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医、西医正在论战。在美国，针灸作用被认为等同于安慰剂，中医被批评为不科学。许多从事中医、热爱中医的朋友援笔上阵，与之辩论。
这表面上看是中西医之争，实际上是思维之争，哲学之争，文化之争，话语权之争，利益分配之争。
西方在全球的优越地位，最初是建立在科学技术上的，进而建立了一整套话语体系，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西方把他们的科学等同于“正确”，用科学观照一切，凡不符合他们所谓科学标准的，或是超出他们科学理解范围的，就斥之为不科学、伪科学，即不正确。对于中医，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但无论是西医还是科学，都只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成果，而不是最高成果，并不能将之等同于正确、权威、标准。相反，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西医、西方的科学技术，都是建立在他们一贯的静止、孤立、分析的思维之上的。他们将世界分成一个个单元来认识，分为有机、无机，分为动物、植物，分为有脊椎、无脊椎，分为哺乳、卵生……西方医学也是将人体分为许多科，五官科、皮肤科、泌尿科、心脑血管科……五官科又分为眼、鼻、耳、口腔科，口腔科中又有专看牙的，真是在针尖上做学问。这样做的好处是术业有专攻，能精益求精。这也是西方近代科技先进、器械精巧的原因。但这种思维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局部正确有效，放到全局可能就无效，或是有害的了。比如，西医治病：不是得了肿瘤吗?我就把病灶切除;不是肾功能衰竭吗?我就用器械帮你透析;不是病毒性感冒吗?我就用抗生素杀它……结果，病灶切除了，癌细胞转移了;越使用器械，肾越不工作越衰竭;越用抗生素，病毒越产生抗药性，甚至变成超级病毒，无药可用了。面对新病毒，什么H7N9、SARS，由于没有专用抗生素，专用疫苗，西医显得捉襟见肘，束手无策。而中医却能临床应变，辨证施治，调配君臣，屡屡建功。特别是一些现在普遍存在的现代病、慢性病、复杂性病症，亚健康状态等，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静止、孤立、分析的思维，更是无能为力。
近代，中华文明掉进了历史的最低谷，民族自信心完全被打掉，自己的文化、传统纷纷被抛弃。中医更是被“五四”以来的文化精英们持续批判几近消亡。现在，中医却在慢慢升温，这不仅是因为中国逐渐走出历史低谷，慢慢恢复自信，更是因为西医自己不能解决面临的新问题，给中医留下了发展的空档。而且，西方的整个话语体系所赖以建立的整套静止、孤立、分析的思维、哲学，也解决不了面临的新问题。西方的话语权面临着下课的危险。
所以，这表面看起来是中西医之争，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思维、哲学之争，是话语权与靠话语权维系的利益之争。这是西方，特别是西方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这触动了他们的奶酪。中西医只是东西方以上分歧、争论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相比西方静止、孤立、分析的思维，中国则是整体、运动、联系、辩证的思维。西方的黑格尔等，虽也有辩证法，但对西方的整个思维改造并不全面、深刻。讲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是被排斥的异端。西方虽一直有系统论的研究，但尚无突破性成果，更不被主流支持、接受。钱学森曾说，西方的整体思维还差着中国几百年。中医是中国的这种思维的集中体现。
李时珍说：“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功。”西方的科学技术再先进，也只窥见了天地之奥的一个小小局部，不能达造化之功，有的甚至逆造化之功，毁造化之功。如，医疗领域的抗生素问题，农业中的农药问题，工业上的污染问题，工业化带来的人文缺失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带来的全球贫富悬殊，动荡不安问题……许多的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制度实施，局部短期内效益显著，但全局长期来看则没有效用，或是产生不良后果。这与他们一贯的思维、哲学是相关联的。但因为他们的利益所在，也因为他们的一向妄自尊大，他们是不会承认的。
《黄帝内经》上说：“上医治国。”中国古代读书人常自期许：“不做良相做良医。”如果在西方，让一个外科医生来治理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来说，做良医与做良相的道理是相通的，治病与治国的思维是一致的。在中国古代，经济学就是政治学，政治学就是伦理学，社会被看作一个整体，社会“科学”不分“科”。中医也一样，将人体看作一个高度复杂、高度关联、高度开放的整体，对人体的问题，中医是用整体、运动、联系的辩证眼光来看待，来施治。
中国这个病人到底有些什么病呢?先看看病历，查查病史：中国这个病人曾被西方列强打趴在地上，受尽欺凌、奴役、敲诈、勒索，肚子还忍着饿，身上受着冻，又虚弱又颓丧。是毛医生医活了他，让他重新站了起来，不再受人欺凌，并慢慢变得筋骨强健，精神昂场，干劲十足。
毛医生去世后，继任医生认为：中国还是个病人，面色不够红润营养不良;行为古怪，精神有问题。乃自封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叫“改革”的治疗方向，但怎么治心中却没数，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为寻找懂得“改革”治疗的名医，“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管黑猫白猫，不管姓资姓社，不管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要能让中国这个病人‘发展’起来”。请来一帮喝西洋墨水的外科医生(经济学家)，任主治医生，称国师，参与“顶层设计”的治疗方案讨论并操刀。
这帮西医们大肆吹嘘“西医”的高明，说他们所见过的最健康、最强壮、最有活力的人就是美国，而美国就是得益于“西医”的。如果中国采取西医的治疗，一定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当时中国这个病人不愿意接受这帮西医们的治疗，设计师说这是讳疾忌医，是“两个凡是”，是思想禁锢。威胁说：“如果不改革，就死路一条。”还给中国长期注射一种叫做“不争论”的镇静剂。并说：“主要是反左，一百年不动摇。”排斥了别的医生，确立了西医们对中国的全权医治权。
首先他们要治的是中国的精神疾病。一开始，中国总是说自己精神没毛病。但经不住西医们在耳边一直聒噪：“你看人家美国多讲实在，‘亚洲四小龙’多会挣钱，老欧洲多懂享受。再看看你，老想着别人‘亡你之心不死’，这是迫害妄想症;老想着‘解放全人类’，这是自大狂;老是不要工钱战天斗地改造山河，这是焦躁多动症;老是‘为人民服务’，这是脑子受了损伤。”说得多了，再加上“镇静剂”的作用，中国终于承认自己精神有病了。并拄上了他们卖给他的“拐”——左边是根“解放思想、实践检验”，右边是根“包干到户、市场经济”。
然后治疗营养不良。中国说：“我以前被人欺负勒索，财富抢光了，身体打坏了。这些年，身体早好了，筋骨强健，别看美国那小子多生猛，咱也不怕他呢!至于面色不够红润，吃几天饱饭就会好起来的。咱这些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攥下不薄的家底呢!”一听到家底，西医们两眼放光，连忙说：“不对不对，你这病没这么简单，是体质问题(体制问题)，只有体制改革才能治好这病。现在你别动，坐到轮椅上来。”于是，中国坐在了西医们推过来的“轮椅”上。
这时的中国，真的变得不舒服起来，让西医们快点实施他们的治疗。西医们说：“你的大脑(党)权力太大，什么都管，没有解决好“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凌驾于一切之上。和美国等西方很不一样，人家是两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舆论自由。你现在首先要党政分开。”于是实施手术，阻断了党对政的指挥神经。又说政企也要分开，不由分说，嚓嚓!一刀实施了政企切割手术。不久又发现国企发生了癌变(腐败)、功能衰竭(亏损)，于是又实施了肿瘤切除手术——贱卖、白送给管理层、外国资本。才做完手术，癌细胞又转移了，党、政、军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癌变。西医们一边安慰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一边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到位，这个大脑也没什么用，不管政也不管企了。准备用中国的“大脑”做治疗的药引子，遭到反对而暂时作罢。
设计师曾划开中国的一个口子为“特区”，名为“开放”治疗，造成“尿路感染”，性病泛滥。西医们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叫“出口导向”型治疗方案，却造成中国自身胃功能退化(内需不足)。还长期给中国“输液”(引进外资)。中国辛辛苦苦挣了一点钱，交给美国，换回“输夜”，中国高兴地说：“我和美国是好伙伴，我们这叫做‘中美国’。”还曾割了“四镑肉”给美国吃，因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下中美国的关系更密切了，成了“夫妻”，并不时秀“打是亲，骂是爱”。渐渐，中国形成“输液”依赖，全身上下都接满管子“输液”，这种治疗方法叫“招商引资”。一时间中国变得满面红光，体重剧增，据说一过磅，GDP达到了世界第二。
但中国的“病”更重了：腐败继续蔓延，黄赌毒持续泛滥，资源疯狂采挖，环境污染严重，假冒伪劣横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科技创新能力缺乏，军事软弱，外交阳痿，民生艰难，房价高，医疗贵，养老难，贫富日益悬殊，社会族群撕裂，暴力拆迁频发，城管打人屡现，底层上访不断……
中国渐渐对这帮西医们失望起来，想要改换主治医生与治疗方案。西医们说：“‘改革’治疗已经进入深水区，不继续‘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接着推出了“383”、“混合痣”等新治疗方案，并说只有“断腕”截肢才能变成“壮士”。又在中国“胸口”开个口子“放血”治疗，叫“自贸区”，表示过段时间要推广到“全身”去。
就这样，中国接受了这帮西医们三十几年的“治疗”，落到这个地步。这就是西方思维的外科医生们“顶层设计”的结果，无能，专断，贪婪，吃里扒外，还赖着国师的位置不走。
我不反对“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的前提是，要像中医那样望、闻、问、切，全面了解病人的病情，总体把握，抓住根本，辨证施治。这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先民主，后集中”。先走群众路线，充分体察民情，收集意见，再统筹兼顾，抓纲治国，纲举目张。这些国师们则不然，拿着西方那套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管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有病毒就用抗生素，有病灶就开刀切除，能治得好病吗?
中国是时候该看看中医了。
但是，那些赖在国师位置上的“西医们”，会自动退位吗?专门培养“外科医生”的“西医学院”能不着急吗?靠着“西医”获取滚滚利润的“医药商们”会答应吗?他们能不攻击“中医”不符合他们所谓的“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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