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宁、宋荣：对有限理性的哲学考察及其当代性反思-品论天涯网

李宁宁、宋荣：对有限理性的哲学考察及其当代性反思

一、哲学史中理性的有限性

　　哲学史中对理性的探讨可以认为是通过展现不同理性的有限性来进行的。从古希腊哲学到近现代哲学，人类认知的波浪式前进是由自然理性、神学理性和人类理性的相互交织而推动的，并且每一种关系的交织中都展现出了不同理性的有限性特质。

　　古希腊时期，人类理性被认为蕴含在自然理性之中，是由自然界理性演化而来，自然理性与本原视为同一，人们依靠理性来寻找隐藏在复杂现象世界中不变的本体，理性即是对世界的构成给出本体论意义上解释的能力。自然万物的有限性引发了人们对本原的追逐，从经验到的“水”“火”“土”“气”到逻辑上的“原子”“数”“一”，人们对普遍真理的追求逐渐开始从感官物质走向了逻辑抽象，试图克服万物的有限性来探究其本质。人类理性附属于自然理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作为有限存在相对于自然界的无限存在来说是渺小的，人不能从感官中认识的具体事物来通达真理，通过理性的力量才可以揭示“始基”和真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更多地是从人的理性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中来探讨理性的有限性。就古希腊时期对理性的认识来说，理性更多地是一种解释工具，不是一种方法论，亦不是自我意识的本质属性，他们赋予理性以本体论地位，试图突破有限性来给理性和本原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

　　中世纪时期，神学理性凌驾于自然理性和人类理性之上，理性服膺于信仰之下，这时人类理性和自然理性的有限性更加凸显。神学引领着主流认知，认为上帝才是理性的代表，人类理性和自然理性都只是上帝的工具和奴仆。这时期大多数哲学家都致力于为基督教寻找坚实的哲学基础，把理性作为解释信仰的工具，在信仰和理性的关系讨论中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都承认理性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理性依附信仰而存在，信仰消失则理性也必会消失，后者则用理性来证实信仰的合理性，把信仰和天启放在等级框架中讨论。可见，中世纪一切意识形态都被归于神学统治之中，人类理性和自然理性被压抑。

　　近代哲学时期，神学理性被推翻，自然理性成为了人类理性的对象之物，人类理性被置于一切形式理性之上，自然理性和神学理性的有限性被凸显出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运动以及自然科学取得的重大突破，人类拨开中世纪的迷雾，开启了自我意识觉醒的理性时代。反对宗教和教会权威，推崇理性和科学，人类的主体性建立，形成了主客二元论的思想。培根在《新工具》中表达了对理性力量的赞美，他认为知识的获得和使用都需要“健全理性”的指导，另外，他有着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认为人是万物之灵，知识和理性的增长只是为了更好地支配自然。这与笛卡尔的理性演绎和主客二元论有着共通之处，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中树立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不仅否定了上帝的权威，还推翻了自然理性的基础性地位，人类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在笛卡尔基础上提出理性就是自由，人可以凭借理性摆脱机械世界的制约，实现意志自由。康德则尝试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解释理性，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属性，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确认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但此时康德已经认识到了人类认识的片面性和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他批判继承了培根的“幻相”理论，提出“先验幻相”的概念，认为单个人无法实现理性，理性的实现只可能是“全物种”的，是通过代际传承的。黑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将理性拉入历史领域，将理性看作带有本质规律性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即“历史理性”。在近代哲学这里，理性逐渐从人的外在属性内化为本质属性，虽然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已经提出，但是绝对理性的权威占着主流地位。

　　现代哲学以来（主要指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开始被主流认知接受。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经济和科学得到迅猛发展，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思想等的提出推动了人们认识论的进步。胡塞尔试图脱离“唯我论”而提出了交互主体理论，取消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性，认为他人与自我应是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弗洛伊德则将非理性带到大家面前，证明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有非理性的参与。“唯我论”思想和绝对理性理论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显现出来，有限理性就作为理性和非理性的调和而出场，以西蒙为主要代表的有限理性理论开始被主流的认知科学家所接受。

　　概括地看，自然理性、神学理性和人类理性三种理性在不同阶段都表现出了有限性的特质，也正是这种有限性推动着人类理性从外在属性而不断内化为本质属性。于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蒙从现实理性行为模式出发正式提出有限理性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人脑的构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远远不足以完美地解决人在现实世界遇见的复杂问题”。西蒙一直主张将人类复杂的思想和行为世界纳入理性和实证科学的范畴，那么作为他整个学术的指导原则和核心概念的有限理性理论就带领着人们从理论理性走向了实践理性的认知变革。

二、从科学哲学视角对有限理性理论的解读

　　（一）有限理性理论：萌芽于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灰烬

　　不同的世界观会对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产生重大影响，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由兴盛转向衰败是人类由绝对理性走向有限理性的根源，那么人性假设也由“经济人”走向了“管理人”。近代科学取消了上帝权威之后就开始了以数学和实验科学为工具的科学革命，推崇经济利益至上原则。随着日心说、万有引力等重大理论的面世，人们的世界观也朝着机械论的方向转变。

　　18世纪下半期，随着蒸汽时代的来临，工业革命给经济带来了跨越式增长，科学技术完全沦为人们对于物欲追求的工具，万物都被置于牛顿的机械论中来审视，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开始得以确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普拉斯妖”的出现，此妖是牛顿体系的拥护者，可以根据现在推知过去和未来，对数据有足够的分析处理能力，认为宇宙中的一切变化尽在掌握之中。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角度看世界，割裂了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企图把世界置于数学的框架之中，经济问题也不例外。“经济人”假设正是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应运而生，认为人是绝对理性的决策主体，可以获得完备的信息，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后选择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决策。

　　19世纪下半叶开始，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开始被抨击，它对经济、哲学、环境、心理等诸方面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开始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以至于到了20世纪中期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了神化和崩溃。人们纷纷挣脱僵化的机械主义和绝对主义思想，全面、辩证地看待问题，在这种境遇下，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主张用“管理人”假设取代“经济人”假设，重构了人性的假设。

　　（二）有限理性理论：对操作主义、分析实在论、知识工具主义的糅合

　　有限理性理论提出时学界关于理性讨论的焦点在于人的认知是应归于经济学主张的绝对理性还是归于心理学主张的非理性。有限理性作为调和两种极端认识的方式出场，但此时的有限理性仅仅被作为一种理性的残余或者偏离的学说而存在。众多学科背景出身的西蒙糅合了当时操作主义、分析实在论、知识工具主义等重要的学术理论，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综合实证主义者，有限理性理论也兼具了这些理论的部分特点。

　　操作主义启示有限理性理论应将主观的东西纳入科学研究范围。深受芝加哥学派和维也纳学派双重影响，西蒙认为绝对理性单纯利用数学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数学虽然能够消除科学中的逻辑不一致和模糊性，但是单纯追逐形式远远不够，科学的关键应该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即把数学的形式化和经验主义的检验相结合。逻辑实证主义重视对方法论的研究，但是过于夸大形式化分析，尤其是对语言形式的分析，认为世界应是我们感官体验到的世界，排斥一切无法观察到的诸如思想、意识、目的、因果类的东西。操作主义者认为应该将主观的东西纳入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等概念不应被排斥在外，应该给他们一个操作性定义进行研究，这对决策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受到布里奇曼操作主义的影响，西蒙认为术语的操作定义可以让概念更清晰、更方便被检验、更具科学性。在对于目的的理解上，西蒙深受托尔曼的影响，将目的定义为人或者动物适应某个目标的可观察到的行为，从一组备选方案中进行行为选择，对目的进行操作性定义将使真正的人类行为科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但是西蒙超越托尔曼在于他用层级机构概念来分析决策的目的。西蒙认为人脑、机器、组织等都是高度一体化的层级系统，包含着很多层级，每个层级都要为下一层级选择目标。

　　分析实在论为有限理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学依据。帕森斯的分析实在论可以看作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一种调和，认为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关系，经验观察需要有理论或者说是“概念图式”指导，理论的探讨应该放在其所建立的经验问题之上，即从事实中来，再回到事实中去检验，并对事实进行分析性描述。分析实在论和有限理性都强调理论和实在的关联性，并且后者更加注重实在的出场顺序，如果A先于B出场，那么A很有可能就是可取的或至少是令人满意的，甚至可能在B出现之前就已经选定A。帕森斯将社会科学视为真正的科学，试图将新发现的对社会性问题的认识作为解决经济学性质和范畴问题的切入点，他也赞同将主观事物纳入科学分析，这与有限理性理论明确指出其中的研究也包含着非理性和无意识的选择有着相似之处。

　　工具主义思想则让有限理性将动态环境纳入思考范围。西蒙主要受杜威（John Dewey）的工具主义思想影响，杜威和帕克都是反主体主义的，他们致力于克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认为主体和客体、心灵和物质是处在关系链条之中，反对人类理性和自然理性割裂。杜威认为真理贵在对人的行动具有指导性作用，是人们达到预期目的的方法，所以他对知识持有工具主义态度，认为知识来源于不确定的情境，是认知者与环境交互的结果，所以知识范畴下的规则、观念都应该是有限的确定，而不是固定的程式。西蒙倡导应工具性地看待有限理性，虽然结果是或然的但是却能解决实际中大部分的问题。

　　（三）有限理性理论：抽象世界的简化模型

　　有限理性理论也被西蒙称为行为模型（the behavioral model），它是现实世界的抽象模型，是表征世界的手段，是对现实的抽离，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中介，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西蒙将理论的抽象建立在经验的具体观察之上，在复杂和混沌中寻找隐藏其后的简单和秩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有限理性模型就是他寻找的人类思想和行为背后的模式。

　　有限理性模型并不是试图去捕捉真实世界的每一个变量，而是抓大放小，将重要变量从经验的世界中归纳出来。理性行为是在模型框架内实现的，对于现实世界来说得出的这种理性行为结论是或然的，只是一种满意解，而非最优解。有限理性模型有两个重要功能：第一，它是感知工具，帮助人们过滤掉环境中的不相关、弱相关以及自我因素，限定了备择方案；第二，它是解释工具，将信息片段进行分类，最后产生的心理形象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和目标优先级的连贯的知识系统。作为感知工具，有限理性模型简单性地模拟原型的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启发式的方法，即在无法预见所有替代方案和后果的情况下选择的一种不完美且简单的特定方法。作为解释工具，这个理论也能够解释进化论的有限性，及在人类这样高智能生物存在的同时，低智能生物依然可以存活数百万年的原因。达尔文进化论模型的核心概念是“适合度”，体现的就是生物进化的有限理性概念，把进化视为一种理性，恰恰就在于我们无需对进化过程详加解释，最重要的是适应。进化论和有限理性模型所实现的极大值都是局部最大值，我们不能将它们视为一种最优化过程，而应该视为一种机制，一种搜索到能够改善原有情形的新可能性的机制。

　　西蒙将对复杂系统（如物理符号系统、人类思维系统、社会系统）的理解建立在层级世界观和近可分解性之上，认为只有将复杂化简单，由大化小，利用起主导作用的部分分解知识形成决策，从而解决问题，即用有限理性认识世界。所以，在西蒙的众多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处理个人意志和外界力量、理性力量和局限性关系时保持着张力。

　　有限理性理论一直在争议中不断前行，在受到众多学者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的批评。埃若（Arrow K.J.）更倾向于认为有限理性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只不过是变相中的无界理性，我们可以忽略它。荣申（Ron Sun）基于人类的计算认知体系结构来说明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并未真正触及人类本性（尤其是实际的人类心理）和人脑的复杂性，它似乎仍然与目标标准（例如效用函数）的优化或接近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针对诸多批评，格尔德·吉戈伦泽尔（Gerd Gigerenzer）则认为他们是对西蒙有限理性理解的偏离，许多心理学家误认为有限理性是对偏离理性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家则让有限理性依然保留了预期的效用框架，仅添加带有心理标签的自由参数，这样更像是捍卫新古典主义对优化和假设理论的承诺或者说是修复。为此，西蒙还专门提及自己曾考虑起诉那些滥用术语“有限理性”来指代优化的学者。西蒙指出有限理性理论更多地是将人们引领到某处，而不是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个好的理论重要之处在于它的预测力和引领力，西蒙非常清楚，他提供了方向，但没有提供更具体的理论。

三、人工智能时代的有限理性

　　（一）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有限理性

　　西蒙有限理性的研究虽然在经济领域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但是从更广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专门针对经济现象的，更重要的是对人类问题解决和决策的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本身、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西蒙一直在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从现场实验到数学建模，最后将计算机模拟当成了余生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这是将程序之严格与机械之规约完美结合起来的重要武器。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和纽厄尔（Allen Newell）提出了物理符号系统假说，开启了用计算机模拟来科学地探寻人类复杂行为和心灵的本质，朝着解开人类认知活动的奥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人作为一个有限理性的主体，人脑的构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并不能解决人在现实世界遇见的复杂问题，所以需要通过技术等手段来增强人类理性，人工智能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技术在提升人类理性方面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人类社会已然进入“大数据”时代，束缚人理性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改变，传统绝对理性的人性假设看起来并不完全是理想化的，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可以利用工具向无限接近绝对理性发展。但当今数据已经可以达到即时分享，也就是说决策者可以迅速地掌握瞬时的资源，并把握周围的经济环境。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人是可以利用工具无限地接近绝对理性的。

　　那么当代亟需回答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时代是否仍需要有限理性？本文认为AI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有限理性。

　　首先，从人的主体性地位上来看，人工智能将类人智能主体带到我们面前，人在向着客体化方向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类人智能主体替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由于人脑的精密性、复杂性、整体性等特点，现在的任何一种技术形式都无法全部把握人类智能的全部，即使是人机共生时代都还只是局部强化，人的主体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会发生改变。例如，有限理性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形成的人工智能决策已经成为了各级组织决策必不可少的手段。人工智能决策的基石是数据，一些学者认为数据驱动的关联性已经可以取代科学探索的因果性研究，只要我们掌握足够多的数据，我们就能了解世界，但是现实却是数据质量无法保证、信息超载、选择集急剧增加导致计算机无法计算。那么，人的有限理性选择作为启发式方法就需要参与其中，例如通过期望驱动的满足感、分层分解、模块化结构等方法就可以节省大量的计算，又能使模型的大小、复杂性和真实性得以丰富。所以，人工智能在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作为辅助工具，有限理性的人依然作为决策主体，制定决策框架。

　　其次，从技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技术在提升人类理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再先进的技术在复杂的现实问题面前而言依然是有限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虽然功能强大但是依然有很多不可攻克的难题，例如算法“黑箱”、框架难题、常识性难题、意向性难题。这些难题造成了人工智能决策结果的可解释性低，使得人们对其信任度一直无法提升。此外，人工智能目前依然是一种不成熟的且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形式，技术异化后产生的伦理问题需要有限理性参与解决。理性行为涉及选择问题，行为选择关涉伦理问题。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正朝着由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方向迈进，图像识别、语音处理等很多方面已经达到甚至已经超越人类智能。新技术和新算法带来的对伦理的突破性力量远远大于伦理对技术的束缚力量，比如已经出现的数据隐私、主体自由意志和权责归属等问题。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信息成熟，就像弗洛瑞迪（Luciano Floridi）认为的那样，人们对技术的依赖不断增加，但是技术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透明，这才是人们惶恐的地方。未来机器做出的行为很可能是不可控的，拉瓦扎（Andrea Lavazza）等伦理学家试图从技术的限制出发制定规约，但是技术带来的挑战仅用技术是无法解决的，还需要回到技术与人的逻辑中来，只有将有限理性作为技术发展的指导原则，这样才会把环境、人等综合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最后，从社会层面来看，有限理性对社会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更大范围的选择是一件好事，AI时代，人们则进入了一个选择超载的时代，可是西蒙认为潜在的选择集越大，有限理性的问题就越大，因为一旦做出了关于哪些选择的判断，就会有更多的信息可供搜索，进行更多的评估以及处理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出现了选择超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按照价格、品牌、偏好等无意识的分层次选择则是有限理性作为一种启发式产生重要的作用。另外，有限理性表现之一——利他主义对很多社会现象也有较强的解释力。西蒙将利他主义定义为行为者降低自己的适应能力，同时增强其他人的适应能力的行为，尤其是源自群体忠诚的利他主义在描述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的经济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简言之，通过利他主义行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为何主动帮助他人。在决策时我们很明智地知道我们本身的知识储备不足以了解全部，那么人们倾向于通过社会渠道来获取建议和信息，这样就催生出了一群利他主义者的出现，如淘宝评论、知乎建议、豆瓣排行榜、直播产品对比等等，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在无利益驱使下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助其他人做选择。

　　所以，在AI时代，有限理性已经渗入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有限理性的力量来指导和塑造世界。

　　（二）有限理性的当代性体现——规范性

　　理性的当代性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概念，蕴含在社会文化之中，越多的理性则社会越有秩序，所以社会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才是理性孕育和不断发展的温床。康德和西蒙都曾指出单一的个体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达到任何理性高度，前者认为需要全体物种的代际传承来实现，后者则诉诸于组织或者说是制度，即人的理性的发挥必须是在制度内合乎规则、合乎限度。西蒙认为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可预见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用有限的认知和计算能力去处理面临的问题以达到微弱的理性。

　　理性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制度构建上，所以制度构建才是人类理性得到最大化发挥的保障。那么，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进行制度构建呢？由于人工智能引发的风险具有全球性、多维性，需要国家、企业、个人等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技术红利的同时，规避潜在的风险。

　　第一，国家方面，各国协同合作，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人工智能的发展目的是为全人类谋福祉，这是能够进行全球治理的共识，所以在制定统一规范之前需要充分考量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别，做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战略目标，并且从经济、伦理等各方面制定了制度来引导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例如，2015年，联合国成立了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基金会，希望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持续发展；2021年，欧盟在《人工智能协调计划》基础上提出了新规则和新的行动方案，旨在协调成员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实施；2019年，美国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我国也于2019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2020年发布了《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等。

　　第二，企业方面，既要加强产研融合，又要加强管理和管控。一方面，现代企业的技术研发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而是要走产研融合的合作模式，增加企业与科研机构以及社会的交流，取长补短，促进技术的落地；另一方面，企业严格遵守技术规范，时刻警惕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例如，微软和谷歌都成立了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把控人工智能伦理风险。亚马逊、微软、谷歌等企业联合成立了人工智能伙伴机构（partnership on AI），研究人工智能伦理等问题。

　　第三，群众方面，提升认知素养。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新的智能生活正在逐步走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高科技的认知应该是冷静、谨慎的，那么就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充分储备和认知能力提高的基础上，所以普及科技知识显得尤为重要。

　　制度才是理性的温床，只有通过制度的构建才能让国家、企业、个人最大化地发挥理性的效用，借用“法律内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制度内的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而这恰恰是有限理性的重要表现。

　　对有限理性进行哲学考察不仅是对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入，也是人类本性和实践的需要。理性带有时代的印记，人们对理性的认识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理性在不断重建中走向适应社会实践需要的更高形态的综合。作为诞生于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绝对理性而言，它是奋力摆脱神学理性后的人类理性的宣言，是一种主体权威的声张。作为深受综合实证主义影响的有限理性来说，成为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简化模型才是理性的最恰当的解释。那么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由于理性的认识方法、手段、工具仍然处在一个非完备状态，我们依然要承认有限理性的必要性，但是不同的是，理性的当代性更多地表现为规范性，人工智能作为提升理性的重要工具必须在制度的规约之下，即“制度内的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2第12期

发布时间：2023-04-14 09:3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