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的文章《是柳传志的问题，又不全是柳传志的问题》中，笔者认为这波民间舆论的攻势不会把联想怎么样，当年作为联想当事人的倪光南亲自出面举报都无果。
民间舆论围绕一系列事实的讨论，最大的价值莫过于以联想的“杨柳”为样本，让更多的人知道资本家究竟是如何艰（化）苦（公）创（为）业（私）、勤（巧）劳（取）致（豪）富（夺）的。
这两天忽然有一批人出来给联想叫屈，仿佛翻这些“旧账”、挖这些问题，就是要别有用心地搞垮联想这样的“中国企业”。
除了笔者前天文章提到的项立刚给质疑者扣的几顶大帽子，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小东先生也“想为联想说几句话”：
环球总编胡锡进出来呼吁“我很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
能不能为联想说话呢？当然能了，真理越辩越明嘛。不过，讲道理难道不该摆事实吗？例如，“搞垮联想”的说法就完全不符合事实。
一是这次冲在前面的明德老早就澄清过：“我的目的，从来不是要搞垮联想品牌”；司马南也辩解称他是要提醒联想暴雷的风险，意思就是想让联想健康发展。这几位给人家扣上“要搞垮联想”帽子的家伙是语文学得太差了，还是“眼瞎”了？
如果不是“眼瞎”的话就是“心瞎”了，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舆论风气——但凡提一点批评意见，不论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要被扣上“境外敌对”的帽子。这样的操作也被用到了联想舆论争议上了：2018年5G投票事件之后柳总就出来大呼有人要搞垮联想，号召“打响联想荣誉保卫战”；2019年柳总退休，网友质问过往的几件事，白岩松出来讲一个馒头和四个馒头的道理，白岩松的意思是柳总贡献巨大，可惜他颠倒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四个馒头是怎么来的？
柳总以及给联想站台的诸君都是装糊涂的高手，根本不会就事论事。别人指出联想身上的“脏事”，他们对这些很具体的“脏事”就是避而不谈，反而一口咬定别人要“搞垮联想”，还真是“既当又立”啊。
二是如笔者所判断的，联想树大根深，这点舆论“口水”别说动根基了，连它的皮毛都动不了，无非是名声更臭了一点罢了。至于胡总编所忧心的“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运动完全是子虚乌有、杞人忧天。谁来“追究”？老百姓没这个权力！除非联想的老员工有通钢工人那样的精神，可惜过去没有，现在更不可能有。
2004年的“郎顾之争”似乎有点儿“运动”的架势，所谓成果无非是叫停了MBO，前面的问题也没怎么追究，反而是若干年后顾雏军案隐隐要翻盘了。不只是顾雏军，烟王褚时健、物美张文中、雨润祝义才都已经至少在舆论上翻盘了，几乎被捧成了“英雄”。
这是典型的只问成败，不问是非。
这些国企私有化的案例都有一个相似的过程：例如曾经号称“北双汇南雨润”的两大冷鲜肉巨头，前身都是由一家国营肉联厂改制，在兼并多个地方国营肉联厂成长起来的。它们的起家几乎都是白捡了国营工厂曾经积累起来的厂房、设备、工人和市场。当然，在后来讲述“企业家精神”的励志故事的时候，为了证明不是“鲸吞国有资产”，都要先数落一番原来的国营工厂效益差、资不抵债。
说国营企业经营不善，要交给职业经理人、交给资本，那资本家就真的善于经营吗？雨润在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怎么就突然不行呢？双汇也被爆出种种丑闻。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10年代这二十多年间，大多数私有化的企业的发展壮大，不过是吃了两个红利，一个是剥削廉价劳工，榨取剩余价值的红利，另一个就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经济泡沫化的红利，再加上它们起家的时候就是自带国营工厂的家底的，你就是把一头猪送到风口，它也能飞上天。
联想的“崛起”其实也是这么一个类似的过程。联想的发家靠的是“攒机”，也就是“组装电脑”。“攒机”这个事情其实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笔者上大学的时候经常逛中关村，帮助老师和同学“攒机”，联想干的本质上也是这个事。
但是放到八九十年代，计算机刚刚兴起，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硬件常识，那时的主机散件产业也没后来那么发达，“攒机”至少在当时还真是一门技术活，而且联想能自己生产板卡。而联想本身就是中科院计算所搞的企业，当年自己研发做整机都可能，只生产板卡买别人的核心处理器拿来组装当然更不在话下。
当时国内能干这件事的厂家并不多，像长城这些是自己“作死”了（90年代就开始逐渐放弃自主品牌的“攒机”，给IBM做贴牌生产赚快钱），市场需求是巨大的，再加上大量的政府采购，利润空间也是足够的。在这样的风口下，联想想不起飞都难。
联想在“起飞”的过程中，除了“化公为私”的问题，还起了个很坏的作用，就是大家之前讨论比较多的倪光南的“技工贸”与柳传志的“贸工技”的路线之争。在联想的前总工程师倪光南的带领下，联想在1985年研发出了“联想式汉卡”和微机，1988年开始研发芯片，1990年推出了采用自行设计的超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
倪光南并不反对攒机赚快钱，他的团队研发的“联想式汉卡”主要也是服务于所攒微机的汉字处理的。只是在倪光南看来，不能只做贸易不搞核心技术、不发展自主的集成电路，他曾说过，“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在1994年倪光南筹划在上海建立芯片设计中心的时候，柳传志以生产板卡是联想的主业为由给否决了。这等于是第二次断送了中国自己研发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子（第一次是80年代初“造不如买”路线下，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集成电路技术）。
倪光南设想的自主研发集成电路的道路当然是艰苦的，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付出，远没有直接攒机做贸易来钱快、来钱轻松，柳传志作为一个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商人，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条道路。但这无疑是一条买办化的道路，决定了今日举国“缺芯”以及被美国卡脖子的尴尬。
今天芯片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上，柳传志等人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联想的技术和资金条件是当时国内其他企业不具备的，这是靠着中科院的雄厚技术底子、中国的广阔市场供养起来的，这背后其实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公共财产，然而很不幸却变成了柳传志的“私器”，最终葬送了90年代中国芯片产业奋起直追、纠正“造不如买”路线的可能。
王小东的粉丝说，“要是现在没有联想恐怕各种单位只能采购更多的惠普戴尔”。
这并不完全是事实，组装电脑的技术今天在大陆早不是只有联想一家能干，无非是联想在这方面已经积累起了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环节。哪怕是站在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联想与惠普、戴尔也没有那么大的本质区别，惠普、戴尔在大陆销售的电脑也都是在大陆组装的，与联想一样，用的都是intel或AMD的芯片，微软的系统。
无论是采购联想，还是采购惠普、戴尔，本质不都是在买美国“Windows+Intel”吗？联想所谓的“成功”，只是在组装电脑业务上成功地保持了“最大的技术买办”的地位。
这竟然能成为柳传志的“功劳”，当买办咋还当出成就感了？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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