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及改革的历史，一直受到海外的广泛关注，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论著。从海外旁观者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有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为认识中国共产党提供多维度的观察平台。目前国内学界对海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已有一定关注，但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译著却未有集中梳理分析和介绍。为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出版的海外有关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的译著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关注的研究热点，并对未来如何深化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进行探讨。
一、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译著概况
1949年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1949年期间的革命史更加受到海外的关注，欧美日俄等国研究者出版了多部相关研究著作。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涉及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内容颇为广泛，对其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有重点研究，很多著作也被国内翻译出版。
对1921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早期成立的历史，海外的集中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精品力作。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为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权威著作。该书运用新发现史料关注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北京的传播以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并考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及新论断，如考证提出中共一大参会代表是13人，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31日闭幕等。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推出的美国刘力妍著《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则以毛泽东、蔡和森等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为个案，研究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萌发。
对1927年~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海外关注不多，研究多集中在对于长征的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日本学者田中仁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细致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活动，对其从摆脱危机到焕发生机的过程进行了深刻阐释。对于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开始的25000里长征，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H.E.Salisbury）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为西方学界对长征研究的代表作。该书运用了大量史料对长征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生动的展示，并对其中的事件及人物有深刻剖析。此书在国内有多个译本，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
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海外学界的研究颇多，很多解读颇有深度，新意迭出。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瑞典学者嘉图（Dagfinn Gatu）的《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考察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开展的军事及政治活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David SGGoodman）的《中国革命中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则专门研究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秩序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变革。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赛尔登（Mark Selden）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关注了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苏维埃政权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变革与农村发展等重要问题，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对延安道路进行了精辟总结。在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方面，求实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池田诚编著《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文集，其中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确立，第八章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石岛纪之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其中也有大量篇幅涉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如第一部分第四章为向饥饿宣战：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第二部分则为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进行了分析。
海外对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专题研究较少，且多与抗战时期放在一起考察。如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美国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该书以河北饶阳为个案记述了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农村的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美国胡素珊（Suzanne Pepper）著《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则利用大量中外史料，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政治斗争。
1949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也是海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英美官方、民间人士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交往频繁，也有多部相关译著出版。如美国休梅克（KEShewmaker）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于1989年在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述了1927年~1945年间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史，并考察了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美国卡特（CJCarter）著《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一书，则是借助档案及当事人回忆，系统考察了1944年~1947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交往的历史。对于斯诺、斯特朗（AL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美国著名外国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历史，也有多部译著出版。如有新华出版社1984年、1985年分别出版的美国米尔顿（Joyce Milton）著《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及美国艾黎（Rewi Alley）著《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美国斯特朗（TBStrong）等著《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特朗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美国托马斯（Bernard Thomas）著《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等书。上述著作对这些美国知名记者前往根据地、解放区采访的经历有详细记述，并对其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印象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进行了考察研究。
1921年~1949年间，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革命以极大帮助，海外研究者对相关历史给予了充分关注。如苏联贾比才（MCКапица）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西班牙克劳丁（Femando Claudin）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1982年在求实出版社出版、美国雅各布斯（DNJacobs）著《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1989年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美国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2004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这些译著多是借助俄文、英文史料考察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关系，其中对苏联顾问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中的作用进行了重点论述。
此外，在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综合研究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JKFairbank）的名著《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一书，在书中第三部分对大革命时期、1927年~1937年、1937年~1949年三个时间段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进行了评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一书，则是专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发展的名著。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 的著作《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研究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及其著作中政治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在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的研究上，因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及其领袖地位，海外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一直是热点，出版多部著作。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英国韩素音（Elisabeth Comber）著《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翻译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之后，国内学界又翻译了多部欧美、日本等海外学者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著作，其中个人传记最多，如红旗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美国施拉姆（S.R.Schram）著《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美国特里尔（Ross Terrill）著《毛泽东传》、北京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美国赖斯（E.E.Rice）著《毛泽东的路》、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000年分别出版的加拿大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及美国威尔逊（Dick Wilson）著《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日本近藤邦康著《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与英国肖特（Philip Short）著《毛泽东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韩国李中著《追寻毛泽东的革命轨迹：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及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美国卡尔（R.E.Karl）著《毛泽东传》等书，从不同的视角论述了毛泽东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的具体活动及突出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之际，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于2021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具体案例专门解读了1937年前国内外报刊对毛泽东的形象认识，以及美国记者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出版过程、版本及在苏联、日本与中国的传播。
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6年出版的“海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一辑，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该丛书第一辑包括美国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美国华裔学者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美国斯塔尔（J.B.Starr）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美国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美国魏斐德（F.E.Wakeman）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美国沃马克（Brantly Womack）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美国史华慈（B.I.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及美国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最新版全译本）》等。2012年，该译丛又推出了日本竹内实（竹内実） 著《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次年推出了美国怀利（R.F.Wylie）的《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2015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该译丛的第二辑，如法国鲁林（Alain Roux）的《毛泽东雄关漫道》、美国威尔逊的《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澳大利亚奈特（Nick Knight）的《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俄罗斯潘佐夫（А.B.Панцов）的《毛泽东传》及美国施拉姆的《毛泽东》等译作。上述著作已不再是简单的毛泽东个人传记描写，而是以专题形式对毛泽东进行的深度细化研究，其提出的一些相关解读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海外毛泽东研究除了利用了外国档案，解读视角新颖，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外，也存在一些对有关毛泽东的史实叙述及史料解读错误的问题，需要国内读者注意鉴别。
除了毛泽东外，海外学界对李大钊、瞿秋白、李达、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党史重要人物的研究颇多，其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在国内翻译出版。如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美国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的美国皮科威兹（Paul G.Pickowicz）著《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澳大利亚奈特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关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瞿秋白及李达的事迹。海外研究者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传记也有多部具体，其中也多论述了其早期的革命生涯，如有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匈牙利代内什（Barlett Dainech）著《邓小平》、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德国弗兰茨（Uli Franz）的《邓小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日本竹内实著《当代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澳大利亚古德曼著《邓小平政治评传》及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的美国傅高义（E.F.Vogel）著《邓小平时代》、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推出的英国伊文思（Richard Evans）著《邓小平传》等著作。这些传记虽然都是叙述邓小平一生的事迹，但都对其1949年前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具体活动有专门章节介绍。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美国迪特默（Lowell Dittmer）的《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美国威尔逊的《周恩来》及俄罗斯齐赫文斯基（С.Л.Тнхвинский）的《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美国贝奇曼（D.M.Bachman）的《陈云》等传记，对刘少奇、周恩来及陈云的革命活动及事迹都有叙述。还有海外学者重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比较研究，如美国张大卫（David W.Chang）著《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1988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早期革命生涯进行了对比。不同于中国人物传记一般的偶像化叙述，海外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的研究在史料上除了传主本人的文件档案外，特别注重依托个人回忆录及传记人物的亲友、同事采访录作为史料参考，强调生动的细节叙述及对史料的独特分析，故有较强的可读性。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特点
从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译著的内容看，其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相比，存在一些可借鉴之处。海外研究者的身份多元，其在研究思路与学术观点方面注重创新，在研究视角、方法上比较新颖，多重视微观与细节问题的考察及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而且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普遍运用了跨学科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外，还运用了政治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摆脱了国内传统宏观的革命叙事，增加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海外学界具体研究的革命史问题看，各国学者的研究多是建立在扎实的中外史料支撑基础上，但侧重点各有不同。苏联及俄罗斯学者重视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革命、中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且大量使用了俄文档案；日本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成立史、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等问题用力颇深；欧美学者热衷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所谓“派系斗争”，尤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研究最多，结论难免偏颇。
海外党史著作大量利用收藏在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相关档案资料，是其一大研究亮点及优势。如日本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即利用中、日、俄及美四国的大量一手史料，诸如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档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俄罗斯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关档案以及私人收藏文献。苏联因其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关系密切，收藏有大量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苏联及俄罗斯学者尤其重视利用。如俄罗斯齐赫文斯基的《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既使用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档案，又使用了大量苏联来华人士撰写的回忆录及研究著作。俄罗斯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也利用了俄罗斯社会暨政治史国家档案馆及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以及俄罗斯一些私人收藏的档案。特别是还有些海外研究者到中国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这使他们更加以同情之理解态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如美国索尔兹伯里即曾实地探寻当年长征路线。在1984年5月~7月期间，索尔兹伯里从江西出发，最终到达陕北。他在74天间走了7400英里（1英里=1.609344公里），几乎沿当年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行走，在沿途向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等亲历者了解长征的历史和轶闻轶事。而且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现今中国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多方探索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再如韩国李中为写作《追寻毛泽东的革命轨迹：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毛泽东》一书，曾在1998年~1999年间分两次利用50多天的时间，行程3万里，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旧址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生活、成长及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为其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海外研究者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注重宏观与微观考察相结合，运用新的阐释方法来解释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复杂多样性。如美国史华慈的研究注重人的意识、处境和行动之间的三角互动，这一阐释方法在其著作《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有深刻体现。该书“重点不在描述历史事件，寻找因果关系，也不在经由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来考察这个运动”，而是“经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教义这个参照系及其内部政治斗争来考察这个运动中的一段历史”。美国迈斯纳以李大钊为考察个案，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历史，不仅从中国的历史状况与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方面研究，而且还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他特定的知识和感情倾向方面进行研究。”他认为，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形成相同的模式，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出于各不相同的原因，遵循不同的途径；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同的知识经历和倾向，对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海外研究者还注重在当时历史情境下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史，重视各种历史因素的相互影响，并将历史事件放在社会大背景乃至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研究。如美国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该书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置于客观的历史场景之中，通过细腻的考证和描述把握毛泽东思想逻辑之主要内涵和不断转换，最后作出富有特色的独到判断。而且他不把毛泽东的思想看作单线过程，其在把握和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时，力求把它视为一个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趋向，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传统文化和外来理论、心理和性格等多个侧面进行分析。澳大利亚古德曼则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发展与建设放到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在把握战时特殊环境的同时，着重探讨根据地内部的社会变迁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特别是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海外研究者注重长时段分析，注重考察历史事件的后续影响。
海外研究者也重视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中的个案考察，强调对中国基层社会及民众的研究，试图以小见大，从宏观上审视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如美国弗里曼等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即以河北饶阳五公村为个案，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共产党1937年~1949年的革命，并指出：“党通过愈合乡村的裂痕，促进对立阶级的团结，领导武装抗日，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在广大边区（如冀中）建立了群众广泛支持的根据地。”而且海外研究者重视中国共产党基层政策的差异，如瑞典嘉图即注意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区实施的差异，指出：“改组农村的各项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得到了强调。然而地区的差别，尤其是各地在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上的相当大的差别，使这种特殊的、辩证的相互联系趋于多样化。在某个局部，一定的政策可能是不相关或者不重要的。例如，在租佃关系并不普遍的地区，减租减息可能并没有普遍实行，而在另一个地区，这个政策可能又是决定性的。”
海外研究者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中还提出一些新观点，对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方式，最终取得革命成功给予高度肯定。澳大利亚古德曼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各种社会改革后指出：“中共是革命的先行官，但这种过程并不是单向的：比打游击更复杂。不断进行的社会变革导致了党组织的根本变化：党组织最终变得更团结、更复杂，不仅扩大了社会吸引力，而且扩大了党，尤其是建立了重要的农村基地。”美国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则提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回应，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成功地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原因在于他们有效地将行政措施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动员民众是抗战的中心环节，也是解决战时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新方法的中心环节。中国共产党的战时动员是多种多样的”。美国胡素珊则对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实行土改，使农民分得了土地从而获取农民广泛支持的结论并不认同，指出：“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国许多地方土地兼并并不严重，农民本来大都是土地所有者，从‘地主’‘富农’手中分得的土地其实有限。”她还进一步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现有的农村上层集团，无论是不是由地主组成。土改摧毁了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权，是创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
但与此同时，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译著也存在很多不足。如有些海外成果缺乏一手的资料，尤其是中文档案资料，资料分析不足，存在很多主观臆测；一些海外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成果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西方中心论及冷战思维等因素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存在很多偏颇，对一些史料的解读有明显错误，甚至出现了故意丑化的情况。著名学者汪荣祖近来曾经结合具体个案指出了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离谱的误读”“严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觉的偏差”“颠倒黑白的传记”“居心叵测的翻案”六大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也在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中存在，需要国内学者认真辨析使用。
三、研究反思及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日渐频繁，通过上文叙述可知，大量有关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的译著被国内翻译出版，极大开拓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丰富加深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研究认知。当然，国内学者对于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译著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未来研究中注意以下问题。
（一）认清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译著引进的不足
纵观目前我国翻译的海外中共革命史研究的著作，多数为欧美国家著名学者的英文原著，俄语、日语、德语、法语等其他语种及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著作明显偏少，且很多翻译著作的年代相对久远，并非海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著作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书的翻译水平也不高，存在明显的硬伤，影响了阅读与使用。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热点的关注也相对滞后，很多国内研究者未能及时关注到海外的最新相关成果，国内也缺少专门介绍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杂志。这些情况也导致许多存在明显错误的海外中共革命史作品在海外广为流传，而国内学界及有关部门对此却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地及时回应纠偏。
实际上，海外学界还有许多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著作，关注了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在选题及论断都有较强的创新价值，但还没被国内学界翻译出版。仅从潘世伟、徐觉哉主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一书可知，即有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等著《中国共产党和农村社会（1927-1934）》、美国学者李芾甘（Lee Feigon）著《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法国学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著《中国革命的溯源（1915-1949）》、英国学者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著《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初创（1920-1927）》及德国学者康蓬（Thomas Kampen）著《1931-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毛泽东的崛起》等有关革命史研究代表性著作，需要国内出版社及学者共同努力翻译引进到国内出版。
（二）应重视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成果并进行充分辨析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国内党史学者应充分重视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成果，加强自身在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与理论深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风格的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建议健全中共中央党史文献和研究院及国内“双一流大学”的历史学院在海外党史研究方面的专门机构，壮大研究队伍，培养储备多语种的党史研究人才、专家和智库等，为党和政府提供及时有效的要报咨询，强化党史研究为国家服务的能力。国内学者还应注意并及时回应海外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热点问题的关切，增强与海外学者的平等对话，提升中国学者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特别是目前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等海外国家档案馆内收藏有大批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档案、图书及报刊等中外史料，还需要国内学者加大利用辨析力度，加强与海外学者在史料利用上的探讨交流。
以海外话语来评价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也有其局限，故需要国内学者对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具体研究内容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对由于文化、语言及意识形态等差异而导致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以及因资料使用解读不当导致出现的史实与结论错误，甚至在其研究中出现的诋毁革命领袖、否定革命等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国内学者应积极撰文在外文报刊上进行及时回应或在参加国外的学术会议时进行更正或批判，不能刻意回避敏感问题，从而切实消除海外研究者的误解与偏见。此外，金冲及、沙健孙等国内著名学者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最新研究著作应通过“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加快在国外的翻译出版，以方便国外学者在研究中进行利用及参考，也可使其改变一些错误认识及看法。
（三）继续加大对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成果的追踪、翻译与介绍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综合国力的日渐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海外高校、科研机构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日益增多，海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而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国内学界应深入关注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追踪海外关于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也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外部形象的重要途径。为此，建议国家图书馆、各省市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在购置外文图书时，应适当增加对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著作的购置比例及经费投入，并订购《中国季刊》《亚洲研究》《近代中国》等刊发中国共产党革命史文章较多的英文刊物，以方便国内读者及时了解海外研究成果；同时建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也应加大对外文类相关数字期刊的购置，为学者提供资料支持，方便下载利用。
在翻译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成果方面，建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恢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杂志出版，专门介绍海外的最新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成果，并定期结集分主题翻译出版海外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文章；建议相关刊物开辟介绍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成果的专栏；国家还应加大对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著作的翻译引进，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翻译专项资助，提高引进翻译成果的时效性及翻译质量，特别对21世纪以来的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著作应加快引进翻译出版，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对这些著作中的错误应撰文进行回应纠正，借此提高国内学者译介和评析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的水平；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课题及各省社科课题设置方面，对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的课题给予重点倾斜资助，并建议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牵头，建立专门的海外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资料及成果数据库，从而便于国内学界掌握海外最新研究动态，并及时批判错误观点。
（作者：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海外中国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成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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