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大本营
2018年4月的春天，在北京北五环外的皮村、平谷区等地，一个叫“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简称“工友之家”)的社会公益机构，每周举行一系列活动吸引着外来打工人员前来参与、交流和学习。周四晚开始的皮村戏剧工作坊，四月初是关于“回忆与感知”的主题;周六晚的皮村工友影院，放映的是以国企工人下岗为背景的电影《钢的琴》，以二战为背景讲命运抗争的苏联电影《布谷鸟的春天》等;周日晚在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开办的文学小组，会邀请北京一些高校的老师做公益讲座。此外，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工人大学)第16期招生简章在四月公布，免费的课程由《中国新工人》三部曲作者吕途等人组织开讲。不仅如此，北京工友之家还有打工文化博物馆、同心互惠商店和同心农园等，打工春晚已经办到了第七届。
和大众传媒以及研究文献中常出现的“农民工”称呼不同，他们称自己为“新工人”。一个背景是，来京打工的文艺青年孙恒、许多等人创办的“新工人艺术团”，最早命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在“用歌声呐喊，用文艺维权”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农民工”这个称谓包含着对打工群体的权益歧视，而新一代打工群体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创造，应该彰显自己的文化权利意识和文化自信，“新工人”的命名应运而生。[1]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以《我是范雨素》一文走红为代表，新工人把握网络社交时代的话语空间，打破精英主导话语，让被遮蔽、被支配、被代言的话语更充分有效的表达，努力寻求自主性，用有凝聚力的文艺形式，诉说和传播他们的工作、生活、尊严与梦想。
北京工友之家不但有自己“打工艺术团”“皮村工友”一系列微信公号，还借助网络社交时代的各种力量传播。一年一度的打工春晚长期邀请崔永元担任主持人，纪录片《我的诗篇》得到吴晓波等人的支持，他们还采用网络众筹、现场直播等方式发声。
“工友之家”用展览、歌舞、民谣、戏剧、文学、微信公号等形式的媒介形态发声，和西方传播学中的“另类媒介”有不少相似之处。从内容上说，“另类媒介”主要包括涂鸦、海报、传单、音乐、舞蹈、戏剧、纪录片、录音带、照片和博客等。从使用者群体看，两者的所有者一般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如打工者、农民、妇女、儿童、残障者群体等，他们通过媒介，在群体内部进行感情交流、文化娱乐，凝聚人心，在外部维护自己的权益。从风格上看，另类、公民、社区、参与、免费、自主、边缘、平行等都是其关键词。[2]
另类媒介是西方语境下诞生的词语，它是作为一种团结媒介出现的。工友之家一系列文化传播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另类媒介的属性，“新工人”命名本身体现了打工群体对自身主体性、创造性和正当权益的文化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新工人群体不断寻找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主体性的实践，团结彼此，并提供了文化教育方面的公益服务，本身也是群众文化活动路线的现实体现。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技术赋权背景下，结合另类媒介的适用性和群众文化活动的分析框架，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此问题。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工友图书室
一、社交网络另类媒介的话语权表达
社交媒体指随着 Web2. 0 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用以分享交流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平台。主要包括网站、微博、微信、论坛、博客等。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日渐普及，乡城迁移者也逐渐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起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共同影响着农民工的自主意识与身份认同。有学者基于皮村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帮助乡城迁移者构建了社会关系网络，扩大了社交圈子。[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使用门槛越来越低，工友之家通过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还有直播及短视频平台全方位展示他们的实践行动，以工友之家的新工人艺术团为例，从2002年5月1日成立起，他们在2004年发行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等，纪录片《皮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他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为劳动者歌唱”“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建立工人文化”“建立劳动文化”等口号，他们有自己的文学小组、新工人剧场、打工文化博物馆、同心互惠商店、同心培训中心和同心农园等。一系列另类媒介矩阵，让新工人们更好地掌握了传播的主动权，搭建属于新工人群体自己的发声平台。
北京工友之家的积极风貌和传统媒体中展现出的农民工想象大相径庭，很快得到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2004年12月他们荣获北京市“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金奖;2005年3月被评为“北京市十大志愿者(团体)”;2005年12月被中宣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民间文艺团体”称号。这些荣誉加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也扩大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
正如学者对另类媒介的分析，另类媒介的重要性不能以它目前的规模而论，他们证明了能对主流媒体的风格和内容施加影响。另类媒介通过使传媒系统多元化，促进更公平地再分配财富和权力或赋予从前被冷落被剥夺的社会群体以权力。[4]
北京“工友之家”不仅在主流媒体上发声，展示新工人的思想、情感、文化诉求，形成自下而上的话语权表达，另一方面，他们加入移动互联浪潮，利用另类媒介，其传播受众也更有针对性，建构起自觉的文化共同体。就像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孙恒所说：“我们所提倡的新工人文化是为当代劳动者服务的文化，是要帮助劳动者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主性，从而使之成为有尊严的劳动者，获得精神上和文化上的解放。”[5]
在这种思路引领下，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及社区为工友们义务演出，传播尊严、自主、平等等观念。2017年“大地民谣”全国巡演，他们用众筹路费的方式，奔赴河南、湖北等地，一路去村庄为农民歌唱，和农民交流。
其另类媒介的思路，还体现在危机的应对上。2017年，公益性质的皮村打工文化博物馆面临运转危机，工友之家在网上发起众筹项目，例如九九公益日，他们上线腾讯公益，进行“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众筹一年运营经费”的众筹项目。他们这个项目得到了拥有百万粉丝的“吴晓波频道”的支持，这个公号推送了《我的诗篇》导演秦晓宇的文章《让我们留住这唯一的打工博物馆》，并在公众号底部的“自定义菜单”中链接了这个项目。此外，梁文道、汪涵等社会名人也支持了他们的众筹项目，最后他们顺利达到筹款目标。
而2017年，让北京皮村工友之家最受舆论关注的事件是《我是范雨素》一文的走红。这篇文章中范雨素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打工经历，人们从她的家政工视角审视部分城市中产者生活不堪的一面，此文引发了社会各阶层不同层面的共鸣和交锋。
表面看，这是范雨素个人在媒体平台“正午故事”发表文章的效应，而这背后，是范雨素所参加的皮村文学小组的累积效应。每周日晚，来自不同地方的瓦工、焊工、建筑工、包括家政工，会汇聚在皮村文学小组一起学习探讨。来自北京高校和科研计划机构的老师，例如张慧瑜等，来给他们进行知识传递，精神补给，讨论文学作品，他们白天上工，晚上用纸笔写作，编出了数册《皮村文学》。书的封底上印着两行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句话，也挂在皮村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进门处，是新工人们的文化宣言。
2017年4月28日，在皮村“工人之家”剧场召开的“范雨素报道媒体说明会”上，文学小组的几名成员被请上台一一介绍。来自湖北孝感的徐良园，是一名瓦工，现场朗诵了他的诗歌《逃跑的牛郎》：“我是抛家舍业的罪人么/就只有抛下老父亲/抛下小儿子/抛下还淋在秋雨中的稻子/一走了之……”[6]
以《我是范雨素》为代表，皮村文学小组其他成员的作品也陆续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传播，这也体现了另类媒介的作用，另类媒介存在的意义不仅体现为反霸权信息的角色，还体现为传播过程中引起的社会互动，即通过另类媒介开辟的空间和平台，公民可以参与到社会生活和政策决策过程中，从而重新形成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的认同。[7]
另类媒介传递有别于主流媒体叙述方式的声音，挖掘被遮蔽被忽略的新工人声音，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让人们看到工农群体内部结构中的社会生存逻辑，也用另类的话语为自身争取到更大的话语空间。范雨素甚至在2018年初还发表了《我采访了11个记者》 一文，转换被采访的视角，观察采访她的11个记者，展示了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特质，从而建立了一种更另类又有渗透力的社会互动模式。
范雨素事件也激起了很多社会回响，2018年1月20日，皮村文学小组获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新声奖”，这些在北京东五环外热爱文学、喜欢创作的普通劳动者，以“文学”的方式，借助另类媒介，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让新工人的精神家园更有凝聚力，从而形成新工人文化的共同体。
二、 另类媒介形成的公共议题空间
另类媒介可以让普通公众在话语上赋权，更有能力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并通过集体行动唤起人们的权利意识，从而产生改变社会的力量。对于工友之家而言，个体无组织碎片化的表达，通过皮村文学小组形成文学联盟共同体，在有效的组织框架中，个体的创造热情被激活，情感得到有力的支撑。其个体化的表达，那些有血有肉的思想、情感、个性，甚至有了某种“景观”效应，让城市中产者感觉陌生又体谅，大量转发和评论，形成社会公共议题。
在北京工友之家，还有一个每年都很有仪式感，持续形成社会公共议题的另类媒介景观，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打工春晚”。自2012年诞生以来，“打工春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七届。随着“打工春晚”的影响日渐扩大，关注它的人群和机构也日益增多。从第二届到第五届，晚会的录制现场离开皮村的“新工人剧场”，先后进入团中央礼堂、朝阳区文化馆这些体制内单位提供的相对“正规”的场所，有三届还实现了在公共电视频道播出。
在学者们看来，“打工春晚”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深刻而严峻的社会分层背景。在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当下，底层人、弱势群体在文化趣味上已经与利益集团和中产者存在相当深的隔膜。[8]
和各卫视拼明星，消费主义彰显的跨年演唱会相比，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仪式，这些年也陆续有工人农民题材的节目，例如《超生游击队》的小品，例如“大衣哥”演唱等。农民工群体往往被抽象地当成某种传统美德，例如诚实守信、老实奉献的城市建设者来加以赞扬或同情，或者被简单当作一种落后的陪衬形象来呈现。而北京工友之家的“打工春晚”则让真正的农民工群体，或者是前文所说的“新工人”群体走上舞台，演绎他们自己的真实经历，表达真切的“诉说”。
例如2017年的打工春晚，来自皮村文学小组的六位工友(李若、小海、范雨素、郭福来、徐良园和王春玉)集体亮相，齐声朗诵了他们共同创作的长诗《劳动者的诉说》：
快过年了/漂泊在外的打工者/谁不想家?/家里有自己骑车上学的孩子/ 家里有盼我团聚的爸妈/我们在城市里打拼一年/修建起的美丽/处处风景如画/收获装满沉甸甸的背囊/回到家又把城市牵挂/为了家乡的富裕/为了城市的繁华/苦点累点算个啥?/流血流汗我们悄悄地擦/明年我还会回到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有咱们工友/共同的家/明年我还会回到这座别人的城市/因为这里有咱们工友/共同的家
七年打工春晚历程，也是新工人群体的劳动地图和精神历程的展示。他们运用小品、相声、音乐剧、诗朗诵和歌舞节目各种表现形式，围绕劳资纠纷、劳动报酬、劳动尊严、留守儿童、流动少儿上学和女工受歧视等问题演出，主题词也涵盖劳动、家庭、孩子、女人、尊严和自由等。
学者卜卫对前六届打工春晚的全部111个节目做过统计，她发现倡导劳动价值和表现劳动生活的节目占总数的38%，表现对家和家乡思念以及兄弟姐妹情谊的节目占24%，关注工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节目占29%，其他节目大约为9%。卜卫认为，打工春晚成为工人表达的舞台。他们不是“点缀”，他们不需要“关怀”，工人不是作为“他者”被大众媒介再现，而是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群体直接表达了他们的生活现状及其思考。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商业文化逐渐兴起，工人文化早已开始日渐衰落。打工春晚也是工人文化建设的过程，有利于打破边缘化劳动群体的意识形态的霸权，展示劳工的生活、心声和梦想。[9] 打工春晚具有原生态特点，由新工人群体自发组织、动员、编剧、排练，演出免费，也没有门票售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另类媒介的特点。
另类媒介在组织形态上，志愿者在平行关系中集体合作，强调民主决策过程，并且阅听者与制作人之间是互动的双向传播;在创建目的上，定位为不追求利润的非商业性团体，致力于在自主传播过程中实现政治赋权。正如西方另类媒介研究专家安通在一部另类媒介的国际百科全书中总结道，另类媒介不仅可以为社会边缘群体“媒介赋权”，而且可以提供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通俗文化。[10]
虽然打工春晚这些年积累了声誉，通过媒介传播也呼吁了主流社会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各项权益，激发新工人群体的自尊和自信，让人们看到新工人日常生活文化的丰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打工春晚公益性质，演出场所、设备、资金都依赖于外界不固定的支援，从而缺乏经费的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举办到第七届的2018年“打工春晚”，史上第一次取消了现场演出的形式，而是采取短视频的形式上线。远程录制祝福视频的崔永元在社交媒体转发时说：“我连续主持了多年打工春晚，去年的现场没暖气，我和沈校长抱着热水袋主持。今年连场地也没了，各地工友自己找地方录制，一段一段传到网上来，这就是2018打工春晚。”
这次线上春晚，有一家视频APP和一家WIFI运营商联合支持，提供播出平台和流量主入口。商业支持的强势植入力量，在皮村工友之家的微信群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有工友认为，打工春晚的视频只有开头有北京工友之家的标志，中间只挂了视频网站和WIFI运营商的标志，“除了媒体，所有劳动者都是无名英雄”。
由此可见，新工人话语表达和利益表达的另类媒介，也要在政治、商业、文化的不同场域中博弈，面对多元共生的权力主体，仪式感的抵抗力量薄弱，如何在薄弱的物质环境中，和自发形成的组织环境中真正形成文化认同，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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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境下的群众文化的丰富实践
在学者赵月枝看来，在西方，“另类媒介”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受到挑战。他们把另类媒介定义成“底层”自己的发声，以底层性、差异性和原真性的方式，来抗拒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媒介的入侵，这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叙事范式，是资本主义主流叙事的一种多元性补充或“点缀”。讨论如何分析当下中国农民工的文化传播问题时，将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农民工与后殖民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底层”相提并论，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中国革命现代性及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之外，并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方式”考察中国农民工阶层的文化传播的问题。[11]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及“文艺创作方法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正如2008年工人戏剧《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中所说的：“我们的文化来自我们的生活，来自我们的血和汗。”在打工春晚中，文化可以是一种直面生活的勇气，是一种坚强，是一种团结，它可以迸发出一种促进改变社会的力量，这正是“人民的文艺”。[12]
考虑到中国城乡关系的特定历史和现实关系，我们应该超越西方“另类媒介”的学术框架。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文艺是群众的文艺，北京工友之家的一系列传播实践，也是关乎公共文化传统的群众文化活动。
事实上，北京工友之家一直在走团结群众的路线，新工人艺术团常年奔赴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及社区为工友们义务演出，他们吸引、带动和凝聚了一批支持新工人文化公益事业的同仁机构，例如北京木兰文艺队、深圳重D乐队、九野乐队等。他们在“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重要节日举办各种能够体现这些节日文化政治内涵的文艺活动，还举办过“劳动文化论坛”、面向全国新工人的“工人文化艺术节”等。此外，文学小组、戏剧工坊、工友影院，北京工友之家可以让工友们集体学习，抱团取暖，彼此切磋，这种“友爱共同体”是群众路线体现的精神互助，从而保证了文化传播活动的相对纯粹性。
2017年11月3日到27日，大地民谣全国巡演，历经25天，行程1万里，以“公益、生态、城乡互助”为主题，在社区、工厂、乡村、学校等地为基层劳动者义务演出23场，观众上万人次。巡演中，每一站他们不是孤军奋战，他们有乡村建设的公益团体对接，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在组织者孙恒看来，大地民谣是一次文化的万里长征。这不是为了远方，也不是为了所谓田园，而是根植大地，联结城乡。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构建和扩大了新工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扩展了他们的资源和人脉，同时也嵌入了社会资本的力量，形成了不同场域的博弈局面。新工人文化已成为一个多方力量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博弈的“文化场域”，当采用另类媒介的说法时，我们要意识到这与资本或市场主导的媒介生产和传播机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要陷入西方语境陷阱中，而应回到群众文化活动的脉络和人民立场中讨论。
北京工友之家这些年不断的创新实践，让人们看到新工人文化意识的觉醒，他们在艰苦的生存处境和劳动处境中，用顽强的毅力和鲜活的创造力，展示他们的主体性，唤起了该群体的自我意识和群体凝聚力，并努力倡导劳动价值和社会公正。当然，真正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理解，有利于社会和谐。我们要思考的是：新工人群体到底需要怎样的新型文化?自我媒介行动和官方制度化的文化体系怎样有机结合起来?怎样避免被大众商业文化所操纵从而被消费为一种景观?
要正视的事实是，由于户籍等因素的制度安排，在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错位的现实困境下，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仍带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消弭这种不确定性，仅依靠自我赋权运动是不够的，毕竟，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它关涉到其他复杂的因素和变量，诸如社区文化的组织与管理、所在工厂或企业的文化建设，还包括自建视觉文化活动所获得基层政府的认可与推广，以及城市文化对它的接纳程度等。[13]
由于缺少使用象征符号表述的能力和资源，工农群体常成为历史叙述中的沉默者。而随着新媒体技术手段的普及，网络社交时代资源整合的便利性，城市里的“新工人”群体借助“另类媒介”的传播手段，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从而也拓展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构建了新的话语空间和象征性文化空间。
在这基础上，不能盲目乐观，一方面，要警惕制约新工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偏见、权力和资本等问题，另一方面，要从深层结构上，考虑新工人的发展如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这需要新工人自身和真正尊重支持其文化建构的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寻求对话沟通，促成新工人群体与其他社会各界的互相理解与尊重。与此同时，新工人群体需要制度的介入和可行的政策措施，以便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注释：
[1] [8] 孟登迎：《“打工春晚”与“新工人文化”的创造路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
[2] [10] [11] 赵月枝、沙垚：《集体性与业余性：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传播实践的理论启示》，《第三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论文集》2017年4月。
[3] 王锡苓、李笑欣：《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以“皮村”乡城迁移者为例》，《现代传播》2015年第6期。
[4] 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沈荟、周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5] 王江松：《劳工文化的拓荒者——访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孙恒》，《中国工人》2013年第2期。
[6] 孙俊彬、王谦：《北京皮村的“范雨素们”，一幅中国城乡流动图景》， http://www.sohu.com/a/137683538_6
58673，2017-05-16。
[7] 威廉姆·K·凯诺尔、罗伯特·A·海科特：《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李异平、李波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9] [12] 卜卫：《打工春晚六年发展路：劳者歌其事 “众筹”迎鸡年》， http://www.china.com.cn/news/cndg/201
7-01/18/content_40128033.htm， 2017-01-18。
[13] 王锡苓、汪舒、苑婧：《农民工的自我赋权与影响: 以北京朝阳区皮村为个案》，《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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