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建“世界-历史”视野
20世纪后期，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广和国际资本的生产转移，西方国家工人运动陷于低潮，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福利状况持续恶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已经完全改造了工人阶级以及工人运动所赖以运作的环境，工人运动必将面临终结危机。这种被称作“冲向底线的赛跑”的劳工状况，让一度繁荣的工运研究领域也充满了危机感。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提出，工人阶级是一个日益丧失历史意义的阶级，“关于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已经不再具有某种紧迫性”。
面对工人运动和工运研究“双重危机”的冲击，西尔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她看来，“双重危机论”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产生的一种悲观论断，具有明显的时(20世纪后期)空(欧美少数国家)局限性，因而既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作出中肯的评价，也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当代工人运动发展的全貌。她提出，新形势下工运研究必须“正本清源”，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对“双重危机论”作出科学理性的回应。
西尔弗从考察这样一种常见的现象出发：某一地区工人运动的命运，能够对另一地方劳资冲突的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究其原因，是19世纪后期以来，“处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人和工人运动，因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全球政治进程而被彼此联系在一起”。因此，“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去理解各个‘个案’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关系过程，是理解至少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劳工运动发展动力机制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她提出，“需要将劳工运动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来展开分析”。这就是西尔弗提倡的“世界-历史”视野。她在书中一再强调，只有将工人运动置于“世界-历史”视野中进行重构，才能“对当代劳工运动的全球性危机得出新的洞见”。
为落实这一研究策略，西尔弗对“世界-历史”视野进行了精心的构建。首先，她把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作为关键性实证资料。这个数据库以世界范围内各种重大工人运动的报道为基础，时间跨度从187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为展开世界工人运动的动态性分析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援引数据库的目的，不是企图计算全世界发生劳工抗争的数目，而是为了“测量”：不同的劳工抗争高潮点都是在什么样的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其潜在的理论指向是强调工人运动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联性，并以此作为评价工人阶级历史贡献的依据。最后，她所关注的劳工抗争都是“非规范的冲突”，亦即没有制度化的抗争，因为这些抗争有足够的震慑力“促使资本家(或国家)实施创新”，是理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为重要的劳工抗争形式。总之，构建“世界-历史”视野的核心内容，就是勾勒出世界劳工抗争变化的时空模式，作为研究工人运动发展规律的“可靠地图”。
在“世界-历史”视野下，西尔弗向我们展现了与“双重危机论”完全不同的工人运动新图景：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这是《劳工的力量》一书的核心观点，它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还原了当代工人运动发展的真实状态：
第一，受资本全球性转移的影响，当代工人运动正处于“国际重组”的重要阶段。西尔弗指出，不能因为看到欧美国家工人力量在削弱，就得出“工人运动走向终结”的结论，相反地，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新的工人阶级在兴起，他们在劳资博弈斗争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进而改善工作待遇和福利，提高经济社会地位。在此过程中，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主角之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西尔弗坦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方兴未艾，为“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第二，西方国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现状是暂时性的。从历史的角度看，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经历了若干次高潮和低谷，表现为起伏跌宕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性变化根源于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不断重复出现的动态特征(西尔弗称之为“钟摆运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引发了工人阶级的种种斗争，迫使资本和国家面临合法性危机，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出妥协让步;但这样一来，又必然造成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导致利润率危机。在合法性危机与利润率危机之间作周期性来回振荡，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正是这种“钟摆运动”，为新时期工人运动走出低潮创造了条件。西尔弗在这里强调的是，西方国家工人运动远未到历史终结的地步，我们仍须在资本主义具体演进中进一步加强对工人运动发展的研究，不断完善和丰富世界工运理论。
二、工人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
《劳工的力量》告诉我们，“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这是当代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但问题在于，这一特征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工人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西尔弗从资本调整、工人力量构成、工人抗争模式等方面作出了系统的阐述。
1.资本的调整
工人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对工人运动发展方向、变化轨迹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西尔弗进一步论述了资本是在什么样的时空条件下、以何种方式改变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并且如何把工人运动深深嵌入世界政治的变革之中。
首先，面对工人的抗争，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调整方式来寻求打破劳资力量的平衡，使之对资本扩张有利。西尔弗总结归纳了资本通常采用的四种调整方式：一是空间调整，即“将生产地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点”;二是技术调整，即“改变生产组织和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三是产品调整，即“资本进入新的具有更高增加值的生产领域”;四是金融调整，即“资本完全从贸易/生产领域转移出来，进入金融和投机领域”。根据西尔弗的研究，上述四种调整方式形成于不同的工人罢工高涨期，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便结合在一起，构成资本家瓦解、分化工人运动的重要手段。
其次，这四种调整方式都是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表现形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利润的增长和抵制工人的抗争，而不是尊重和平等对待工人阶级，因而并不能遏制工人阶级的抗争。以空间调整为例，资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转移了大规模生产(包括强大的工人阶级)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将工人抗争的地域从欧美国家转移到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换句话说，以抑制和削弱劳工抗争为目标的资本调整，最终却成了工人运动长足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三，尽管资本的每一种调整无法遏制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它能够加剧和激化劳资矛盾，破坏劳动关系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甚至影响世界政治的动态机制，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冲突。西尔弗以富有说服力的论据指出，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与资本的调整(尤其是金融调整)密切相关，广大工人群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西尔弗的观点至今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当前，国际资本正以“全球化”的新名义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其中一项核心机制就是金融调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与其他调整方式相比，金融调整能够把劳资矛盾嵌入更广泛、更严重、更尖锐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如2011年英国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工人阶级和工运事业的负面影响更大。如何有效应对金融调整，是工人运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严峻挑战。
2.工人力量的构成
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本质上就是力量的较量。工人的斗争能否实现预期，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力量。因此，西尔弗把研究工人运动发展动力机制的焦点放在工人力量构成上。她引用艾瑞克·奥林·怀特(Erik Olin Wright)的观点，指出工人的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前者是“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取决于集体组织(如工会)的动员能力;后者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来源于劳动力市场、工作场所等结构性因素。
区分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的工运理论表明，工人阶级力量的获得必须依靠组织。也就是说，工会或者工人政党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动者和掌握者，只有通过它们把工人群众组织和凝聚起来，才能彰显工人阶级的力量。但西尔弗提出，外在的组织动员和工人自身结构性因素都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源泉，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出现时所具有的结构性因素，对阶级力量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一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集体组织缺失的情况下，工人的抗争仍然可以赢得胜利。以20世纪汽车产业为例，当时“及时生产”方式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用，这种生产方式表面上削弱了资本对组织化工人的依赖，破坏了工人的组织性力量，但在实际工作中，工人的“战略性地位”在劳资博弈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强大的结构性力量使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更容易遭到制约，从而迫使资本家作出妥协。
上述两种力量的并存，使工人运动变化发展的异质性因素不断增加。在《劳工的力量》一书中，西尔弗详细考察了19世纪以来主导产业(分别是19世纪的纺织业、20世纪的汽车业以及即将成为21世纪主导产业的半导体业和核心服务业等)的工人运动，其研究成果表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产业领域的工人阶级所拥有和依赖的力量不同，导致他们在组织方式、维权策略、集体行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各个主导产业的工人运动就形成了不同的形态。可以预期，在未来发展中，世界工人运动发展模式将呈现多元化状态。
3.工人抗争的方式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无论是应对资本的调整，还是自身力量的形成，都须依靠一定的抗争方式来实现。《劳工的力量》把工人抗争方式统归为两类：一是马克思式抗争(起源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它是工人阶级反对生产过程中资本剥削而产生的行为;二是波兰尼式抗争(起源于波兰尼的“双重运动学说”)，它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反对劳动力商品化而产生的。这两种抗争方式在斗争目标、行为实质、实现路径以及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简单来说，马克思式抗争更强调“阶级化”概念，而波兰尼式抗争则围绕“反对商品化”而展开。但两者也有相同之处，比如都以劳动力商品化为理论前提，对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苦难都给予足够的关怀，反对任何以人类为商品的做法等。正是这些相同点，使两种抗争方式服膺于工人阶级不同时期的现实体验——工人对自身处境是倾向于被剥削的体验还是被商品化的体验，将决定他们在前进道路上所采用的斗争策略。西尔弗据此认为，对世界劳工的长期动态研究，必须同时关注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抗争。
事实上，在工人运动激进性下降、对劳工社会保护日益重视的历史背景下，西尔弗更加突出对波兰尼式抗争的研究。首先，她充分评价了波兰尼式抗争在推动国家社会化(构建福利国家)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个进程本质上是福利国家将资本利润的一部分返还给工人阶级的过程，其后果是加强了工人阶级抵抗商品化的能力，增加了工人阶级进行劳工抗争的手段。其次，她明确指出，万物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冲动，工人阶级去商品化的抗争必然遭到资本家的强烈反对。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加剧劳动力、货币、自然等一切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进程，使其别无选择地席卷全球。在商品化浪潮超出国家控制范围而真正具备跨国特点的情形下，去商品化的斗争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劳工国际主义”来作出回应。但另一方面，出于保住生计和免遭竞争的考虑，加上国家权力的干预，发达国家的工人群体更容易被碎片化，难以形成马克思所说的“国际性联合”。西尔弗也承认，新时期的商品化进程“本身并没有为劳工国际主义提供扎根的肥沃土地”。因此，波兰尼式抗争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它究竟能为“对利润的追求真正服从于对所有民众生计有所保证的新的国际体制”作出多大的贡献，是一个需要长期观察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西尔弗认为，工人运动发展动力机制的产生和运行，是资本调整、工人力量构成和工人抗争方式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也决定了工人运动变化发展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复杂性与世界政治变革的复杂性密切相关。西尔弗在《劳工的力量》结尾预言，“21世纪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将继续与(变动着的)战争和世界政治之间的动态机制交织在一起”。这启发了我们，在面对世界工人运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应当更加重视和关注世界政治背景，运用“世界-历史”视野，重新审视工人运动危机的成因、深度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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