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张越：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加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界的明确目标。“三大体系”建设是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工程，这既是现实语境赋予历史学科的时代课题，也是学术自身不断蜕变发展的内在逻辑需求。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停留在反复空喊口号和叠加式地申明其意义、作用的层面，而是需要真正深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实际中去施行学术操作、从事实质性研究。今天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明确意识，就是在深入总结和反思以往学术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如果不重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的收获，则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恐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试结合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维度，略述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相关的学术收益，希望能够对今日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有些许启示。一、中国近代史学学科体系与国学、文化史  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标志，是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建立中国的“新史学”。“新史学”的提出，在现实层面是呼应救亡图强的时代主题，梁启超将历史学的功能放大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新史学”在学术层面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具有两千多年悠久传统和深厚积淀的中国古代史学，需要探索在新形势下适合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路径，而远非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直斥传统史学“四弊二病”那么简单。中国史学转型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重新认知。近代中国史学逐渐明确的理念，是历史学的学科独立，即把历史学视为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中的一门学科，这便存在着如何从传统经史子集的旧式学术体系中“史”的概念过渡到现代学术分类中“历史学科”概念的问题。面对“西学”，中国旧有学问在清末民初出现了“国粹”“国故”“国学”的称谓，虽凸显了中西学术的分野，却也在客观上明确了未来中西学术融通的趋势，即中国传统学问体系如何转变为现代学术系统的学科分类体系。有识之士开始了早期尝试，如刘师培在其《周末学术史序》（1905年）中分别论及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16种学科在古代中国学术史中的形成和演变，并比较相关学科的中西发展差异，具有将旧学转化为西式学术分类的明确意图。  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潮”与“国故”之争发展为“整理国故”运动。胡适给出的“整理国故”的目的和方法是：“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这里的“中国文化史”，胡适解释为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这其实是对传统学术分类的摒弃，将“国学”对接于“中国文化史”，用“文化史”统整“国学”，把“国学”拆解为文化史的十个领域，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中国近代史学的学科体系得到初步明确。梁启超虽没有如胡适那样把文化史视为无所不包的一切历史内容，但是他对文化史的重视程度以及文化史由文化专史构成的见解则与胡适颇为一致。1926—1927年间，梁启超在清华讲授“文化史”，课程讲义编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他强调“人生活动的基本事项，可分为三大类，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所谓“文物的专史”便由政治专史、经济专史和文化专史三个部分组成；对于文化的专史，梁启超与胡适的思路类似，即由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自然科学史等专史组成。经过“新史学”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否定，再到“整理国故”运动以“整理”的态度对待传统学术，直到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中国近代史学在学科体系上开始打通新旧史学的界限。胡适等人从学科分类角度提示了古代史学转型近代史学的方式，这次变化勾勒出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的新面貌。  文化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对中国近代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由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短暂而兴旺的岁月，接踵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和专著。”1936—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共41种，其中很多专史成为开近代中国专史研究领域先河之作。该丛书主编之一王云五撰文论证其编纂思路：“博考外人编纂之我国文化史料与前述法、英两国近年刊行‘文化史丛书’之体例，并顾虑我国目前可能获得之史料，就文化之全范围，区为八十科目”，“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这套“中国文化史丛书”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此前胡适等人对文化史的构想，事实上王云五在策划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前就与胡适有过沟通。文化史的“兴旺”带来的历史学分科而治理念的深入人心及分科治史的具体实践，是近代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  然而用文化史取代旧有的史学分类体系的努力，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如胡适在1923年初为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分“工具书之部”“思想史之部”和“文学史之部”三部分，清华学生对胡适所说的中国文化史的十个方面提出质疑：“先生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里，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既然如此，为什么先生不在国学书目文学史之部以后，加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学史之部、经济史之部……呢？”胡适回答说：“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这表明若只是把旧式学术分类体系与新式学科体系简单化对接，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便会“无从下手”，胡适拟出的文化史的十个方面，一时只能在传统学术典籍中归纳出思想史和文学史两部分，其他部分在“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也不得不付之阙如。再如，王云五编纂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本着“分之为各科之专史”的宗旨而出版了四十余种文化专史，但是柳诒徵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凡陈一事，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苟尽芟重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这又指出了分科治史难以避免的彼此间内容多有重复又因分科“纵断”而失却因果联系的弊端。  从今天的角度看，前人对文化史的意义看得有些过重了。胡适、梁启超等有能力引领学术风气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把文化史视为旧史学的替代对象，甚至赋予文化史以颠覆传统史学的使命。如果从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上考量，用文化史取代传统史学的动机固无不可，但是在学理层面上看，这样做的确夸大了“文化史”的承载范围。文化史研究本身只是将研究眼光聚焦于传统史学一直较少关注的文化史诸方面，由于旧史学不能适应特定的时代需求，当人们想要更新传统史学的治学模式和研究内容时，受到日本“文明史”和西方“文化史”的影响，文化史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对新的史学研究模式的寄托。同时，文化史分科而治的特点便于撬动旧式学术分类体系的壁垒，文化史多种专史研究领域的开辟，使中国史学构建新的学科体系成为可能，为中国近代史学学科化开辟了道路。然而文化史所关注的毕竟只是人类历史的“文化”部分，如果把文化史的范围限定在“文化”层面，则文化史并不能涵盖历史发展的其他各个方面，自然也不能承托历史学学科架构中的全部内容；如果把文化史的范围扩至胡适所说的过去一切的历史，那么文化史则又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带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勃兴，便是文化史所望尘莫及的，唯物史观史学强调用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也是文化史难以企及的。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随着高校历史院系专业设置与教学建制的逐渐学科化、正规化，专业历史研究机构的成立及研究工作的展开，“国故”“国学”类概念出现、使用得愈来愈少，一些高校建立的“国学院”，大多是有“国学”之名，而行现代范式研究之实，历史学已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门独立学科。民国时期高校历史专业开设的断代史、专史、研究法、文献学乃至近世史、西洋史类课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研究并举，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考古学研究、古迹实地调查、地方志编纂的实施，文化史回归其作为一门专史的原本位置，都昭示着史学转型过程中近代中国史学学科体系重构的新形态已渐次成型，而其间的得失损益，特别是“国学”、文化史在近代史学学科重构中潮起潮落、由显到隐的反转过程及曾经产生的作用，是今日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所不能不重视的，也是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所不能不关注的。二、汇古今中西于一体的近代中国史学学术体系  基于历史学学科属性，在历史学学术体系方面，新史料的发现、新旧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史料观念的变化，对于夯实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新史料的发现而引发的对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新史料的研究还成为中国史学与域外汉学交流的契机，“然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前有罗、王之学的“导夫先路”和“继以考史”，后有傅斯年强调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还有胡适反复申论的“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以及走出经学羁绊的近代史学继续沿用治经之法（经学考证）以治史，加之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校勘四例”等在历史考证方法论层面的归纳总结，让民国时期考证史学具备了近代史学新的学术体系特征，而其中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史学方法的融入。  被近代中国学者理解为以考证史料、“据事直书”为宗旨的德国兰克史学，被傅斯年等介绍和运用于中国史学研究中。与兰克史学直接相关的德国史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以及提倡史学“社会科学化”的美国鲁滨逊《新史学》等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著作，都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不同影响。中国史学在借鉴、学习和融入域外史学理论的时候，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结合”方式，如胡适宣扬“科学方法”，要附带上乾嘉朴学中即已含有“科学”精神的解释；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虽使用了很多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中的理论，却没有提及原书原作而是用中国史学资源阐发出来；何炳松译介鲁滨逊《新史学》后，通过对比《新史学》一些观点，在其《通史新义》中回归对刘知幾、章学诚史学理论的阐发。新旧中西诸种学术元素促成的清末民国时期的主流史学学术体系趋于以史料考证为本位，后人更将其统称为“史料派”。  同样基于历史学学科属性，历史学学术体系中史料考证是基础、史实辨析是根本，却不是全部。梁启超曾说：“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还有学者指出：“考据本为治学的方法，而非一种学派的名称。”金毓黻也认为：“考证之学，本不能独立成一学科。”考证并不能构成历史学学术研究的全部，历史学学术体系应以历史观、历史认识及方法论为主体和灵魂。顾颉刚在20世纪30年代谈及唯物史观时说：“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他十分形象地把历史考证和历史认识喻为“下学”和“上达”，二者同为历史学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史料派”成为民国时期史学主流，只是中国史学近代化初期的探索成果，与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识尚有较远距离。  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是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中最具影响的两大历史观。“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进化史观的确具有改变国人历史观念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呼吁“史界革命”和建立“新史学”，都建立在贯彻进化史观的基础上，他把“历史”定义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强调撰写中国通史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刘师培称其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进化史观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通史类撰述，如吕思勉在其《白话本国史》中开篇即言：“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亦称“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有学者指出：“包括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以及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不信从近代进化史观，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当时通行的中国史叙事多以“上古史（传疑、化成）”“中古史（极盛、中衰）”（见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或者“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见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为主要分期方法，进化史观的各种因素均渗透到近代史家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框架中，成为当时历史学学术体系的主要特征。  近代中国接受的进化史观源自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更多地取自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引入对人类社会的解释，背后有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色彩，严复等人推崇进化论则是为了强化国人的危机意识，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保种保国、自立自强。梁启超等人把进化史观引入历史学，有着与之相同的现实诉求。但是，源自生物进化论的进化史观，面对人类历史的各种复杂现象，其“线性”历史观的简单化特征，对历史解释难以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梁启超本人后来也对“人群进化”“公理公例”产生怀疑，他在1923年曾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很显然，进化史观并不足以支撑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也不能满足时人对历史学功能的现实要求。  20世纪20年代前后，“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人们破解社会性质问题的权威理论，并在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被引入到历史领域。与“新史学”思潮倡导进化史观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原因。1928年，郭沫若尝试“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他首次用唯物史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产制、西周是奴隶制、春秋以后是封建制、“最近百年”是资本制的不同社会阶段，又利用甲骨文金文及先秦文献典籍阐释中国古代社会，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标志性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要使这种新思想真真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其中或隐约含有强调自主知识体系的些许意识。到了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构成了包含历史哲学、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先秦诸子学和思想史等研究内容的学术体系，对中国古史分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等一系列历史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很快发展起来，而且充实了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为指导的更具特点的中国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考证史学是通过史料考证达到对史实“知其然”的目的，唯物史观史学是通过史料并运用理论达到“知其所以然”的目的；进化史观主导下的中国历史叙事主要表现为单线演进的历史脉络，唯物史观史学则需要用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社会性质、考察以社会经济为核心的历史发展各个方面，并且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其现实功能。这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复杂性。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未忽视史料和历史考证的重要性。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郭沫若就在《周易》《诗经》《春秋》等史料之外寻求甲骨文金文等新史料的支持，他强调“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他本人也因卜辞金文等古文字学研究成就而跻身“甲骨四堂”。范文澜在图书资料非常匮乏的延安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他说：“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凡此种种，无不属于历史的研究范围以内……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却又必需向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时人评价范著“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不重视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也不乏郭沫若、范文澜这样具有深厚史料考证功底的史家，只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史料的关系。  总体而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是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今人需要在总结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建构的得失损益的基础上，充实健全以中国特色历史学学术体系为核心的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框架及理论内涵。三、近代史学话语体系及话语权  相较于历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历史学话语体系大概是近几十年才明确的概念。笔者浅见，话语体系应该是历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展现系统，涵盖了中国史学在历史书写层面的有效表达、中国史学掌握学术话语权、展示中国史学研究学术前沿和学术特色、传播历史知识和普及历史教育等多方面内容，同样是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如果按此标准以后世的眼光向前考察，中国近代史学话语体系同样值得总结。  20世纪初以来，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在历史书写上遇到了很多无法绕开的具体问题。历史著述如何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如何从传统史书体例变型为章节体，都无本可依；古代史籍中的“天下”“夷夏”“大一统”等传统观念，已不能完全适应那些已经了解并接受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民族观等观念之史家的著史需求。用近代观点撰写中国通史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有待解决，如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中讨论的“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等专题，都是他试图撰写新型中国通史时遇到的难题，这些难题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也是梁启超未能如期完成中国通史的原因之一。中国近代史学话语系统在史学转型开始阶段的20世纪初期处于某种“断裂”“失语”状态，笔者认为，当时出版的大量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于弥合“断裂”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初的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编译自日本的“东洋史”或“支那史”。日本史家更早地用近代历史书写模式来编写中国史书，并为国人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仿效。至今仍受好评的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1905年）同样“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但是，日籍中国史书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解释或处理并不符合国人认知或中国立场，编译自日籍教科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会根据需要做出相应的删削、补充、修改与调整。如中学教科书《新体中国历史》编译自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编译者吕瑞廷、赵澂璧认为：“近译日人所著东洋支那史，非失之略，即失之浑……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所著中国史，于治乱原因，颇有所见。因出己意，逐加考订，正其讹误，而补其缺略，凡于政治之沿革，文明之变迁，尤三致意焉。”看得出编译者使用日籍史书是经过选择的，并且会“因出己意”做出改编以适应国内新式学堂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使用要求，而“非失之略，即失之浑”与“于治乱原因，颇有所见”的褒贬之辞，则多少反映了不得不选取他人史籍编译教科书的纠结心理。清末至民国年间国内政局动荡，不同的当政者也会对历史教科书有不同要求。如1904年商务版《最新教科书》是按照清廷《奏定学堂章程》编写的；1912年民国建立，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和国教科书》系列；到了1922年又根据新定学制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又由于新式学堂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在清末民初尚属新生事物，在教学实践中会因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断修订重编，故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常冠以“最新”二字。数量众多、版本各异、不间断地修改和重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观点、分期、体例、表述等方面为近代史学的历史叙事模式探索积累着可资借鉴的方式方法。此外，教科书在研究层面要求相对较低的特征，反而会使教科书编纂者少有束缚而更能够有所作为。经历了清末民初不得不借助译介日籍中国历史教科书用于新式学堂历史教学的无奈，特别是编译者看到日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那些贬低中国历史地位、宣扬日本扩张意图的政治元素，更激发了编译者自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强烈诉求。同时，早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中国近代史学初始阶段中国史书写学术实践的作用，实为探索近代史学话语系统的较早尝试。直到1923年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出版，被评价为“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可视为近代史学话语体系初步成型并被接受的某种标志，而吕著书名后冠以“自修适用”，说明仍含有教科书的用途。  如上所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融通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中国史学和域外史学的学术资源，是中国近代史学不断充实其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过程中的常态，结果是近代史学话语体系中出现了大量来自域外的新概念和以旧寓新的概念，这些概念成为近代史学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其中一些域外概念转徙自日本，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使用常有误差，而沿用传统术语表达新观念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形成所谓名实不符的话语呈现。对此，从学术史、概念史的角度厘清外文词源之本意、对以旧寓新的概念“循名责实”，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近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一些词汇、概念虽与其原典中的古义存在距离，但它们能够沿用乃至流行，就说明其具有使用于新语境的合理性，它们与其所涵盖的表达对象经过一段时期的积淀在新的语境中同样臻于名实相符。况且，因时代不同而出现名实不能对应的情况并不罕见，如果刻意因“名实不符”去怀疑并否定相应历史事物话语的真实性及存在价值，那么近代史学话语体系便无从谈起。这些问题在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同样是不能回避的。  从初期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后来留学欧美回来的中国学人，他们介绍的域外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外国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及其观点一时也显得更具权威性，然中国史家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掌握史学话语权的必要，这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历史还需中国学者自己撰写，中国史家要掌握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如郭沫若看到后期创造社同人朱镜我根据德籍左翼学者魏特夫的观点撰写的文章后认为，该文“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因为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他更明确地说：“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易办到”，“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第二，中国学者必须自己发奋努力，做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让中国史学的学术话语权回归中国本土。如胡适1924年在南京高师的演讲所言：“国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总应该办来比世界各国好，这种责任，是放在贵校与北大的国学系，与有志整理国故者的肩上。”另在此前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活动上，陈垣呼吁中国史家要有“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志向。历史学话语体系与中国史学的学术地位、学术形象直接相关，是中国史学研究实力的真实体现，因此，“话语体系的建设宜实不宜虚，否则流于形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都实实在在地为中国近代史学话语体系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当今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是尤其不应被忽视的。  中国近代史学经过艰难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在建立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值得珍视的成绩，为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者是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同方面，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彼此呼应，又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来看，学科体系总体趋向西式学科分类体系，在新的学科体系的外壳中，近代中国史学的学术体系一直在融通古今学术内涵、消解中外学术冲突中探寻着中国史学新的学术体系，而话语体系则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影响和制约下更新其表达方式、拓展其传播途径，并努力掌握学术话语权。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亟待总结近代史学的相关建树，评估其得失，借此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研究稳步前行。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发布时间：2023-06-1309: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