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经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榜样。中国共产党实践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只有苏俄模式，还有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只有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才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之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面临着如何进行革命夺权的问题。苏俄提供的道路是城市包围农村，随着城市工人阶级革命暴动的相继失败，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阶级构成，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联盟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逐渐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最终赢得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虽然在共运史上没有像苏联那样输出革命，但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却给予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人民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在拉美和非洲出现很多毛泽东的拥趸，他们带领当地人民进行革命，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争取民族独立。在此过程中，各国的革命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失灵后，开创性地探索出一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让社会主义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和强大，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落后国家通向富强的可行之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阵营、甚至很多西方左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共识。20世纪30年代，席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与苏联计划经济的蒸蒸日上形成了鲜明对比，欧美进步人士都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看作未来的希望。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扩大了苏联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版图，那时全世界的左翼革命者都把苏联体制视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模板，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也不例外，如英国工党把国有化写进党纲，法国社会党制定了国有化计划等。然而，在19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经济停滞的困境，苏联公有制计划经济失灵了。英国左翼经济学家布莱克本（R. Blackben）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指出，计划经济在创立初期经济规模小，经济关系简单的情况下是十分有效的，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联系的复杂，传统的计划机制就失效了，本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苏联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把新兴的计算机技术用于解决生产领域的计划。随着苏联的解体，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也被西方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失败。
面对这种失灵，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允许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脱贫致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起初，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圭臬的西方左翼认为中国的改革政策引入市场，并允许民营经济存在，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走向了资本主义。但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他们纷纷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中国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如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罗塞尔在一次访谈中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资本主义输入中国，而是要建立一个由公有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组成，不同所有制（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中外合资、私有制和外国独资）共同发展的、一体的现代化生产体系。在这个生产体系中，私有资本的重新出现受到政府的批准和管控，市场的引入是作为发展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在某些领域取消计划经济，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当前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让社会主义道路重新恢复了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越南、老挝、朝鲜等效仿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一些东欧国家，如捷克的学者就很羡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说中国干成了他们曾经想干的事。很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把中国道路视为一种替代西方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模式的选择。从19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地区大力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反而让他们陷入动荡和贫困。对这些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民族企业薄弱、资源有限，中国模式的成功对他们非常有吸引力，现在他们以中国为榜样，并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专心跟着中国搞建设。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把中国视为社会主义的桥头堡和旗帜，对中国共产党报以很高期望，比如输出革命，支持本国的左翼政党和运动，带头对抗美帝国主义霸权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让在苏东解体后曾被视为贬义词的社会主义重新回到左翼讨论的议题中，特别是不同社会主义的模式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以及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设想又重新回归左翼视野。影响较大的是罗默根据所有制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争论，随后争论扩大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现在什么道路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等问题。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部看，中国模式的成功改变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处和竞争的模式，打破了“历史终结”的预言，使两种制度的竞争从物质层面上升到规则制定的层面。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发生，社会主义建设就始终处于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中。一开始，社会主义阵营采取了“两个阵营、两种制度、两个平行市场”的策略来应对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遏制战略，构建局部的社会主义革命环境，伺机扩大革命版图。社会主义建设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主要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军事上的较量。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让社会主义国家错失了计算机技术革命的浪潮，两个阵营的军备竞赛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庞大军费开支又给国民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方面，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经济增长，工人和一般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相对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物价上涨，人民购买能力不断下降，引发了社会危机。两个阵营的竞争出现了严重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倾斜，最终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面对社会主义的国际国内困境，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把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放到了重要位置，并坚持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全盘西化，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开放。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创造性地在坚持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利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契机发展自己，抓住了互联网革命、新能源发展的时代机遇，逐渐缩小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差距，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基本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打破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宣称的“历史终结”预言，同时也让美国以发展促和平演变的策略破产。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改变了以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相互孤立的竞争状态，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冲突的新态势。一方面，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让两种制度的国家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实现经济互动，形成了特殊的相互依赖和不同经济理念的整合，促进了跨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进一步的大融合，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根本制度上存在矛盾，表现为在多个领域摩擦冲突不断。贸易战中西方对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作用的关注和争议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制度下发展模式的矛盾；中国对新兴产业，特别是那些将引领未来进步、提供增长和就业的技术和产业领域的补贴和支持所引发的中西纷争，则更深刻地反映了不同经济意识形态、治理结构、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分歧；在绿色能源领域，中国不仅在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等可持续发展技术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并在深度参与中影响了全球跨国网络和绿色市场的发展，这一领域的贸易战和冲突反映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在被中国削弱。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帮助和支持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建设，受到南方国家的普遍好评和欢迎，因为中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带来的私有化、紧缩和社会剥夺的发展模式。中国和南方前殖民地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遭到了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抵制，反映了不同制度下全球化的矛盾：全新的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和以欧美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对抗。由此，两种制度的竞争进入了规则制定的层面。如果说以往的两种制度的竞争是停留在物质层面，那么现在的竞争则进入了元的层面，相互冲突的范围较之以前更广泛、影响也更深远、冲突的表现更多样化，以往冲突的烈度可能以完全不同的形态出现。这种竞争将深刻地改变两种制度并存的世界格局，对重塑另一个新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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