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别忘了，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要切实维护宪法赋于工人阶级的权利
网上看到一则社会新闻，是由《福建日报》记者撰写的报道，名曰：《为救打工摔成重伤丈夫，女子街头卖幼女》。
讲的是一名叫周兴贵的重庆“打工”汉，因在福建闽侯大湖乡箬洋村一处建筑工地打工，不幸从三楼摔下，造成重伤;可老板给了7000元钱后，就甩手不管，此后连人也找不到了。如今，周躺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的病床上，全身多处骨折，只能靠打点滴躺在那里，要等“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才可以动手术”。
丈夫是家里唯一的劳力，现在这个顶梁柱倒下了，还要十万元左右的医疗费。周妻倪琼无法，卖女儿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于是她就背着婴儿，带着两个女儿跪倒在路旁，求卖自己不足一岁的女儿。她手举牌子，上面写着：
“因工伤老板逃跑，无钱医治，愿将孩子卖了。救救爸爸。”
这一跪就是4个小时，除了一些好心人陆续给的600多元钱外，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警察来了好几拨，要求离开。最后在群众的共同劝说下，才回到了丈夫的病房。
看了这一报道，不由不让人心酸且陷入深深的迷茫。
第一，我们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哪里去了?
早在1941年——还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毛主席为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亲笔书写了这一光辉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此后，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1949年后在全国，我们的医务部门和医务工作者，一直遵循着这一精神，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始终把拯救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记得1958年上海上钢三厂出了一次工伤事故，一名普通的炼钢工人邱财康被钢水严重烧伤，全身烧伤面积高达90%、深度烧伤占四分之一。依照当时的条件、手段和医疗水平，伤者几乎没有存活的希望。然而，上海瑞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高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面旗帜，由多科室组成的医疗团队百折不挠，以突破性的努力，硬是救活并治愈了邱财康(后活到84岁)，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烧伤救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再如抢救61位普通民工事件。1960年，春节刚过，山西省平陆县有61位筑路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生命垂危。当地医院在没有解救药品的危急关头，用电话连线全国各地医疗部门，终于找到了解药。但当时交通不便，药品不能及时送达。当地政府便越级报告国务院，中央领导当即下令，动用部队运五运输机，将药品及时空投到事发地点，使61名民工兄弟得救。
以上这些，都足以说明，在我国“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早已深入人心。上起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医务人员，都高度重视人民的生命。那时，不管是谁急病发作，只要一个电话，即可送到医院接受抢救或接受手术。从没听到过病人会因没钱而在医院遭受拒医、不予救治，或不予手术急救的情况。
如今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该比原先的社会主义更优越、更美好!
“医院大门开，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医院，决不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医院。这样的医院倒是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的医院和医务工作者，应该、必须：
“继续弘扬救死扶伤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思想，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脚踏实地服务基层，满腔热情地服务群众。”(卫生部长陈竺语)
第二，我们工人阶级的地位怎么啦?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按理，我们的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他们决不应该成为资本的奴隶。
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实行“新经济政策”，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宪法赋于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应该是不能动摇的，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也应该是得到保障的。
工人打工，理该有完善的劳动保护，理该享受劳动保险;出了工伤，资方理该承担责任。工人的所有待遇，都应是受法律保护的，政府有关部门理该公正执法，保护工人的权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
像《福建日报》上所报道的情况，本就不应该发生。哪里发生了这样侵犯工人权益的事，哪里的政府有关部门就应该承责，认真处理。这才叫“法治”，才叫依法治国。
若听任这类事件的发生，听任医院因没钱工伤不治，听任工人卖儿鬻女现象发生，我们中国还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若听任这类事件的发生，听任医院因没钱工伤不治，听任工人卖儿鬻女现象发生，这难道不是公然违法、违宪吗?(有这样可悲的“领导阶级”的吗?)
切实解决一个违宪实例，比高唱一千次一万次“法治”更有效!
别忘了，我们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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