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

胡为雄:1920 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

字号+作者: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14-09-05 10:36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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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为雄:1920 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
  在 1920 年代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四种经典在中国现实中的影响最大。 它们是:《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资本论》 类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这些著作中的思想与革命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精神需求相切合,在理论上能指导中国革命者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 然而,一开始这些著作并不是以完整的形式传入国内的,它经历了从著作片断、章节摘译到比较完整翻译的过程,并且是与近邻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这些著作的研究、解说和传播,以及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研究、 解说和传播结合在一起,而被中国人逐渐了解和接受的。

  从 1920 年代开始, 中国思想界人士在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学者撰写的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布哈林等的《共产主义 ABC》、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考茨基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 这些著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本文谨对此作些探讨。

  一、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与布哈林等的《共产主义 ABC》

  经过日本最早传播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在 1920 年前有四种节译或摘译文本, 但直到1920 年 8 月始有陈望道在共产党上海小组支持下翻译出版全本(经日译本转译成汉文)。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汉译本出版后,在全国各地不断翻印,广为传播。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是平民书社, 仅 1926 年 1 月到 5 月间便翻印了10 次。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一经出版,便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热烈欢迎。 在以后的 20 年中,该译本曾一再翻印,广为流传。 为避开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耳目,该译本的书名、译者名字和出版社名字更换多次。 如译者改为‘陈佛突’,或‘陈晓风’,或‘仁子’等。 书名改为《宣言》,或《马克思恩格斯宣言》等。 据不完全统计,该译本有十多种版本,对后世影响重大”[1]。 从 1920 年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宣言》先后出版过 7种汉译本。 建国后,《共产党宣言》亦有 8 个新译本先后问世。 另外,香港、台湾亦出版了 6 种译本。[2]并且,《共产党宣言》的 6 种翻译体系,有“七十三种版别版次,版本脉络清晰”[3]。 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共产党宣言》接受了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的思想,接受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等。 “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不仅深入人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付诸革命的实际行动。

  同时,考茨基的著作《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部分内容对革命者的影响也非常大。 1891 年 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举行大会通过了著名的《爱尔福特纲领》。 这个恩格斯参与起草的纲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阐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部分说明党在新时期的任务、策略等。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Kautsky, Karl Johann)特地对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并于 1892 年出版。 在书中,考茨基虽然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但批判了拉萨尔主义,他大体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并简要描绘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得到恩格斯、倍倍尔的支持。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第五章为《阶级斗争》。 恽代英是从其英文本转译为汉文的,他将作者音译为柯祖基,书名定为《阶级争斗》,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8 种 1921 年 1 月出版。 《阶级争斗》共有五章:小生产制的经过、劳动阶级、资本阶级、未来的共同生活、阶级争斗。 该书指出:生产工具日益成为资本家与地主中少数人之所专有,“小生产制在资本社会经济发达之时不能继续存在,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战争,是一切实业国家的普遍现象”。 现代社会于是分为对垒的两方面。 “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嫌隙,因有实业界的危机而越加重大。 这都由于资本制度使然”[4]2。 “资本家与地主,——只他们有重要的生产工具,与生活重要的资源。 这种特享的权利,使他们有能力奴使剥夺无产阶级”[4]36。 随着被剥削阶级人数和力量的增大,社会革命就不可防御不可避免,现代社会的崩坏也不可免,“因为我们知道经济的进化,必然引出使被剥夺阶级起来反抗私有制度的情况”[4]78。 推倒私产制度的“革命可以有各种方式,不必要会有暴动流血”。 “然而没有一种革命不是由于最受痛苦的一部分人强力的反抗现存的状况”。 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 能用力去求这种理想的实现的人,才真是有幸运的人了”。“社会的改变,不仅是劳动家的解放,乃是全人类的解放。 然而只有工人能把他实现出来”[4]142。经验告诉我们, 有许多有产者剥夺者尽力反对社会主义, 但资本主义政党中有些头脑最清楚的人,也说 “社会主义最后的胜利是不可免的”[4]144。1921年 8 月,《新青年》第 9 卷第 4 号刊登的《新青年丛书出版广告》 对该书是这样介绍的:“《阶级争斗》 是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斯所发见的重要学理,也就是俄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余进步国的人们‘现今社会运动底基音’。 凡要澈底了解近代各国社会思想,须得先澈底明白‘阶级争斗’是什么。这书原本是马克斯派著名人柯祖基做的, 对于‘阶级争斗’ 说得很详尽, 在外国也算是一部名著,在我们这智识荒的中国更不消多说,更算是重要的粮食了。 ”显然,《阶级争斗》与《共产党宣言》等书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初期传播有着重大影响,尤其对青年毛泽东以及他那一代革命者的思想影响巨大。 1936 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 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 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5]

  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影响巨大的另一本译著是 《共产主义 ABC》。 《共产主义 ABC》 原名Приступая к работе(《共产主义入门 》),由苏联的尼•布哈林(Н.Вухарин)和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Е.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合著。 该书是为配合1919 年俄共(布)第八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纲的宣传和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而写的通俗读物,1919 年 10 月出版。它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于马列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各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920 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对这本书以很高评价。 该书第一部分的题目是“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灭亡”,它包括:引言 我们的纲领,第一章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章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第三章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第四章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的崩溃), 第五章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等。1921 年 9 月,《新青年》第 9 卷第 5 号 刊布的 《人民出版社通告》计划出版“康民尼斯特丛书”11 种中,即包括《共产主义入门》(布哈林著,罗雄译)。但《共产主义 ABC》的第一部分的汉文本,作为新青年社丛书之一由新青年社 1921 年 4 月初版时,未署译者名[3]。 1926 年 1 月,新青年出版社又以初版书将该书出版,且亦未署译者名。 另外,还有版本称该书由美国工党教育部编,中国青年社译。

  《共产主义 ABC》 对于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我国早期的大批共产主义者、大批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都读过它并且深受影响,如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粟裕、宋时轮、左权、蔡申熙、彭德怀、萧克、段德昌、夏明翰、周文雍、邓发、李一氓、贺绿汀、薛暮桥、夏征农等。1992 年 1 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及:“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 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 ”[6]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经销过《共产主义ABC》, 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在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经销过《共产主义 ABC》,阮啸仙和冯菊坡、周其鉴、刘尔崧等人在广州创办的爱群通讯社也出版发行《共产主义 ABC》等油印小册子。 任弼时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定期去曹家渡纯善里的平民学校讲《共产主义 ABC》”,张闻天在重庆亦到第二女子师范“组织部分觉悟较高的学生学习《新社会观》、《共产主义 ABC》”[7]。 对于这本书,“毛泽东曾将节译本编入‘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周恩来也将此本编入‘黄埔军校’政治讲义,足见影响深远”[3]。

  二、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与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作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 在 1920 年代前后对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大,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说到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变革, 莫不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引起社会上层结构的变革来说明。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及其基本观点,首先是通过日译本或日本学者如河上肇等的研究和解读较早被译成汉文发表或出版的。 而日本学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及其基本观点的理解, 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左派学者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的影响。 《经济史观》的日译本由河上肇翻译,并以《新史观》为书名在 1905 年出版,这也是日本出版的第一部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书[8]。 该书的汉文本是陈石孚翻译的,书名为《经济史观》,商务印书馆 1920 年出版。“这本书在二十年代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但为宣传唯物史观者利用,亦为反对唯物史观者利用”[9]579。 塞利格曼在书中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说称作唯物史观或历史的唯物论,不如叫做经济史观。 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是研究社会发达的原因,人类思想和社会生活进步及变迁的原因, 认为经济生活是一切生活的基本条件。但塞利格曼否认经济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与阶级斗争,都推导不出社会主义[10]。 在书中,塞利格曼还列出了马克思一些重要著作,如 1844 年的《德法年鉴》,1845 年的《神圣家族》,1847 年的《哲学的贫困》,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1849 年的《工资、劳动、资本》,1850 年的《法国 1848 至 1850 年间的阶级竞争》,1852 年的 《路易•波拿巴的二月十八日》,1859 年的 《经济学批判序》,1863 年的《资本论》第一卷附注及第二卷第二编等,他还节译了其中的片断。 “这些无疑都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述唯物史观的原始资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9]581。 李大钊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亦受到塞利格曼的影响,李大钊在一篇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文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更是赞同塞利格曼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经济的历史观。

  然而李大钊的经济历史观之说,又直接受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影响。 河上肇研究马克思主义其初期重点在唯物史观,并把它归结为经济史观,这是他先于李大钊受了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一书观点的影响之故。 在晚年的自传中,河上肇谈到:“因塞利格曼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的史观的我,后来在长时期中,通过经济学这个狭窄的管子, 来观察这个史观,——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基础上树立了他的唯物史观,把这独特的史观作为指南,而研究经济现象,而我呢,相反地最初就局限于经济学的领域里,只在这个领域转来转去。 ”[8]而 20 世纪初上叶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是,河上肇的论著曾风靡一时。 “当时无论是同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抑或反对唯物史观的中国人,实际都是根据河上肇所阐发的唯物史观而进行的, 如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李达、李汉俊、高一涵、范寿康等等”[9]589。

  同时,荷兰学者郭泰(H.Gorter)的《唯物史观解说》 在中国的影响也比较大,1921 年 10 月中华书局将该书作为新文化丛书之一出版。 《唯物史观解说》原著出版于 1909 年,汉文译本是李达翻译的,翻译时参照德文本进行了补译。 在译文的最后,李达附录了自己写的《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和《译者附言》。 他在《译者附言》中说:“这书有日文的译本是日本堺利彦从德文本转译成日语的,可是堺氏的日文译本中,缺字的地方太多, 还有柯祖基的序文和艺术一章, 结论一章,都未曾译出; 所以我用德文本和日文本两书对照,缺的地方,都补上了。 这部书可算是完全译本。 ”“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的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译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援助, 我特意在这里表示我的谢意。 ”[11]李达对这部书的评价很高,认为它是郭泰 “为荷兰的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 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 词义浅显,解释周到”[11]。该书确实是当时解说唯物史观较好的一本书。除了考茨基作的序外,它共有 14章:本书之目的, 历史的唯物论与哲学的唯物论,这学说的内容,实例之说明,科学知识学问,发明,法律,政治,习惯与道德,宗教与哲学,艺术,结论,真理之力,个人之力等。 在书中,郭泰强调唯物史观的宇宙观对于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唯物史观实与一切实验科学相同,是达到哲学的宇宙观的一个手段。 这即是对于劳动者的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 唯物史观引导着我们达到一种宇宙的概念, 这种概念尤其不是纯粹器械的,不是基督教的,乃是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的新宇宙观。 ”[12]6唯物史观的要点有三:“(一)劳动技术,即生产力作成社会的基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决定生产过程中互相对立的人与人的关系。 在分成阶级的社会中生产关系同时又是财产关系。 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不单是个人间的关系, 又是阶级间的关系。 (二)技术继续发达。 生产力、生产方法以及生产与财产及其阶级关系亦随之变化。 所以人的自觉,即对于法律、政治、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思想观念, 也和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共同变化。 (三) 新技术在进步的某阶段上与旧生产及财产关系的矛盾冲突。 结局新技术得胜。 以旧形式不利的保守阶级和以新生产力为利的进步阶级之间的经济斗争造成法律上的、政治上的、宗教上的、哲学上及艺术上的种种形式,这种形式表现在两者的自觉之中。 ”[12]14-15“新的技术进步不单是造出新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 也造出了新的阶级关系, 由此而新技术的进步造出了很大的阶级悬隔, 造出很大的阶级争斗”[12]14-15。同时, 劳动是人类精神的根源。 社会需要科学家、技术家、法律家等。 随着科技的发明,社会由必然的社会到自由的国家。 “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出现生产机关归人类共有, 有意识的把他来使用支配的时候, 然后人类方能认识那强迫自己行为的社会力和社会的要求, 并且觉悟自己行为的目的和结果。 到了这时候,一切技术的改善, 将更成为人类的幸福对于精神的及物质的发达, 更可以增加许多自由”。“照这样继续下去,生产力(及物质的生产关系)就要逼迫我们达到社会主义”[12]46-47。“郭泰的这些论述,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有相当的影响, 在其《马克思主义还原 》 中即全盘的接受了郭泰的理论”[9]584。不仅如此,李达后来写作并于 1927 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也深受《唯物史观解说》的影响。同时,其他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唯物史观解说》的影响。

  三、考茨基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与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论》类的著作比较难懂,因而需要一些通俗性解读著作。 德国的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考茨基即著有 Karl Marx’OekononischeLehrcn(《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 这本 1883 年出版、对《资本论》 第一卷通俗解释的书, 在中国影响甚大。 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相对不发达,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理解和接受《资本论》类的著作,更需要同时从阅读一些传播、解说的通俗著作开始。 并且,在 1920 年代我国学界尚未能译出马克思的 《资本论》, 陈启修译的 《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分册1930 年 3 月才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不过,与《资本论》 相关的著作译本则有 《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 ,1921 年 12 月 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邝摩汉编译, 北京 《今日》 杂志 1922 年 3 月 15 日第 1 卷第 2 号),《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季译,1922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让《资本论》一类著作中的理论深入人心的是考茨基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以及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考茨基的书先是在日本得到传播,再通过日本转道传入中国,在中国有多种译本。 日本社会主义者高畠素之首先将考茨基的书译成日文,以《马克思解说》的书名于 1919年 5 月由卖文社出版部出版。 同年 6 月,曾经赴日的晨报记者陈溥贤将该书译成汉文,书名为柯祖基 (考茨基)《马氏资本论释义》, 署名渊泉在《晨报副镌》(1919 年 6 月 2 日-11 月 11 日)、《觉悟》(1919 年 6 月 2 日-11 月 11 日)上连载,并于1919 年 9 月出版单行本。 1920 年,陈溥贤重译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 1922 年印行第 4 版)。 李达亦于 1921 年翻译了这本书。

  陈溥贤发表于《晨报副镌》的译文很快被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转载。 同年 12 月,戴季陶与李汉俊等人对考茨基的书再次翻译,译名为《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在《建设》月刊 1919 年 12 月第 1 卷 4 号开始分 5 期刊出 (未完),1927 年 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于 1930 年印行第 3 版。显然,考茨基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让《资本论》一类著作中的理论深入人心。

  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另一本通俗解释 《资本论》的书是《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这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组织的第二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译者是李汉俊。 作为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的李汉俊认为《马克斯资本论解说》还不够通俗,没有一定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人还是不易看懂,于是他又翻译了国际工人协会评论联合编辑米里•伊•马尔西 (Mary E.Marcy,1877-1922)著的 Shop Talks on Economics(《经济学随谈》)。 该书 1911 年由美国的社会主义出版机构出版。 李汉俊是从日本社会主义者远藤无水(1881-1962 年) 的日译本 《通俗马克思资本论》(日本文泉堂,1919 年)转译。 李汉俊在汉译本的序中写道:要晓得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人,都非把马克思社会主义三经典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资本论》“拿来详详细细读一读不可。 但是这《资本论》里面的材料理论都太复杂,不是脑筋稍微钝的人能了解”。 于是他就翻译了马尔西的书。 他认为马尔西的书的内容,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为第一”[13]。 他还说:“照本书原来的书名,本来叫作《经济漫谈》,但鄙人考虑其内容,审其作用,以为莫过于叫作《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所以就取了这个名称。 ”同时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好地学习与掌握,他将书中“有点抽象之处,非略有经济学常识者不能了解”,令读者诸君“非费点思索不能了解的地方,又略略加了点注解”[14]。 因为同样的原因,李汉俊还希望中国读者在学习这本书的同时,阅读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被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之第二种,于 1920 年 9 月出版, 后又由人民出版社再次印行。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问世立即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李大钊、陈独秀大力推荐,中共北京、武汉早期组织把该书当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材料。 湖南长沙的文化书社在 7 个月内,就销售 200 本,排在销售榜的首位[15]。

  四、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恩格斯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专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 早在1912 年 5-7 月就由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创办的《新世界》半月刊刊登过其第 1、2 节和第 3节的部分,译者为施仁荣,译名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 然而,当时传播社会主义的书在中国影响广大的则有英国社会主义者克卡朴(今译柯卡普,Thomas Kirkup)著的《社会主义史》。

  其实,《社会主义史》早在 1910 年(宣统庚戌年)就由胡贻谷译成汉文,以《泰西民法志》为书名于 1912 年 (宣统三年)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作为上海广学会藏版。 译者胡贻谷还在书前写有序。 不过,这本书当初并没有传播开来。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 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李季(1892-1967)再次将 《社会主义史 》译成汉文 ,作为“新青年丛书”第一种 1920 年 10 月由新青年社出版。克卡朴这本书 1892 年初版,1913 年辟司加以删订, 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 20 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程。 其上卷由绪论,初期的法国社会主义,1848 年的法国社会主义, 初期的英国社会主义,拉塞尔(拉萨尔),拉伯尔塔斯(伯恩斯坦),马克司(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九篇构成;下卷由俄国革命,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各国社会主义的进步,近世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通论,结论等七篇构成。 还附录圣西门派的辩护,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党纲,费边会的基础,总同盟罢工表,澳洲工党内阁一览表,英文书籍题解等。 李季在《社会主义史》自序中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 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 而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 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澳、美各洲非常发达,而派别亦复甚多;我们对于这种运动要想有统系的知识,须先从历史下手。 我译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的目的,就在这点上。 ”[16]对于该书,《新青年》特地向读者推荐:“诸君要想知道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源流,不可不先读英国克卡朴《社会主义史》。 克氏于 1892 年著成此书,他叙述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事实,源源本本,非常详尽……此书是欧战以前一部包罗最宏富的社会主义史。 ”如果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理论阐发了空想的社会主义,如何在近代工人阶级产生并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产生提供现实基础;那么,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则客观地介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了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并较为全面地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 这对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补充,也给中国革命者提供了西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史实和榜样,因而它受到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欢迎。 后来的相关著作,如胡汉民译、(德)俺•伯亚著的《社会主义史》上下册(民智书局 1927 年),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主编,赵兰坪著的《社会主义史》(商务印书馆,1928 年)等,都远不如克卡朴的书影响大。 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与《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 等是影响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本书之一(该书在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仅半年内就销售了 100 本), 它也影响了众多的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

  综上所述,在 1920 年代及往后一段时间内,考茨基等人七本被译成汉文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对《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较好地进行了通俗解说,甚至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起了补充作用。 这七本译著的内容对中国共产主义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个客观事实,不论这些著作的理论观点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完全符合或存有不足,但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中国当时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知识界、思想界选择翻译一些较为通俗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是一种明智之举;较为高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将它变得通俗易懂,才能易于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所接受。 在这种意义上说, 这些著作及其他著作的引进和传播,遵循了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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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郭泰.唯物史观解说[M].李达,译.上海:中华书局,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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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李汉俊.序[M]//马尔西.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1920:3.

  [15]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M].北京:三联书店,1979:62.

  [16] 李季.自序[M]//克卡朴.社会主义史.李季,译.上海:上海新青年社,1920:2.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网络编辑:张剑

  

  
发布时间:2014-09-05 10: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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