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东升先生1937年10月18日(阴历9月15日)生于山西省榆社县岚峪村。父亲苗德华,1901年出生于岚峪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放过牛羊、种过地,后参军,被编入晋绥军独立196旅413团3宫7连一排,1937年11月间作为中尉排长在抗日战争的忻口战役中壮烈牺牲,1992年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母亲郝子香,1910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西歧沟村,1930年参加了陕北红军。苗东升1950年到左权读初中,1953年到汾阳读高中,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3月11日被秘密选调国防部五院三分院(航天三院的前身)工作,后以上尉军衔转业,1979年12月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1993年为正教授。2001年退休,2020年3月3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据苗瑛,《放神坡家记忆》,内部资料,2017年9月)
我是苗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招收的第一届两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大学本科期间我在北大读的专业是地质学系“岩石、矿物及地球化学”专业。1986年大二下学期,我对科学哲学发生了较强的兴趣,看过查汝强(1926-1990)、钟义信、王雨田、金观涛、金吾伦(1937-2018)、江天骥(1915-2006)、维纳、申农、波普尔、库恩等写的文字,听过若干讲座,觉得非线性浑沌(chaos)之哲学很有意思,还专门选修了黄永念先生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浑沌与稳定性理论》,于是决定硕士考研时改行自然辩证法专业,那时候还不叫科学技术哲学。
1987年秋季开始琢磨考哪个单位。首先考虑的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但是这里1988年停招一年。不知哪冒出来的规定,反正就是不招。当时同宿舍的何乘材陪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打听,那里恰好赶上1988年不招收应届生。我属于应届生,无法报考。于是启动第三选项,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拜访了刘大椿老师,刘老师推荐了系统科学哲学方向,招生导师是有数学背景的苗东升副教授。这样,我在1987年底之前就认识了苗老师,也得知了考试科目。公共科目有政治、英语、数学,数学科用二类题目,我在本科学的是数学五类,照二类还差许多,赶紧补课、做习题。第一门专业课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大社出版过现成的教材,比较好办,为保险起见我专门仔细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门专业课是普通物理加控制理论,不但包含经典控制理论,还包括现代控制理论。前者主要讨论传递函数等,后者主要用状态空间、矩阵,讨论能观性、能控性、最优控制等。我在大学专门学过几年物理,有一定基础。而控制论完全没有接触过,立即借书自学。回头想来,数学二类和控制理论都是苗老师自己定的,对于考生来说有点难,文科生根本想都别想。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报考的。苗老师的用意大概是,希望学生有较好的理工科基础。这无疑是对的,但也限制了学生报考,导致面试选择的余地不大。
面试时好像有五位老师参加,记得苗老师突然问了一个比较专门的小问题,涉及著名数学家廖山涛所做的工作,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听说过廖先生。我勉强回答了一点。事先苗并未向我透露试题,但他面试时问出这样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还是照顾我,因为当时我正在看相关的材料。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后来才知道,教研室内同事间关系比较微妙。作为学生,所有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谁也不敢得罪,也不存在利益冲突。话虽如此,要说一点不相干也不可能。
也许是那时候导师带的学生较少的缘故,导师与学生关系都比较密切。苗老师家那时就在人大附中院内,跟人大挨着,我差不多每周都步行到老师家一次。去干什么?说起来现在的人可能不相信。谈与学术有关的事情,范围很广,涉及多个学科。我读书、读论文中有一点收获、感想,马上想着跟老师汇报,因而我们的谈话有时非常具体,针对某一书、某一文章甚至某一段话讨论。在一年的时间内,我就翻译了约十万字的材料,不为发表用,只为学习使用。因为经常能从苗老师那里得到反馈,学习很起劲。赶上中午,苗老师一般要留我在家里一起吃饭。苗老师是山西人,会做面条。自己和面,亲自抻面,不是用现成的。苗老师抻面的技术一流,动作非常快,可惜我忘记了学这一招。煮面时,苗老师一边说着话,一边用勺子把煮起的泡沫舀出去。当时我们正关注“斯梅尔马蹄”、伯努力移位、面包师变换,抻面的过程正好可以说明相关过程。苗老师待我真的像家里人,师母更是和蔼可亲。不过在白天,苗老师家里通常只有苗老师一人,师母偶尔才能见到。
记得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苗老师两次带我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一次是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参加科学方法论会议。魏宏森、孙小礼、龚育之、傅世侠、柳树滋(当时在北师大,后来去了海南)等都参加了,参会人员吃了烤全羊,还参观了四子王旗草原。我和苗老师一起乘火车去的,但不在一个车厢,中途老师专门两次到我所在车厢看我。第二次是到山西太原参加系统科学哲学会议,参观了阎锡山故居和五台山,当时是秋天,五台山却下起了小雪。至于北京市里的学术活动,我们经常一起参加,航天七一零所、中科院理论物理学、北大非线性科学中心、科协科学会堂等经常会有报告会。苗老师多次讲过,要开放办学、培养学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学术资源,只要学生需要,就可以前往请教其他老师。苗老师让我做哲学讨论时,要多读科学家的原始论文,平时要多接触一线科学家,不能只读哲学界人士写的论文。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受益颇多。为此我专门拜访过郝柏林、朱照宣等非线性研究专家,朱老师家也经常去。朱老师家在北大东门对个的中关园,我从朱老师那里获得大量学术信息,也听到学界各种有意思的传奇故事。通过朱老师认识了赵凯华、黄畇、刘适达、陈耀松、姜璐、陈忠、洪时钟等老师。又通过陈耀松,较早接触了中国的因特网,最早在《南方周末》报导了“朱令事件”。遇到搞不懂的问题,苗老师也鼓励我直接给国外的专家写信询问,这样我与美国的芒德勃罗(B.Mandelbrot)、福特(JosephFord),英国的梅(RobertMay)、日本的上田睆亮(HayashiUeda)、法国的埃农(MichelHénon)等非线性研究者都有书信联系,通过他们也把非线性科学发展史搞得更清楚了。这些大牌学者其实都很愿意回答学生的提问,并愿意赠送最新研究材料(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发达起来,仍然以纸质材料邮寄为主),比如上田先生送过我《浑沌之路》(TheRoadtoChaos)一书。后我曾给芒德勃罗写过小传。读硕士期间,我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科学哲学论文“论自然科学的有限性原则”(1989,(06):31-36)。
苗老师数学功底和文学功底均十分深厚。他数学出身因而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则是其从小的爱好。这两点都影响了其学术研究和教学过程。记得讲系统的“突现性”时,老师引用了韩愈的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讲模糊性时,借用了《三国演义》描写关云长之“卧蚕眉”,意思是模糊的描述看似不精确,实际上反而更加形象、准确。这一点起初我认识并不深刻,仅仅把它在修辞层面理解。过了许多年,当我成为老师,在讲授博物学编史时接触到托马斯(KeithThomas)的《人类与自然世界》,才发现苗老师当年做法的高明之处:数理科学用模型来理解外部世界,而文学艺术也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有效方式,两者应当互补,两者刻画事物也有惊人相似的场景。特别是,在哲学层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自然科学的认知就一定高于文学艺术的认知。当然,这些也可以用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来重新解释。
苗老师每出新书或者发表新论文,都会送我一份,他送我的第一本书是《模糊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扉页写着:“华杰存念——作者,1988.12.15”。苗老师也带我一起写文章,他写的稿件经常让我先读一读,图书校样出来也先让我看一看。他带我共同署名发表过论文,也出版过图书。后者名为《浑沌学纵横论》,出版后重印过一次。作为学生,帮助老师做一点秘书工作很正常,我不同意署名,但苗老师坚持要署上我的名字。
回忆恩师苗老师,有许多故事可讲。之所以先讲提这些,是与研究生培养有关。现在我们带研究生都比较多,坦率说没有老一辈学者那么负责任。师生关系也变了。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恐怕只能是后者,至少是变淡漠了。针对学生不按时交作业、学位论文不抓紧,作为导师不能不着急,但发脾气时,我通常会想起我跟苗老师的私人关系。会想到自己做得还不够多,心里颇不安。经常想放弃不管了,一想到我的老师跟我的关系,我就心软了。苗老师以及我的博士导师陈昌曙(1932-2011)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给我们留下太多宝贵的记忆,他们的良好示范、宽容大度,提醒着我们不能做得太差,否则对不起恩师。
苗东升先生个性十足,不都是优点,但他是中国最优秀的系统科学家之一,是最好的系统科学哲学家,后者可以不用“之一”两字。先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诸多核心概念均做过哲学分析,在系统科学方法论方面常有独到见解。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境界,与先生跨学科、跨层次研究问题分不开。其研究既有工程实践层面的考虑也有哲学思维层面的考虑,这对许多学者来说是做不来的。此外,先生心无旁骛,不担任虚头巴脑的学术职务,也有利于做出学术贡献。也可以反过来看,其不善于拉关系,有助于其学术。先生的《系统科学精要》第一版被引用1707次,第二版被引用647次,第三版被引用273次;其《系统科学原理》被引用583次;《模糊学导引》被引用391次;《系统科学大学讲稿》被引用187次(2021年2月19日查)。苗先生在哲学系工作,想一想,如今哲学系的工作者写出的东西,有多少还能影响其他学科?恐怕很少。
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人类均是巨大灾难。去年二月份,还跟苗老师通过一次电话,苗老师不让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他,说疫情严重,医院也不允许。没想到,三月初先生就离开了。我真后悔没有去看他。今年一月底,我的父亲也去世了,眼看着苗先生去世也快一周年了。用我粗糙的文字,回忆点滴经历,算是纪念我的老师,恩师如父。
2021年2月19日
于北京肖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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