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自度：谨防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概念，自邓小平同志在３０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以来，就一直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党的每次重大会议、每个重要文献均必强调“高举”这面伟大旗帜。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和党的其他重要文献早就有完整的、科学的、明确的表述，但是，有些人特别是一些自命不凡的“精英”们、当权者，或被时代冷落的思想家、政治家，总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个人偏好来解读、曲解之，因此，事实上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甚至截然对立。

　　片面的、不准确的解读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一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全面全方位开放”、“与国际全面接轨”；另一种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但导致了贫富、城乡、区域差距不断拉大，人们思想道德滑坡，社会矛盾凸显，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甚至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倒很像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两种极端的思潮一直干扰着我们的实践，是导致出现种种社会问题的深层次的思想原因。当前，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而要真正高举，就必须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排除左右两种片面、错误“解读”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无论是道路、理论体系，还是制度，都是由两个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只认可、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片面的、不完整、不正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决定了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必须坚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大方向。而“坚持改革开放”又是在当代世界的新形势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给“四项基本原则”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推动其当代化、中国化、现代化，才能永葆其强大的生命力，也才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些人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讲改革开放，有意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又把“改革开放”等同于“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欧化，这就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些人则仅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否定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主张回到封闭僵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共同贫穷的传统社会主义老路上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当代化、中国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既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是指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性质，主要是：以全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全面发展为目的，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个性，是指既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理论，又不同于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同于我国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特性，它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共性和个性是互相依存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中包含着共性、表现着共性，无个性就无共性，而个性也不能离开共性、超脱共性。有些人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讲“中国特色”，只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实行市场化全球化、放胆学习发达国家先进东西等等，而不论姓社姓资，忌谈共同富裕，他们实际上追捧的理论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而另一些人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不讲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取全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们实际上信仰的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一方面全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严格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政党把持的少数人的统治、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主导的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基本特征——循序渐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允许和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思想文化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因此明显不同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特征”这两个方面，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理解。但是，有些人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鼓吹民主、人权、普选，放手发展个私经济、“民进国退”，思想、舆论自由，而回避党的领导、法治国家建设，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他们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另一些人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片面强调加强党委的绝对领导权、人民民主专政和法制建设，毫不容忍非公有制经济的剥削行为和造成三个差距拉大的暂时现象，主张对舆论绝对控制，这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他们实际上是要让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倒退到改革开放前的制度，阻止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改革完善发展。

　　执政党的旗帜，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前进道路和奋斗目标，对于旗帜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１３亿人民的前途命运，在这个问题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人们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左右两种片面、错误的理解、“解读”、曲解，会导致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口号下，推行错误的政策、决策、措施、做法，因其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欺骗性，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更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平息“六四风波”后，一些人借总结苏东剧变、我国发生政治风波的教训之机，批评改革开放政策，诋毁解放思想的成果，主张以防止“和平演变”为中心，固守计划经济、公有经济的一统天下。这股左的思潮一度使改革开放停滞。要不是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力挽狂澜，我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很可能戛然中止。此后，随着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新一轮解放思想热潮兴起，左的思潮偃旗息鼓，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势如破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建立，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入世贸组织愿望实现，经济突飞猛进地增长。但是，在这一时期，在“不论姓‘社’姓‘资’”、“全方位开放”、“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口号下，以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为核心观点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也在加大：在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压抑了内需的扩大、自主创新动力的增强，并深受国际周期性震荡的影响而剧烈波动；贫富、城乡、区域、行业差距日益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凸现，思想文化混乱，腐败现象丛生。正是针对这个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思想和配套的政策举措，使经济社会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得到治理，三个差距拉大的倾向得到扭转。在这一时期，左的思潮又乘机抬头，一些人建立极左网站，借批判近年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利用一些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肆无忌惮地否定改革开放成就、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竭力吹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明确否定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公然主张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去。对这股思潮的市场和危害性决不可低估，如不给以有力回击，势必影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动摇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削弱党的凝聚力和人民群众的向心力。

　　应当看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右的或左的的片面的、不准确的理解都具有深厚的历史、社会、思维方式的土壤。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经济、技术、传媒等诸多优势，竭力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统一全球思想的条件下，在我们迫切需要利用国外境外的市场、资金、能源、资源、知识、技术等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和宣传，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我们国民的信念、观念、价值取向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刻，这就必然影响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近年来，虽然因金融危机冲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其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破产，但是我们国内有些人却仍然对其深信不疑，因此，他们一有机会还是会跳出来从右的方面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左”的东西有很深的历史积习。在党的历史上，右的错误只是在大革命后期的二三年里占据过统治地位，而“左”的错误却多次，长时间占据过统治地位。自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８年的２０多年中，“左”的指导思想基本上一以贯之，并在“文革”１０年间极“左”路线贯彻到党的一切工作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我们党的很大一部分党员、干部都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理论的深刻影响，他们过去所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左”的一套。经过拨乱反正、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党员，干部头脑中“左”的东西已经破了不少，但仍未肃清，甚至在极少数人的头脑里“左”的东西还占统治地位。习惯的力量很顽固，遇到某种气候，自然会表现出来。第三，我国历来“形而上学猖獗”，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方式者很少，多数人包括党政干部看问题往往有直观、表面、片面、绝对，好走极端的毛病。由于上述土壤将长期存在，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准确的理解、解读的问题也将长期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等错误思潮抬头、产生后果了再去应对，而应主动地对症下药，锲而不舍地铲除、缩小上述土壤。一是在对外开放中，对内要旗帜鲜明地要求干部群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申明、执行相关纪律，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要充分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再教育，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和习惯；三是要把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列入党校、在职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使党员干部和群众逐步地掌握和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如此持久努力，必有明显成效，大大减少左右思潮冒头的机率，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平稳地、顺畅地推进。

　　网络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