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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证明资本主义将引发自身的终极危机？这样的危机是否已经到来？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专门对危机展开集中的探讨，但他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特征，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范式。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危机是周期性爆发且难以克服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危机的影响，“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数次经济崩溃的事实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判定提供了例证，但也引出了一系列更复杂的问题：发生于不同时期的危机之间有什么关联？这些不断爆发的危机是否必然导致终极危机或者其他灾难？如果终极危机必然到来，它的生成轨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预见？
为了更好地理解价值与危机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了两种不同立场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来自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他认为接连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最终必然汇聚成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即便是全新资本积累形式的普遍应用，也难以改变这一事实。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在他看来，虽然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特征，但是资本主义可能会通过开发新的剥削和积累形式来克服或减弱危机的影响。
近年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终极危机的研究日渐增多。本文不提供相关研究的理论概述，而是集中分析库尔茨和海因里希的观点，以便突出实体主义的（Substantialist）与非实体主义的（Non-substantialist）价值概念的区别。对于库尔茨来说，价值是一种历史性的物质实体，它是社会（再）生产中对劳动的消耗，并且最终凝结在商品之中。因此，如果通过自动化等手段替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那么也就破坏了价值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在海因里希看来，价值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关系，它并不是“实体”。作为抽象劳动的社会尺度，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根据其与其他商品的关系来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的替代与价值的终结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通过对比以上两种观点，本文旨在作出以下理论贡献：首先，建立一个考察价值与危机的理论框架。其次，将库尔茨的观点纳入学界当前关于价值与危机的争论之中。最后，剖析终极危机理论潜在的局限性，这包括研判终极危机是否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结局。客观上讲，库尔茨等价值批判学者为建构危机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库尔茨的方法论还存在一些矛盾。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研判具有典型的非理性色彩；另一方面，他迫切地想要证明资本主义终极危机的合理性。总而言之，本文认为，相应的批判将有助于危机理论的进一步建构。
本文的结语部分探讨了最近两次危机的广泛影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它也由此成为库尔茨终极危机理论的典型案例。相比之下，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不仅影响了经济形势，还波及到生态环境和医疗卫生领域，其发展态势对库尔茨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一 危机与价值实质
（一）价值定位：实体亦或是关系
马克思主义对价值有两种定义方式：一是将价值理解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二是将价值视为一种在交换中实现的社会关系。在伊萨克·鲁宾看来，以上两种定义方式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抽象劳动是一种生理性的能量输出，那么价值就是一种实在的物质。而假若将价值理解为社会关系，那么抽象劳动也必然是一种在特定生产方式之下出现的社会现象。抽象劳动的生理性与其所创造价值的历史性是难以共存的。”
库尔茨和海因里希都认为，劳动必须被置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框架下进行理解。然而，他们在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使得他们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库尔茨来说，商品的生产是劳动的凝结，而价值是一种存在于商品之中的“真实的物质”。该“物质”具有两种形式：一是使用价值，它体现了自然材料与物质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二是交换价值，它来自价值形成的抽象过程，即作为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概言之，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的，它体现在“每一个产品”之中。
与此相反，在海因里希的视域中，价值的本质是社会性和关系性，它并不存在于商品中，而是需要通过与商品总体的关系得到确证。借用马克思的例子来讲，当一件外套与亚麻布交换时，两者都转变为人类劳动的客观化，可无论外套还是亚麻布，在交换之前都不具备客观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只有在交换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作为抽象劳动的体现，“价值代表了商品个体与商品世界整体、或者说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
在库尔茨派的价值批判学者诺伯特·特伦克尔看来，海因里希假定只有当商品进行交换时才会产生价值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把交换与生产割裂开来，将价值视为个人决定的结果。特伦克尔认为，海因里希是受到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现实抽象”概念的影响。概念抽象是通过在思想中综合不同的想法生成的，而现实抽象在进入思维之前就已经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而存在。对于索恩-雷特尔来说，他的核心目标是给康德的认识论一个唯物主义的答案，概念抽象是由现实抽象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这种以交换为物质形式的现实抽象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价值的概念还联通了历史与逻辑，它把思维的变化呈现在交换中，这为唯物主义的现实批判奠定了基础。用特伦克尔的话来讲，“索恩-雷特尔用交换将生产与流通分开，这使得劳动领域成为个人空间，个人在其中创造他们的产品”。
特伦克尔指出，海因里希用关系来定义价值是在重复索恩-雷特尔将价值孤立在交换领域中的错误。在这一定义中，只有当生产完成后，商品被投放到流通领域，价值才会在交换过程中从其物质特性中抽象出来。由于将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分离开来，索恩-雷特尔和海因里希抹杀了现代商品生产系统的内部联系。进一步讲，他们模糊了生产与销售之间的递进关系，并且混淆了资本增殖与商品交换之间的本质区别——以至于他们无法认清现实：交换并非资本主义的核心，它只是商品生产的一种预设。索恩-雷特尔曾经提到：“交换关系是借由交换网络建立起来的，只有交换消费关系才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将“交换网络”确定为现实抽象和价值实现的场所，这也意味着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把抽象理解为一种延迟满足的行为。在索恩-雷特尔的视域下，价值实现被看作是个体行为的结果，这同样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误区之一。
特伦克尔精准地指出了索恩-雷特尔交换异化理论的局限性，但是问题在于，海因里希是否重复了索恩-雷特尔的错误？我认为他没有。特伦克尔指出，海因里希的价值概念建立在线性时间的前提下，商品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能确证“价值的客观性”。可是，“孤立的商品本体仅在交换过程中具有价值”的构想是否必然意味着劳动的场域是纯粹私人空间？如何解释空间由时间决定的问题？如果我们将价值与特定的商品对象联系起来，那么可以论证海因里希重复了索恩-雷特尔的错误。然而，在海因里希的理论中，分析对象从来都不是特定的个体商品。为了分析对海因里希的误读是如何出现的，有必要考察他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评述。
1.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性质是由社会决定的。如果某物具有交换价值，那么它就是商品；交换行为赋予了一个有用物（具有自然属性的有用物）的价值层次。后者并不固定在物体中，而是在交换过程中获得的，这个过程必然是社会性的；因此，对于海因里希来说，“椅子的商品属性并不是它本身固有的，而是由社会赋予的”。
2.交换的扩展决定了价值是一种关系。“在交换作为孤立现象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各种数量的交换关系：我可以在某个地方用一把椅子换两张亚麻布，或者在另一个地方换三张亚麻布等等。但是，如果交换成为商品流通的规定形式，那么各个交换关系都必须以某种标准进行匹配。”换言之，如果我能用一件外套换一把椅子或100个鸡蛋，那么也可以用100个鸡蛋换一把椅子。在这里，海因里希对价值的关系性理解是明确的：价值不是由交换行为本身产生的，而是来自可交换性的事实。
3.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代表的是生产特定使用价值所需劳动时间的一般化，这个标准的形成有赖于生产条件的普及程度。
在一般等价物的概念上，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海因里希阐明了其与索恩-雷特尔价值心理逻辑的不同，并且确立了他的反实体主义立场。海因里希认为：“商品的价值大小不仅仅是生产者的个别劳动与产品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实体主义’价值观的含义），而是生产者的个别劳动与整个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此外，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整体之间的关系是交换借由货币形式建构起来的。大体上讲，海因里希对价值的抽象维度和具体维度的关系性解读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断言相呼应：“在价值关系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表现中，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被当做具体的、可感觉的现实的东西的属性，而是相反，可感觉的具体的东西被当做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的表现形式或一定的实现形式。”
我们可以从潜在性出发来思考价值与交换的问题。特伦克尔对海因里希的批判囿于对交换的二分理解：要么某物具有潜在价值（尚未进入交换领域），要么具有实际价值（已进入交换领域）。本文认为，这是对哲学方法论的简化。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存在两种形式的潜在性，或者说潜力：第一种形式是产生变化的能力；第二种形式是指以更充分发展的状态存续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潜在性不仅是可能成为现实的事物，它同样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即便可能无法实现。潜在性（价值与物质实体联系在一起）与现实性（价值与广义的商品联系在一起）不仅在时间维度上是可分的，即潜在价值需要在交换中得到实现，而且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例如，一个建筑师拥有建造的能力，无论他是否正在展现这种能力。所有的物质（譬如木材）都蕴藏着一种不可归约的潜在形态（比如作为桌子、桨、碗等），而商品也始终保有其潜在价值。正如海因里希所言，价值可以被视为未交换商品的潜在本质。因此，将价值与交换联系在一起并不意味着生产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前资本主义的领域。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换，它们都共同统摄于资本主义的总体关系之下。在其中，劳动和资本的潜在性与现实性都得到了统一的调节。
（二）生产、流通与交换
就资本主义整体而言，尽管生产、流通和交换在价值创造活动中的作用不尽相同，但这些环节是共通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两对关系加以说明：一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二是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之间的差异。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可以根据价值在其中的流通情况进行界定。流动资本包括生产中使用的原料和燃料，它们在每个生产周期都必须被替换。而固定资本包括厂房及其机器的价值，会在多个生产周期内逐渐转移到产品上，虽然机器和厂房在磨损后也需要被替换，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会很快发生。
作为资本循环的必要环节，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M-C-M′加以说明。在第一阶段（M-C），货币资本被换成商品。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所购买商品的物质性。对于商人来说，他愿意购买任何可以以更高价格出售的产品。而就资本家而言，他所购买的是特定类型的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功能是将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
在第二阶段，通过第一阶段获得的生产资本在生产新商品的过程中得到消耗。作为资本增殖的一种形式，这组新商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与从前不同。在质量上不同，是因为它将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而在数量上不同，是因为商品资本的价值比生产资本要高。
在第三阶段（C-M′），资本家重新进入市场，将部分商品资本转化回货币资本。届时，增殖后的货币资本使资本家完成两件事：一是替换第一阶段中消耗的生产资本；二是保留M（最初投入的货币资本）与M′（以增殖形式存在的货币资本）之间的差额作为利润。
资本家的目标是通过组织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使利润最大化。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第一和第三阶段构成了流通领域，第二阶段则组成了生产领域。然而，从资本整体性的角度看，这三个阶段是没有差别的，它们统一在创造剩余价值的目标之下。正如马克思所言：“产业资本是惟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
换言之，生产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孤立的领域。生产活动及其技术和社会条件均在包含生产和流通的增殖过程中不断地革新。自“物流革命”发生以来，变革后的资本积累形式进一步加强了生产与流通之间的联系。例如，福特主义简化了生产本身，丰田模式（“准时制”生产）提高了流通效率。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甚至工厂的产品都是已经被订购的。从一定程度上讲，利用集装箱化等新兴物流技术，“准时制”能够将存货量降到最低，从而消除生产与交换之间的时空界线。就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来说，属于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已经能够在生产阶段之前完成。
近两年出现的平台资本主义进一步摆脱了对固定资本的依赖，这类业务模式更是建立了新型的雇佣关系。正如汤姆·古德温（Tom Goodwin）所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优步不拥有任何车辆。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脸书平台本身从不创建任何内容。作为最具竞争力的零售商，阿里巴巴甚至没有任何库存。作为全球知名的住宿提供商，爱彼迎没有任何一处房产。”就雇佣劳动而言，生产与流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因为资本家要根据需求的变化调整雇佣策略，而网络经济模式正在抹除这种界线。不言而喻，平台的“独立承包商”完全依赖市场变化，他们的处境时刻处于不稳定状态。
网络化发展似乎证实了生产、流通与交换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质变。正如贾斯珀·伯内斯所言：“物流革命映射了资本主义的转型，数字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将所有的固定资本转化为流动资本，这更符合纯粹的资本流动形式——货币。”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流通成本的两种类型作进一步的区分。运输公司通过将商品带给消费者产生了流通成本，但是这种运送产品的活动会增加商品价值。然而，以爱彼迎和优步为代表的网络公司所提供的平台服务并不会附加商品价值，它们的定位更接近促进产品交换的收银员，而不是资本家，因此它们的流通成本应该被定义为纯粹流通费用。
乔舒亚·克洛弗曾经指出,流通领域的变革乃至积累周期的转变反映了世界体系核心的价值生产的崩溃,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资本的重心正在向流通领域转移。这种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各类网络公司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迅速崛起的原因，这些公司在新冠疫情中通过促进在线购物同样获利颇丰，它们的成功模式正在形成一种长效机制。此外，这些公司还通过剥削弱势群体（并有意扩大其规模），重新配置现有的服务业（如出租车、酒店、新闻媒体和零售商店）。然而，这种做法并不能创造新价值。
（三）价值、实体与危机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验证了马克思的预判，这同时也是库尔茨理论的核心，即科学技术的应用会在某些生产领域逐步取代人的劳动。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的竞争催化了全新的剩余价值创造和剥削形式，它建立在一种技术合理化的基础之上。从历史意义上讲，物流革命不只是创新的商业战略，更是一种克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方案。
整体而论，准时制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的价值论争辩提供了新的焦点。在库尔茨看来，将劳动从生产过程中抽离出来必然导致价值的缩减，这正是资本主义终极危机的信号。虽然海因里希赞同资本正在全面将劳动从生产中排除的观点，但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变化必然会导致终极危机的出现。在海因里希看来，资本使自身与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相分离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隐患。用他的话来讲，“对于资本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商品的绝对价值，而是这种商品带给他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只要相对剩余劳动保持增加，商品的生产时间及其价值总量的减少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海因里希认为，目前还无法证明资本主义将到达极限。
尽管库尔茨和海因里希从同一个事实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但是他们得出了对立的结论。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对立源于对价值概念的不同理解，终极危机是否能被确证取决于价值究竟被理解为物质实体还是一种关系。如果像库尔茨一样将价值理解为由劳动凝结而成的物质实体，那么当劳动被生产所排斥时，商品的价值就会趋近于零。进一步讲，市场竞争有赖于生产力的持续提高，而这需要通过科技手段替代人类劳动来实现。劳动愈益减少，价值不断丧失，直到社会劳动减至极限，商品的价值将无从估量，资本主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是否将价值视为一种物质实体对于研判终极危机是极为关键的。尽管库尔茨曾经把价值定义为一种“负面实体”（negative substance），但他依然是在强调价值的物质属性。而如果价值被定义为商品内部可以被绝对量化的物质，那么对劳动的排斥就会使价值在物理意义上消失。一方面，资本将劳动时间确定为价值和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来源；另一方面，资本又一直尝试将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解构了资本的这个谜团，但是现实的矛盾依然存在。系统地讲，资本逻辑既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一种历史性限制。
然而，如果价值是由商品之间的抽象关系总和构成的，那么机器替代劳动就不再是绝对的限制，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重新配置和维持价值关系的趋势。在海因里希的理论框架中，人的劳动被从生产中排除只是一种可能诱发危机的趋势。生产、流通与交换之间的关系变化确实重塑了价值的构成过程，但是作为相对量的价值并不会因此而丧失。
二 危机政治学
为了进一步解读库尔茨与海因里希的争论，我们需要回溯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周期性的，而且具有累积性的长期影响。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1847至1848年的经济危机及其后续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累积效应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在1850年发表的《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一文中写道，英国工业家“正迅速地走向这样的时期，那时，他们的补救手段将会用尽，现在还处于一次危机和下次危机之间的繁荣时期在过分增长的生产力的高压下将完全消失”，“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在1857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谈到：“自从纽约的投机崩溃以来，我在泽稷再也不能安静，而在这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象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
除了以上的内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似乎保留了关于终极危机的预判，并为其塑造了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他曾经在“机器论片段”中指出，科学应用带来的自动化取代了“直接劳动”，从而破坏了财富的来源。进一步讲，“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在这里，马克思预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也由此成为马克思终极危机假说的文本依据。然而，1858年之后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那般崩溃，也没有爆发政治革命。相反，资本再次复苏并迅速扩张，资本家们找到了创造剩余价值的新形式。马克思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曾经重提危机概念，但是他依然没有阐明危机与资本崩溃之间的关系。包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也曾指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这种表述呼应了马克思早期文本的论点，譬如《共产党宣言》中商业危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断言。即便如此，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将矛盾的“综合”和“平衡”与永久性崩溃联系在一起。
在彼得·奥斯本看来，马克思对危机的认识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危机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另一方面，他所谓的危机又具有政治意蕴，体现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社会革命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讲，危机理论可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关于如何克服自身极限的危机理论；二是关于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危机理论。其中，政治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奥斯本认为：“从政治维度出发阐释危机是对两种类型危机理论的逻辑续接。在应对周期性危机的问题上，生产方式的革命也关系到一些政治层面的变化。”
由于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对旧事物的否定本身构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综合），危机理论往往会存在这样一种逻辑：资本主义固有的周期性危机不仅会终结其自身，还会带来更光明的后资本主义未来。这种愿景可能会在历史的客观逻辑下直接实现，也可以通过激活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来实现，即联合所有被资本家剥削的无产者发动革命。
大体上讲，库尔茨没有触及危机理论的政治维度，他坚持从价值批判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据安塞尔姆·雅普的总结，库尔茨的核心观点是：“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达到其历史极限。生产的合理化和自动化，包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破坏了价值生产的基础。作为商品经济的唯一目标，生产剩余价值的根基正在被瓦解。”在库尔茨看来，由于将生产方式的革新错误地判定为一种外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价值生产的矛盾为表面的变革所掩盖。然而，从价值生产的逻辑出发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不可避免的终极危机。
如果基于政治维度将价值批判理解为一种危机理论，那么有两点内容需要进一步说明。一方面，因为劳动是展现价值关系的一种形式，所以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政治活动（如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劳工运动、实施利润再分配等）往往只能复制现行秩序。除此以外，如库尔茨所言，“由于个体化进程作为危机的一种表现会破坏社会过滤器，社会上每一个原子化的主体都会在一开始就与全球价值链关联起来”。总而言之，劳动是当前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变革无法仅仅依托它来实现。另一方面，与基于劳动的政治纲领相比，具体的、历史的价值批判更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因为它能深入社会矛盾的核心，进而找到问题的关键。正如特伦克尔所言：“马克思从未试图提出一种论证经济政策有效性的理论。相反，他所关心的是证明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存在非理性的内在矛盾，以及这个社会终将难以维系的趋向。”值得注意的是，特伦克尔的解读忽略了一些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关注的并不是“经济批判”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关系，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
在库尔茨看来，这两点内容应该被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理解。“根据分析论证，由商品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化最初是在封建社会中以胚芽的形式出现的，随后，资本主义在封建势力依然占据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他认为，危机的批判性概念与社会经济转型的政治概念之间的节点不在于用革命夺取权力。对此，库尔茨指出：“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是肇始于政治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而是在更早之前。事实上，资本主义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才被证明是有阶级意识的力量，对于政治权力的问题有着自己的意图和目的。”
换句话讲，政治革命并不是起点，而是一个终点，它无法孕育一种全新的社会理念，而只能通过打碎旧社会的“外壳”来揭示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形式。用库尔茨的话来说，“商品形式下对再生产的取代，不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对资本家的‘剥夺’之后或多或少要进行的技术和组织事务，而是对由价值或由两性之间的‘价值分裂’构成的所有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取代”。简而言之，社会革命并不是对政治和经济进行重新规划，而是要求彻底与资本主义关系及其意识形态完成批判性的分离。一方面，以现存社会的独特优势为基础的政治纲领只会再现而不是变革这个社会；另一方面，批判性的危机理论有助于在剥离旧社会特质的过程中发掘新社会因素。总体上讲，任何本体论原则都没有指明社会解放的科学路径，只有通过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批判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超越。
三 “危机”的历史性
客观上讲，库尔茨关于通过“具体的、历史的批判”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为了通过价值批判得出资本主义终极危机的结论，只对当前的危机动态进行学理研究是不够的，价值批判还需要把握未来的危机趋向。预测危机趋向不仅是库尔茨及其他价值批判学者的研究目标，也是现代危机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危机概念的历史渊源
与其他任何概念一样，“危机”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根据莱因哈德·科泽莱克（Reinhardt Koselleck）整理的概念谱系，从18世纪末开始，“危机”作为界定历史分期的术语而出现。正如用标志性符号定义某种情境，将某个阶段称为“危机”是为了突出该历史时期的异常情况。但是，如果要从概念上界定某个异常阶段，还需要确定相对于异常形态的正常形态。换句话说，当“危机”概念生成时，也就同时出现了“非危机”概念。两者的区别可能是共时性的，也可能是历时性的。无论如何，它们的逻辑都是在危机之外确定危机。
在珍妮特·罗伊特曼看来，围绕危机可以生成一种新型历史意识。“对于这种历史意识来说，危机是衡量历史的标准。危机意味着变化，以至于危机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指代‘历史’本身。由此，危机成为历史哲学的概念，它开始被作为定位、认识、理解甚至研判历史的标尺。”总之，危机既可以被用来命名在历史中发生的事件或过程，它本身也是一种对历史的建构。危机不仅是定位历史的标尺，它还使历史超越了“过去事件”的初级定义。此外，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可分离的历史性及其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的存在，都与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有关。彼时，进步的资产阶级提出了关于危机概念的双重构想。通过预先设定一个与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危机概念，资产阶级得以判定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换言之，资产阶级革命是危机与批判耦合的结果。
如今，我们可以在各个领域捕捉到围绕危机展开的“正常/异常”逻辑。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总是会提到要“回归正常”。此外，科学家们在考察气候危机时也会使用“正常”之类的话语来描述当前的大气水平。关于“正常”与“异常”的区分不仅是描述性的，还表现为某种规定，即正常情况下的现实具有怎样的特征。因此，危机概念的出现促使我们追求“正常”的发展模式，并且带来了畸形发展终将遭受历史审判的警示。自此，危机已然成为现代国家的核心话语之一。
梳理危机概念史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危机概念的独特性。当马克思阐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时，他不仅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危机的定义，而且改变了这个概念的本质。透过危机概念，马克思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物质动态，开创性地构建了共时性区分（生产方式变化）与历时性区分（历史阶段变化）之间的联系。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危机既不是事件也不是事物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断裂和再生过程。由此，危机概念开始被用来诠释历史。通过阐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马克思使“危机”从规范性概念转变为历史科学概念。
马克思对危机概念的辩证重塑具有两个层次。首先，马克思阐明了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真正集中和强制调整的后果。推动历史变革的动力并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系统内在的矛盾变化。其次，危机被看作是进入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过渡阶段。对于库尔茨来说，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同样表现为历史发展的过渡形式，孕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理性批判亦将致使其灭亡。
（二）对资本主义终极危机的论证
虽然马克思提供了论证资本主义固有危机形态的理论范式，但若要论证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终极危机还需要建构新的思路。在论证之前，我们需要区分以下两种思路：一是从逻辑上讲，资本主义自身孕育了终极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二是从历史趋向上看，资本主义无法再创造新的增殖方式以扭转其崩溃局面。第一种思路基于资本对价值源泉的破坏，遵循了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扩大的事实。然而，为了使终极危机的概念成立，关键还在于第二种思路，即论证其未来发生的可能性。特伦克尔认为：“基于价值批判的危机理论……可以提供学理和经验上的证据，它能够证实不会再出现新的长期积累的浪潮，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步入了充斥着衰落和解体的蛮荒时代。”整体而论，对资本主义终极危机进行论证不仅要考察这种危机的生成条件，还要证明这些条件在未来会持续存在。
具体来讲，在终极危机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条论证路径。一是考察可能影响终极危机的所有变量，这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是很难实现的。二是通过确立在历史上影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来判定终极危机的未来趋向。正如古列尔莫·卡尔凯迪和迈克尔·罗伯茨所言：“我们如果证明了在过去决定事件发展的相同因素能够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那么就可以预见历史的重演。”对此，他们借用了一个基本的物理类比加以说明：当一块石头被抛下后，我们之所以能够准确地预测它将不可避免地落到地面上，是因为我们已经推断出，在过去致使石头落地的重力依然能够在未来发挥同样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理论在论证终极危机的未来时依旧适用。
然而，在海因里希看来，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本人可能并不赞同为其危机理论赋予普适性。面对1873年那场近乎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曾经指出，“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因此，必须注意目前事件的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四 结 语
如果价值是实体，那么就如库尔茨所阐释的那样，价值具有一个固定且可测量的终结点。进一步讲，只有当价值成为一种可以在字面意义上被转移的物质实体时，它才有可能真正地趋近于零。作为实体的价值能够在库尔茨研判资本主义极限的理论中起到“标识点”的作用。同时，在库尔茨的理论中，危机表现为过渡的历史。当潜在的社会基础濒临崩塌，危机就会导致社会形态的更迭。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物质基础隐性消亡的过程来把握这种历史变化的本质。
一方面，把价值视为特定的“标识点”有助于定位危机。对于库尔茨、特伦克尔以及其他价值批判学者来说，危机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它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极限，而资本主义的终结是由于人的劳动被从资本增殖过程中彻底排除。另一方面，这种对价值的定义使危机本身转变为超历史的范畴，它标志着从一个历史阶段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过渡，而过渡的结果是依靠价值实体这一可变因素来判定的。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历史阶段）会逐步走向终结，其潜力的最终实现就是自我毁灭。对于这样的断言，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对那些暂时遏制了终极危机爆发的现实因素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当上述理论框架被分别套用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的案例中时，会显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效力。库尔茨的理论在解读金融危机的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一般而言，经济学家们未能成功预测这场危机，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后，他们也只是提出了一些粗浅的成因（如银行家的贪婪、企业腐败、监管失职等）。相比之下，库尔茨的价值批判为剖析金融危机提供了切实的理论基础，有助于阐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缘何发展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全球灾难。库尔茨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出发，论证了金融危机源于“缺乏实际的资本增殖”。他不仅发展了在资本主义历史框架中剖析金融危机的研究范式，还揭示了刺激计划和纾困措施无法解决潜在问题的原因。除此以外，库尔茨的价值批判理论为澄清社会再生产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关系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相对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危机呈现出明显的异质化特征，它汇合了多种危机形态，包括生态、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因此，库尔茨的价值批判框架在分析新冠疫情危机以及未来的同类案例时可能会面临更多困难。
按照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终将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需要明确的是，否定“终极危机假说”既不代表支持“历史终结论”，也不意味着肯定社会发展是不可预测的。关于终极危机的理论确实具有局限性，即只能把危机狭义地理解为一个预先设定的程序，似乎只要我们忽视资本主义潜在的弊端，终极危机就不会出现。此外，为了研判资本主义危机的未来趋向，库尔茨将历史辩证法纳入具有明确阶段标识的时间轴上，从而使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体系化为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复写。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对劳动、价值、货币等范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进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本文的观点与马克思在面对1873年经济危机时的观点一致，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时期。
［大卫·詹森（David Janzen）：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大学新媒体系；徐天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译者：徐天意
本文原载《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2022年第30卷第2期，译文有删减。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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