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是当代美国著名文论家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他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涉猎了文学、哲学、政治与文化等诸多领域，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与思想，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立场，是活跃在当今西方社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评论家。本文试就其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理论作一简要评论，以期引起对其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一、历史主义两难困境及四种解决方法
詹明信认为，任何历史主义在研究历史时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历史过去和历史现在（包括历史未来）的关系；而要解决好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在“相同”与“差异”之间作选择。也就是说，要么认为历史过去与历史现在是相同的，要么认为历史过去与历史现在是差异的。可在他看来，无论选择这两者中的哪一种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人们认为历史过去与历史现在是相同的，那么，就必然会把当前的存在经验带入对历史过去的思考之中，得出的结论与其说是历史的过去，不如说是历史的现在（即现在人按现在存在方式理解并展示的过去）。这样，历史过去的陌生性依然在人们视野之外。他说：“我们可以十分简单地说明这种同时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选择：如果我们赞同我们自身与陌生客体是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已经预先假定将要展示的东西，以及我们对陌生文本的表面‘理解’受到了某种困惑的骚扰。我们一直局限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之中——我们的存在是消费者的社会，有电视机和高速公路，有世界冷战，也有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我们根本没有离开过家园，我们对‘理解’的感觉与心理投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能够接触与我们的现实真正不同的另一种现实的陌生性和抵抗性。”（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9页）可如果假设历史过去与历史现在存在着巨大差异，那么，“所有导向理解的大门都对我们关闭起来，我们发现自己被我们的整个文化密度与定为异己的客体或文化隔离开来，因此我们无法接近异己的客体与文化”（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9-150页）。
当然，历史主义存在困境并不意味着无法解决。事实上，人们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困境。就此，詹明信总结并归纳了历史上存在的四种典型的解决方法。
1.文物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通过文物（或古迹）考古的形式确定了过去历史客体的客观地位与历史价值，表面上看，它是以废除主体现在立场的方式恢复了研究客体的本来意义，取消了主体研究历史时面临的上述困境。但在詹明信看来，文物研究方法既不能取消历史主义困境，也达不到它所要求的恢复历史客体客观意义的目的。因为，文物研究方法得出的只是关于历史文物的一些经验，无论这些经验有多么丰富，它都是第二位的；这些经验不但不能有效地形成系统的历史理论，反而还会被某些历史理论所利用或预设着某种历史理论。也就是说，在詹明信看来，历史主义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系统理论，这种理论是不可能靠文物研究提供的直接经验简单驳倒或证实的。因此，无论文物研究取得多大成绩，它都不可能对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绝对作用。当然，这种方法也无助于人们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
2.存在历史主义方法
不同于文物研究的经验主义方法，存在历史主义是有一套理论纲领的历史理论，它在关注历史事件的同时，更关注现实历史主体的感受，存在历史主义的历史经验是由历史事件与现实主体感受共同组成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构成存在历史主义的历史经验，只有那些引起现实主体强烈感受的历史事件才构成历史经验。而且，在存在历史主义那里，历史经验是借助于某种传统文化在历史事件与现实主体之间实现的。因此，处于不同传统文化中的主体会形成不同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感受。詹明信认为，存在历史主义这种研究方法对挖掘主体历史价值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探寻活跃于所有现存实践模式中同时又随着过去的逝去而绝迹了的东西”，但也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这种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必然因多种传统文化的存在而导致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其二，为了反驳由若干历史事实罗列而成的经验主义历史编纂学，存在历史主义不得不假设某种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而不管采用怎样的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都必然碰到阿尔都塞式关于人本主义是意识形态的批判问题，以及“反对与排除其他具有同等独断力量的、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问题。其三，存在历史主义难以回答历史经验主体的基础问题。在存在历史主义那里，主体的感受依赖于某种传统文化，而面对同一种历史事件与同一种传统文化时，存在历史主义却又把主体的感受交给了历史学家，最终任由历史学家凭个人的主观体验去提炼历史经验。而事实上，“我们面临的不再是个人主体对过去的冥思苦想，而是一个现在的客观境遇，与一个过去的客观境遇之间的关系问题”（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72页）。
3.尼采式反历史主义方法
如果说文物研究方法主要立足于历史事实，存在历史主义方法游离于历史事实与主体感受之间，那么，尼采式反历史主义方法则完全立足于现实主体。这种方法认为，不存在什么历史事实，存在的是现实以及现实主体对历史的理解。这一思想是由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提出的。他在《历史用途与滥用》中指出：“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与贬损。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尽管这样做是很艰难的。”（尼采：《历史用途与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1页）当代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尼采的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按其定义，所有逝去的就不复存在，准确地说，历史客体就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物所作的‘表述’。表述的实体是保留下来的记录与文件。历史客体，即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只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在模式中，除此之外就不存在什么历史客体……什么可以算作过去要取决于历史知识范畴中运作的意识形态模式的内容。”（转引自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82页）詹明信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在肯定主体现实价值的同时却否定了历史本身的存在。他说，虽然“我们只能了解以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但“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8页）。另外，他还以当代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为例，指出了其思想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尽管利奥塔一再宣称根本不曾存在过任何原始社会，但他的政治思想却赋予了古老的多元异教以新的生命。
4.结构类型学方法
与前三种方法不同，结构类型学方法重视的既不是现实主体，也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历史事物的逻辑，并且认为这种历史事物的逻辑决定了人们对过去关系的理解。结构类型学不关注历史事物的历时性，只关注历史事物的共时性，认为一段历史时期的事物存在着共同的深层逻辑结构，这种深层逻辑结构决定着人们对过去关系的理解；而它的形成方式往往是通过类型学来组织的，类型学的内容与机制随着描写过去或历史时刻的抽象程度而变化。詹明信充分肯定了这种方法的合理性，认为它追求对过去历史时刻的客观理解，是一种持“辩证相对立场”的方法。但他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首先，任何类型学在研究历史发展问题时，都会存在固定类型结构与丰富多彩历史事实矛盾关系问题，即：它在用固定类型结构把握客观历史深层结构关系的同时也会因此掩盖不少鲜活的客观历史事实。其次，任何类型学都不可能穷尽历史类型结构，特定类型学在用特定类型结构去解读历史时必然同时存在着与它不同甚至相反的类型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结构类型学方法没有考虑到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说：“无论是历史学家的位置与自我意识的问题，还是乌托邦时间的问题，都不可能在这系统中得到足够的正视。”（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81页）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以生产模式为基础的开放阐释学
与上述四种方法不同，詹明信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既考虑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构，又考虑到了历史主体的地位；既考虑到了特定历史时期相对稳定的结构，又考虑到了历史发展问题。它是在新的理论结构类型上对上述四种方法的超越与辩证吸收。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究竟提出了什么独到的理论结构呢？詹明信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理论。马克思主义生产模式理论不同于一般结构类型学，它不是用一种固定的结构去解释历史，而是用一种不断生成的流动结构去解释历史，准确地说它是一种结构历史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生产模式理论有以下独特性。
首先，它假设了生产模式是差异性的。詹明信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历史发展时提出了狩猎和采集（原始共产主义或游牧部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或称古罗马的氏族）、亚细亚生产模式（或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城邦、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生产模式，这些生产模式之间首要关系是“区别性”，而不是线性进化论所认为的“联系性”。这种“区别性”不仅表现在特定时代经济生产和劳动过程及技术模式上，还表现在特定时代文化与语言生产具体模式上，它是一种以生产模式为核心、通过加强特定时期不同社会结构内在共时关联而表现出来的与其他时代“整体性”的结构差异。正因为如此，詹明信认为不能用整个人类生产模式生成方法或特定社会构成方法去分析特定时期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而必须用福柯系谱学方法去具体解释或建构它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充分吸纳包括一般结构类型学、心理分析学派等重要理论与方法，甚至可以接受他们提出的一些关于主体方面的非历史假设。
其次，它假设了生产模式是相同性的。詹明信认为，肯定了不同生产模式之间的差异并不等于就会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不同生产模式之间的联系是明显存在的，对此不能用结构主义断裂式的方法去认识，而必须用非结构主义联系的观点去考察。在他看来，不同生产模式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是生成性。詹明信认为，任何后一种生产模式都是从前一种生产模式变化而来，当它确定了与其他生产模式的差异时，事实上也同时为其他生产模式的生成与发展留下了空间，未来的生产模式正是从现有生产模式土壤中渐渐产生的。其二是包容性。任何一种先进的生产模式都包含着比它更早的生产模式并把它压制在前者发展之中，在特定社会都能找到比它更早生产模式的残存。因此，詹明信认为，在任何社会都不存在所谓纯正的生产模式，有的只是以一种生产模式为主导、多种生产模式并存的复杂、紧张关系。所以，当我们在研究特定社会复杂社会关系特别是思想文化关系时，在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区别的同时，也要特别重视社会文化结构的物质基础以及对多种思想文化并存问题的合理解释。他说：“我们需要相同程度的抽象概念来分析多种生产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的矛盾覆盖层和结构上的共存性。可以把‘文化革命’当作这样的抽象概念。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存在着十分不同的结构体系……文化革命作为新的历史研究的统一范畴，似乎是唯一能使所谓人文科学以物质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框架。”（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89页）
詹明信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假设了一种既差异又相同的生产模式，它才真正超越了上述历史研究的困境，达到对历史过去、现在与将来关系的客观理解。因为不同生产模式是有区别的，因此，我们在解释历史现象时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异质性，不能把当前社会的主要特征以及当代人们思维方式带入对过去或未来社会的思考中，应该尽可能从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与环境把握中理解并解释其特殊性。因为不同生产模式又有联系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过去历史的考察特别是对现有社会中过去生产模式残存的研究达到对其特殊性的客观理解。
在詹明信看来，马克思主义以生产模式为核心的历史主义优越性不单单是因为它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套更令人满意的客观逻辑，更在于它合理解释了主体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作用和方式问题。他认为，历史解释中的主体问题是历史阐释学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历史阐释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虽然存在历史主义等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探讨，但也存在着不恰当夸大主体作用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十分重视主体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与方法。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提出了独到的研究历史主体作用的理论框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认为不同时期的文化关系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文化关系，而是以集体为中心的文化关系。考察不同时代的文化关系，虽然往往是由个体发动并进行的，但这不等于说不同时期的文化关系就是个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个体文化关系是由集体文化关系决定的，而集体文化关系又是由不同时期生产模式决定的。虽然个体在解释不同历史文化现象时会有个人观点与个人看法，但这种个人观点与个人看法总是在集体文化关系制约下进行的，从总体上它无法超越这个时代的集体文化逻辑。他说：“我们必须试图使自己摆脱那种习惯性的看法，认为我们同距离遥远的文化或时代的产物之间的（美学）关系是个人主体关系。这并不是要排除阅读过程中个人主体的作用，而是要理解这个明显和具体的个人关系本身是非个人和集体的过程的中介：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或生产模式之间的冲突。我们必须试图适应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阅读行为、每一个局部阐释实践，都是两个不同的生产模式相互冲突和相互审查的媒介物。因此，我们个人的阅读成为两种社会模式的集体冲突的隐喻修辞。”（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90页）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分析历史主体作用的方法。詹明信认为，历史主体的作用不单独存在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而是不间断存在于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主体的比较与循环之中。历史意义不完全由现实历史与现实主体提供，过去历史与将来历史一起参与着历史意义的构成与发展。过去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其具体存在不会复归，相应主体不可能复活，但过去历史并不是一堆僵死之物，作为过去主体生活世界的全部，它的存在有着强烈的生命意义。过去历史以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模式质疑着现实主体的生活模式，给现实主体讲述着他们“所具有的、实质上的和未实现的人的潜力”，迫使现实主体对生命意义与生活世界重新思考，并激发着它对未来世界强烈的乌托邦冲动。同样，也只有不断激发现实主体对未来世界乌托邦冲动，才能不断塑造并改变现实主体，真正发挥过去历史的现实作用。他说：“只要我们在对过去进行阐释时牢牢地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激进和乌托邦的改革栩栩如生，我们就可以掌握过去作为历史的现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93页）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科学而不只是阐释学
历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领域，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而生活在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历史研究的难度。长期以来，历史领域一直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才真正使历史研究走向了科学的道路。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唯物史观、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以及历史合力思想，但他们毕竟不能穷尽历史领域的所有真理，大多时候他们只是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总体真理性框架，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与发展。与此同时，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唯物史观以后，它就不断受到攻击与质疑。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新一轮历史研究又渐渐进入高潮，不少西方著名思想家公开责难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历史客观主义理论。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就曾这样说过：“当今对历史客观主义或历史实证主义的所有批判在以下这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所谓的认识主体具有客体的存在方式，因此主体和客体都属于同一种历史的运动。虽然当客体相对于思维体是绝对的他者，即广袤体时，主体—客体的对立具有它的恰当性，但历史知识却不可能用这种客体和客体性的概念适当地作出描述。”（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697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客观上说，詹明信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明信的学术视野是开阔的，理论底蕴是深厚的，他总能在多种多样新思潮中汲取营养，坚持原则，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具体而言，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理论有如下积极意义。首先，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客观性。面对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他物”和鲍德里亚“符号决定生产”等思想的巨大影响，詹明信通过对历史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三大西方重要历史阐释学路线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提出历史不可能由主体决定，也不是由若干文本构成，而是由客观物质现实决定的思想。不但如此，他还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有力批驳各种历史阐释学理论，并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见解。他说：“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语义的优先权。如果我们把‘阐释’理解为‘重新的动作’，那么，我们可以把所有各种批评方法或批评立场置放进最终优越的阐释模式之中……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6-147页）尽管詹明信这一思想还缺少严格论证与细致说明，但其基本思路是正确的，它可以为我们研究新思想、新思潮提供积极的借鉴。其次，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主体性思想。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中论述过对现实世界从主体方面理解的观点，并通过对实践问题的深化理解提出了唯物史观，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马克思恩格斯未能从价值论或文化理论等视角进一步阐述主体方面理解的问题。在当代西方社会，随着文化问题的凸显，从主体方面理解历史的历史与文化理论十分流行。客观上说，詹明信用文化集体结构去分析不同时代文化关系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应该说抓到了存在历史主义方法的死穴，也从某种意义上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与文化理论，他提出的要从“过去、现实与将来”三个方面统一的视角去建构主体的观点对当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如果说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积极意义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它的局限性也是清晰可见的。首先，他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一门科学。他总说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语义的优先权”、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更令人满意”，并多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假设了生产模式的差异性与相同性，这些提法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其他理论阐释模式相比是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对此，詹明信未能作出明确的回答。可这个问题如没有肯定答案，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本身也就无法自圆其说。比如：他一开始就提出历史主义两难困境问题，尽管他也在试图用生产模式的差异性与相同性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他的这种解决方法是没有太大说服力的。既然历史现象的“相同”与“差异”是难以解决的，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不同历史时期生产模式是“相同”或是“差异”的呢？既然历史上的生产模式与今天是相异的，那么，我们又是怎么能把握与我们不同的生产模式差异性的呢？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性质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不是科学。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之所以像詹明信所说“更令人满意”，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复杂历史现象研究与分析后得出的科学理论，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地讲，詹明信提出的历史主义困境的确存在，但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历史现象不仅复杂，而且转瞬即逝，我们对过去历史的认识与理解的确往往如一些“尼采式反历史主义”思想家所说的那样借助于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的认识也确实存在着一个伽达默尔所说的主客体“视界融合”与“效果历史”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对伽达默尔“视界融合”与“效果历史”观点的评析当撰文另述）。但承认通过历史文献认识历史，并不等于说历史是由历史文献提供或决定的，更不等于说历史是由历史学家主观决定的。历史文献虽然能提供大量历史事实，历史学家主观认识对历史文献形成也的确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所有历史文献提供的东西都是客观历史事实；历史文献涉及的只是历史史实，这些史实是否是真实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还必须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比对加以验证。历史经验证明，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比对研究是可以验证历史事件客观性的。正如英国哲学家沃尔什所言：“一个历史学家所引证的事实如果确切可信的话，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他个人的所有物，倒不如说是每一个有理智的人如果进行调查的话，都必定要同意的那种东西。法国革命爆发于1789年，并非对于与英国人相对立的法国人才是真实的，或者对于那些拥护法国革命的人才是真实的，而对那些厌恶它的人就不真实了；它只不过是一桩事实而已，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历史事件虽然转瞬即逝，但历史现象却有一定相似性；历史过程虽然是变化发展的，但又有一定的连续性。正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相似性和历史发展连续性的研究，我们便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稳定性和历史发展规律。对历史规律的认识的确跟认识主体有关，但承认认识主体对认识过程与认识结果有影响，也并不等于就无法排除这种影响，更不等于就无法形成科学结论。事实上，主体在开始认识客体的同时，也在不断认识自身。通过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主体会不断消除自身对认识过程的主观影响，最终达到对客体的正确认识（当然，所谓正确认识，也有个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因此，跟我们“相异”的已经过去的历史现象，我们是可以认识清楚的，也是可以把握它的本质的。此外，对过去历史的认识也不像一些极端的“尼采式反历史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只能通过历史文献或历史文本，过去的历史还会留下许多历史遗迹，而这些历史遗迹则是以物质方式残存的，它们可以让人们反复观赏、研究与琢磨。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也就是詹明信所说的“文物研究方法”。可惜的是，这一研究方法并没有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甚至对之不屑一顾。这自然跟他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影响而形成的重理性、轻经验研究方法有关。对此，他本人直言不讳。他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主义和经典阐释学的批评是本论文的基本参照系数。”（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6页）“我只局限于把经验主义立场看成是一个第二等次的、反应式的、批判性的或解除神秘化的立场。”（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53页）事实上，经验研究是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一切认识的起点，只有建立在大量经验基础之上的理性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类型，才有充分的说服力与科学根据。另外，在经验基础之上形成的理性认识与思维类型是否真的有科学性，还有待以后大量经验的检验；只有经得起长时间且大量经验检验的理性认识与思维类型才是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通过对以一定方式了解到的历史经验的大量研究，才得出唯物史观结论的；而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也因为它经受了大量历史经验的检验。没有历史经验的研究，就没有唯物史观；而没有唯物史观，又怎么可能有詹明信提出的“生产模式”理论？
其次，他的理论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若认真研读詹明信其他著作，便会发现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着许多不同的、不连贯的看法。比如，他在《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中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为了给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术语以更深刻的含义，我们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科学。”（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8页）可在这里，他却一字不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科学的问题，甚至还朝相反方向引导。细致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由他反本体论、反基础主义的后现代立场决定的。在《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等著作中，他研究的是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现实问题，而在这里他研究的是历史理论的基础性问题。在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他的确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有它的旺盛生命力。而在历史研究基础理论问题上，他却深深陷入了后现代主义窠臼，不能自拔。在他看来，一旦进入历史问题的深度思考，就必然要带出某种历史宏大叙事，而任何历史宏大叙事都难逃本原历史主义或目的论历史主义的厄运（在他的相关论著中，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猛烈批判）。如果说不懂历史认识论导致了詹明信历史理论缺少深刻说服力的话，那么，不懂历史本体论则导致其历史理论有了更多非科学成分甚至自相矛盾之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不是詹明信所说的本原历史主义，也不是什么目的论历史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有本体的，它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构成的社会存在本体。这种社会存在本体不是像詹明信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固定实体（或本原），而是由复杂社会现象共同作用形成的物质关系，它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它既决定着其他社会现象的生成与发展，又离不开其他社会现象的存在。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存在本体的存在，才有了詹明信所说的不同生产模式的变化发展；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存在本体的决定，才有了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预测以及詹明信所说的乌托邦渴望的合理性。可詹明信不仅不承认这一点，还把它当成一种“社会构成”观点随意打发掉。可如果没有社会存在本体论作支撑，那詹明信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与所谓“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的观点还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与说服力呢？答案是可想而知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3]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4]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6]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7]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8]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9]黄楠森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编辑：黄华德）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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