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年来，长时间加班在城市非公有制企业中非常普遍，实际的工作时间与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大相径庭。高薪行业如互联网也曾有大量从业者抗议996超时劳动，普通蓝领工人更是早已被迫忍受加班加点不加薪的生活。即使这些对员工的加班要求大多都超过法律允许范围，且为大众所抵制，但其仍在劳动力市场中肆意蔓延而几乎不受惩罚，这说明普遍加班的问题有结构性成因，需要从多角度去分析。我们选取这篇文章作为劳动实证论文翻译系列的第一篇，因为其系统性地回顾整理了中国工时研究的主要成果：
（1）农民工工作时长在既往研究调查中普遍位于每周65小时左右，远高于其它职业。（2）就业率和失业率是推动员工工作时间增长的首要因素，增加工作时间是个人避免失业压力、确保生存需要被满足的重要手段，大多数中国人对加班工作仍处于刚性需求阶段。
由于该文章采用了量化分析，为了节省阅读时间和减少过于专业内容的呈现，在不妨碍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我们翻译时仅翻译了原文中摘要、部分结果、对结果的分析以及结论和启示部分。全部内容可参阅原文，亦可根据文献参考进一步阅读。本文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为何加班？对于中国实际工时演变趋势和其影响因素的系统性分析
WhyWorkOvertime?AsystematicreviewontheevolutionaryTrendandinfluencingfactorsofworkhoursinChina
作者：BeiLiu,HongChen,XingxingYangandCongmeiHou
出版时间：2019年
摘要：
目标：研究工作时长的变化规律对于理解中国工时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大部分对于工时的研究依旧采用自我报告的问卷形式，因此缺乏研究的连续性和深度，并且不足以探究工时的演变趋势及其运行机制。
方法：本研究采用跨时期(cross-temporal)综合分析(meta-analysis)方法来考察中国员工工作时长的演变趋势，并且采用熵权法来分析每个影响因素。在本论文中，中国知网、维普信息和万方数据库被用来搜索中文源同行评审的文献，并且在谷歌学术GoogleScholar和WebofScience中搜索英文源的相关文献。
结果：共筛选出36篇符合质量标准的文献。结果表明，中国的工作时长表现出显著的波动上升的趋势。大多数近期对于中国工时的研究是跨省调查，且农民工的加班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下研究的重点。大多数对于中国员工工时的研究是由学者主导，政府协助进行的。因此，需要开展政府主导、集中，且在全国范围内的研究。
结论：中国工作时长的问题应该受到重视。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生存指标(survivalindicators)，例如劳动市场条件和医疗保障水平；以及能力协助指标(power-assistedindicators)，例如个人收入和劳动分配，而劳动保护的影响最小。本研究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中国员工工时变化的本质，并为对加班工作的进一步干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对于中国员工工时变化的洞察：加班工作与增长变化
原文图2中国员工工作时长调查的时间和地理分布。数据来自于作者收集的36篇论文。右图中绿色代表农民工，红色星代表教师，三角形代表其它职业员工，下方红色虚线代表法定工时。
采用横截面历史研究方法所得的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员工的工作时间演变趋势并不乐观，员工加班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来说，当前中国员工的工时起伏不定：例如，在2017年，样本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为60.73小时，这超过了中国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标准(每周44小时工时)的38%，甚至超过了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每周工作时间不应超过40小时的劳动准则。基于交叉剪辑的历史研究方法(historicalresearchmethodofcross-cutting)的预测表明，中国员工的工作时间将继续增长到2020年。另一方面，根据Cohen'scriteria的统计学评估(46)，中国劳工工时在近年的增长变化也是偏高的，应当引起重视。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中国员工加班问题亟待解决。
上述段落中，原文使用了中等效果量来描述工时增长的变化程度，此处我们在翻译时进行了简化。
长工作时间是大多数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的普遍特征之一。在某个阶段，几乎每个国家的工作时间都会呈现出从快速增长到逐渐减少的态势(94)。尤其在发达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从高时长到低时长的趋势更加明显。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大量员工加班工作，于是减少工作时间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95)。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长开始下降并起伏不定(96)。中国目前的工作时间仍处于增长阶段，尚未达到峰值。因此，从工作时间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经济近年来发展迅速，其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但其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质量仍远远落后于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
中国工作时间典型研究对象的地理分布：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工
加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在广东和浙江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97)，珠江三角洲以及长江三角洲经济带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域。本研究中，广东和浙江地区员工的加班时间也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个体工作时长之间的正相关性。在加班频次高发区域，中国的农民工加班问题尤为突出。农民工指的是拥有农村户籍但在城市和城镇工作的人。
与城市员工相比，中国的农民工工作高度流动并且劳动强度很大(99,100)。农民工缺乏法律保护并且被边缘化，这些正是“非正式工人”的典型特征(101)。研究已经表明，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多元分割是农民工遭遇不公平就业的主要原因(102)。由于这种分离，农村劳动者不能自由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歧视和就业歧视非常普遍。因此，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需要更多体力劳动的传统产业，例如建筑业(103)。此外，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相关制度在中国尚未完善，这导致农民工被雇主以增加工作时长的方式剥削。
原文表格三描述了对工作时长产生影响的因素。下方表格根据过往研究（包括针对西方国家的）整理出所有可能情况，不代表中国工人的状况。
工作时长影响因素分析：生存需求和社会需求
中国员工工时影响因素的权重分析显示，劳动力市场指标，如就业率和失业率，是推动员工工作时间增长的首要因素，其次是与医疗保障相关的因素，包括个人医疗支出和职业疾病成本。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位于个体需求的基础层次，可以更有效地影响个体行为(105)。在本研究中，基于就业率的劳动力市场指标和基于个人医疗支出的医疗保障因素代表了维持个体基本生存和安全需求的生存指标(106,107)。
一方面，就业率和失业率与工作时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增加工作时间是个人避免失业压力、确保生存需要被满足的重要手段。研究显示，工作时间是调节就业压力的一种隐性方式。员工通过减少或增加工作时间来选择退出或进入某些劳动力市场(108)。另一方面，医疗保障等因素对个体工作时间的重要影响，例如个人医疗的开支(该支出用以保证个人健康)对工作时长的影响，也表明增加工作时间是保证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维护健康费用来源的有效途径。因此，总体上来说，在这些生存指标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对加班工作仍处于刚性需求阶段，即员工加班是为了保持就业和确保身体安全。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个人消费支出等因素也会导致工作时间的显著增加。与劳动力市场和医疗保障等生存指标相比，个人消费和收入指标属于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指标。当需求等级提高时，个人从生理需求向社会需求迈进，个人延长工作时间的主要原因从维持现有工作的愿望转变为获得更多的薪水和保障消费需求的愿望。Schor指出，个人过度工作的原因是“工作-消费循环”。她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个人心理的影响在比较自己的消费习惯与他人的消费习惯方面变得更加突出，以个人消费为中心的浪费型生活方式逐渐变得更为普遍。这种心理促使个人为了消费目的增加工作时间(109)。
反映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指标，如发明专利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对工作时间具有正面影响，其影响次于劳动力市场和个人收入等因素。理论上，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管理水平提高可以让组织用比以前更少的生产要素生产相同数量的同质产品(110,111)，从而促进组织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员工个人工作时间的减少。然而，本研究的结果却呈现出它们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我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加速了商业的运作，加强了时间竞争(112)，进一步模糊了个人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之间的界限(113)，从而导致员工工作时间不确定地延长。因此，无论是在总体还是个体层面，工作时间都没有减少。
研究表明，政府保护劳工的政策层面的限制是减少个人工作时间的重要手段(15,16)。本研究同时发现社会保险因素对工时影响小。我们认为，这种发现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方面，中国劳动市场关系缺乏标准化，急需改进政府的劳工权益保护体系(114)，一些组织并没有遵守相应的工作时间规定，而是继续要求员工加班(115)。另一方面，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背景更倾向于集体主义(116)，员工更容易受到领导权力的操控(117)，这导致中国员工即使在没有加班补偿的情况下也会服从雇主的加班要求。这些因素意味着与劳动保护权利相关的措施不能对员工的工时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在使用熵权法计算影响权重时，权重系数会较低。
结论
中国员工工作时间变化呈上升趋势，加班现象普遍存在。过去20年来这种趋势的变化已达到“中度效应”的水平，需要引起关注。加班工作的现象在广州和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员工中很常见，在农民工中更为突出。促使中国员工加班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医疗保障等生存需要指标，其次是个人收入和分配等社会需要指标，而社会保险等劳动保护因素对个人工作时间的影响最小。
政策建议和启示
本研究揭示了近年来中国员工工时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员工工时普遍高于法定标准，并且农民工加班现象最为严重。根据有效性进行的统计结果进一步强调了合理分配员工工作时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影响因素的权重分析表明，就导致员工加班而言，就业率和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是主要因素，而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因素对个人工时的影响最小。基于本研究的结论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以下关于合理分配个人工时的建议。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市场一体化
农民工群体尤为严重的加班工作现象反映了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多项研究表明，基于“户籍”的就业歧视更为严重，同时户籍制度也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割裂的主要原因(118)。因此，未来应该重点关注户籍制度改革，以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从而摆脱市场的制度分离，转向建立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统一劳动力市场。
2.制定合理的系统设计，推广工作分担
失业率、工资等因素对员工工作时长影响最大。此外，一些研究表明，避免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是员工加班的主要原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大环境下，急需解决如何确保个人收入水平稳定，缓解个人就业压力的问题。实施工作分担是缓解个人工作时间压力的重要手段，同时可以有效地保持国家就业率，减少失业损失(119)。因此，本研究认为，寻求合理的系统设计，推广工作分担机制，不仅可以解放一些长期被工作约束的员工，还可以为更多的失业人群提供就业机会。
3.建立以及完善关于工时和强化外部监管的信息公开系统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等保护个人健康质量和员工就业权益的因素对个人工作时间的影响系数较低。一方面，目前政府对劳动权利保障体系有待完善，需要完善关于加班工作和非正式就业的法规(120,121)。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的劳动监管机构维权能力不足，并且缺少来自产业组织、工会、商会等团体的社会监管(122)。鉴于以上情况，研究表明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系统不仅可以为有效监督提供基础和重要的补充手段(123)，而且还是推动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的重要驱动力(124)。因此，本研究建议，建立和完善组织工作时间信息公开制度是一种重要手段，该手段可以有效促使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并加强单位工作时间的外部监督。这种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员工的工作时间，从而提高个人生活质量。
研究资料来源
请参考原翻译网页：https://noxlink.net/lN99hG
参考文献
请参考原文网页：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7283172_Why_Work_Overtime_A_Systematic_Review_on_the_Evolutionary_Trend_and_Influencing_Factors_of_Work_Hours_in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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