。今天在中国，“覆盖面广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厂以及水厂”，被舆论贬斥为“粗放”的“重复”的“投资拉动”，无数的现代化工厂被讥讽为“过剩产能”。积累了庞大的产能，本来不是坏事，应该想办法充分利用起来，现在倒好，当成负担了。才人均GDP七千美元，美国的七分之一，就嚷嚷着产能过剩了。不是想着做大、做好蛋糕，让人民共享蛋糕，而是净想着瓜分蛋糕，让少数人借着改革的名义把蛋糕都装进自己口袋了，为此不惜进行“压缩”、“危机”。
李光耀指出：
“新加坡必须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除非我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我并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我们的未来就得不到保障。……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放缓增速。……我看不出来遏制增长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到时候仍然会引来他国嫉妒的目光。”（《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第108页）
“我看不出遏制增长有什么好处”！这句话堪称一句顶一万句。没有速度，就没有升级，就没有提质增效，就没有一切。中国的媒体人大都奉李光耀为神明，在李光耀去世后给予了他无限的赞美与荣誉，但是，李光耀推崇增长的观点却被刻意忽视了。
中国无数自诩为“市场派”的人士，主张不要发展，不要速度（不要速度的市场经济，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只要所谓的“改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甚至鼓吹“用危机来倒逼改革”。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声音，并不是私议，而是堂而皇之的大吹大擂。在新加坡，有人若是鼓吹“用危机倒逼改革”，李光耀会作何反应呢？
网络编辑：嘉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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