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吕萌
从北京市区一路向东，四周景象渐渐荒芜，头顶的轰鸣声开始干扰手机。几分钟一架，飞机从低空掠过，仰头可见，皮村就在这里。几乎没有树，随处施工，沙尘扬起，这些都让即将入夏的皮村显得格外炎热。这个紧挨首都国际机场的城中村因为处于航道不能修建高楼，免于被拆迁改建的命运。而这里居住着2万多名外来务工者。
如果不是工友之家落户在这里，皮村会和北京郊区无数城中村一样默默无闻，如果不是《我是范雨素》，无论是这几万打工者还是工友之家，可能都会长期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2017年4月25日，《我是范雨素》一文在正午故事一经发表，迅速在朋友圈走红。两天之内，《我是范雨素》收获了百万阅读量。以家族自传的形式，作者在文章里纵向描述了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横向从老家农村跨度到北京的富豪家庭。人们得知，作者范雨素是一位来自湖北农村的打工者，在北京做育儿嫂，也是皮村公益组织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一员。
媒体开始一批批涌入皮村寻找范雨素，这让范雨素和皮村朋友们措手不及。在接受了一天采访后，范雨素不见踪影，发微信给皮村文学小组的负责人小付说，“躲进了深山古庙”，她称这场爆红是她“生命中的沙尘暴”。
对范雨素来说，关注或许来得太意外和突然，但对皮村文学小组和“工友之家”的实践来说，关注或许来得有些晚。中国近3亿打工者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一直以来仿佛隐身的存在。而皮村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一直努力在让这些工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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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个世界就是当下中国的隐喻
摄：吕萌
皮村深处的一条较为宽阔的道路旁，一个院子门口写着“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这便是工友之家的所在地。从院门进去，正对面的建筑上有“新工人剧场”几个大字，顶上一颗红五星，右手边是“打工艺术博物馆”和经营二手服装的“同心互惠商店”。踏进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外间是一个小型图书馆，里间是展厅，陈列着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新工人”历史的见证。
“新工人”，指的是 “户籍在农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的劳动者”。在之前，这个群体被称为“农民工”，但现在这个词已经不能描述他们的实际状况，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而且“农民工”一词已经带上了不平等与歧视色彩，所以这些年以北京工友之家为代表的一些实践者和学者开始倡议以“新工人”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个群体的数量已经将近3亿，与之相关的还有3000万留守儿童和5000万留守老人。
打工文化博物馆内
摄：吕萌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陈列着建国来有关工人政策的文件、新闻报道，暂住证、务工证等证件，瓦刀、刨子、缝纫机、电钻等工具，还有女工、留守儿童、劳工NGO组织专题。4月27日下午博物馆里冷冷清清，有来找范雨素的人会进来简单地兜一圈。外面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大帐篷，日本导演樱井大造的流火帐篷剧社晚上将在这里演出，已经有身上沾满泥沙的建筑工人在院里等待。
摄影：吕萌
洗车工王春玉可能是工友之家活动最铁杆的追随者，这天下午当接到一家报纸的采访电话时，他正像往常一样在东窑村的加油站洗车。采访让王春玉吓了一跳， “这会不会是来调查我历史的?”接下来记者问，你怎么看待“范雨素事件”?他更害怕了，怎么还有“事件”?“范雨素爱看书，比我们看的书都多。”他回答道。八点他下了班，连忙步行赶去皮村看演出，一个多小时后他到了皮村，演出已经结束了，但他又遇到了记者，不用微信的他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王春玉穿一件灰色外套，手上拎一个印着工友之家口号的布袋，眼睛总是眯着带着点笑意。他1967年出生，来自河北张家口，在老家曾是机械厂的一名工人。2000年，王春玉随着工厂裁员而下岗，在家待了两年找不到事情做，于是在2003年随着打工潮来到北京，找到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
王春玉在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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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玉说自己是“命里面跟工友之家有缘”。做快递员时，他本来负责跑丰台区和宣武区，那天跑海淀区的同事请假，王春玉代替他送了一天快递。其中有一份送往位于肖家河的“打工青年艺术团”，是给那里的《社区快报》的投稿，编辑刘艳真本人亲自从王春玉手里接过了快件，这让他感到很新鲜。“我送快递送过好多家报社，但是别说进编辑部了，连报社都进不了，就是在门口等着都都不痛痛快快下来接。”这次他不仅进了编辑部，还见到了编辑本人。刘艳真对王春玉说，这是咱们打工人自己办的报社，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你爱好文学，欢迎给我们投稿。“我们马上要搬迁，想投稿可以到皮村来找我们”。
这番话听得王春玉“云里雾里的”。他来北京上当受骗惯了，被偷过，被抢过，被打过，兜里只有五块钱的时候还在单位门口被打劫。他不敢相信刘艳真的话。在快递公司干了三年后，王春玉干不下去了，“不管多大的快件，每件只给一块钱，不管吃住，自行车也是自己买，坏了自己修，三年多下来不光一分钱没挣下来，还从家里倒贴了不少”。
2005年王春玉离开快递公司，在东窑的一家地毯厂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不久有几个女孩来到东窑宣传开办二手服装店，她们讲的“为打工人服务”的话让王春玉想起了“打工青年艺术团”，果然这几个女孩就来自皮村。趁着中午出去买饭，王春玉偷偷来到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在修建。工友之家的创办者孙恒和王德志，正站在那儿讨论怎么规划。
孙恒1998年辞去在开封一所中学音乐教师的工作，背着吉他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在地下通道卖唱。他在北京遇到了同样来追求梦想、靠打工为生的相声演员王德志、歌手许多，他们意识到打工者没有表达自己声音的文艺作品，决定成立一个专门为打工者演出的文艺队。2002年，他们组建了“打工青年艺术团”，后来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同年注册成立了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工友之家”，2005年，他们在皮村成立了打工子弟小学“同心实验学校”，并把工友之家的办公场地搬来了皮村。
王春玉找到了可以投稿的地方。小时候他爱听评书，刘兰芳、单田芳是他的文学启蒙。母亲是唱老戏的，曾经拿过梅兰芳戏曲大赛二等奖，被请去教戏班，母亲只上过两年学，不会写字，王春玉便自告奋勇帮她抄戏词，这培养了他对文字的敏感。初中毕业后王春玉去当兵，开始给《解放军报》、《武警报》投稿。团长对他说，要是三年内能发表十篇文章，部队就让你留下。但等到稿子上报，王春玉已经退了伍。
退伍后，王春玉在机械厂工作了十年，“不管挣上没挣上，光顾着挣钱了”，笔早就被扔到了一边。重新拿起笔时他有点不知所措，工友之家鼓励他，只要把真实的打工生活写出来就可以了。王春玉的第一篇作品，是以一个快递员的经验从一到一百写出了北京的地名：一亩园二龙路三里屯四惠桥五棵松…… “不是为了投稿，只是为工友服务，来北京打工的，只要会数数就能想出北京的地名来。”王春玉开始隔几天就写点东西，交给小付，看看能不能登在社区报上。
小付在皮村
摄：吕萌
小付(付秋云)接刘艳真的班，现在是工友之家社区工会的负责人，也是皮村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大家写在纸上的文章，都是小付负责敲进电脑里。她瘦瘦小小，但显露出独当一面的精干。在负责工友之家的图书室和报刊的过程中，小付发现不少工友有自己创作的欲望，便在2014年成立了文学小组。她在网上发帖招募老师来辅导文学小组创作，找到了老师张慧瑜。从2014年下半年起，张慧瑜每周末为工友讲两个小时的文学课，还请来作家梁鸿、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卜卫、中央党校教授刘忱等老师替他代课。
张慧瑜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大众文化。每周日晚上，张慧瑜从海淀区开车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城市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就是当下中国的隐喻。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张慧瑜在文章里写道。
王春玉记得他听的第一堂课，张慧瑜讲的是鲁迅的作品，王春玉听了没一会儿就走了。“他们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文绉绉的，我第一节课没听完，觉得有点儿太文人了。”张慧瑜也意识到自己来自大学的话语方式与工友是有着距离的，他尽量讲得通俗易懂，用能够和工友沟通的词汇。后来他发现，当工友们互相点评自己的作品时，课堂会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他开始使用经典作品分析加工友作品展示的讲课模式。王春玉从第三堂课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
重新拿起笔的王春玉从老师留的作业开始写起，开始老师让大家写《我的一天》，王春玉写了自己在东窑绿化公司工作的一天：
5:30起床……
6:30-6:45上班(带着铁锹和10多个工友，在女老板刘英的带领下，乘坐旗铃汽车，迎着冬天早晨的呼呼寒风，去楼梓庄南边新工地栽树，因为这里要建成供人们休闲散步的公园);
6:45-9:00开始干活，先是每个人用肩膀一棵一棵把昨天从外地拉来的松树、槐树(不是小树苗，而是长成和胳膊一样粗的大树)，特别大的两人抬，从车上卸下来，弄到挖沟机挖好的树坑旁边，因为它的根部带着原来的土壤比较重，所以累得满头大汗，弄得满身是土;……
11:50-12:00吃中午饭(管吃管住，一天三顿馒头)。工资一天65元，住的是帐篷，因为这里的栽树人大多数是50至60岁的河南人，我住不习惯，所以没住。吃饭是“只管饱，不管好” ……
17:30-17:45下班(每天工作十小时，本来是下午六点下班，可是冬天天黑的早，老板没办法，只好提前半小时让我们收工)。……
19:00-20:00在东窑村的文化广场上和好多舞友跳了会儿广场舞;
20:00-21:00去网吧上网看《新闻联播》;
21:00-22:00回住的地方，看了一会儿杂志书。……
渐渐地王春玉可以比较自如地写一些诗歌和散文来表现自己的打工生活。他写《喷漆工之歌》：“那是一把扇子/一把半打开喷射的扇子/汗水和诚心是面/喷枪和手臂是柄/纯漆和稀雾做穗儿……其他工作/衣服越穿越破/而我这身行头/硬的像有味道的五彩甲胄……”他写出一首由《抗大校歌》改编成的《公益时代》献给工友之家，被工友谱了曲：“皮村温榆河之滨/聚集着一群/打工者的公益先锋/千万农民工赋予的使命/亿万打工者赋予的责任/让我们来担承/让我们来担承。”
老师对工友的作品只做点评不做修改，老师说，一来工友不是专业的作家，写东西不为发表，二来老师都是坐办公室的，没有经历过打工生活，一改就失去了原来的味道。作品开始只是内部传阅，后来整理成了一本名为《皮村文学》的册子，由张慧瑜自己出钱印刷。逐渐地也有工友的作品在一些关注工人文化的平台上发表。
从2005年到2017年，王春玉搞过绿化，当过保安，做过漆工、洗车工，十二年没有离开这里，就为了下班后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皮村参加活动。王春玉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一次家，他在皮村找到了家的感觉，“有时候心里的烦恼在单位是不可能说的，但是在这儿可以说”。得知王春玉参加文学小组，同事看他的眼光也变得别样，“我很少跟他们谈论这个，但也不知道怎么他们就知道了，说平时看你不作声不言语的，还有这么两下子，写的东西还能上书呢。”这让王春玉有种自豪感。他打算跟着文学小组一直走下去，直到他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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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学能让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文学小组媒体说明会上，成员们集体亮相
摄：吕萌
4月28日，五一劳动节假期的前一天，被媒体围攻的文学小组成员决定在皮村开一场媒体说明会，主动向外界传达自己的态度。文学小组成立了一个“范大姐后援团”，把和范雨素一起写作的工友们都喊来声援她。和范雨素同是文学小组骨干的郭福来因为在上海出差，没能前来，只能电话接受采访。
郭福来在中央党校焦裕禄像旁
郭福来48岁，河北沧州吴桥人，在北京一家布展公司做电焊工，工作没有固定地点，常年四处奔波，这次他是去为上海车展撤馆。“打字用‘你’比较方便，也显得平等不拘束，别用‘您’了。”他在微信上对记者说，“工友之家的朋友都管我叫福来大哥。”
郭福来是皮村文学小组里很少的几个之前就发表过作品的人之一。做中学代课教师的父亲讲的唐诗宋词让他爱上了文学，他的语文课成绩很好，但偏科，没能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他在山西当兵四年，那时正值琼瑶金庸开始流行，是80年代文学氛围浓厚的时候，郭福来在部队上开始写东西。后来他在《沧州晚报》发表过作品，写一篇文章有十块钱的稿费。
退伍回到吴桥后，郭福来开始打零工。先是骑一辆加重二八自行车，每天往返四十公里贩卖青菜，车后座上绑着两个大竹筐，装满菜后，再喷些水，每次大约驮二百斤。后来又在建筑队打工，每天跟沙子水泥和红砖打交道，双手被磨得起茧冒血。家里还种着十亩地，夏天越热的时候，越是要在地里跟杂草战斗。他还开过一个小卖部，收集废弃的香烟外包装盒，在上面写下诗句。
2014年，因为粮食价格太低，郭福来不得不来到北京谋生计。在布展公司，郭福来和十几个人睡一个通铺，经常从早上八点起来干活，到晚上十二点，有时直接到天亮。他随身带着书，有机会就在纸上写下几行字，文学是他在日常生活里的精神支撑。“总在劳累之余，拿一本书看或写几段写好的文字，才能让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郭福来到皮村，就是为了找一个有书读的地方。郭福来很少进书店，因为没有闲钱买书，他都是去废品收购站六毛钱一斤淘旧书和杂志。老板和郭福来熟悉了，会专门把收来的文学书放到一边，留给郭福来。郭福来喜欢读当代文学，史铁生和三毛的散文，舒婷的诗歌，他都觉得很有韵味。听说皮村有一个免费的图书室，郭福来就决定租房子住在皮村。
工友之家阅览室
摄：吕萌
2015年春节，郭福来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他感到很惊喜，“我在社会上四十多年没遇到过这么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都可以像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每个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郭福来很快成为文学小组的主力，他写的《思念妻子的一封信》在朗读时令许多人掉泪，《工棚记鼠》和《工棚记狗》两篇文章广为传播。郭福来和十几个工友住在皮村路边的一个工棚里，在工棚抓到的小老鼠和垃圾桶里捡来的小狗给工友们的枯燥生活带来了温馨和乐趣。
“写东西也可以说是苦中作乐，让自己的精神不空虚，很多工友下班后喝酒打麻将，我感觉他们过十天和过一天是没有区别的。”郭福来的文字带着苦涩，然而等多的是倔强和积极，“虽然自己处于社会最底层，但是一定要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他不喜欢把生活写得过于悲苦，“好像是在抱怨，好像是把自己的伤疤塞给别人看一样”。
郭福来十岁的儿子郭舒欣和二十一岁的女儿郭俊，都在《皮村文学》上发表了作品。郭舒欣在老家读初中，写了一篇《我的爸爸》，在他的文章里，爸爸爱下象棋，会在夏天去树林里补蝉蛹给他吃，爸爸还爱写文章。“我问他为什么写，他说工资不够花，挣些稿费补贴家用。我听后再也不缠着他给我买玩具了。而且，我也学着爸爸的样子开始写文章。”
女儿郭俊辍了学，现在在国贸附近的一家冰激淋店打工。她在皮村文学上发表了很多抒情诗歌，在一篇文章里，有她不能继续上学的痛苦：“我只能用双手不停地工作，拼命地工作，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勉强凑合一家的温饱。我也想像弟弟一样坐在教室里沐着知识的雨露。可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说不清真实的原因，是男女不平等吗?是性别歧视吗?”她甚至呐喊：“我们女工有话要说，我们要说出自己的心声：平等!”
女儿上学已经不可能里，郭福来只劝她平时多读书，多写文章。郭福来自己的梦想，一直是能有个安静的小屋，自己看书写字，工作和爱好相结合。他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不会再像自己一样，为生活四处奔波。问及“阶层固化”，郭福来说，“这个词是失去进取心的底层人的自我搪塞”。
范雨素出名了，郭福来觉得是个好事。“文学就是出在这里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通过电视手机网络，他们所理解的现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现实是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样。媒体关注范雨素是好事情，让别人知道在中国的底层还有这样生活的一些人，不然他们以为都像电视节目里一样处处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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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脚下的土地
我的愿景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些问题解决”
李若在皮村
摄：小武
李若不久前从皮村的社区工会调到了平谷的工人大学工作，这天她专门从平谷回来“声援范大姐”。她穿一条黑色连衣裙，系着一块头巾，说话声音柔柔的。几家媒体在工友之家对面四合院孙恒的办公室里采访她。四合院内一圈平房，有工友的宿舍和办公室，孙恒的办公室堆满了书和唱片，墙上贴着切·格瓦拉的海报。李若有点紧张，怕自己说不好。
李若其实有过跟媒体打交道的经验，2015年她在网易人间栏目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被编辑取了个外号叫“流量女王”。那时她还没有参加文学小组，只旁听过两次课。网易人间的编辑来文学小组约稿，大家写的东西少，负责人小付很着急，在办公室和宿舍到处喊，你们快写稿，有稿费啊。李若正好有一篇写自己姐姐的随笔，交上去凑了个数。没想到交上去的十篇稿子中，只有李若一个人的发表了。李若这才开始参加文学小组，“一下子有信心了，感觉这样都可以，那我还可以写”。
李若来自河南信阳，高一那年家里养的猪染上猪瘟死掉了，交不起李若和弟弟两人的学费，李若辍了学。她先是南下去了广州和苏州，在电子厂、服装厂、鞋厂都工作过，2012年她来到北京，路过同心实验学校门口，看到工友之家的招聘，就应聘了。“因为觉得这里的人是有共同语言的人。”
不愁书看也是李若来皮村的原因，在工厂和老家，都几乎没有书看。但李若喜欢文字，家里擀面条，下面用报纸垫着，李若就边擀边看，绕着桌子转圈。有时候别人家里用报纸糊墙，李若也趴在墙上看。在工友之家的图书馆，她借了很多书回去，在床头和办公桌堆起高高的一摞，刚来时她一年要看几十本书。问她喜欢看什么书，她说，“太杂了，只要是带字的我都会看“，想了想，她说更喜欢看历史书，文学方面喜欢的作家是李娟，因为她写的可以学习。
一堂课上，中央党校的刘忱老师给大家讲农村公共服务，建议大家也可以写写家乡的事，李若写了《八个生老病死的故事》，又在网易人间上有了50万+的流量。这篇文章里，李若写到农村只有老人种田，远处的田地只好抛荒，除草剂和杀虫剂的药袋子随处可见，小孩误食农药死去;写到爷爷带着两岁的孙子下田，烧菜杆时误将孙子烧死，爷爷喝敌敌畏自杀了;写到村民因长期在电子厂仓库里接触化学品换上尿毒症，看病花光全家积蓄;写到留守老人无人赡养，最后一个人死在借住的厢房……
每年春节李若都要回家，她眼看着家乡想逃离农村的人越来越多， 而农村最常见是景象是，“老大爷在前面走，背着犁牵着牛，老大娘一手牵着小孙子一手拎着农具，还揣着水杯或者几块饼干，一起去地里干活”。
“我的文章就是想要让问题引起关注才写出来的，我热爱脚下的土地，我的愿景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不管能不能起作用，起码把它记录下来，如果我不写出来，在几百年或者一千年之后，那时候的人会知道发生了这些事吗?”
李若写的都是家乡的真事，除了人名、地名是虚构的。“我不会编，让我编肯定漏洞百出。“李若说，”现成的我都写不完，不用去编。”“李若”是笔名，她不敢用真名，怕老家的人看到。母亲知道李若写作，但觉得这些太伤脑子，农村很多人说读书读傻了，她怕女儿有一天写成了神经。“她希望我好好上班拿工资吃饭就行了，别整这些。”
尽管在城市生活了二十余年，李若知道自己还是个农民。“我头上顶的天、脚下踩的地都不是我的，我出去坐地铁坐公交只是路过。”她在城市里没有安全感，睡得也没有在老家躺在自己床上香。归根到底李若还是要回去的，如果在家里能有一份收入的话。
“最开始出来打工的时候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现在我已经看好了，看了那么多年了，我不想看想要回家的时候，发现我回去不知道干嘛。”如果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李若想回家进行乡村建设。“我很想遇上对农村有感情的，也想改变的，能一起做事的人，如果有的话我愿意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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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的生活和我认为的一个人应该活着的状态有很大的反差”
晚上六点半，工友之家的媒体说明会暨庆五一劳动节晚会开始了，新工人剧场里张灯结彩，舞台背后的大海报上写着工友之家的口号：“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主持人王德志和工作人员都穿着印有“劳动最光荣”几个字的T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卜卫老师上台讲了一段话：
“中国有几亿的工人，大部分是被动地消费不属于自己的文化，主流的消费文化中，如果没有拥有房子车子，或者没有钱，就不值得被人尊重。工人阶级文化的重点之一是倡导劳动的价值，强调要团结，反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和资源，工人不需要被代言，但是这些机会和资源是我们社会应该提供的。范雨素的文章是真的从工人群体的视角让自己的生活在社会上可见，如果在社会上不可见，就不存在改变的可能。”
媒体说明会终于结束了，大门打开，在门外等了一个小时的工人和孩子们涌入剧场。没来得及换下工装的工人挤在长凳上，小学生们就坐在地上，有很多小孩子从窗户爬进来。节目是工友自己表演的歌舞，全场的一个小高潮是文学小组成员苑长武的诗朗诵《红星照我去战斗》，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合唱《闪闪的红星》，工友们的叫好声和掌声一波接着一波。
院子里，记者们围着文学小组的老师和成员采访，很少有人留意剧场里传出的欢歌笑语。小海是很受记者们青睐的一个，他也很兴奋，带着记者走进工会办公室，坐在沙发上聊得手舞足蹈。他1987年出生，身上穿一件印有汪峰头像和“活着还是存在”字样的T恤。小海语速很快，他也笑自己，“平时工作跟人很少说话，聊起音乐和自己喜欢的事就话很多，就是因为很久不说话突然一下子聊起来。”
小海在皮村
摄：吕萌
小海本名胡留帅，笔名“小海”因为海子而起。他16岁从老家河南跟着大时代南下到深圳打工，从深圳、东莞，到宁波，到苏州，再辗转到北京，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度过了14年的青春。初中毕业后父亲问过他到底喜欢什么，他喜欢音乐，但是没敢说，父亲卖掉麦子交了一千块学费送他进了技校，然后他跟着招工去了深圳的工厂。
小海进过富士康，在苹果6s的流水线上检测成品，把小盒子里的苹果手机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在服装厂，技术不好的时候踩直线，技术好了上领子;在电子厂，他负责打螺丝。他有梦想，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只知道不想过流水线上的生活，“我所追求的理想，认为年轻人起码在精神层面应该是自由的，机械化的生活和我所认为的一个人应该活着的状态有很大的反差。长年累月的坐在那里，还没来得及眨眼青春就那样过去了，很不堪。”
二十岁左右，小海听了摇滚乐，从汪峰许巍张楚身上找到了流行歌曲没有给他的力量，也让他在同事中变得孤单。小海还沉迷于唐诗宋词，模仿着写了一两百首古体诗，他买的第一本书是盗版的成语大词典，这本书他走到哪儿扛到哪儿，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翻过一遍，喜欢的词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后来他又痴迷于海子和艾伦·金斯堡的《嚎叫》，上班时就在工友面前念诗，工友都听烦了。他觉得自己就处于一种嚎叫的状态，“有的时候你的嚎叫是无声的，但是你的灵魂就是那样一种状态，一种极力的渴望挣脱的状态。”后来在皮村小海印了一本诗集，名字就叫《工厂的嚎叫》。
在这种极度压抑的状态下，小海开始写诗，纯粹是“发牢骚”。上班的时候他偷偷地写，随便抓过一张发货单就写在背面，潦草得过几天都认不出写的是什么，写完了有时揣在兜里，有时就扔在工作台下找不到了，有时候领班过来发现，还会给他撕掉。晚上十点多下班后，小海去网吧把稿子誊进电脑里，只有这时才是一天中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
有许多诗写的是对工厂的感受，《中国工人》中小海写到， “我是一名中国工人/在钢筋水泥的欲望大楼里圈养着我们的廉价青春/春夏秋冬的变迁不属于我们/粮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们关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made in China的神秘字符疯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条河流和街道的中心。”《一脚踏在工厂 一手托着太阳》中他写，“我一脚踏在工厂/一手托着太阳/钟表天天摇摆/流水年年流淌/他们说东方是二十一世纪加工制造的领头羊/是不是我们是已麻木了腐朽了习惯了这看似正常的不正常。”
小海也试图跳出这样的生活，“你知道我时常备受生活的煎熬/但大多数时候我不在其中。”《渴望生活》中的句子表达了小海对日常生活的 格格不入。2012年在苏州，小海参加了中国达人秀，激情澎湃地上台念自己的诗，被人称为“咆哮哥”，但是没有晋级。他翘班跑到上海听汪峰的演唱会，“第一次听的时候几乎要疯了，旁边的人不看汪峰都看我”，演唱会结束后他随便坐一趟班车去个偏僻的地方，找个便宜的网吧猫一宿，早上梦醒了，回去继续上班。有一天下着大雨，小海没有赶上班车，眼看着车从眼前开走，小海突然丢掉了伞，向着反方向疯跑。
2015年，小海开始试着在微博上联系他喜欢的歌手，他给张楚汪峰郑钧等人发了自己写的诗，十之八九石沉大海，但张楚给了回复，后来姜昕、小河，都给了他鼓励。张楚介绍小海认识了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小海被震撼了。“之前我虽然在工厂里表达喜怒哀乐，但是很少具体到工作工种，听到他们的歌曲后我慢慢地从摇滚青年的愤怒到更关注我们自身群体的生活，灵魂有了安宁厚实的力量，不会再是纯粹的情绪抒发了。”去年七月，小海决定来北京生活。他先在798的一家西餐厅当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员，又换了几份工作，后来为了参加文学小组，做了皮村附近一家同心互惠商店的销售员。
“当一个人坐下表达自己的时候，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一样。”小海喜欢引用汪峰的这句话，只要是以自己的身份面对灵魂去发声，不存在谁比谁更牛逼。但来到皮村，他越来越意识到要为自己的群体发声。“我们要自己为自己代言，他们的流行歌曲，唱的是他们的喜怒哀乐，拍个剧多少亿，那是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流水线上的人生，也需要用我们的精神力量更好地去面对现实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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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农民、工人不是社会底层而是社会改革的主体”
五一劳动节放假第一天，工友之家的院子里很平静，一位穿着灰色工装的老大爷骑着自行车赶到新工人剧场，看着前一天联欢会留下的横幅，问了三遍：“今天还有节目吗?”得知没有了，他很失望，瞅着昨天的节目单不愿意离开。有两个大姐费尽辛苦找到了这里，她们都是做月嫂工作的，看了范雨素的报道，想来参加文学小组。
晚上七点半，文学小组活动准时开始了，这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堂课，在场的除了文学小组的成员，还有几位记者，从老远过来的新成员，想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将房间挤满。这堂课的主题是：“范雨素火了，我们怎么看?”《我是范雨素》被打印出来每人发了一份，大家一人读一段，然后进行文本分析。
文学小组课堂
摄：阿木
张慧瑜给大家展示了两篇文章，作为文学小组成员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其中之一是郭福来在2010年接受吴桥县报纸采访时所写的一篇《为什么写诗》：
“我感觉中国的古诗就像一幅已经裱好的世界名画，任何后来人只能模仿，而不可能超越。中国今年的新诗创作又有些误入歧途就像不知朝哪里流的汹涌洪水，必须设法导入正确的河道。要说我想力挽中国诗歌之狂澜或想开创新诗创作的新纪元，确实是不自量力。但是谁能说微风不是风，细雨不是雨。
……那我就学学撞钟的和尚吧!只要活着，就每天都撞钟不止，当然，我撞的是文学的钟。撞钟，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不懈的坚持。至于声音大小和传播的远近，那就看我的造化了。”
张慧瑜谈了自己读这篇文章的感受，“文学这样一种类型恰恰在工友的手中变成了一种和人的精神、超越性的追求密切相关的东西。创作就是为了创作，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因为工友就是人民;不用刻意地去体验生活，因为就在生活当中。”
第二篇文章是曾经参加过文学小组的陈迪桥在微信上发的一篇文章，陈迪桥从工人大学毕业，现在回家乡开了一家乡村图书馆。这篇文章叫《也说范雨素的火：沉默的大多数与想说话的人》。张慧瑜一边读，一边向工友们解释其中提到的几个词。“‘沉默的大多数’，是美国传播学一个特殊的概念，指的是那些被媒体绑架，不能在媒体发声的人，由王小波引到中国来代表话语权。‘弱势群体’也是因为王小波成为流行语，在王小波那里，‘弱势’指的是没有文化权利，而不是贫穷。‘1%’来自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
接下来在场的大家谈了谈这几天的感受。“没看出来范大姐写的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我们都身在其中，写的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李若说。“这几天接受采访感觉怎么样?”张慧瑜笑着问她。李若回答，“大多数媒体都是善意的，但也有个别的想把我往沟里带，他们以为我们都是那种生在底层整天苦哈哈的。”坐在李若旁边的小海讲，范大姐读书最多，写得打动人，“火”是应该的。
同样是做月嫂工作的沈大姐看了范雨素文章的专门找到皮村，她写诗四年了，“一直忙忙碌碌为了饭奔波，四十二三岁因为压力才写点东西”，她说，”范大姐写的比较平视，一生坎坷，心里好像没有太大怨念，我的心里就有很多怨念“。另一位月嫂王大姐站了起来，今天专门带着不一样的观点来和大家讨论，“如果我写东西的话可能写得温馨一些，我觉得不是那种强烈的阶级固化，因为我碰到很多客户，他们其实也非常辛苦的，有很多人他们也在外面赚钱，薪水没我们高的。我觉得虽然生活中有一些不舒服，我写的话会像《边城》一样有淡淡的哀愁。“
文学小组课堂。左为李云雷，右为张慧瑜
摄：阿木
作家李云雷和袁凌今天也受张慧瑜老师邀请来到了课堂，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范雨素的作品，李云雷说范雨素“几句话可以把能扩展成小说的内容写出来，虽然说得少，但是留下的空白很多，像萧红“。袁凌说，“范雨素的文字像东欧文学，经历了很多沉重艰辛，但是轻轻地表达出来，举重若轻，还有一种幽默感，她的幽默是厚道的，没有刻薄、嘲讽。“
5月5日，躲了一个星期的范雨素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课堂上露面了，因为是张慧瑜老师邀请，而且只面向艺术研究院的学生，范雨素才答应。范雨素讲了自己的文章所汲取的文学养料，在《我是范雨素》短短的一篇文章中，化用了席慕容的诗、《声律启蒙》、打工诗人陈年喜的诗、余华和徐皓峰的小说、小学语文课文、甚至地方志和古琴曲名，范雨素脱口背出陶渊明、范仲淹、《论语》、《弟子规》里面的句子，并告诉同学们， “想写出优美的句子，要熟练的背诵，我看了几本脑科学家的书，知道要用右脑记忆才能化用。”
“出名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很多学生关心这个问题。范雨素的回答是：没有影响。“我就一直躲着就行了，我是流动群体，很容易躲的。你自己很明白自己是什么东西的，你是萝卜又不是人参，你出名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她的长篇小说将由出版社出版，但她并没想过要靠文学吃饭，“我就是把内心的感情写出来，长篇交给出版社以后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写，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内心的感情决定的，如果我心如死灰，就无法强迫自己写出来一个字。”
几天的热度过后，范雨素回到了皮村，工友之家也恢复了平静。夜色笼罩的时候，工作了一天的工友穿着僵硬的工装，拖着疲惫的身体照样来工友之家坐坐。他们路过工友之家的四合院，墙壁上用红色颜料刷着“劳动最光荣“这五个字，
张慧瑜曾经有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在30年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变成社会底层、再次成为社会苦难的象征。就像根据路遥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70年代末农村青年寻找人生出路的故事，那个时候，农民、工人不是社会底层，而是社会改革的主体，最终路遥让孙少平进城当煤矿工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劳动者。”
皮村工友之家四合院
撰文|武靖雅 摄影|吕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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