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媒体在讨论一种可能性：中央在遏制“港独”、本土等极端势力，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下一步将把重点放在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问题上，有可能会撬动“地产霸权”，“地产党”黄昏已近。
还有香港媒体认为，香港奠基于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官员往往沦为商界“政策”的执行者——大概率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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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8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到大埔慈山寺上香，彼时“修例风波”正剧，同天大批暴乱分子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门前游行。身在寺中的李嘉诚拿着话筒向年轻人喊话，呼吁年轻人要共体时艰，当局也要“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
“网开一面”说法一经公开，即遭香港内地舆论批评，指李嘉诚正是炒高香港楼价的“罪魁祸首”。
有学者就此撰文指出，强调香港回归二十多年，解决不了住屋问题。
从2004到2018年，这14年中，香港所有职业的薪资增加63%，平均每年成长3.5%，但香港房价在这14年却大幅涨420%，香港薪资所得远远跟不上房价的上涨。
学者以香港最小单位的住房面积431呎来统计，2018年431呎房的售价，新界是12061港元，市区是16265港元(每呎价)，平均每年上涨12.5%，近期新界又涨到13789港元，市区涨到16705港元，这种最小单位的住宅最少要价594万港元。
香港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没有能力买房子而住宅租金在过去14年也上涨177%，平均每年涨7%，而香港24到35岁的青年月薪中位数是21250港元，有七成以上的人月薪不到3万港元，若扩大所有年龄，中位数降到11500港元⋯⋯香港人大多数买不起房子，目前房屋自有率只有49.2%。
对香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中央有清晰的认识。
“网开一面”当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称香港长期存在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的时候。而“修例风波已经凸显了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
房价高企、贫富差距大、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空心化、年轻人向上流动难，……这些矛盾问题，有些是回归之前就存在的，有些是近年来累积而成的。凡此种种，已成为长期压在香港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身上的沉重负担。这其中，住房问题尤为突出。
文章指出，对这些问题，历届特区政府一直试图破解，但由于社会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各种利益矛盾交织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断。与此同时，反对派一直人为制造对立、对抗，将社会拖入“泛政治化”的旋涡。
显然，文章已经注意到，香港的问题并非是单一的政治或者经济问题，是多种问题的交汇。
2020年国庆期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走进基层社区，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户。在租住面积不足8平方米的失业市民徐天民家，骆惠宁特别提到，“看到你家居住环境，心里很不好受。”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当时接受采访表示，骆惠宁的举动反映，中央未来除了应对“暴乱”问题，将加大力度支持特区政府处理经济、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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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部分中产阶级和底层市民会一度同情示威者，为什么左翼的话语被泛民力量和“港独”势力所利用，为什么有些香港舆论会把内地解读为“亲资本”的形象?
有媒体发出以上疑问，而有声音认为，症结在于香港所谓“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
有香港媒体人总结，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在香港发挥到极致，特区政府长期积弱，“地产党”成为真正主人，几年前坊间戏称真正的特首是“L君”，就是一个形象比喻。地产党虽然在选举委员会不占多数，但在特首选举可以扮演关键少数，甚至与民主派“合作”。
2012年的特首选举，主流商界自作主张，造成建制阵营的分裂;明年的特首战，如果按照原来选举办法，反对派控制区议会过半议席，可以在选委会拿到117个席位，加上原来的三百多票，再与商界勾兑，足以左右特首选举。
香港贫富悬殊加剧，住房困难，年轻人缺乏向上流动机会，是公开的秘密，也是那场暴动的社会基础。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主要是因为几大地产商囤积土地，操纵政党、环保团体、舆论。如今，反对派已经几乎被逐出议会，无法“拉布”，完全行政主导。
文章认为，随着香港形势变化，无可奈何花落去，“地产党”已近黄昏。
还有香港媒体撰文指出，港人皆知，香港的问题之所以是结构性的，是因为香港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泛民或者“港独”能够解释的。
以住房问题为例，相对于“四大家族”在房地产领域赚取巨额财富，并助力香港成为世界上房价最为昂贵的城市，香港普通人糟糕的居住条件早已成为社会共识，对于初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房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房租的压力早已不堪重负。
香港房屋的高租金和高楼价，除了给年轻人生活带来相当大的生活和精神负担外，也扼杀了他们很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有不少有能力之人于是纷纷到深圳等地寻求发展。而那些处在香港社会最底层的、没有办法走出去的年轻人自然安居无望，成为香港年轻人产生不满和抗拒的重要源头。
文章认为，这一切可能不能完全归咎于商界，因为资本逐利是商人本性。而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整顿以及其他治港政策的变化表明，香港奠基于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真正主导政府决策的是商界，官员往往沦为商界“政策”的执行者——大概率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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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例风波”过程中，商界一些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了一些舆论质疑。
中央为“爱国者治港”定调后，香港最具有地位和影响力的行业商会——地产建设商会发表声明，支持“爱国者治港”。
此后，几大富商纷纷以个人名义跟进。比如，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表示，支持和拥护夏宝龙表明“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和核心要义。
而李氏家族集团的现任掌舵人，长江集团主席的李泽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试问世上哪有国家找不爱自己国家的人去治国?由爱国者管理地方，世界各国尽皆如是，天公地道。”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告诉“补壹刀”，房屋问题作为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抓手，未来一定是需要下大力气去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
解决好房屋问题，不但能满足香港住房的需要，还能发展新的产业，降低香港产业发展的成本，有助于香港吸引内资和外资。
刘兆佳认为，香港的地产问题为什么难解决，因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有自己的利益盘算，增加大量的土地供应会影响他们的利益，还有一些就是环保团体、保育团体，他们对于填海、郊野公园用地有意见。当政府要开发土地，改变土地用途或做新的城市规划等的时候，会面临大量繁文缛节的牵绊。
现在需要的是，香港政府拿出整套彻底、全面解决房屋问题的对策，刘兆佳认为应该做好三点：
第一，用好现在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不要因为有些力量反对而退缩。
第二，修改一些现有法律，让政府更容易收回土地和改变土地用途。
第三，制订一些新的法律，推行土地房屋政策。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担当和勇气，从长期着眼，做好顶层设计和全面设计。香港不缺土地，很多土地没有被充分利用，只是受到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牵制没有条件去开发，未来需要的是敢闯敢干的精神。
以往有一些人为了政治目标，不愿意政府在土地房屋问题上有些表现，阻挠政府解决土地房屋问题。这次选举制度的改革主要也是为了减少对抗性，选举制度改革以后，未来政府环境会好一些，只要中央和特区政府、立法会通力协作，进行一些法律上的改革是可行。
刘兆佳说，在殖民政府时期，商人没有政治权力，殖民政府只允许他们赚钱，不允许他们插手政治，很多大财团在殖民地时代是没有影响力的，回归后政治影响力才膨胀起来，那是因为政治架构给他们一些机会，现在也不是说要消灭他们，要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要综合和平衡各阶层的利益。
刘兆佳所认识的地产界朋友也认为不改革不妥，不稳定谁都没好处。这些人也不一定完全反对政府的改革，扩大土地利用之后他们也可以去买地，也有一些新的发展机会。因此处理与地产商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主要还是让公共利益得到更多贯彻。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改革房地产市场不等于打土豪分田地，过去20多年，香港人都想着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产霸权”搞死，但问题不是在于土地，而是在于霸权。
对地产商来说，他们就是买了地建了房然后卖掉，房价是被炒房人炒出来的，炒房的人是资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三个要素中，资本要素是香港土地问题的根本原因，地产商手中有地不等于土地霸权吗，非洲酋长手中也有地，但他们没有霸权，所以香港的土地问题是“资本霸权”问题。香港过去四十年给予资本高度友善的环境，资产增值税、遗产税都没有，其他税还很低，所以非常多的热钱来了香港，
梁海明认为，如果对资本不友善，那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就没有外资进来;如果友善的话，那穷人会更加买不起房。怎么解决?要扩大有产化，让无产市民有产，中产市民多产。增加土地供应，重点扶持产业发展，为最底层的使命建设福利制度，调高工资水平，减少他们轮候公屋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让爱国者中的能者和贤者来作为港府的管理阶层，理解民生疾苦，就像有内地学者讲的，不要“橡皮图章或忠诚的废物，要贤能的爱国者”。
“他们不被意识形态拘束，不被所谓‘小政府，不干预市场’的迷思困扰，廉洁高效，积极有为，方符合‘中央期盼，港人满意’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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