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有且热心肠的大善人对穷人说，吃了这坨屎，给你5000块。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大善人的做法是极好的。一，赈济了穷人；二，发生了市场交易，增加了GDP；三，创造了就业机会；四，增加了税收（大善人必定是遵纪守法的）；五，没有养懒汉，挣钱必须吃苦；六，……
有人置疑吃屎这个动作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这个动作，大善人直接把钱塞给穷人，则以上二三四五等项都不成立，效果差远了。更要命的是，穷人那么多，到底该给谁呢？5000块对一个穷人来说是笔钱，平分给天下穷人，苍蝇腿都算不上。因此，5000块不是重点，吃屎才是精髓，这个动作将那些吃不了苦受不了罪的穷鬼直接排除掉，他们活该受穷。
钱难挣，屎难吃。民间谚语总是那么精辟，直击人们的灵魂。
以上纯属闲话，与以工代赈的主题没有关系，请勿过度联想。
《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2023年3月1日起就要正式施行了。网友吐槽最多的，莫过于《办法》里的一句“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这的确该骂，这种反生产力、反社会发展方向的规定，居然堂而皇之地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真是太后现代了。生产力发展了，科技发展了，劳动者难道不应缩短劳动时间、减少劳动强度吗？如果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麻烦你们认真贯彻一下劳动合同法，管管996、007、886、715，善意欠薪问题，滥用劳务派遣问题，不签劳动合同问题，解决一下太卷的问题，哪样不比“两个尽量”效果好？
不谈奇葩的“两个尽量”了，网友们已经谈得够多。我们从概念谈起。
笔者对“以工代赈”这个词是非常疑惑的，因此要弄清楚它的前世今生。笔者相信“大案牍术”，这是《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术语，唐朝版的大数据。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在“人民日报1946-2003数据库”（https://rmrb.online/）中用关健词“以工代赈”进行标题检索，共返回28条结果。这个词最早在标题中出现在1982年2月4日，其中1982年1条，1984年1条，1986年4条，1987年4条，1988年1条，1990年2条，1991年2条，1995年1条，1996年3条，1998年1条，1999年2条，2000年1条，2001年1条，2002年4条。如表1所示。
表1 人民日报（1946-2003）“以工代赈”标题数
笔者也想在人民网官方平台“人民数据”（https://data.people.com.cn/rmrb/）进行检索，这里有2003年之后的数据，无奈找到注册按钮都很难，好容易找到了，又要填一堆表单，且填完之后还不知行不行，因此作罢。“人民数据”对笔者这样的人民群众的确不太友好。但是，2003年之前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了。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首先，“以工代赈”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包产到户之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
之所以说“重新登上”，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民生事业中，以工代赈作为一种特殊的救助模式，早已存在。古代最高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也会利用民生手段救济因灾因难而陷入困境中的人，其中就有以工代赈等举措，这种举措符合救急不救穷的传统思想。穷人那么多，哪救得过来呢。另外，以工代赈之所以是“赈”，是因为古代是有徭役的，强制性与无偿性，是力役、杂役与军役等徭役的基本特征。对比之下，让你干活，居然还给点钱，那就是天大的恩赐。深受徭役之苦的老百姓，也觉得以工代赈比徭役好得多，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嘛。
所以这个“赈”字，其实是很讲究的。以工代赈的前提是啥？第一，必须有富裕且热心肠的大善人存在，大善人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大财主。汉语中的“赈”字，本身就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救济之意，二是富裕之意。说直白一点，就是富裕的剥夺者将他们从穷人那里剥夺来的财富，在关键时刻稍微返还一点给穷人，以救济的姿态返还，这个动作才叫作赈。离开了主体来谈赈，是不对的。
第二，必须有重大灾情或严重失业问题存在，必须有大量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陷入困境中无法自救。古代之所以要以工代赈，多是因为重大灾情，而大善人发善心并不是主要因素，饥民中一旦产生李自成一类的人物，那才是要命的事，赈一下花不了多少钱，却能解决大问题。而近代以来谈到所谓以工代赈，则多是因为失业问题，失业问题严重了，对于市场社会的稳定也是要命的事。
解放前国民政府为解决水灾问题，就曾采用以工代赈政策容纳灾民。国民政府没有能力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来解决水患问题，于是就赈，又拿不出那么多钱，以工代赈就是个很好的办法。这个赈甚至不需要发工钱，发点美国的麦粮就行。
1931年国民政府将美国45万吨麦贷中的30万吨用于工赈。并在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灾区工作组中专设工赈处，向各水利机关聘调工程技术人才，厘定各项施工章程，招募灾民。为便于管理及实施，又于各工赈处下，按各河系范围的大小与灾情的轻重，分设各区工程局。局下再视工程的大小，分为若干段，段以下分团，团以下分排。其容纳以工代赈的灾民最多时达到百余万人。为便于粮食支付，在浦口、芜湖、安庆、汉口等地分设麦粮总站，各地再设一二三等分站，由运输组主持运送储存发放事宜。灾民按所做土方的多少，支付工资。在该会的总报告书中说：“本会成立之始，办理救济事宜，关于治本计划，注重以工代赈。盖政府借灾民之佣作，以修筑堤防，灾民赖政府之救济，以维持生活。事关实惠。款不虚糜，防患恤灾，一举两得”。（中国历史上的救灾思想与政策，https://www.sohu.com/a/135174246_523172）
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曾有以工代赈的政策，但当时主要是为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是个很短的过渡性政策。
197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薛暮桥同志就城镇劳动就业问”的文章中，薛暮桥谈到了解放初的经验：
我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不是没有经验的。全国刚解放时，城市中失业者有三四百万人，同当时公私企业职工总数大体相等。我们采取两条办法：一是“生产自救”，要他们自找门路，国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二是“以工代赈”，国家用低工资举办一些公共事业。在一两年时间内，把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薛暮桥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谈起几十年前的以工代赈呢？是因为文革结束后也发生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只是那时叫待业，不叫失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量陆续返城的知青加上城市待业人员，总数超过了二千万。薛暮桥说：
我国是有九亿七千万人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怎样解决劳动就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生产发展不快，今年待分配的劳动力就有七百多万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全国的安定团结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今年，有些地方试图解决就业问题，办法之一是号召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早退休，允许子女顶替。结果许多有熟练技术的老职工退休了，换上一批不懂技术的青年，其中许多人原来在学校上学，有的是在农村劳动，真正城市待业青年就业不多。许多老职工退休后，又被其他单位招收去了。职工人数增加了，待业人数没有显著减少。
过去劳动工资制度管得太死，职工就业都要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没有用人的自主权，职工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个问题不解决，“各尽所能”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更加严重的是，国家必须严格控制新增职工总数，待分配的青年比国家招工指标多好几倍。国家既不能对待业青年每人发一个“铁饭碗”，又不准他们自己用一定的集体方式组织起来，从事社会迫切需要的劳动，待业人员就越积越多。
新中国早在1957年就宣布消灭失业了，早就不谈以工代赈了。薛暮桥先生却在22年后大谈就业问题，埋怨过去劳动工资制度管得太死，要广开就业门路，仿佛放开就能解决问题似的，殊不知放开同时是失业产生的开端。现在都2023了，就业门路非常广阔，失业率如何，大家心中也是有数的。薛暮桥先生在天之灵不知作何感想？
以工代赈之所以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密不可分的。
《人民日报》中正式宣传以工代赈政策，是1980年8月11日的一篇题为《北京郊区入夏以来旱情严重 市委等有关领导部门正发动群众抗旱保秋》的报道，也是解决灾害问题。这篇报道标题中没有以工代赈字样，是通过全文搜索找到的。报道中提到：市农林、工交、财贸等各部门和企业要尽量往郊区安排一些工副业，采取以工代赈等多种形式帮助山区、半山区救灾。
1984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要想富，先修路 公路通，百业兴 拨出粮棉布 以工代赈济 云南四十万农民修建农村公路”的文章。报道称：
云南省交通闭塞，现在全省尚有3％的区、41.8％的乡不通公路，成为发展经济的制约因素。为改变这种状况，云南省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定的劳力，新建和改建一万公里农村公路。为此，成立了领导指挥机构；国家共拨出二亿斤粮食，四万担棉花，八百万米棉布，以工代赈，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县区乡公路；省地县各级政府也从机动财力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补助公路建设。……四十万农民已经开赴施工现场，已开工修建的公路有一千五百四十八公里，其中五百二十八公里已经验收完毕。
另一则用以工代赈方式来修路的报道，是1986年1月17日一篇题为“广西贫困山区以工代赈筑路”的报道，语焉不详。
两则报道的共同点是贫困地区修路，国家掏很少的钱（或干脆用粮棉代替）让贫困人口出工。云南省修路，国家出了二亿斤粮食，四万担棉花，八百万米棉布。我们简单查一下，会发现1984年正好是粮棉产量的小高峰，将富余的粮棉拿出来给贫困人口去修路，真是个省钱的好办法。
但是，问题又来了，1949~1976年，我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库84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这个工程量，比起云南修的那点路规模不知大多少倍，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却并没有采用以工代赈这么聪明的办法，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是如何参与大型基建工程的？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体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为解决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问题，造福子孙后代，水利建设任务相当繁重。公社的通常做法是，一部分社员被抽调去搞水利建设，另一部分社员则留在生产队搞农业生产，其劳动成果为生产队所共有，成为全队劳力按工分进行分配的源泉。松江县的农民平均为水利建设每年提供了他们的10％的劳动，或者说每年50~60个工。国家在这方面的资助很少，仅副食品补贴而已；县级项目每个土方0.35元，其余部分由农民负担；在公社级的项目中，政府每方土只付0.10元，同时公社提供0.15至0.20元，其余部分由生产队负担。大队项目，完全由农民负担。（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荆门五村农田水利研究》）
表面上看，农民在水利建设中的大量劳动是无偿的。但这个代价并不是由农民个人负担。农民参与水利工程，与留在生产队的社员一样，都是领工分的。在人民公社体制中，农民能意识到，他们付出的劳动与他们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劳动与在生产队的劳动性质是一样的。对个人来讲，有工分可拿，在为集体劳动的同时也是为自己而劳动，并非无偿的劳动。对集体而言，更是大有长远的好处。老社员说，外出搞建设，最终还是自己受益，不修漳河水库、新贺泵站，水利条件怎么改善呢？（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荆门五村农田水利研究》）
包产到户之后，人民公社解体，农民作为个体生产单位无工分可拿，释放了大量劳动力，其实就是失业，其中的贫困者正好可以参与到以工代赈中来。这个时候，国家就可以采用赈的方式，用很低的价格来吸引贫困人口参与基础工程建设。
以工代赈中的贫困农民工，形式上是被施舍的对象，施舍者是以大善人面目出现的国家或富人，但他们仍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赈的形式掩盖了其被剥夺甚至更加严重剥夺的实质。
拿工分的社员，是以集体一分子和主人公姿态出现的劳动者，从形式上看，他们似乎经常做无利于近期的无用功，似乎是国家“剥夺了”他们。但究其实质，他们同时为集体和自己而劳动，同时为自己的短期和长远利益而劳动。他们却被一些人污名为“农奴”。
被污名化的人民公社，短期内是无法回归了。但是，一个稍微成熟点的市场经济社会，起码应追求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与劳动保障体系，为市场经济的长治久安而努力，而不是在千百年前的古董中去寻找可用的遗产，寻找驭民之术，这未免就南辕北辙了。
最后，提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办法》通篇使用的是劳务而非劳动，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是有重大区别的。劳务关系中双方是平等的主体，劳动者可以不接受用工单位的控制与管理，用工单位也不受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建筑工地本就是劳动合同法执行不到位的重灾区，《办法》中对这种劳务关系的肯定，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应很快就能在实践得到检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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