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是将人类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产物，是指人类用来控制和适应环境的工具及技巧。技术的出现源于人类的需求，并旨在满足人类的需求。安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往往被理解为个人正常生活、社会平稳运行及国家有序存续的状态。技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条件、增强社会保障能力、提高国防实力等充分满足了安全需求。在技术加速主义看来，通过推动科技的持续革新和进化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甚至带来社会的飞跃性进步。但这种观点存在局限性，因为当技术快速进步导致生产关系无法与生产力相适应时，科技就会成为异化力量，从而破坏安全的状态。所以，技术与安全密不可分，在二者的互动中，技术既是实现安全的有力手段,也可能带来新风险，而且技术也要在安全环境中才能蓬勃正向发展。如今，随着以人工智能、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为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科技发展进入加速阶段，技术与安全间的复杂关系更为凸显。对于国家来说，科技是国家提高其安全保障能力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区块链、生物技术等新兴科技的出现和应用给国家安全治理带来了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和隐患。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治理需求，有必要全面认识和把握科技与国家安全治理的关系，以确保国家安全治理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一、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表征呈现
科技加速旨在表示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新技术和新发现迅速涌现并被广泛应用，但这也会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从而使科技成为异化力量。当代新兴科技的层出不穷及其引起的剧烈变革为加速带来了更丰富的内涵，构筑了技术与安全互动的广阔背景。
（一）科技从渐进的演进历程走向快速迭代阶段
历史上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要经历长期的试错与改进过程，从使用简易工具的石器时代到农业与手工业时代、从机械时代到电气时代、从计算机的出现到数字化时代，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优化才实现的。而且，技术突破后通常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国家和社会借此适应科技发展状况、制定新的规则。但是，当前科技进步的步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科技的进步开始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科学技术产业化的效率也越来越快，新技术与新产品层出不穷。全球化推动着科技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与配置，既促进了国家间的知识交流与研发合作，使得科技产品更易被推广和普及，还激发了国家的创新意识与竞争精神，各国政府对科技及相关产业的支持持续增加，大量资金与人才的投入又推动着科技的快速迭代。当今最迅速的技术变革发生在数字领域。虽然计算机芯片的指数级发展速度因受限于机器的物理属性而开始放缓，但人工智能、深度神经网络等数字技术已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当今的许多创新都“生而公开”，而非“生而隐秘”。以前，军事技术的重大进步多是在政府实验室或政府指导下产生的，需要依靠严格控制的物理资源与先进的制造能力，并且在性质上是保密的，因此被称为“生而隐秘”。这种属性限制了技术突破和应用。相比之下，许多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技术的每次创新都可以从开源平台上获取，也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制造、交易等流通过程。例如，现在很多互联网用户都可以通过ChatGPT实现人机交互，而不需要使用者具备专业知识或编程能力。随着技术的迅速扩散与更新加速，技术本质上的创新性和颠覆性使得每一次更新都能够改进技术，进一步推动技术加速突破。
（二）不同领域的技术呈现普遍的跨界融合态势
普遍的技术融合既是当今科技加速的突出表征之一，又是科技快速迭代的深层原因，它并非是简单的技术互补，而是多个分离领域的整合与增量改进，涉及多种不同核心技术的组合与转化，模糊了物理、信息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以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为代表的信息空间、以3D打印和新材料为代表的物理化学空间与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空间已走向融合，爆发出巨大能量。
当然，技术融合不仅意味着不同领域科技的组合转化，还意味着开发、部署和利用整体智能系统，将技术与人性整合起来，以便应对新旧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例如，合成生物学将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可以开发出定制化的微生物工厂，生产更高效、可持续的生物材料和化学品；智慧城市将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能源技术和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的技术进行整合，实现了城市资源的智能调度、交通运输的智能化管理和城市安全的提升等目标。不同领域新兴科技的互动与融合表明，当代科学发展正呈现出群体突破态势，起核心作用的不再是一两门科学技术，而是由信息科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纳米科技、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科技、航空航天科技、新能源与环保科技等构成的高科技群，这标志着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群体集聚时代。
（三）信息文明从互联网时代切换至人工智能时代
信息时代变革的主要驱动力是计算机的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互联网的接入。科技进步与产业革新创造了所谓的知识经济，在其中，我们可以远程提供服务、外包业务流程，并通过基于互联网的支付系统使整个经济交易非物质化。但正如沃尔特·W.鲍威尔和凯萨·斯内尔曼所说的，基于知识密集型活动的产品和服务有助于加快技术和科学进步的步伐，但会迅速过时。知识经济随着科技的迅速更新选代而衰退。在传统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充当了不同学科或技术之间的粘合剂，但人工智能的引入实现了智能与识别的分离、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与大数据、量子技术等新兴科技共同助力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
在智能时代，几乎所有的技术应用都以人工智能为中心。人工智能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于它的普遍性和与其他技术结合使用的能力，还在于它可以从不断增长的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中解锁商业与社会价值。一方面，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数字经济中的各种活动都涉及大量的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挖掘其数据资产，激发数字经济活力，推动数字经济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另一方面，目前的人工智能并不会导致经济生产完全去技能化，它主要负责执行那些可以通过数据进行优化的任务。这种方式既能减少人类非必要性参与，从而节约人力、提高效率，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避免人类被完全取代。二、新兴科技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领域
尽管不同主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国家安全的认知与需求各不相同，但随着科技对国家安全影响力的逐步提高，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关注点也在逐步向科技领域转移。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宽泛、议题繁杂，新兴科技的应用领域也就更加广泛，它涵盖国家的内政层面与外交层面、物质层面与意识层面、整体层面与个体层面。普遍而深入的新兴科技应用为国家安全治理带来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一）传统安全领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
新兴科技被广泛应用于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新兴科技的流行得益于其赋能其他技术设备以及解决重大挑战的潜力。在传统安全领域，新兴科技既能强化国家对军事力量的威胁性使用与控制以确保国家军事安全，还能赋能政治宣传、政治选举等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例如，在军事领域，人工智能不仅能够通过强化物理效能、生物效能或者重塑武器能量来源、作用原理等纯粹的技术层面来影响战争形态，还能够从战略决策与作战指挥等主体选择层面来推动战争形态的变革。任何危险、繁杂或人类恐惧的军事任务或许也可由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执行。除人工智能外，量子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也颇为广泛。例如，量子计算机可以最快地优化军备部署、卫星网络的布局；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的保密性可以实现绝对的安全通信；等等。数据和算法的功能并不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的研究，从一开始，数字图绘和算法治理就带有强烈的引导性目的。所以，在政治领域，政府可以利用深度学习等算法技术与大数据等相结合，实现政府信息的广泛宣传与精准投送，完成社会宣传与对外传播，也可减少他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
相较于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领域范围更广，新兴技术对其带来的变革作用也就更普遍、更明显。例如，在网络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异常检测、漏洞识别帮助减少网络风险与不确定性。在金融安全领域，区块链、智能合约和生物识别技术等可被用于金融系统中，增强交易透明度与可追溯性，保证交易内容的安全性、完整性与防伪性。在环境安全领域，可再生能源与相关技术可以更新能源产业链，大幅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等。实际上，新兴技术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应用边界并非那么清晰，例如，5G网络与设备既可以提供连接智能家居、实现远程医疗服务、优化交通管制等非传统安全类活动，还可以用于战场实时通信、远程无人机打击、军队联合作战、士兵模拟训练等传统安全类活动。新兴技术本身存在的安全风险，如隐私泄露、算法歧视、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等，使得技术安全也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而且，新兴技术不仅会带来社会道德问题，其在军事上的滥用和误用也会引发严重的军事危机，甚至导致战争升级，这或许又涉及到传统安全领域。因此，我们可以先在现有新兴科技及其已知应用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即新兴科技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应用将会持续增长，并产生较大的正面效益。
（二）本土安全领域与域外安全领域
新兴科技的应用增强了国家协调本土安全与域外安全的能力。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而内部的混乱和疾患来源可能源自本土，也可能源自域外有意或无意的传播，但无论来源何处，国家本土的动荡可能使得国家更改对外战略，以谋求更多生存资源。毕竟任何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目标都是确保自身的生存，资源短缺的经历会促使一个群体（国家）更积极地以战争方式从他人手中掠夺资源，同时还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国家遭遇的外部威胁既有可能是他国的侵略、制裁等传统威胁，又有可能是经济优势不断下降、病毒肆虐、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威胁，同样，无论何种威胁，国家也有可能采取包括军事战、经济战、文化战等在内的战争方式来反击或抢夺资源。但技术进步给国家提供了更多选择，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增长点的不断涌现，国家日益仰仗动员国内研发能力而非动员战争来解决困难，尤其是大国更多依靠动员国内研发力量来实现“内部制衡”、赢得竞争。
科技进步还提升了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大数据、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不仅增强了国家军队的打击能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国家间冲突的作用。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是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行为，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不同国家对彼此的意图难以确定，就可能导致“自助是持久的，制衡是永无止境的，安全困境是难以化解的”情况。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应用能够促进国家情报工作的流程优化与情报精确度提高、情报检测与决策智能化和科学化等，这使得国家间的情报获得与信息传输更为科学、准确、便利，推动了国家间意图的相互确认。经过新兴科技赋能的强大军事武器的应用也可以对其他国家形成威慑，从而使其保持克制，防止国家间产生摩擦或战争升级。另一方面，域外安全既可以理解为国家外部免遭威胁，也可以理解为国际社会的安全状态，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性使得一国安全越发依赖国际安全。而科技能力对所有国家在解决传统发展问题、应对日益增加的国际商品和服务流动以及疾病和污染物的迅速传播方面变得更加重要，新兴科技已成为解决国际问题、提升国际危机治理水平的关键要素。
（三）个人本体安全领域与国家本体安全领域
新兴科技的应用丰富了个人与国家寻求本体安全的实践。本体安全是一种基于身份稳定性和连贯性的安全。对于个人而言，其本体安全需要借助日常生活的仪式与惯例获得，并以保持自我连续性存在、正常融入各种社会关系即形成自我认同为特征。但是，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国家与地区界限被打破，全球间的时空限制显著缩小，这种“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直接影响了个人对自身生存连续性的知觉，所以，个人对此的存在性焦虑会减弱其本体安全感。然而，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科技的迭代与更新催生了与现有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边界日益模糊的数字空间，海量微观的个体以及由此聚集的各类“组织”、社群以及“部落”在“比特”世界按照自身运行逻辑和必然性存在、发展与交互。这一新兴空间的出现和对现实世界的覆盖为个人建立和融入新的连续性的社会关系奠定了基础。在本纳德·哈库特看来，这种数字空间中形成的“虚拟身份与数字自我比我们自身更加具象、权威和显著，也更加固定与可靠”。
个人对数字空间的接纳会对国家本体安全造成冲击。在将国家拟人化以后，国家的本体安全是一种不同于物质安全的关于自我存在的安全意识，这意味着国家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和国际规则互动过程中，确保和维系国家自我存在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心理保障机制。而国家实现本体安全的方法之一在于通过国家的自传式叙事，例如情感性的政治动员来凝聚国家共识，塑造群体归属感，促成内部团结。那么，公民对国家认同的减弱也就成为国家本体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所以，尽管数字空间为个人提供了新的建立连续性存在的机会，但其加剧了“去领土化”趋势，进一步降低了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国家本体安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但是，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空间的出现也为国家强化对其公民的主权控制，从而为寻求本体安全提供了机会。对于失去领土的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分散的国家、拥有大量临时海外侨民的国家或大量公民临时或永久在国外工作的国家来说，在线报纸和杂志、半官方的信息站点和虚拟社区主页等皆成为其对公民行使主权、强化公民对祖国认同的工具。“数字侨民”“电子散居”“数字散居”和“网络散居”等名词的出现也解释了这一点。总之，新兴科技的应用对个人与国家的本体安全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作用，需进行系统评估。三、新兴科技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风险识别
新兴科技的演进以及它们在威胁、攻击和稳定战略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不仅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驱动力，还关涉全球战略关系与国际安全格局，而国际关系与安全格局的变化也会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影响。在新兴科技的作用下，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交织互动，国家安全治理面临更多风险，新兴科技的负面影响便体现在此。
（一）技术博弈加剧
新兴科技的应用可以使国家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但其作用是有限的。科技的潜力使得国家间竞争逐步转向科技竞争，竞争领域包括云技术、半导体芯片、超音速和新型导弹技术、天基应用、量子技术、生物技术、自动驾驶和电动汽车、电池存储等。基于此，各国倾向于掌握信息、用户和数据等资源，网络和数字技术能力也被公开纳入军事和国防领域，一场关于信息安全和数据归属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在未来十年，仅人工智能一项就有望改变战争的性质，改变军事冲突的速度和范围，其不成熟性和强破坏性使得人类无法完全掌握其效力发挥的程度与影响范围，由此引起的战争必将危及全人类。新兴科技引起的力量失衡或将导致国际体系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随着科技竞争的加剧，以技术标准、技术治理原则等为主的新规范的竞争或将成为国家间博弈的主要内容。英国制定《英国的国际技术战略》的目的便在于“阐述英国将如何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以确保全球技术标准由自由世界塑造”。美国也强调“应该与盟国在一系列新兴技术的标准方面进行合作，并致力于推动全球数字空间安全规范的落地”。日本也将领导各国合作建立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作为其人工智能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欧盟《可信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出台与推广便体现了其增强自身规范性力量，进而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重要考量。但是，目前国际社会并未形成技术治理的整体性的国际规范，新技术的开发基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原则、标准和安全特性，创造了一个“割裂”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供应链变得越来越复杂，风险管理也越来越困难。各国如何就违反规范的行为追究对方的责任同样可能会引起国家间关系恶化，威胁国家安全。
（二）技术不平等极化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发展机会，但是科技进步无法平等地惠及所有国家与个体，它可能会同时创造赢家和输家。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技术强国的技术研发能力强、先进科技产品普及广，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技术弱国之间有着巨大的技术鸿沟。技术弱国大多缺乏前沿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如前期技术基础、算力、关键性材料、人才乃至稳定的政治环境等。尽管新兴科技的发展与媒介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分技术在弱国的应用，但与强国的技术突破所带来的发展成效相比，这点进步微不足道。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等技术强国与发展中国家等技术弱国之间的技术鸿沟在不断扩大，技术弱国只能向技术强国寻求技术合作与技术援助，不可避免地会对技术强国的数据中心、专利设备、生物产品等技术成果形成严重依赖，其与现代世界的接入与否和接入程度完全受强国控制。所以，双方间不平等的技术依赖关系也在不断加深。
这种不平等扩大了新兴科技所造成的国家间在发展能力、资源占有度等方面的失衡，伴随着技术鸿沟和技术依赖的是技术弱国在贸易领域遭受的冲击。尽管逆全球化现象频出，人员与实物产品等全球化速度减缓，但是新兴科技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全球化仍在大幅前行。诞生于技术强国的新兴科技正在将制造业和全球价值链转向更高资本和技能密集度的国家与地区。大部分技术弱国的生产结构距离支撑新技术的关键行业（如计算机和数字产品等）很远，其要素禀赋仅可以保证较少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技术，从而限制了通过增加对更丰富的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的需求来减少这些弱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潜力。“中心—边缘”的国家体系更加固化，“中心”和“边缘”逐渐被用来指涉社会阶层的位置而非地理位置，国际社会的富裕程度也逐渐依赖于边缘社会阶层。尼克·戴尔-威瑟福德认为，技术发展带来的算法和系统的革新以及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全球的许多劳工深陷“数字旋涡”，其与富有精英之间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沦落为被数字资产阶级控制的网络无产阶级。因此，如何创造技术包容性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包容性，或许是让技术维持世界持续繁荣的关键。
（三）技术恐怖增多
科技加速催生了之前无法想象的技术形式，例如自动驾驶、脑机接口、人工智能技术等，但是新兴科技的高自主性、高赋能性与高复杂性、高风险性并存。例如，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辅助政府决策和军事决策时，缺乏人类情感与价值观的支撑，仅依靠非透明的黑盒算法完成判断和评估，不仅无法剔除参考资料和算法中隐藏的偏见和歧视，还极易遭受外部攻击，生成错误决定或出现信息泄露。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或许也会出现失控危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曾提醒道：“只要机器有主见，不听使唤，它就对一切成果构成威胁”。在社会应用中，植入式芯片、区块链留痕等感知技术使得个人隐私面临越来越多的侵害。新兴科技的易得性也使得其容易沦为违法犯罪分子的工具，甚至加剧恐怖主义风险，例如人脸识别技术可能导致公民身份被盗用，深度伪造技术可能被用来制造虚假照片和视频用于勒索诈骗、制造恐慌等。
技术恐怖的出现往往源于对技术认知与技术管理的不到位。众多新兴科技与相关产业的迭代速度远超各国跟进最新发展并控制其潜在社会影响的能力。即使少数国家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但鉴于各国在法律保护、社会价值观、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接入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国家间往往难以制定一致的政策，甚至会出现延迟制定规范和实施监管行动的情况，对新兴科技的综合管控也就无法实现。不同技术的融合以及技术与其他领域的结合也使得对技术的监管更加复杂，各种政治协议、技术规范、贸易准则等层出不穷，难以协调。而且，各国在面对新生产力工具时，往往都会采取加速策略，最终会导向集体“竞速”的结果，这种集体加速很有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对新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思考与准备不足，使得人类社会在整体上缺乏对该技术破坏性效应的全面认识以及相关规则制定的准备。如此，技术失控危机的出现和扩散必将引起法律和监管秩序的破坏，甚至扰乱现有社会秩序合法性所依赖的深层价值。
（四）技术权力弥散
新自由主义将跨国公司视为盘活全球市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颇为推崇跨国公司与不同国家政府的合作效力。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政府智能体依托技术创新崛起，“权力正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从现有的体制向松散的网络转移”。非政府智能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指的便是日益强盛的科技巨头。与以前的企业相比，科技巨头设计、建设和管理着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全新维度，它们不仅在物理空间中运行或施加权力，还创造了数字空间，并在其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数字空间中，个人拥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是主权国家的公民，也被视为跨国科技巨头的虚拟公民。这种现象实际上赋予了跨国科技巨头类似主权国家的权威，与此同时，拥有双重身份的个人所在的主权国家也就难以利用传统的治理手段来协调其与科技巨头的关系，这也导致科技巨头对政府政策偏向的影响更大、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性更强。这两个主体之间的争斗代表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参与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尽管一些国家或组织作出了反击，如欧盟开始利用法律手段约束科技巨头，美国也着手为数字隐私制定新规则以规范科技巨头行为等，但都未形成国家战略，效力也十分有限。
科技巨头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对于科技巨头所在国来说，科技巨头的技术全球主义往往会与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或技术保护主义发生冲突，它们会在全球市场寻找最优合作方与最佳技术投放点，例如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长期收购海外公司并与当地企业合作，而国家更加重视防止技术泄露以保持本国技术优势。尽管存在矛盾，科技巨头仍会偏向本国利益。所以对于非科技巨头所在国来说，受限于高新技术手段和人才的缺乏，这些国家越来越依赖科技巨头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国家的基础信息和数据控制权也会被科技巨头掌握，进而存在被科技巨头输送给其所在国的风险，那必会对非科技巨头所在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当然，不管是否是科技所在国，随着科技巨头与国家政府管理、商业贸易甚至军事国防的融合的深化，科技巨头逐渐成为制定技术规范的主导者，但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不会像政府一样优先考虑公共利益与民生福利，这也就导致技术风险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更甚、冲击更大。四、科技加速背景下国家安全治理策略的审视
鉴于新兴科技对国家安全治理鲜明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在技术与安全关系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着技术竞争范式与技术和合范式的双重变奏。当技术竞争范式处于支配地位时，技术就处于偏态发展中，相应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也会充满竞争与零和思维；当技术和合范式处于支配地位时，技术就处于正态发展中，相应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则会体现出合作与共荣意识。
（一）技术竞争范式支配下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
作为社会进步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科技已成为各国争相发展的关键领域。但技术风险的长期存在有时会导致国家过分关注技术对其安全的威胁。同时，国家会因对技术优势的崇拜进行更积极的技术竞争，随着新兴科技与多元领域的融合，国家间的竞争范围不断扩大，各种问题上的分歧会愈发根深蒂固。这不仅增加了竞争所牵涉的利益，加强了国家将彼此视为敌人的观念，还易使国家陷入安全困境。在安全困境中，国家将他国科技实力的增长视为对本国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威胁，视为本国在国际社会中权力扩张或生存的阻碍，从而导致国家对技术威胁性的认知进一步加深。长此以往，片面渲染技术威胁与零和博弈的技术竞争范式在国家安全治理中占据支配地位，使得技术呈偏态发展趋势。因为在其作用下，国家虽会重视技术发展，但也会因对技术威胁的过度担忧而形成长期保持科技竞争与封锁遏制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这不仅会破坏正常的全球技术发展与传播进程，阻碍科技进步，也会加剧国家间关系的对抗性，增加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进而对本国国家安全与国际整体安全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技术竞争范式支配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在美国最为凸显。美国在传统尖端技术和新兴技术领域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转移和出口，分享着绝大多数的技术红利。但是随着其对新兴科技发展不确定性、对自身优势弱化以及对其他国家挑战美国发展模式的担忧的增强，美国只能通过“诉诸恐惧”的办法缓解焦虑，刻意放大技术的威胁性与维护国家安全的紧迫性。美国借口“敌人正在通过人工智能加速的信息操作和网络攻击来利用我们的数字开放性”“决心挑战美国但避免直接军事对抗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将使用人工智能来扩大现有工具并开发新工具”等来制造技术恐慌，歪曲正常的科技发展逻辑，达到对他国实施严格的技术管控和制裁的目的。“301调查”“337调查”等多项审查、“实体清单”、切断他国与美国人才交流渠道、施加“长臂管辖”等皆是美国遏制他国新兴科技发展、破坏他国国家安全的手段。其他国家也有与美国相似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例如，日本多次在半导体领域制裁韩国，对其限制出口半导体材料；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美国组成的“五眼联盟”阻碍中国高科技人才对外交流等。
（二）技术和合范式支配下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
与技术竞争范式相对应的是技术和合范式。和合范式倡导的互鉴共存、价值共创与和合共享等理念是破解安全困境、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与实现国际社会整体安全的关键。技术和合范式是对和合范式的延伸与丰富，能够推动技术正态发展。其内涵体现为：新兴科技是赋能国家安全的力量，而非威胁；只有科技合作与非零和博弈才可以充分发挥技术潜力，优化国家与国际安全环境；只有在良好的合作秩序与安全环境中，各国才可以实现共同发展。技术和合范式并非是否认技术的风险，而是基于整体性视角，关注科技发展给全球安全带来的共同威胁，以及国家间交流互鉴、共商共享、合作共荣对促进科技正向发展、应对共同威胁的重要性。只有以技术和合范式为背景，国家之间才形成以公正平等的对话关系与和谐共赢合作机制为主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以充分发挥科技潜力，在全球形成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格局。
中国符合技术和合范式特征，相关国家安全治理策略已有丰硕成果。在宏观层面，中国提出了以科技创新破解安全隐患，“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为要点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求科技成果惠及全人类；等等。在中观层面，中国积极推进政府间科技合作，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1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系列“科技伙伴计划”；等等。在微观层面，中国制定了《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在大力促进本国科技创新的同时主动承担国际技术监管责任；鼓励企业及其自主研发的技术和产品“走出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开发市场；大力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和主导重要国际科学项目和计划；持续推动对外科技交流，尝试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促进全球知识共享；等等。中国始终坚持以全球视野促成科技合作与科技创新，推动全球树立合作、共享与可持续的和合观，实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未来。五、结语
加速是科技发展到当代的新特征，各类快速涌现并应用到国家安全领域的新兴科技虽带来显著风险，但也成为国家间竞相发展的关键资源。技术本身具有无害性，其与国家安全治理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人类的合理引导与规范。使技术和合范式支配下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成为国际社会主流，或许是消解新兴科技的负面效应，确保全球总体安全与世界各国本土安全，在全球形成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格局的有效选择。所以，中国要及时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与科技发展形势，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并加大对中国国家安全理念与相关建设经验的宣传力度，助力国际社会形成塑造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安全的共识，塑造良性竞争与高效合作并存、技术发展与风险管控并进的新型国际秩序。
（作者单位：阙天舒，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10-111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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