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回应现实的关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乃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没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就无法科学地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巨大提升的背景下树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信。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建设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更重要、也更紧迫，因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先行发展，将会制约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理应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论题，必须全力以赴。本刊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约请学者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发表意见、提出思路。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就这一命题发表观点。
历史学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同理，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样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新中国建立伊始，就确定唯物史观为中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而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经30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学已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也纷纷建立起来。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时代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唯物史观在解释中外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解释力逐渐下降，由此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也逐渐被边缘化。笔者认为，解释力逐渐下降的并非唯物史观本身，而是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借鉴自苏联，斯大林写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关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经典表述。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关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介绍基本沿用了斯大林的解释，中国史学界大多数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基于此。近九十年基本不变的认识已经使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的步伐，逐渐失去对中外历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力，由此逐渐被边缘化。当前，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已经提上日程之时，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实现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发展，则成为必须完成的一项前提性工作。一、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紧迫性
唯物史观自新中国建立就被确定为历史学的指导理论，而且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理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它将继续作为历史学的指导理论。但严峻的现实是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已经被边缘化。对此，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面对时代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对中外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力不足造成的。而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乃借鉴于苏联，由斯大林给予了经典阐释。近九十年基本不变的传统解释体系，面对剧烈变革的时代和繁荣发展的学术，解释力在不断下降，结果就使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指导地位逐渐走向边缘化。而要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保障，必须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
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指导理论必须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必须更具说服力的紧迫要求，在2004年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当时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的研究，“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实际上就是要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进行一次大的清理，同时也是要构建一套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的解释体系。应该说，尽管“马工程”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改变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指导地位边缘化的状况。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的边缘化问题：“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接着在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努力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此即目前各门社会科学都在讨论的三大体系建设命题。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就是目前各门社会科学都在热议的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反映了总书记对意识形态指导理论实现与时俱进发展、构建适应新世纪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体系的关注。由此可见，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亟需解决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这一紧迫问题。二、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和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徐崇温就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不足，“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徐崇温大力向国内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就是想纠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片面性，构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全面的解释体系。他还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条路径：“一个是总结实践经验，另一个是研究当代世界、当代思潮，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至于唯物史观的重新解释工作，陈先达说得更直接，“在新的世纪，我们仍然要认真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以往的不足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注重基本原理和范畴的研究，而是因为我们单纯局限在原理和范畴之内以至我们对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至今仍然不很清楚。在教科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和概念也很难给出明确的得到共识的定义。至于一些基本原理的分歧更大。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改变这种状况。”可惜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早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解释体系的意识，但到目前为止，新的解释体系仍在构建中，这不仅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使对它的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而且影响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学科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运用，因为这些学科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多来自哲学教科书的介绍。
历史学界同样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新解释的问题。庞卓恒认为，苏联有关唯物史观的解释背离了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观点。“自从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特别是斯大林的阐述唯物史观的论著问世以来，人们往往把唯物史观主要理解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推动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学说。应该看到，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面临的主要迫切任务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时期，着重从矛盾、斗争和社会形态的改变等方面去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同样应该看到，上述的理解和阐释毕竟有其片面性，因为这种理解往往导致把社会历史过程单纯理解为‘矛盾’、‘斗争’过程和‘形态’演变过程，而不是从根本上理解为现实的人本身的发展过程，不是理解为现实的人通过自己本身的自主实践活动而推动自己个人本身力量（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样一来，唯物史观就被理解成了与人们的个体发展过程缺乏联系的‘矛盾’、‘斗争’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的学说，而不再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他也将他的论述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缺陷和尝试构建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著作定名为《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
另一位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提出质疑的是蒋大椿。他敏锐地洞察到有关唯物史观的教科书所讲述的原理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问题，“有一种说法，曰我国史学理论正面临着危机。这是史学界的一些青年朋友，由于从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读本里学到的知识，解释不了现实中和历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而得出的看法。”他进而提出对唯物史观的传统理解存在片面和不准确的地方。“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理解也是片面和不准确的。比如，把阶级斗争的观点理解成是历史唯物论的核心，这就很难说是历史唯物论的本意。这种认识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牢固观念……实际上，唯物史观乃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基本原理，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而阶级斗争学说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所总结出来的比较具体的历史理论。二者的层次不一样，故不能等同。一般来说，哲学理论抽象程度越高，适用面就越广；越低，则适用面越窄。以往我们一直将本来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理论扩大推及到适用一切历史研究，结果很自然地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但本来应当研究的历史现象排除出去，造成研究范围的极其狭窄。另一方面则是把一些本来不是阶级斗争的现象一律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如果说上面那种认识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尽管并不科学，但由于反映了客观形势的需要从而曾起过一定进步的作用，那么到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的今天，就不能让这种认识继续下去了。”
庞卓恒和蒋大椿是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21世纪初研究唯物史观的代表性学者。尽管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早就论证了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缺陷，并提出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解释体系的一些设想，而且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很多建设性研究工作，但由于新的解释体系的构建工作一直未能完成，造成当前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兴趣不断下降，从事唯物史观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被边缘化。三、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途径
应该说，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和史学界对唯物史观三十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已经对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缺陷具有较为清楚的认识。概括起来，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缺陷。
（一）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在对唯物史观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上不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例如，“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在传统解释体系中是按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来界定的，马克思则是明确指出它们是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生产力和劳动过程明显是不同的概念。再如，“存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在传统解释体系中被解释成“物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就变成“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我们在各级学校中都会学习到的，而且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将“存在”界定为“生活”，“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所以，“存在决定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二）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在解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忽略了经典作家的一些关键论述。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传统解释体系中，生产力是按三要素来界定的，其中劳动工具被视作关键变量，生产关系则被主要界定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由于从劳动工具的变化中很难解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所以传统解释体系往往是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来解释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这实际上就不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变化来解释生产关系的变化。传统解释体系在这里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劳动分工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关键论述，“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那么，劳动分工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回答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因果链条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劳动分工的变化，而劳动分工的变化导致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中外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所以劳动分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工业化而导致的工业部门的巨大发展，才真正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由此改变了劳动分工关系；但这很明显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就像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实质提高，一次次农民战争并未根本改变封建生产关系。
（三）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在一些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解释上过于强调某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例如，传统解释体系在解释唯物史观的国家理论时过于强调经典作家有关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的论述，而忽略了经典作家有关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有关于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的论述，像恩格斯曾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但恩格斯同样有关于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论述：“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性地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而且，恩格斯更进一步论述了国家是更多地履行阶级压迫功能还是更多履行公共职能的决定因素是阶级力量对比，而后者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没有这种对唯物史观更全面的理解，我们就会由于在古代社会中看到像赈灾、筑堤等、在近代社会中看到像济贫等、在现代社会中看到像福利保障制度等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行为同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片面解释不相符合而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片面过时的理论予以抛弃。
（四）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由于未能真正实现对唯物史观的体系性理解，所以在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的阐释上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现象。唯物史观是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如果不能实现对唯物史观的体系性理解，而是将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理解，就会出现原理和理论之间脱节、甚至矛盾的现象。例如，有关唯物史观的动力理论，传统解释体系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动力，这就同唯物史观有关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的判断相矛盾。从经典作家的论述看，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传统解释体系做了脱离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片面理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阶级斗争界定为助产婆或杠杆，而不是产婆或作用力，“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指阶级斗争——引者注）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从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看，生产力的实质提高才是产婆或作用力。也就是说，没有产婆的十月怀胎（即没有生产力的实质提高），再好的助产婆（即频繁的阶级斗争），也是无法产生新生儿的（即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从中西封建社会的演进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由于没有生产力的实质提高，中国封建社会那么多的农民起义却没有斗出一个新社会，反而导致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而正是由于有了生产力的实质提高，英国封建社会大的农民起义并不多见，却率先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以上笔者仅仅列举了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四个方面的缺陷，相信通过研究还能揭示更多的不足。正是由于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才会出现前面蒋大椿提到的现象，即史学界的一些年轻朋友，由于从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读本里学到的知识，解释不了现实中和历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而认为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了。厘清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缺陷将是构建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起点。有关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无疑将全面而严格地依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来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做重新解释和界定工作，同时要力争实现对唯物史观的体系性理解，避免在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之间出现矛盾。
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学者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已经使我们拥有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历史学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而这又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严峻的现实是，由于传统解释体系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逐渐被边缘化，亟需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的解释体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不应辜负。
（作者简介：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发布时间：2023-06-160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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