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文人大都恃才傲物，自高自大，更有甚者，鼻孔朝天，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但只要他们有机会接触毛泽东，与毛泽东深谈后，钦佩之情就会油然而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放下架子，有的人甚至愿意终生追随，愿意喊着他的名字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正如丁玲说的：“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
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1957年3月12日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儿子傅聪描绘当时的情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者注）。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对毛泽东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我国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在延安时曾与毛泽东交谈过一整天，几十年后和陈建功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说：“我从毛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顶着星光往自己的窑洞走，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时的我，是从白区来到延安的小有名气的作家，自负得很呀！可是当时我回想着和毛泽东相处的一幕幕，我心里说：这个人呀，现在他让我为他去死，我都干！”
无独有偶，丁玲对毛泽东的感受和钦佩之情和严文井如出一辙，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丁玲与毛泽东是老乡，与杨开慧又是同窗，深得毛泽东喜爱，经常到毛泽东的窑洞谈文论诗，毛泽东文学修养非常高，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使丁玲倍感毛泽东学问渊博，特别是他对古典文学的精通和运用，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令丁玲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向主席提了个要求，只要他讲课，就请通知她去听讲。
一九七九年，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版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路，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像上面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堪称是专治各种不服的高手！但偏偏就有那样一些人喜欢吹“毛”求疵，凡毛必黑，逢毛必喷，甚至到了信口雌黄的地步！饱读诗书博古通今而且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诗人等桂冠于一身的毛泽东，居然成了他们肆意吐槽的对象！他们每每提起毛泽东，总是用调侃的语气称毛泽东为“伟大领袖”、“某个领袖”，更有甚者干脆用不屑的口吻称之为“湖南那个师范生”、“湖南那个中专生”、“北大图书馆助理员”。
比如有一篇题为《晨钟暮鼓八十年》的杂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听说永厚的朋友常常提起某个伟人着实读过不少书，出口成章很有学问，我总微笑着表示不以为然。我说，他读的书我都读过；我读过几十年前他没有读过的外国翻译书，他根本就不可能读到，论读书，我起码多他一倍。“文革”期间他们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谈《飘》，大谈《红与黑》，津津有味，还要以此教育别人。说老实话，那还不是我的少年读物！没什么好牛皮的！他还特别喜欢大谈知识分子最没学问的话。一个人有没有学问怎可能由他说了算呢？又不是巫咒，又不是开关电灯……多狂妄浅薄！
真正称得上读书人的应该像钱钟书、陈寅恪，吴宓，叶公超，翁独健，林庚，钱穆，朱光潜……这些夫子，系统巩固，条理清楚，记性又好，在他们面前，我们连“孺子”的资格也够不上的。 ”
文中喷毛者说的“某个伟人”说的是谁？我想应该是不言而喻了，让人费解的是：当该喷毛者听到永厚的朋友常常提起“某个伟人”着实读过不少书时，他为何微笑着表示不以为然呢？“不以为然”说白了就是“不服”，那么他为何不服呢？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不服的理由是什么？不服的理由能否站得住脚？
一、“他读的书我都读过。”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阅书无数，爱好文史，但又不仅仅囿于文史，他爱好广泛，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皆有涉猎，我不知道该喷毛者何以如此神通广大，竟然知道毛泽东自小到老读过的全部书籍，我只想问喷毛者一个问题：毛泽东毕生读过的书你认真核对过吗？比如毛泽东临终前最后读的《三木武夫》这本书你读过吗？
二、“我读过几十年前他没有读过的外国翻译书，他根本就不可能读到。”
这个说法好像言之有理，毛泽东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几十年前，当你翘着二郎腿悠哉悠哉地读着那些外国翻译书的时候，毛泽东也许正在长征途中为挽救红军而运筹帷幄夜不能眠呢。
但也就是好像言之有理，而不是真的言之有理，因为毛泽东和你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你和毛泽东的人生理想、信仰和奋斗目标迥然不同，这势必影响到彼此对书籍的选择有所不同，你所选择的，也许就是他忽略的；你不屑一顾的，也许就是他百看不厌的。你敢说，几十年前毛泽东在的戎马倥偬之中读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你也都读过吗？
三、“论读书，我起码多他一倍。”
这又是一个狂妄而武断的臆测，简直不值一驳，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驳一下：永厚的朋友并没有说某个伟人比你看书多，你何必迫不及待地“欲与毛公试比高”？
据统计，毛泽东生前读过的存放在中南海故居里的全部图书，大约有十万册左右。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请问该喷毛者：你认真统计过你和毛泽东读过的书吗？口说无凭，如统计过，请拿出数据来对比，不然的话，你就是满嘴跑火车。
四、“文革”期间他们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谈《飘》，大谈《红与黑》，津津有味，还要以此教育别人。说老实话，那还不是我的少年读物。没什么好牛皮的！”
“牛皮”者，说大话吹牛皮也！“某个伟人”躺着中枪，冤哉枉也！我要替有口难辩的“某个伟人”鸣冤叫屈：某个伟人并没有“牛皮”，硬要说“牛皮”，也是永厚的朋友替“某个伟人”“牛皮”的。
《飘》和《红与黑》是你的少年读物？即使事实真是这样，你也不要因为自己少年时代就读过《飘》而毛泽东七十多岁才读《飘》和《红与黑》而飘飘然忘乎所以，借用你的话来说，也没什么好牛皮的。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而你生于1924年7月9日，相差了三十一年！少年毛泽东虽然酷爱文史，奈何毛泽东少年时代《红与黑》还没有《飘》来中国。1929年，在中国出现《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马宗融译）的时候，且不说毛泽东战斗生活的赣南闽西山区远离都市，不可能看到《红与黑》，即使看得到，毛泽东忙于创建苏区，战事频仍，哪有闲暇阅读？更何况那时候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前委代书记陈毅的错误批评，会后选举时，毛泽东作为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却因一票之差居然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当时毛泽东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
《飘》国内最早的译本，译于1940年。1940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正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日理万机，哪有闲情逸致看《飘》？
五、“他还特别喜欢大谈知识分子最没学问的话。一个人有没有学问怎可能由他说了算呢？又不是巫咒，又不是开关电灯……多狂妄浅薄！ ”
斥“某个伟人”为“狂妄浅薄”，而且前面还有个“多”字，足见该喷毛者对“某个伟人”是多深恶痛绝！
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大谈知识分子最无知识”：
“智慧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
从上面毛泽东的两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谓的“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其实不是“一竹竿扫死一船人”，而是仅指知识分子中喜欢摆架子、翘尾巴的那部分人，比如像党内曾经长时间居于领导地位的王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差点葬送了革命事业，对这种“知识分子”毛泽东确实是深恶痛绝的，但对于像钱学森、钱三强这种货真价实而且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知识分子，他却是奉为上宾。至于那些坐井观天、狂妄自大、读了几年书几本书就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的“书呆子”，对不起，一边凉快去。
六、“真正称得上读书人的应该像钱钟书、陈寅恪，吴宓，叶公超，翁独健，林庚，钱穆，朱光潜……这些夫子，系统巩固，条理清楚，记性又好，在他们面前，我们连“孺子”的资格也够不上的。 ”
这真是天下少有的奇葩论调！为了贬低“某个伟人”，该喷毛者先是把钱钟书等国学大师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读书人”，然后这个自称“论读书，我起码多他一倍”、用傲慢的口吻狂喷“某个伟人”的喷毛者，居然谦逊地把自己归类于芸芸众生的“我们”，还说在这些真正的读书人面前，“我们”连“孺子都够不上”。言外之意：连读书比你某个伟人多一倍的“我”在“真正的读书人”面前“孺子都不够格”，更遑论你这个读书比我少一倍的“某个伟人”了！
对此论调我们当然不敢苟同。该喷毛者曾经说过：“一个人有没有学问怎可能由他说了算呢？”我们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读书人怎可能由该喷毛者说了算呢？ 书有两种：有字书和无字书，读书人也有两种：一种是只读有字书，读死书，死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管你什么民族生死存亡，管你什么祖国山河沦丧，我就是雷打不动地读书，因为这种书呆子不接触实际不关心社会，他们只懂得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一说；另一种读书人不但读有字书，还读社会这本博大精深错综复杂的无字书，他们懂得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毛泽东就是这种读书人，我们认为毛泽东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说了半天，也许大家会气愤地问：喷毛者何许人也？喷毛者，毛主席的老乡黄永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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