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8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鼓足勇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
信件发出前，他先拿给妻子看，让她做好自己可能被辞退、被针对的准备。
“开春以来，我们这的农民快跑光了。”
李昌平在信中列举了人员外流和过去相比，出现的三个新特点：
一是盲目性，过去农民外出打工有目的性，现在多数抱着“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负气心理；
二是人数多，过去主要是年轻女孩和部分剩余劳动力，现在是全家老少一齐外出；
三是不顾后果，过去外出都是在种好作物之后，现在弃田撂荒面积已经占到全乡总面积的65%。
李昌平给出的解释是，“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地费、自留地费。”没有劳动能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出生的小孩，也一视同仁。
辛苦一年，80%的农民亏损。“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李昌平的信发出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信中描述的“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被中央浓缩为“三农”问题。
数千年来，不论任何时代，放任农民亏损、流民泛滥，都会伴生出土地兼并。随着土地兼并，恶性循环不断加剧，“富者阡陌成群，穷者无立锥之地”。然后，就会出现社会撕裂、动荡。
因此，农民、农业不只是事关粮食安全，更是立国的根基。
截至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19年聚焦“三农”。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了要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
近期，也出现越来越多关于“土地流转”的新闻。
与此同时，开始出现这样一些质疑：
土地流转，是不是土地兼并？
农民是失去了土地，还是会长期受益？
在李昌平含泪给总理写信的3年前，1997年3月，美国“杂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正式刊印。
在这本汇聚了大量历史、地理、考古等专业术语的巨著中，有个出镜率极高的词汇——农业。
关于农业的起源，说法有很多种。贾雷德·戴蒙德提了一个很有深意的观点——农业崛起于垃圾堆。
最初人们主要靠打猎和采集果腹，吃完了果子粮食的厨余垃圾、粪便，就扔在了驻地周围，然后里面就有这些植物的种子。
过一段时间人们就发现这里长出了可以吃的东西，便开始主动培育，就有了农作物，就有了农业。
而在驯化动物的过程中，人不断接触那些源自动物的病菌。
农业发展越快、驯化动物能力越强，所在部群的粮食、蛋白质越稳定，抗病能力越强。就越有机会造出枪支对外扩张，对内造出更先进的工业社会。
这种观点打破了孤立看农业的视角，粮食和肉蛋奶多了，就能养活更多的人；有余粮养活不务农的人，才能发展出文字更好地管理土地；才就有了官员和管理者，才有了农业为本的国家。
而农业发展起来之后，所有制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是最早的土地公有制，商周时期变成贵族垄断的井田制，秦商鞅变法废井田，承认了土地私有，可以买卖了，从此开启了地主和农民这对千年冤家的PK。
魏晋到唐代都是实行均田制，就是除了权贵以外，土地按人头分，极力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藩王坐大。但土地私有性质不变外，再加缺乏管理手段，唐代中后期均田制还是崩了。
这事儿到宋代又有了变化，宋代号称“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干脆不管了，那社会岂不是崩的更快？
然而并没有！原因是啥呢？
因为生产力更大的发展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发达，陶瓷、丝绸可以出口了，各种工具生活用品都生产出来了，出现了清明上河图那种繁荣，国家有了商业税，也就不用割农民韭菜了。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持续发展，而农村经济则慢慢形成了稳定的租佃关系，和宗法制度下的自耕农小农经济。
再加上土豆、玉米、红薯等等高产作物的引入，土地效益不断提高，从明到清，农业社会的根基越来越稳固。
但问题是地主和农民这对矛盾体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土地是封建社会最佳的资本蓄水池。有钱就买房置地，已经成为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思维模式，兼并的动力一直存在。
所以到了民国，内忧外患统治腐朽，军阀官僚割据，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再去失去安身立命的土地。
共产党带着农民搞土改，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民心。
土改后，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占农村人口约90％的贫下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0％以上，农民终于解除了数千年土地兼并的魔咒。
然而，二战之后，全球进入势不可挡的工业时代。并且，这个主导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美国。
195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到全球40%，全球第一。并且，1950年之后，美国的粮食产量也一直稳居世界第一。
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问世之时，美国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已经雄踞全球半个世纪。
任何农业大国，都不可能在美国的阴影下独善其身。
史学上有这样一个评论，如果没有斯大林坚持要建飞机、坦克、汽车，坚持发展重工业，苏联很可能倒在1941年。
建国之后，国内对工业高度重视，对苏联模式也很重视。
随着国内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农民在统购统销体系下失去定价权，开始为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剪刀差”。
农业，就成了工业的输血袋。
1952—1997年的45年间，农民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一万亿元，平均每年274.8亿元。
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包产到户让农民再次从国家手里获得了个人土地的处置权。但问题是，统购统销并没有立刻取消。
除此外，还有农业税。
1950年，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39%。
直到2006年1月1，《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才正式宣告终结。
1949到2005年，我国仅农业税累计收入就达4200亿元。
比统购统销与农业税持续更久的，是城乡二元制结构，可以说至今依旧还有残留。
所谓城乡二元，也就是说，城镇工人有福利分房、公费医疗和养老金。而农民没有这一切，进城一度还需要介绍信，后来是买房，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农民进城税”。
改开之后，整个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不过，在金钱大潮冲击下，效率和公平很难兼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快速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农村再一次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牺牲的东西主要有两块：一方面是输出了廉价工业劳动力，一个是耕地被城镇化占用。
从1983年到2008年，外出就业农民数量从约200万人增加到1.3亿人，25年增长了65倍，年均增长18%左右。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拿着最低的工资，关键还没有社保，医疗教育全得靠自己！
每当开学交不起学费，成为广大80后农民子弟一代人的痛苦记忆。
不知有多少农民子弟因为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而放弃学业南下打工，才推动了东南沿海制造业的兴起。更严重的地区，就像李昌平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以工资差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节省成本达85495亿元。
此外，2007年年末，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14.2%、24.1%、8.8%和30.6%。改开以来，农民工为城镇经济节约社保成本至少30576亿元。
综合来看，农民工通过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上社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积累资金达11.6万亿元。
在劳动力的贱卖之外，农民也用手中土地大量补贴工业化与城镇化。
这也就是当下热议的话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流转，并不是土地征用，更不是土地兼并。
1986年我国推出《土地管理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决定了从农村征收土地的赔偿标准，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叠加：
一是土地补偿费，一般是按照该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
二是安置补偿费，计算比较复杂，比如征用了1亩地，当地人均0.3亩，这块地就要按照3.3个人口进行补偿，每个人口补偿该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4—6倍；（不过，补偿上限不能超过该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15倍）
三是青苗补偿，对于刚播种的作物，按当季产值1/3补偿，如果是成长期的作物，最高按一季产值补偿；
四其他附着物补偿，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协商补偿。
笼统算下来，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可以马上获得20多年的产值补偿，看起来也不少。
但是，征收完以后，无论是建厂，还是开发房地产等等，都是按照市场手段定价。农业产值与房地产、建工厂产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征用后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等都发生改变。一旦被征用，拿到补偿之后，后续的“涨价”就和农民无关了。
因此，土地征用带来的增值归属，就成了争议的关键：“涨价归公”还是“涨价归私”？
支持“涨价归私”的人认为，土地是谁的，谁的土地被占用了，理应把溢价的钱都给到个人。有付出就该有回报嘛，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应该得到补偿，天经地义。
但这背后的陷阱是“土地兼并”，因为农民其实无法知道到底涨了多少，很容易被忽悠然后“自愿”交出土地。
支持“涨价归公”的理由是，土地的溢价不是农民创造的，如果钱都给了农民，那农民不等于是躺着赚钱了么？
这部分钱应该归公，然后再通过二次分配，把钱投入到建设中去也好，平均分给农民也好，达成更加合理有效的社会财富分配。
其中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维，就是支持“涨价归公”的。但这中间涉及很多链条传递，链条末端的农民依旧没有定价话语权。
有数据表示，在土地用途转变而发生的增值收益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被少数人控制的村集体获得25—30%，最后农民能支配的仅5—10%，甚至更少。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0年之久，按照土地出让金占各地财政总额平均35%算，农民间接资本贡献高达44235亿元。
通过二次分配、做公共产品建设反馈到农民身上的到底有多少，则很难计算。
至于土地流转，则是在保证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流转土地经营权。相当于农民把地租出去，按时收租。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收租和自己种，哪一个方式更划算？
最近我跟一位刚刚从农村考察土地问题回来的老朋友聊了下，据他说，南北方一亩地的经济产出差异极大，关键还是规模化。
在华北平原，包下几百亩土地，种完小麦种玉米，每亩地每年能够实现纯利一千多元，而在湖北，一亩稻田的收益可能不到五百元，甚至更低。
此外，在北方一个人承包几百亩地，大多数时候直接跟村集体签，然后直接把田垄推掉搞机械化。
但南方地区农民碎片化的耕地往往伴随着无数纠纷，村集体都没法做主，只能一家家签，签完后七歪八扭的田垄也不让推，因为推了日后还要为分地打得头破血流，机械化也就只能想想。
小农分散化的种植模式，还要承受更高的农资成本，因为卖化肥农机的人也是多销才能薄利。
此外，如果只种个一亩三分地，农民根本没动力去学习复杂的市场知识，面对巨大的信息壁垒，以及“高深莫测”的周期，盲目跟风种植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往往血本无归，土地的收益更低了。
除此之外，过去长期存在的农民贷款难、利息高的问题，主要就因为农民最大的资本就是集体土地的承包权，但银行拿着那些小块的土地没有用处，既没有溢价也很难交易，所以不愿意直接给农民贷款。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供销社基层组织要首先在耕地碎片化、种地收益低的湖北重建。
因为南方土地经济效益低，与农民谈流转困难，完全靠市场自主，大概没有多少人愿意大规模种地。
这个时候，供销社就可以主动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开展统一耕作、统一采购种子、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浇水、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销售。
转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传统耕作模式，解决了土地抛荒问题，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从根本上建立起现代农业，才能改变乡村的落后局面。
保障农民利益最大的问题，就不能为了保护农民而把农民禁锢在小农经济里。
以我老家河南为例，近些年，老家附近县镇规模化承包农田种玉米小麦、种高粱酿酒，或者种植蔬菜，规模越来越大。农民每亩地一年收租700块，玉米、高粱和蔬菜种植、收割时，农民可以去做零工，一亩地一年的收益，并不低于自己辛辛苦苦种小麦玉米。
农民一方面可以“收租”，另一方面又可以打零工。
不过，河南局部地区的情况，不能代表全国。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建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房地产盖的房子够几代人住了，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60%，房地产泡沫到了尽头。
为了让中国的现代化持续下去，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了，到了该把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用于“三农”的时候了。
要反哺三农，建立起保障国家安全的现代高效农业，关键在于妥善安排原有土地上农民利益。
土地流转，用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提升耕地溢价，给农民更多选择。
但土地流转一出现，很多人就担心农民土地在流转中被兼并的问题：
农民是否真的能获得更多收益？
农业规模化之后会不会出现“涨价归私”问题？
甚至农民如果只能选择土地流转这是否就是土地兼并？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长期关注的话题。
毕竟，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没有话语权。毕竟，并非每个县镇都有李昌平那样的人。
从目前的政策来看，国家正从三个层次发力：
首先，是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格土地产权管理，用法律的“牙齿”确保农民手中的土地不被滥用贱卖侵吞；
其次，建立保障农民产权下的土地流转交易机制，让农民愿意把土地放心流转。
其三，通过供销社参与土地流转，避免私人资本垄断土地流转，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主动权，才能真正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溢价。
三管齐下，土地流转才不会退化为土地兼并，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的利益才能合二为一。
回首历史，作为5000年的农耕文明，快速实现工业化，农民一直是关键。
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发现土改后，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统购统销”难以推进，于是把四亿多农民从“满头乱发”编成鞭子，进入几十万个规模化的合作社，才有了中国走向工业化源源不断的动能。
改革开放以后，合作社解散，亿万农民又走出土地，如满天星辰散布于沿海地区大大小小的工厂，从乡镇企业员工到沿海打工人再到基建民工，用30年走了人家200年的工业化之路。
中国农民身份与土地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经济脉搏与周期同频。
如今，那些年被打散、遗忘、隐入尘烟的农民，正逐步凝聚起来，既是为了国家粮食安全，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我们希望，这次能让好好反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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