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环保街知事
人口流动并不仅仅是“从内地到沿海”，看看“游牧”于城市中的北京废品回收者们如何求生并发展出他们自己独特的集体认同。
谭宏泽/政见观察员
“回收手机、电脑、空调、电视机……”无论你居住在哪个中国城市，对这样的声音一般都不陌生。“收废品的”走街串巷，常骑着两轮或三轮小车，上面载着的扩音器循环外放着这句话。
这个常由“外地人”构成的“流动”着的群体被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者Carlo Inveradi-Ferri赋予了“城市游牧者”这一比喻式的称号。他们的“流动”既指他们如其他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从外地流动到大城市，指他们日常生活中为寻生计日复一日地走街串巷时的流动，也指不可见的、通过有意的市场选择在社会中的流动。Inveradi-Ferri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所描述的北京“城市游牧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群体的特征。
老张：个体层面的“游牧”者
老张是一个44岁的山东汉子，他在九十年代早期孤身来到北京打工来赚钱养活家里的妻儿以及缴纳超生罚款。最初的二十年，他都在建筑工地打工，“赚得不少，但是太累”。所以，前些年，他离开了工地，转行干起了废品回收。白天，老张就在市内收集旧电话、头发、水彩画等废品。到了晚上，他并没有固定的住处，常辗转于北京郊区一圈的若干廉价居所之间，住一晚的费用通常不会超过十元钱。“你总能找到住的地方，只是有时会贵一些。”
“现在我没有‘老板’了，我就是自己的老板。”尽管废品回收是被一定程度污名化的工作，但进入这一职业却让老张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和自我身份的认同。这样一种“自由”的自我认知，也有助于他和同行们，尤其是同行的老乡们建立某种互帮互惠的社会网络。所以到了后来，老张常常和同行的老乡们就近住在一起，斗地主、打牌、喝酒，还可以把收来的废品直接卖到郊县的废品回收站，免去了之前卖给二道贩子的差价损失。虽然他们形成了某种群体，但是在白天业务多变、晚上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是“流动的”。
“高端”从业者们：群体层面的“游牧”者
与老张和他的老乡们不同，同处于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另外一个群体有着另外的面貌，那就是来自河南(尤其是信阳)的废品回收者们。这些人多数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来到了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因此到现在基本占据了这个行业的“高端”位置，不需要从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搜罗废品的“低端”工作。因此，他们已经在郊区(比如东小口)有了自己的相对固定的居住区，里面有若干卖家乡菜的餐馆、有直达河南的大巴车。
在这个社区里，河南话不仅是通用的生意语言，还是每个人都说的生活语言。同时，这一群体也开始有了某些抽象层面的符号化资本的积累，比如，据传外地人北京的废品回收的起始是一个信阳学校的校长，他在上访过程中因为生活费花光了所以开始收卖废品，从而开启了这个行业。这个故事本身真假难以考证，但有助于信阳人在这个行业中树立了某种道德地位。
表面上看，这些人似乎已经“定居”北京，并型塑了北京的这个区域。但是他们实际上依然是某种程度上的“游牧者”。随时可能出现的在产业、土地、城市管理等方向上的调整与变化都驱赶着他们向其他地方迁徙。
在八十年代，他们最初聚集于二里庄，但随后那里由于再开发计划被拆除，于是他们就迁往八家地区。而当后者在新世纪再开发规划中再被拆除后，他们就迁徙到了东小口地区，而后又搬迁了一次。所以，即便是这些处于废品回收产业中“高端”位置的外来人群，依然是不断地在这个城市中迁徙、“游牧”。
城市游牧者：在跨区域人口流动之外的流动性
每一年春运期间火车站前排出的长队景象几乎占据了大众对于“人口流动”的印象——从一个出发地前往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迁徙被认为是受到了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而其中的个体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他们就像春运长队照片中的人，这些个体的故事和行为能力(agency)常常被忽略。
在本文中，Inveradi-Ferri所描述的被称为“城市游牧者”的人口流动方式则是一种较少被主流关注的对象，但却同样真实地生活在中国的城市中。
这些城市游牧者们通过一系列方式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从正式工转为自主就业、与其他老乡协调、从亲属中寻找新的经济活动。这种手段已经不限于在常规视角下的“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日复一日循环发生的、通过在城市中流动求生的方式。在个体的层面上，Inveradi-Ferri认为老张每天前往不同的街道回收废品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在城市中流动的情况下的求生策略。这些例子展示了在社会中存在的压迫下，劳动阶层适应并反抗这些现状并在常规的生产领域之外另辟蹊径并求生的方式。
但“城市游牧者”并不限于物质层面。正如老张在文中所说，尽管成为一名“城市游牧者”代表着失去相对稳定的建筑工地工作，但是他成为了“自己的老板”。文中一个群体在废品回收领域中树立了他们的“道德地位”。Inveradi-Ferri认为这些现象代表着在经济行为之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共有经历、记忆和价值系统，并从中催生了一个社群的集体身份认同。这样特别的集体身份认同则将他们区分于本地群体和他们的老家人。
在传统儒家社会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国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逻辑的影响下，我们多数人，包括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管理者们，实际上很难想象这种处于不断移动、迁徙、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以及这样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篇论文观察了北京城中的废品回收者们，并提出了“城市游牧者”这样的概念。当中国城市乃至社会治理常关注在常规生产领域的人口和他们的流动时，这些在常规生产领域外的“城市游牧者”们和他们形成的独特认同或许也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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