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将其视为“历史科学”的核心范式，强调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应从生产方式的更替中寻找。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明确界定生产方式的概念，使得它本身存在着三种理解范畴：一是技术层面的生产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三是作为总体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生产方式。这就为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重释”或“重构”提供了契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重释”或“重构”的共同点在于，纠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基于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对生产方式的误解，凸显生产方式的“非经济—技术决定”维度。卢卡奇、葛兰西与柯尔施等人将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视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把以布哈林与德波林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一并予以理论抨击。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之争的帷幕被揭开。
在这场论战中，斯大林的理论对许多人来说成为唯物主义本身，它甚至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技术决定论压倒了历史唯物主义”。二战后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股强劲思潮，它使“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获得特殊的理论意义”。之所以把阿尔都塞学派(阿尔都塞、巴里巴尔、普兰查斯等)对生产方式的重构作为研究视角，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重构有着双重意义：一是在阐释路径上摆脱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斯大林模式，驳斥庸俗的“经济—技术决定论”；二是防止生产方式理论沦为资产阶级反对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阿尔都塞学派对生产方式重构的演进逻辑为线索可发现，生产力在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地位逐渐被政治话语取代，促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姻。如斯图亚特·西姆所言，阿尔都塞的计划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却为后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些很有探究希望的路线。
关于西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演进逻辑研究，国内的先行研究侧重于从民族学、生态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等视角展开，其中也涉及对特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但缺乏以谱系化的政治哲学视角对其剖析。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出发，借助斯图亚特·西姆提供的线索，在厘清阿尔都塞、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对生产方式分析脉络的基础上，结合这股短暂的思潮以谱系化的形式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演进逻辑，以期在批判式厘清阿尔都塞等人如何偏离马克思的理论旨意的基础上，为当前我国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掘理论的借鉴意义。一、从对立统一的辩证因果论走向多元决定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阐述是建立在辩证因果论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的。阿尔都塞把生产方式视为一个结构总体，是由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三种要素组成的“多元决定”的。多元决定的生产方式揭示了构成社会总体的诸社会领域是由各种异质事件交织决定的复合体，它形成了社会结构。由此开启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对生产方式的重构之旅。
(一)生产方式是多元决定的结构总体
多元决定论的前提是“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它将对立统一的辩证因果论归为简单的线性因果论。生产方式结构总体是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反映社会的更替与历史变迁。多元决定在其中特指多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为同一个目的发挥作用，即便它们的起源、意义、活动场合与范围并非完全相似，也能“汇合”成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由此可见，经多元决定的“同一个目的”有别于简单的线性因果论所呈现的“合目的性”。在阿尔都塞看来，线性因果论的“合目的性”由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所决定，而第二国际的进化论(斯大林重复了它)则从这种合目的性中获得了巨大乐趣。但这种“合目的性”却被阿尔都塞视为由黑格尔式的单一性矛盾所形成，并不符合他对生产方式重构的初衷。生产方式的多元决定论旨在表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要素(政治、经济、法律与意识形态)都能作为社会现实的存在条件而发挥作用。它反对由单一矛盾即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线性因果论。尽管生产方式的多元决定论强调经济要素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但“最终的决定性”在历史实践中发挥作用是通过经济、政治与理论等交替(permutations)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都跟阿尔都塞的观点一致。譬如，巴里巴尔延续了阿尔都塞的分析，指出经济基础、法和政治的形态、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结构共有的、绝对不变的要素；普兰查斯也认为由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不同结构与实践相结合构成一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只不过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分别从生产方式结构总体的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作了理论延伸，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方式从对立统一的因果论走向多元决定论的演进逻辑。
若说巴里巴尔与阿尔都塞两人仍保持暧昧的理论关系，那普兰查斯与阿尔都塞则维持着若即若离的理论关系。前者把生产方式结构总体理解为由三种要素与两种关系的随机组合，后者则把它视为多种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中的接合。巴里巴尔从生产方式结构总体的经济层面揭示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他主张在生产力(与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优先性总是以特定的形式出现在每种生产方式中，反映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本身的优先性。生产方式在结构层次上的多元性从本质上说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属性。这种结构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多元的过程，它们都产生了相同的结果。其中“相同的结果”是指生产方式结构是由固定的要素根据“实际占有关系”与“所有权关系”进行自由组合而构成的特定的生产方式结构。
(二)生产方式的非连续过渡：要素与关系的随机组合
固定的三种要素与两种关系的随机组合使巴里巴尔无意中犯了经济本质主义的错误。他把一切生产方式结构的各个要素(劳动者、生产资料、非劳动者)视为形式不变的要素，它们与“实际占有关系”与“所有权关系”共同作为结构功能性的“组合”而存在。“巴里巴尔认为三种要素和两种关系的合并为生产方式概念提供很高的理论精确性”，它们的组合构成某一种生产方式的独特性。根据这些组合，巴里巴尔划分了生产方式的四种分期：一是亚细亚社会与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二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生产方式；三是手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四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巴尔视手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一种“过渡的生产方式”。三种固定的要素(劳动者、生产资料、非劳动者)在其中发生了“位移”，随着生产力在此过程中由“手工技艺”转向“机器技术”，它们在职能结构中的位置完成了替换。这种“过渡”本身就是结构的环节，不能理解为结构相互间的“缝隙”。结构的形成是一种“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发现”它的结构所要结合的要素(从前形式)而生成。简言之，过渡形式本身就是生产方式，它包含着一切生产方式共有的条件。
法律形式与国家政治形式在生产方式的过渡时期并不会与经济结构保持一致。巴里巴尔强调这种“不一致”表现为“政治实践”能够改变它们之间的界限，即会在“再生产”环节实现结构内各要素之间的“过渡”。再生产保证生产连续性，即生产不能停顿，它必要的连续性体现在其要素的同一性中。由此可见，生产方式概念不仅指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涵盖它们的社会存在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再生产。再生产保证了生产方式结构各要素的连续性，它们不断根据巴里巴尔所提出的两种关系进行相应的组合，从而构成各种特定类型的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并不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连续性只表现为各要素的再生产。在巴里巴尔看来，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是过渡时期的特点。在过渡期间，生产方式结构本身并不是自动发生演变，而是完全“消逝”：但凡在资本家和工人出现的地方，诸如行会制度、师傅与学徒等结构就自动“消失”。罗伯特·雷施(RobertPaulResch)还高度赞扬巴里巴尔巧妙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即技术发展或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巴里巴尔对生产方式的重构一方面揭示了三种要素与两种关系组合的随机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技术发展与阶级斗争的相互依赖性。技术发展离不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不会脱离特定的技术层面与社会组织而存在，任何试图将它们分开的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随机相互竞合的生产方式中，技术层面的发展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巴里巴尔强调的阶级斗争能够改变生产方式结构界限的原因。但是生产方式被“三种要素”与“两种关系”的“组合”模式重构的说法并不能让普兰查斯信服，他认为巴里巴尔对生产方式的“重构”过于“经济主义”与“结构主义”。“组合”过程所涉及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逻辑混乱，将巴里巴尔推向生产方式的本质主义方向。这种本质主义将诸要素的相对自主性瓦解了，使其沦为同质的总体，而普兰查斯对生产方式的重构则克服了这一理论缺陷。
(三)生产方式结构总体是多种生产方式的相互接合
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纯粹”的生产方式并不存在，而是以多种生产方式相互接合的形态存在的。对普兰查斯而言，“生产方式构成一个抽象形式的事物，严格来说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实际存在的唯一事物乃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是由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层面的特定接合(articulation)所指定，它能够将一种生产方式与另一种生产方式区分开来，并由此将一种生产方式具体化为其各个层面所维持的特定接合形式。而这种接合，被称为生产方式的母体(matrice)。
普兰查斯通过分析生产方式之间的接合以深化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与巴里巴尔相比，他更注重剖析生产方式结构的政治层面，认为政治层面在生产方式的接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产方式总体结构所特有的接合支配着其各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构成，这种接合可通过政治层面得以反映。也就是说，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只有在生产方式结构的母体中才能建立一种内部关系，它们并非早已构成本质，而是在接合中“生成”，这就避免生产方式走向巴里巴尔式的本质主义。正因为“在阿尔都塞或巴里巴尔那里找不到‘生产方式的接合’的概念”，所以普兰查斯才将“接合”视为一种在结构中呈现的实践活动，把它作为中介将不同要素连接为一个结构总体。
普兰查斯认为，多元决定的生产方式内部的诸矛盾存在一个交汇点(conjuncture)，它既是各种矛盾交融的战略点，又集中反映了特定主导结构的接合。阿尔都塞强调，交汇点“要完成这一汇合的‘环境’和‘潮流’远不仅仅是基本矛盾的简单现象”，这种基本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普兰查斯在其理论基础上，将政治领域看成接合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等各层面多元矛盾的汇合点。
可见，阿尔都塞的初衷在于消除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线性的因果论，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甚至技术主义”的做法。普兰查斯在疏离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的道路上，比其老师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走得更远。据此演进逻辑，多元决定论将取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图式所呈现的辩证因果论，并显现出社会形态更替的随机多样性。阿尔都塞等人的做法无形中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简单的线性进步史观。生产方式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对历史进步的认同，但是并不等同于他解读整个历史过程时所秉持的“线性进化”模式。马克思正是从对立统一的辩证因果论中揭示了“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规律。由此可知，多元决定论唯有在此范畴内，才能有效地阐释经济要素在多元决定中发挥最终决定作用的原因。二、以权力斗争取代阶级斗争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都主张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这种动力是建立在多元决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他们试图先解释阶级斗争的不可预测性优先于生产方式的结构决定性，再论述剥削关系在阶级斗争中的核心地位是如何被权力关系所替换。尽管阿尔都塞师徒三人都论证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其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本质是一种权力斗争。
(一)阶级斗争的不可预测性优先于生产方式的结构决定性
面对社会历史发展中生产方式的结构决定性与阶级斗争的不可预测性间的张力，阿尔都塞提出了“历史无主体论”，以表明历史真正的“主体”是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他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体是被建构出来的，虽然人与人的关系能够被还原为由生产方式总体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但它们“不能还原为任何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关系”，真正的社会主体必须在“社会结构”的范畴中才能得到理解。因此，“历史无主体论”并不是贬低人的主体性，而是把产生社会主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关系放在优先位置。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建构的社会主体在生产方式结构的对抗中形成了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被他视为矛盾的历史存在，其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优先于政治与经济的阶级斗争。例如，阿尔都塞认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包含“技术”形式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经济主义，都严重威胁着工人的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不仅是一种关于话语权的斗争，还是“能够使结构与实践、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建立历史性关联的阶级意识”。阿尔都塞主张，无产阶级可通过阶级斗争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凭借阶级斗争从攻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开始，然后进攻镇压性国家机器，最后由革命的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实现阶级斗争作为社会革命的“火车头”作用。
同样，巴里巴尔也把阶级斗争视为诸种矛盾的交汇点，它是大众(masses)运动及其冲突在一定的政治条件实现时所采取的一种汇合形式(conjuncturalform)。在他看来，阶级斗争的多样性只有在生产方式结构中才能得到理解，任何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在于预设和再生产直接劳动者、非劳动者与物质生产资料之间的生产关系性质。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结构中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层面亟需“通过决定性形式的阶级斗争将这些不同方面结合起来并相互‘作用’”。换言之，生产方式总体结构反映了“阶级关系的‘集合’(ensemble)，作为社会关系的矛盾统一，……这种统一来源于社会形态中特定的、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包括(implique)的阶级斗争”。在此基础上，巴里巴尔认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开始，国家(即各种国家机器)就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必要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一种剥削方式，而这种“剥削本身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形式”。
因此，根据巴里巴尔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表明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以多种形式发生在不同层面上，它们之间无可替代，看似独立却彼此相结合，马克思主义通过区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来承认这一点。这意味着根植于物质生产过程的阶级斗争将决定生产关系的永久化或转化，它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被理解成一种为了同一个赌注而发生冲突的两种力量体系，这一切都是由政治权力来决定。尽管剥削仍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形式，但巴里巴尔注意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对政治权力的争夺，阶级正是在此过程中被塑造。阶级斗争将根据既定条件呈现为不同的形式，而不是一种事先预测的形式，即阶级斗争并非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特定的接合方式。
(二)权力关系在阶级斗争中优先于剥削关系
虽然阶级斗争是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生产条件再生产的前提与结果，但是阶级斗争各个方面的特定形式又取决于其物质条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是以复杂统一的形式出现，它们的多元决定组合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替。譬如，巴里巴尔强调“正是阶级斗争在其连续的组合中，在其权力平衡的转变中，控制着‘生产方式’的趋势及其再生产，从而控制了它们的存在”。巴里巴尔反对将阶级斗争还原为唯一的经济斗争，强调“我们必须研究与工人阶级的数量、性质、劳动条件、组织形式以及阶级斗争相关的技术创新，这项研究会导致承认社会阶级斗争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并把“国家机器”视为“本质上的物质组织，是特定‘分工’的产物，任何国家权力缺少它都无法存在”。而在普兰查斯看来，巴里巴尔的分析过于“经济主义”，即国家权力关系建立在作为“经济主义”堡垒的物质组织基础上，这个物质组织是以剥削关系为核心。
普兰查斯指出，权力关系远非国家机器的产物。相反，权力关系决定着国家机器，在阶级斗争与各种机器之间的复杂关系中，阶级斗争发挥着首要的和根本性作用。国家是阶级权力关系的凝聚，并不意味着普兰查斯把国家机器还原为权力关系的产物。权力关系根源于社会阶级的实践冲突，而这种实践冲突又存在于多元决定的生产关系中，这就意味着权力关系内嵌到生产关系之中。为此，普兰查斯认为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和决定性掺杂着政治意识形态要素，政治意识形态要素对生产关系再生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表现为国家在生产关系的构成以及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普兰查斯将国家视为阶级斗争的场域，它是阶级权力关系的聚合，而不是封闭的权力器皿。这就为包含无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同盟”通过社会大众的阶级斗争来调整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关系提供了理论可能性。
进一步而言，普兰查斯以多元决定对阶级进行分析。他通过“新小资产阶级”把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视为阶级划分的决定性因素，将剥削关系降至阶级划分的次要位置，由此“在他的阶级理论中把剥削移置出去，把意识形态提升为一种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意识形态与权力斗争相对应，使阶级斗争在多元决定的生产方式结构中沦为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权力斗争表明“话语建构已取代物质生产成为社会生活建设性的实践”，从而对社会形态的赋型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普兰查斯认为剥削关系不再是决定性的”，因而围绕“权力集团”与“人民同盟”之间的权力斗争替换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阶级斗争。但普兰查斯这种做法无疑是把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庸俗化为一种“权力斗争”，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权力斗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前景越来越为权力斗争所支配”。
阿尔都塞等人正是因为对马克思对立统一的辩证因果论的误解，才会陷入以权力斗争取代基于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误区。尽管结构因果论在强调生产方式的多元决定时，也把阶级斗争视为各种层面之间的斗争博弈。但这种博弈旨在凸显政治层面的阶级斗争优先性，甚至把剥削关系从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置换出去，并以权力关系取而代之。这就恰恰遮蔽了剥削关系是基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侵占所形成的根源，导致以权力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的理论误区，进而把该演进逻辑的分析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面推向话语层面。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析到话语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提出生产方式概念在社会形态更替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阿尔都塞等人则注意到，意识形态在自身再生产过程中起着维持该生产方式结构总体存在的重要作用，话语在其中充当主体与意识形态的中介。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析走向话语分析的过程中，阿尔都塞等人先阐释社会主体是如何被生产方式结构的意识形态话语所建构的，再论述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取缔生产力技术对社会形态的赋型。
(一)意识形态话语在生产方式结构中构建社会主体
在生产方式总体结构中，个人是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被呼唤或质询为主体。对阿尔都塞而言，意识形态话语对个人的“唤询”亟须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完成，以此揭示意识形态话语对社会主体形塑的重要性。他强调任何一个阶级想要持久掌握政权，都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行使其领导权。虽然意识形态是个人和实存条件间想象关系的“表述”，但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而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唤询”表明了这样一套机制，即统治阶级凭借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可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塑造，使之“成为”本阶级范畴的社会主体。意识形态所建构的“主体”是一种阶级主体，所谓的话语并不是主体间一般意义上的“言谈”，而是指意识形态进行主体间交往的话语。这种话语恰恰表明劳动的纯技术分工、纯技术组织和纯技术管理不过是一种幻象，完全是资本家让工人继续处于被剥削状态的手段。由于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诡计”，因此阿尔都塞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权力斗争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以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而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
巴里巴尔在社会主体的建构方面的观点比阿尔都塞激进，他把包括“阶级”在内的诸种群体都视为经由话语所构成的“人造群体”(artificialgroups)，并且强调“语言是社会纽带的本质”。另外需要强调的是，阶级这个群体蕴含着“制度性”，它既可看成嵌入社会角色中的人之组合，在话语中还可以被视为系于一处的约束性规范与普遍观念的组合。巴里巴尔主张必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力找到一种与之相对应的话语，而政治话语尤其“能够为‘阶级斗争’的话语提供基本的意识形态参照”。在政治话语的作用下，政治及其诸多“主体”被召回到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权之中，而人权再次成为政治话语的绝对。譬如，在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中，阶级话语的作用表现为在人权概念中谴责资产阶级概念的排他性。无产阶级，通过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和建立与工人集体财产自由联合的方式，“超越”了单个人的权利以实现社会主义计划。
进一步而言，巴里巴尔认为话语对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甚至超越意识形态。“如果在现有的意识形态空间之外不能进行任何话语，那么在汇合点或既定力量关系中的每一种话语都不能还原为它的逻辑”。一方面，话语并不局限在意识形态范畴；另一方面，话语决定着作为多元矛盾汇合点的阶级斗争的逻辑走向。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法律与科学的话语混为一谈，构建了一种将“科学”呈现为绝对的新形式。巴里巴尔旨在表明，意识形态变化涉及阶级斗争的条件变化，这两个过程是基于话语领域的社会冲突结果而为每个时期所绘制的“方向”。
因此，虽然巴里巴尔注意到意识形态话语影响阶级斗争的逻辑走向，但他仍偏向强调生产技术发展对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性。只不过这是一种蕴含着知识与话语的技术，即“在生产领域，新的技术革命和通过垄断集中使‘科学’的劳动组织成为了可能，彻底改变了限制性体系，并最终深化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基于此，巴里巴尔认为雇员与技术人员会被拉回无产阶级队伍，并推动新的“工人贵族”的形成。而技术官僚主义将嵌入国家生活的诸多方面，无产阶级的构成需考虑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内部造成的分裂。这就导致资本主义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它既可能会经历生产资料的财产形式的转变，也可能会经历一系列技术与劳动过程的组织的革命。但普兰查斯并未像巴里巴尔那样将“工人贵族”纳入无产阶级队伍，而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将其纳入脱离无产阶级范畴的新小资产阶级。
(二)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决定社会形态的更替
阿尔都塞等人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替代技术生产力对社会形态赋型的演进逻辑最终由普兰查斯来完成。正如前面所述，普兰查斯视国家为阶级权力关系的聚合，揭示了国家可围绕各种阶级话语通过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制定相关政治策略。他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形式中发现，国家与围绕国家话语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技术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政治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它反映了国家话语“产生的知识和知识的技术，虽然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但远超出意识形态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技术并不是一种生产力层面上的技术。政治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它与阶级权力关系相关，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密谋”。知识与权力在“合法化”的关系范畴中相嵌合，它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特定话语具体化，而前资本主义国家则存在一种启示性话语，它建立在君主(真实或假设)的话语之上。这两套话语体系之间存在一种“断裂”。资本主义的国家话语既对统治阶级起着相当特殊的组织作用，也对整个社会形态起着调节作用，这种包含战略与战术的话语是一种行动。相反，前资本主义的国家话语仅表现为主权者的特权。
对普兰查斯而言，政治话语比国家话语范畴更加宽广。“国家话语即便扩展到其意识形态机器，都未能穷尽所有的政治话语，这种话语在其结构中包含了政治权力。”政治话语既保证了国家机器的合法化，又能将国家及其代理人的实践合法化，成了特定知识和内在理性的承载者。政治话语的行动体现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实践，它有效掩蔽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并在人民大众的个体化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譬如，所有个人主体在法律面前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虽然他们作为不同的个人主体，但这些差异在法律话语中会被嵌入一个同质的框架当中。政治话语在法律领域制造了一种法律“同意”，这种法律“同意”所蕴藏的话语深刻地“表达了权力与知识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
可见，普兰查斯认为，政治话语作为一种行动的话语能够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这种政治话语既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交织，又得到国家垄断的科学知识的滋养。虽然这种政治话语是碎片化的，但它必须被理解和被听到，这就需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政治话语提供组织统一的功能，社会主体正是由此被建构起来。当然，相较于后马克思主义而言，普兰查斯仍将工人阶级看成是社会主义计划中的主要构成者，但他已经完成了借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将个体塑造为“主体”的理论举措。如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就变成了“人民”，表明了话语实践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通过类似“人民同盟”或“国家—人民”的表述完成对阶级的“改造”。在普兰查斯看来，话语实践在双重战略中发挥作用，即通过代议制民主与人民大众的社会民主抗争双重路线，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普兰查斯的做法，为以拉克劳与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把“话语”视为“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因素，提供了理论契机。拉克劳与墨菲用话语形式指称经济，话语实践营造的社会话语系统表明“社会本身是由意识形态或‘话语’构成的”，经济不再起最终决定的作用。马克思用以揭示资本剥削本质的阶级斗争也发生“质变”，拉克劳与墨菲则通过“话语”消解经济的“本质”，既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中心地位被否认，也致使阶级解放斗争为争夺话语权的社会抗争所替代。这种话语权的争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化范畴内进行，实质演变为一种多元异质主体的“民主”斗争。诚然，马克思强调的民主是“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但这种“物”实质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的衍生导致了贫富不均，由此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阿尔都塞等人在对生产方式的“重构”中，却把基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侵占所形成的剥削关系遮蔽了，并且试图在该结构总体中以权力关系替代剥削关系。显然，这是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的理论背离。四、阿尔都塞学派生产方式的理论误区及其效应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以人的物质生产及其再生产为出发点，揭示社会形态的规律性更迭。物质生产及其再生产旨在解决人的现实生活需求，经由它建立的社会关系所反映的这种联系是由需求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些联系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进而表现为“历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生产方式始终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即“生产力”相联系。此处的“生产力”是一种包括生产与分工在内的人类共同活动方式，是“生产”与“方式”的共体发生，并非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的简单组合。这一以“分工”与“所有制”为基础的历史观“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阶级斗争所彰显的对抗关系是在此意义上与生产方式联结在一起的。只不过马克思在此时，对剥削的理解尚停留在交往形式的交换层面上。
马克思对资本剥削的科学理解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他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关系，生产方式在这里涵盖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环节，它们彼此关联。“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资本的剥削逻辑渗透在这些环节中，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成为现代社会矛盾的对抗始点。尤其是在围绕机器与大工业展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价值向产品的转移恰恰掩盖了资本剥削的本质，但剥削关系在生产结构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阿尔都塞等人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重构路径是基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展开的。他们糅合了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西方学说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这集中表现为彰显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中的优先性，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成唯生产力至上的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驳斥第二国际以来盛行的经济决定论。然而，阿尔都塞等人所处的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时期，这一阶段的社会结构特征是对经济危机的克服、对阶级斗争的化解以及对多元异质社会文化因素的包容，等等。他们在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中将资本剥削的本质逐步边缘化。“资本”在这一理论重构的演进逻辑中逐渐疏离剥削的“剩余价值”核心并走向话语权力。虽以阿尔都塞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生产方式时对阶级结构进行了分析，但在剖析生产关系时又颠倒了阶级关系的本体，致使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关系被围绕话语的权力关系所替代，由话语生成社会主体。归根结底而言，阿尔都塞学派所说的话语是以语言中客观存在的对使用者所限定的规范，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这种做法无疑是让马克思主义陷入一种话语本质主义的理论泥潭，他们对生产方式的重构只是一种拘于形式的反本质主义，片面化的重构并未超越马克思主张的本质与现象辩证统一的总体观，从而在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路上渐行渐远。
此后，鲍德里亚、波斯特、福柯以及德勒兹等人受到阿尔都塞等人理论的影响,沿袭这一理论路径重构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如鲍德里亚指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几乎不能被拯救，在感叹只有阿尔都塞的门徒仍对此进行修修补补的同时，试图以符号介入对生产方式的重释。福柯认为，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中的优先性将被话语的权力关系替代，所谓的“历史，就是权力的话语”。波斯特认为，在阿尔都塞坚持对生产方式做总体性阐述的同时，鲍德里亚已使“表意方式与生产方式在理论上各奔西东”，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福柯提出的可替代生产方式的“信息方式”。德勒兹则在阿尔都塞、巴里巴尔以多元决定重构生产方式基础上，试图以一种生产性的欲望作为代码(code),通过“编码—解码—再编码”的流动方式重塑生产方式。这样一来，作为生产方式“本质”的经济要素就被诸如话语、符号以及信息等要素所消解，颠倒了作为生产力的“技术”与作为生产关系的“技术知识”之间的关系，导致“生产力”维度“被消解”。五、结语
阿尔都塞等人对生产方式的重构为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矫枉过正”的做法却衍生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随机性。这就使得“生产方式的自动运行和单向性，正在被阶级斗争的难以预测性和可逆的结果替代”，导致走向后马克思主义把话语斗争视为社会历史变迁动力的理论误区。阿尔都塞等人对生产方式的多元决定式重构，对当前我国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建设为内容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但这一条重构路径却将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生产力边缘化，从而最终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这恰是我国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亟需提防和避免的。我国的社会发展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立足本国国情，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方式，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5期发布时间：2023-10-111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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