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你来到我们这个家
来到工人诗歌联盟
这个诗界，一个祖国
在这里，在这从四面八方
汇集起来的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里
你会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与尊严
你会读到工人同志们的诗，他们的
脉搏与心跳，坦真与朴实
他们的血与汗，光荣与梦想
——《工人诗歌》广告词 沉戈执笔
11月2日，我收到了一个从东部沿海工业区寄来的包裹。健忘的我一边努力回忆着这是怎么回事，一边撕开包裹，惊喜渐渐涌上心头……这是《工人诗歌》创刊号呀！我的心情像经历着一场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庄严、喜悦而激动地看着这本大气（16开）而有份量（近百张纸）的书，土黄色壳面显得质朴、清新。我按老习惯先翻看了前几页和最后两页：介绍之扼要（卷首语、附后的征稿启事）和版式之简洁饱含着来自产业劳动者的自信和尊严。主编之一绳子在给我的电邮中说，《工人诗歌》目前只是想每年出一本。另一主编吴季在论坛上说：由于资金瓶颈，“印得太少了”。总之，《工人诗歌》创刊号的出版还只是试探性举动，但从已寄出的数量（280多本）和工诗联论坛上的初步反馈来看，考虑到它没有——而且骨子里拒绝——任何权势背景、完全由工友们自主自发创办，这一尝试无疑已取得重要胜利。
工人诗歌的进化，阶级文化的苏醒
无产阶级能否拥有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托洛茨基 ，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极力论证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俄国文艺批评家W.普列托涅夫则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反对托氏的论点。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文化”这个名称的危险性在于“错误地把未来文化（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文化——引者注）压缩到今天的狭隘限度内。它们虚构了远景，破坏了比例，歪曲了标准，以及造成了那些小团体的骄傲”。托洛茨基所言固然有理，但这种危险性只存在于出自不同客观社会地位的不同理解之间。所谓阶级的文化或其它因素，在语文上只是一个中性词，只有具体的社会内容才会赋予它倾向性。如果无产阶级文化是作为围绕着劳动者自身独立的阶级立场和包容不同个性的集体主义观念的文化，就决不会成为小团体固步自封的借口，而会成为激发全体无产阶级奋进的号角。但托洛茨基却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仍显粗糙就谈不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因为“无产阶级的艺术不该是第二流的艺术”。可是谁能当庭宣判某种无产阶级文化是一流还是二流呢？这又绕回了各人的不同理解……
注：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革命工人运动的一位主要参与者。1905年积极参加了彼得堡工人委员会的活动。他是十月革命领导者之一，内战时期苏俄红军的缔造者。战争严重破坏了苏俄工业，使工人群众普遍更加贫困并陷入消极，先进份子大量牺牲，导致逐渐形成官僚独断的局面。托洛茨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力图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失败后遭流放与驱逐。1938年他筹建了第四国际。1940年被苏联特务杀害。托氏对工人阶级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不断革命论”，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落实深刻的社会改良。由于工人政权意味着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工人的政治斗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文学与革命》是他在1923年写成的著作。——编者注
应该注意到托洛茨基发表于1923年的上述文艺观点已经受到苏维埃官僚领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束缚，他尖酸地嘲讽自命无产阶级文艺代表的“打铁铺派”：“宣言的作者们将苏维埃政府所保护的艺术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前者是笼罩着蒙眬天色的荒漠，而后者则是巨幅伟构与伟大的风格，不过它没有获得必须的认可”。
八十年后站在巨人肩上，更因站在新兴的无产阶级自信的基础上，我们理应看得更远。吴季的《打工诗歌创作谈》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更宽泛的意义的考虑（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他认为“打工∕工人诗歌”当然是指打工者所写的诗歌，但并不限于打工生活的题材和诗歌这一特定体裁，写作时则应该“尽量以一种写日记的心态，向朋友、亲人或其他打工者述说你的喜怒哀乐，或者跟他们交流的心态，来写下每一行诗句”。吴季的工人诗歌目的论更为振奋人心，他指出“打工者诗歌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传达出自己的心声：感触、思索、遭遇、矛盾、梦想。它的价值首先在于激发起同样境遇的打工者的共鸣。”“打工者的诗歌应当是自由的，并努力争取成为自由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工人诗歌》开创新源流的思想意义，是有必要回顾回顾历史的。
创刊号里收录了工人诗人默默的一段回忆录和几首诗，这蕴涵着作为一个阶级文化因素的“工人诗歌”对自身社会历史的回忆。1988年，24岁的工人诗人默默参与创办了一期《劳动界》，作为挂在上海第二钢铁厂厂报后的特刊。从有限的材料来看，默默80年代后期的诗歌已表现出不同于官方的态度、情感和视野，因此应该承认那一代《工人诗歌》已有一些成就。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工资》，其中精彩的语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讽刺——尤其你想到这是1987年的工人诗歌——都让人拍案叫绝。但我认为，《劳动界》的诗人们只是官僚极权统治以来阶级意识普遍瓦解的荒漠中一些孤弱的声音，不仅处境尴尬，自身也很无力，“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剧作家张广天却夸大了那一代的工人诗歌，称它表现了“在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下人民文艺的自信”。可是请问，在工人阶级无法派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而官僚极力用自己的语言灌输工人头脑的时代里，在“国营工厂像个国家/一国之君是个皇帝∕天生的龙种。把任命自己的上级喊爸爸”（沉戈的诗）的时代里，所谓的“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是什么东西呢？所谓的“人民文艺”又能是个什么玩意？
80年代工人诗歌开拓者的现实处境、思想和心态究竟如何？且听《劳动界》创刊号之《编后语》的执笔者们自己说：
我们对劳动界多年来不断呈现的某些基本事实——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往往难以确认。即使有人对此确信无疑，但却很难从历史角度和社会现实方面，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我们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和我们身处的社会在认识上，至今仍然处在无知状态中，毫无疑问，这种可怕的无知一直是在外界巨大的威力和威胁下，或暗中诱使下造成的。……展现大家面前的这些诗，所以还显得苍白，软弱无力和肤浅，显示了我们认识还不纯和还受着各种思想的腐蚀和缠绕，也说明我们还多么脆弱和缺乏战斗力。
可以相信这些都是大实话，而非客套。他们所说的“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指的正是张广天所谓“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时代的社会现实，他们感受甚深，却不能从社会历史角度“作出新的解释”。他们困惑，焦虑，迷茫，意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无知”。这又源于官僚极权的长期钳制和洗脑，源于 “外界巨大的威力和威胁”。正因此，他们的诗饱蘸劳动者的苦难、悲愤，却又处处隐含着对工人任劳任怨却盲目辛苦的、普遍“怒其不争”的忧虑，他们还完全不清楚如何在“复杂而严峻的现实”以及“各种思想的腐蚀和缠绕”下重塑独立的阶级意识。至此，我不禁想起1993年一些老工人在被工厂官僚踢出工厂时的无力的哀叹：
当时我们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维权意识，建国以来我们的党中央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人民信任共产党，相信党中央会为人民谋福利！我们才会含泪走向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去自谋生路，当厂领导在美丽的霓虹灯下搂着小姐举杯畅饮的时候，我们却愁眉苦脸地在昏暗的路灯下摆地摊，挣钱养家糊口，艰难度日。（西安石棉总厂工人桑文英《我的维权之路》2006年5月18日，参见毛左派的中国工人网）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老工人已走过了几年的维权路，却仍公开寄望着“上级”。可见即使在市场经济全面获胜的今天，官僚主义和工奴文化的历史流毒仍然在怎样愚弄着劳动者！
相比之下，《工人诗歌》则大大地前进了。《卷首语》和《征稿启事》都更明确地表现出劳动者的自我主体意识，此其一。其二，《工人诗歌》所处的社会环境比《劳动界》那个时代更明朗化了：官僚社会主义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阶级壁垒更清晰，新的大规模产业集中和资本积累更加发展，产业劳动者阶级从而更能清楚地看到自身的社会轮廓和利益、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具体差别或对立、自身斗争潜能和独立的集体的前途。以《工人诗歌》的出版为标志，工人诗歌不再是些许孤微的夜半歌声，而是一支植根于富有生气的产业工人阶层的劳动者战斗进行曲的有力前奏。再次，作为互联网—民间工人诗刊的《工人诗歌》的创作源泉、规模和多维度更是远超作为挂靠官方厂报的《劳动界》。例如，《劳》刊的作者只有3人，《工》的国内作者就有60多位，以各行业普通打工者为主；又如《劳》只是一份诗报，总共不到十首诗，《工》则有180多页，内容不仅多彩缤纷，而且涉及的体裁也广，诗歌之外还有散文、随笔、评论、小说，许多文字就像娓娓道来的诉说，令人耳目一新。（只有在发行量上《劳》[创刊号1000份]超过了《工》，但前者完全是由官方资金技术设备支持的，后者是工友们自发凑钱支持的）。从实质上看，《劳动界》与《工人诗歌》的所处时代和阶级面貌都发生了迥然不同的质变，两者的关系，脱胎换骨多于继承。《工人诗歌》更多地继承了一种更接近反对一切压迫的、劳动者自我解放的文化传统，这种断代失传了许久的传统虽然刚刚开始恢复，但已在迅速成长的产业劳动阶级的召唤下呈现出空前的伟大复兴前景。
文艺上，从阶级意识被混淆、瓦解的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个别先进分子的苦苦探求（1988年《劳动界》），走过了1949年革命遗产——国有财产制度的崩溃和精神幻灭，走过了“无产阶级的伤痕文学”（旷新年对2003年曹征路小说《那儿》的评价），尽管这个阶级仍未真正找到自己的出路，但它终于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并执著地表现它——这就是2007年的《工人诗歌》创刊号——虽然无需夸大——从作者和读者的绝对数量上看仍只是产业劳动群众中的一小簇星火，却以振聋发聩的呼喊与阶级认同昭示着中国无产阶级走过了数十年漫漫长夜后的破晓春雷。
在思想自由天空下
锤炼共同阶级元素：
劳动解放潮流的新生
我不是工人，也决非“从上面来关注底层的文人”；我是笃信劳动者能够通过自身不懈斗争获得彻底解放的青年，怀着工厂学徒的心态、理想主义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的独立思考来对待当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诗歌。《工人诗歌》创刊号首先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内容是放在诗刊最前面的沉戈的诗，以及收录其中的吴季对沉戈的诗评。
有趣的是，吴季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而沉戈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吴季却高度评价沉戈的诗是“喷薄欲出的号角”，说从沉戈的诗里可以“听到地火倔强的运行之声，听到中国工人阶级脉搏强健的跳动”。两位都是工诗联管理员，吴季有过数年的工厂生活体验和一些工人朋友，沉戈则是有着30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他们能存思想之差异求阶级之认同这本身就令人感兴趣。而吴季的那篇文艺评论也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沉戈的诗被工诗联编委放在整个诗刊之首，大概不是偶然吧。吴季的这篇评论以及沉戈的诗非常值得认真阅读。
在我看来，吴季真正地从无产阶级团结与解放的立场而不是从某种意识形态小宗派的狭隘圈子去评价沉戈的诗，萃取、提炼出工人诗人创作中进步的阶级元素，这比中国主流左翼阵营要高明得多，值得一切有思想的工人和进步青年学习借鉴。不过，我认为吴季写于2006年初的这篇文艺思想分析还有点粗糙模糊，应该更前进些。例如，吴季涉及自由主义的若干评价仍显得有点抽象（更多批评其温和性质，但实际上自由主义也有激烈斗争的一面）。我认为应该向那些追随自由主义的工人群众阐明：使全社会所有人都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文艺自由以及争取游行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这些都很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理应追求，同时应结合历史现实揭露批判斯毛的假冒伪劣社会主义之流。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把这一切建立在自由剥削劳动者的资本私有制和捍卫这种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国家的基础上，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意味着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从而垄断受雇劳动者的生活源泉，使得上述种种美好的自由都被迫成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买卖自由，使一切都变得不自由，被异化且堕落了。因此我们才说它是反动的。它真正捍卫的核心观念是资本自由，结果必然损害其他那些对劳动人民来说最重要的自由权利。只要工人还不敢触动资本自由、买卖自由这些“正常的”资本生产秩序（即所谓“自由主义的底线”），别说劳动的完全解放，就是连物质待遇的稍微改善和更多一点点权利都争取不到。需要告诉工人的是，近年来有产权贵的政府之所以向劳动者作出些微让步，例如关注农民工、加强工会、制定劳动合同法等等，根本不是因为政府的慈悲为怀或知识分子们苦口婆心的劝说或什么仁义道德正义良心在“冥冥”中起作用，而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工人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破坏“正常的”资本生产秩序的斗争方式（例如罢工、堵公路，甚至占厂），从而引起了剥削阶级的恐慌。
吴季评价沉戈的诗中“作为武器的思想和信念是接近于自由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的”。我觉得应该进一步解释，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同时是革命者，即使在自由主义早已堕落倒退的今天，他们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前进为革命者（即彻底反对资本秩序者）。这种前进不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发生，而是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辩证过程。条件之一是，这个自由主义者必定是自身命运和情感被无产大众维系着的人，其二就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大环境下（未必非要到革命形势）。这种前进的动力在于工人所信赖的反动思想（不仅自由主义还有其它如民族主义、毛主义等等）与自身阶级利益、阶级集体心理的内在矛盾。革命社会主义者全部任务的本质就是要向无产群众不断地揭示这种矛盾，坚持使群众通过自我教育（哪怕暂时仍不清醒或有谬误）最终觉悟，从自身的阶级取得解放自己的动力。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沉戈的《起来》：
不要躲进自我
关门反省
我们是无罪的
也不要隐居深山
与古寺为伴
人心不是石头
我们要到广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被压迫者
发出愤怒的吼声
让我们象人一样
活着
或者死去
让我们滚烫的血
染红黎明的朝霞
而不是染红权势者
贪婪的嘴
我们
牛马般被奴役
猴子般被戏弄
我们
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我们要到战场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让我们鲜红的血
染红硝烟卷裹的
旗帜
吴季很恰当地称这首诗“表现得非常有力：革命的吁求喷薄欲出”。但更应该揭示沉戈的那种自由主义（对私人企业、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怎样束缚着他的“革命的吁求”，怎样妨碍了真正属于包括他在内的工人阶级利益的种种自由权利。例如吴季所引用的沉戈的文字：“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世界，写诗不可能是一种职业，也正因为写诗不是一种职业，诗人也才真正的获得了自由和光荣”。我认为这段话恰恰最集中地表现了沉戈的内在矛盾，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创作自由起了尖锐冲突，但沉戈只是用一句恰好颠倒了事实的谎话掩盖了这个冲突（“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世界，写诗不可能是一种职业”）。正是为了帮助工人朋友解决这种深刻矛盾（表现为精神焦虑），而不是出于宗派的考虑，我们才应该反对自由主义。但吴季没有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隔靴搔痒地说“这样的想法是很可商榷的”，用一些委婉温和的解释草草应付过去了。简单说来，私有制市场经济与文艺创作自由的冲突，不仅表现为吴季已揭露的那些“投身市场”的作家（可惜吴季也只是从道德上批判这一现象而不是从资本生产关系强加给人的客观的异化性质来批判），还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夺——沉戈自己所说的工人“加班加点就是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使广大工人太缺乏闲暇时间实现文艺创作自由。
要揭穿自由主义或其他反动思想的谎言，只有说出全部真相，并提供另一种分析，哪怕带来暂时的痛苦。当然，论争应当自由，各种思想都应当有自由无拘束地充分表达的权利（决不能像许多毛主义者那样把有民主自由人权等诉求的工人、或即使是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工人斥为资产阶级，而必须严肃地从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民主平台上与工人当中的各种反动思想的影响做斗争，严格地把人和思想分开看待），虽然令我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对吴季这篇相当激进的左翼评论的批评，这或许是因为工人诗歌的读者还太少。
无产阶级需要思想自由和文艺创作自由。托洛茨基虽然否认“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却明白无误地从阶级解放的角度来浓墨重彩地确认文艺自由的重要性：“向他们（即文艺创作者——引者注）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藉批评的指明道路之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只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运用它自己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它可引申为有组织的革命的阶级先锋部分——引者注）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全部）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地用命令来领导，在某些领域中，党只能协助。最后，在又一些领域中，党只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与帮助艺术，但它只能间接领导艺术。对于某些艺术派别，它们诚心在趋向革命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予它们以额外信任，以此帮助一种革命艺术形式的确立”（《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这个思想跟毛泽东们（即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把文学完全当作“党”［实际上是官僚集团］的奴仆的做法是不可比拟的。无怪乎延安时代——被后来一些毛主义研究者吹捧美化为“民主和平等”时代——最富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左翼作家王实味被扣上托派帽子，整死在红色官僚集团的枪口下，鲁迅的继承者胡风则在50年代“新中国的阳光下”命丧黄泉。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正视和汲取历史的一切罪恶教训，勇敢地重拾革命的无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传统。在这方面，在思想的自由与开放上，《工人诗歌》创刊号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良好开端：它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不仅是沉戈），也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不仅是吴季），更有许多其它的对于社会历史各种各样的个人理解。
同样是致力于社会进步，但是与迄今为止中国所有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化机构（包括毛派杂志和网站《中国与世界》、新左派的《读书》杂志、以及主流泛左翼基地乌有之乡书店、座谈会和网站）极为不同的是，《工人诗歌》无论编委会、作者群和读者群的主体还是创作的取材、心态、气质都是属于产业劳动阶级，它自命追求产业劳动阶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立场，这种追求第一次建立在名副其实的阶级基础上。诚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未必随时随地都倾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即真正彻底的劳动解放前途，正如吴季所说：“工人的诗歌不一定就成其为反抗之诗、革命之歌，虽然我们期待会是那样”。我们更应承认，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相当大部分仍处于浑然不觉醒状态——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根本地寄托在劳动解放斗争的前途上，仍然满心希望或心存一丝希望地致力于个人奋斗。所以沉戈焦虑地写道：
现在我们才真正懂得
做一个中国老百姓
是多么容易，多么满足
只要能有碗饭吃
就是我们最神圣的自由
——《国营工厂》(之二)
这种清醒虽然表明老工人沉戈比许多依靠皈依毛主义的“革命形势大好”之类政治宗教支撑自己爱党爱国信念的那部分老工人更诚实认真，但他（其实还代表着一部分比较有思考力的工人）又陷进了自由主义的没落低洼里，这阻碍了他，把他的阶级热忱白白挥发在敌对异己阶级的精神圈套里。但是已转向劳动解放斗争之路的先进工人必须坚持与还陷在自由主义或其它泥潭中的那部分工人开放式地对话，在使所有工人的种种意见得以自由充分地表达的基础上，坚持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这一切都必须始终尊重工人的自主性，使工人得以在自己的斗争与实践中检验关于劳动解放的各种思想。
每一个工人都应意识到自己是劳动解放事业的主人翁。那些并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生产生活斗争充分洗礼的左派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知识对于启发和促进工人阶级思考有一定益处——不管他们多么地政治正确，假如带着包办和灌输的想法，那是顶顶有害的。因为即使他们中最真诚的分子也难免受资产阶级内部关系和价值观的束缚，从而不自觉地坚持种种把无产阶级引上歧途的机会主义思想。工人肯定也会犯各种错误甚至是机会主义，但当他们觉察到包括自己在内的阶级利益因这些思想错误而受损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摆脱它，而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往往固守对历史文物的留恋和惋惜。“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马克思《第一国际章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极其重要的意义上，《工人诗歌》开创了新的劳动解放潮流。
然而这个潮流能否健康发展壮大下去？要取决于包括工人诗人在内的那些本阶级中最能思考的工人朋友们的探索与奋斗，取决于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共同生活和共振磨合，也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列主义左翼文化传统（它有别于斯、毛主义和民社主义）的复兴有关。这一切都正在我们面前拉开帷幕，催促着我们去开拓、深翻、施肥、耕耘。事在人为，《工人诗歌》创刊号的胜利出版——想想工友们以多么大的决心和努力克服了令人头疼的物质和时间的紧张！——却已生动地展现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部分的首创精神。我坚信，《工人诗歌》继创刊号之后还会有更好更多的后续期刊出版发行，特别是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友和青年投入到这股新潮流中来，在工人阶级的独立和主动下，劳动解放事业的前景充满希望！
2007-11-6晚间 于南方某工业城市
回复之一
【战斗队员】
有产国家里，不可能存在的是“发达的、稳定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完全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全体无产阶级奋进”的时刻，与无产阶级发呆低头的日子比起来，只是夜空的闪电。职业或半职业党棍可以多年手舞足蹈假装亢奋“形势一片大好”、“就是好！就是好！”，无产阶级本身绝不会没完没了地“奋进”。这也说明了为何被奴役者的解放文化不可能长期高度繁荣。
很多真诚的小知左青往往错把闪电当成日光灯，想当然地以为存在着一个永远军容整齐斗志昂扬的先锋大队，好象《母体》里的“锡安”。配合着一些“阵地战”、“反文化霸权”一类的玩意。如不及时澄清，就成了左青们理直气壮搞改良主义的“激进左翼”遮羞布。
回复之二
【吴季】
很难说这本纸刊是否有典型意义，我想它并不能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两个部分）总体的精神面貌。编印和选稿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要力争走在前面，当个“先驱”，做点“启蒙”工作。尽管作者们未必这么想，编者选用时除非不用，否则也大体尊重作者的稿件，基本上保持原貌。极少的砍削、修改（对作者要抱歉一下），是因为不想惹麻烦，毕竟网络上要相对宽松些……总之，我们是要树立劳动者的旗帜，希望能给作者们更多的激励，更多的自信（作为劳动者，以及作为工人／打工作者的自信），也希望给工人当中的文学爱好者一点“启发”，也就是有别于主流文坛的出路。
纸刊里的多数作者都是工人，因此对于有进步潜力的知识份子或左翼青年，还希望有助于他们更深地感受到工人阶级各种层份的各种意识和心态。
“自信和尊严”，没错，这正是我们一向努力激发其他工友的可贵的意识。但之所以可贵，要宏扬，正因为它还不普遍。逆来顺受和迷茫则普遍得多。张广天所谓“人民文艺的自信”只是作者个人的自信，多数工人作者是谈不上的。看看“打工诗人”被官方和民间的鸟人玩得团团转，就很明白了。
“无产阶级能否拥有自己的文化？”在老托的年代，比现在更困难些，工人阶级总体文化水平更低些。且不说其它不发达国家，就拿官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它也造成一些矛盾的后果。一方面是阶级意识的混乱，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革命的成果较快地促进了工人阶级总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尽管由于我们所承袭的艺术形式和观念，作品中的意识不免扭屈或被误导。发达国家革命滞后也造成同样情形，工人阶级子弟上大学的人数大大增加。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艺理论》结尾也特别提及“工人阶级文学”，但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必然是边缘化的。
当前，工人文学还不能，也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富。假如它有助于更多工人作者找到立场和开阔思路，以及能够感染、影响更多能读、爱读书的工友，就算尽到它的职责了。
如果“无产阶级文化”只能是这么个小圈子的文化，那是令人沮丧的。不应当夸大“无产阶级文化”的份量。它是阶级意识成长和斗争的一部分：不夸大它，同时积极发挥它的作用。未来的“工人阶级文化”定然与现在不同，但同样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短暂现象。工人阶级终要结束“人类的史前史”，成其为人。
当今世界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没落。资产阶级及其谋士也许有一些深谋远虑的人物，但从长远的前途来说，表现在文艺中，却到处在走下坡路。不论是亚文化，还是小圈子的“高级”艺术，基本上在衰退。当代资产阶级和小资作者是否能跟优秀的工人作者比？很难说了。
然而，要说“号角”，却实在不多。而且这号角指向怎样的战场，怎样的未来，基本上也不清晰。即使个别工人／打工作者有时是喊出“号角”声来，但很快就被“主流”所俘虏。比如多数“打工诗人”：起初是真的，后来就变假了，文人化了……
我所强调的“打工者的诗歌应当是自由的，并努力争取成为自由的”，无非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一个人缺少自我表达的手段时，他在自我理解方面肯定不自由，因此需要锻炼。当打工作者受制于主流文学圈（官方或民间），同样也不自由，而只有自由的幻象。因此，强调自由意指摆脱异阶级的思想、道德、艺术形式、语言等等的限制，写作时无所顾忌，直接面对自己的处境。打工作者被诱入各种套路，严重受缚于旧道德，都是非常明显的。哪个打工诗人写过“我不想家，我更习惯生活在城市里”？哪个打工诗人质疑和反对过父权制、家长制？哪个打工诗人写过农村的落后现象呢？……几乎没有。为什么现实当中明明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这样的情感和意识，却得不到表达？最后一次交流时，我跟工友谈到：我说的那些都不是什么“规定”，不是“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而是希望帮助大家破除各种偏见，激发和促进工友们自己来思考。
这又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发到“革命文学”的地步。“自由”是摆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认清自己的处境、利益和前途。但还要选择自己的路，这要工人自己去走。而对自觉的作者来说，以革命文学为例，如老托所言，要抓住的就是“必然性”。
留意一下以往的左派文学或工人文学，工厂生活的场景大多在小说里出现，诗歌中非常少。现在的工人诗歌或打工诗歌中，工厂题材多了。这是进步，有助于作者深化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是局限：多数作者还太少对社会本身发言。我希望工人作者们的艺术能展示新的精神风貌，因为我们需要艺术来“塑造新人”，现在离目标还太远。
1988年的时候，默默他们都没钱（诗人们也大多还没下海），很难自己出钱或凑钱印东西。就算印出来也很难散发到工人当中去，只能在诗人之间交流。因此他们找了那个办法。
可以说，经历了十多年来的欺辱和磨难，国企工人在意识方面还是进步了（我的感受是“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多数工人消沉到极点，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明显地激进化了”）。一般来说，激进化的工人大多重新举起毛思想，沉戈那样以自由主义为武器者是少数。这里又牵涉到知识份子（以及官僚，或其它既得利益者）跟群众的不同。激进的群众总是走在前头，往往有革命的要求（即使是模糊的），左右派知识份子则基本上是改良派、仰面朝天派（最多是“激烈的”改良派）。如果诗歌方面有同等比例的表现，是不足为怪的。比如梁彦选是“毛派群众”，但他就能写出“不要害怕天塌地陷／人民会重新造天设地”这样的诗，比一般毛派知识份子强了不知多少倍。相形来说，在当代，情感仍走在思想的前面，艺术走在政治前面。
对于谈沉戈的诗的那篇文章的批评，我基本上都同意。不过，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艺术关系的问题上之着笔不多，是因为我不想滞留于此。我是一下就转到“说到底，市场并非强权的敌人或解毒剂”，也就是转到政治上去。我觉得这更重要。《起来》一诗并未涉及“市场经济”问题，但我知道作者在这方面的意识，所以我才说“就已达到的思想与情感的结论来说”。即“就诗论诗”，就作者诗中所谈到的问题及其做出的各种应对来说，是达到那个程度了。
你说：“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相当大部分仍处于浑然不觉醒状态——他们并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根本地寄托在劳动解放斗争的前途上，而仍然满心希望或心存一丝希望地致力于个人奋斗。所以沉戈焦虑地写道……”
但沉戈的意思不同。他诗里的“中国老百姓”并没有“致力于个人奋斗”，而是在苦日子当中仍然得过且过，在另一首诗里他甚至写道：“他们就算没饭吃也不会造反”。
当然，原则上大家都是“自由无拘束地充分表达”。即使我痛骂某个对手，也并不妨碍他的批驳或回骂。至于怎样对待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是狠狠批驳，还是客气或冷静地探讨，甚至不做直接批评，都依情况而定，也依自己如何看待对方而定。对于网上ID们来说，大家本来就“平等”。对我来说，首先是立场，进而深入到各种意识形态。工人群众、工人作者的不同观点和心态我都容易结合实际来理解。麻烦的倒是知识份子或“自觉的意识形态战士”，他们的偏见通常强烈得多，立场扭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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