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母校榜圩五七中学
陆章流
在历史的长河中，五七中学像一颗流星一样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闪耀的光芒之后，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这个曾令多少学子难以忘怀的校名已被埋进中国教育史册的深处，渐行渐远，成为永久的记忆。不可否认，五七中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件新生事物，为追求远大的理想，许多干部子女和优秀学生义无反顾地投奔到这个大熔炉里锻炼自己，为实践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同学们无悔无怨地把青春热血洒在深山野岭上，校园上空曾经的欢声笑语也飘散远去了，校址已复回野岭原始状态，遍山长满了草木，年夏一年随季节荣枯与轮回。从此，母校的名字再也不见了。
提起五七中学，现在的年轻一代很少有人知道它，甚至疑惑不解地问，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奇特的校名？可在那个年代，五七中学曾经是一所名声在外的高中学校。榜圩五七中学1975年初建校，同年秋季学期开始招收第一级学生，前后共招收五级学生，到1981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学校就地解散，前后只有短短的六年办学经历，除第二级（76年）招收两个班（编为高二高三班）110多名学生外，其余每级只招收一个班60人左右，全是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我是76级高二班（后分文理科编到高三班）的学生，也是中国教育史上评选上高中的最后一届扫尾生。想起母校，思绪和回忆就像启动的车轮，始终在过去的时光轨道上行进。
（1）艰辛创校
五七中学是特殊时代的产物。1977年之前，从高中起都是由生产队队干推荐评选上学的，每个公社（今乡镇）只办有一所普通高中，由于校舍资师紧缺，每个学校每年只收二三个班，满额招生200人左右，能升上高中读书的名额非常有限，占初中毕业生比例不到二分之一。且各大队附中的毕业生又逐年增多，评不上高中，让这么一群十二三岁（小学到高中九年制：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的小孩（此年龄段农民还称之为小孩）无书可读回家，年纪又小还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只能在村里放荡过日子。不是孩子们不想上学，而是渴望读书而无校可上，做父母的换谁都心有所痛。为了尽可能把这些初中毕业生集中起来有一个学习场所，县里决定在全县每个公社创办一所五七中学，既能满足部分初中毕业生渴望继续升学的需求，又能缓解普通高中招生任务重的压力，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五七中学的横空出世，源于毛主席1966年5月7日关于“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所大学校”“……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指示精神。为纪念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全国各地以毛主席这个讲话日期为校名，纷纷建立了学制、教学方式和性质都不相同的“五七干校”“五七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五七中学”等各种类型学校。平果也和全国一样，先后创办了如此三所五七学校。榜圩五七中学因此水到渠成，学制定为半工半读（其实没有什么工可做，以下称为半耕半读更恰当）。更为诱人的是，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声称凡是进五七中学就读的学生，毕业后不用再回乡（根本不出过乡，只是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锻炼，可直接参加招工招干，或推荐评选升上高一级学校就读，具备了这个资格政治前途一片光明。这是多么诱人的难得机会啊。而从清朝末期就办学的普通高中榜圩中学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因此，许多初中毕业生对能评上五七中学趋之若鹜，也就是只有革命干部、军烈属、党员、队干、贫农等“自来红”的家属子女弟妹才能被评上，且比榜圩中学优先招生。比如，76级我们紫塘大队五七中学招收11个名额：黄如宁、陆松林、陆章流（笔者）、韦汉敏、韦秀棉、陆艳梅、黄艳丽、苏爱群、梁雪珍、梁丽英、韦凤鲜。其中，10人分别是大队附中校长、退休（到78年才区分离休与退休）干部、军属、党员、领导干部、大队干部、小队队长、贫协主席等子女弟妹，唯独我是普通平民的孩子，无意中却沾上了这个荣光。获知消息，我确实一时兴奋不已。我的家庭成分虽然是贫农，但父亲利用农闲时节在当地周边乡镇集市上贩卖一些诸如农具、生姜、粉丝等土特农产品，因而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我便成为了“投机倒把分子”的子女了。这在讲政治的年代备受人歧视。过后打听，是班主任见我家生活太贫穷了，想让我毕业后能早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做，以减轻家庭负担，从而极力推荐我上五七中学的。入学后才知道同班还有县革委会副主任（现县委副书记）的小孩也一同上五七中学。
在那个年代榜圩是平果县的先进典型代表，在落实上级各项方针政策中都走在全县前列。在选取校址时，公社领导极尽了心思。既然学制定为半耕半读，那么就要选到有耕地能做工的地方建校，因而决定到离榜圩公社所在地10多公里的常星大队班乐屯背后的深山野岭六牙（地名）山建校，通达学校一半是山外田埂泥巴小路，一半是山内盘山崎岖山路。六牙地处深山老林，与同老、海城公社交界，不通电、不通路（后人工新开挖）、喝水要到四五十米深的山沟里提取，可称为荒无人烟的深山了。从班乐屯翻过第一道一千多米高的“岭蛮”（蛮的壮话是李果，即李果山。“蛮”也是急促的喘气声，后来专指那山路太高太陡太长，爬山时都喘不过气来的意思）山坳后，再翻两座山峰便进入六牙屯。该屯有10多户人家，四五十人口，隶属常星大队最偏远的一个山区自然屯。到六牙屯后又继续翻过三道山谷才到学校所在地。
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深山里建校？原因是，离学校四五座山脉远有几座连片的山头长着繁茂的原始山木，这是选址建校可利用的资源目标之一。当时柴火是农村需求量最大的燃料能源，木柴首当其中。砍柴火卖是我们勤工俭学的主要工种之一。第二，当时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活动高潮，大力造田造地，兴建社会主义新村，公社计划到六牙山周边开炮平整相连的七八座山头，每座山头炸出60亩耕地以上，筹建一个社会主义移民新村。这个宏大工程与五七中学同年开工，抽调全公社数百强壮劳动力，整天挥舞锄头劈山开路，绕过常星村巴荣屯背后山腰开挖出一条四五公里的进山拖拉机路，路基已开到六牙屯对面山腰了。新修的环山路虽然路基宽坡度缓，但绕道加倍，我们上学仍是走陡峭的旧路。同时，先头调进的部分炸药雷管等物资已运送到现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村建设箭在弦上。可惜，76年中国最高政治层突然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在当时号称为宏伟工程的大项目就此胎死腹中。
（榜圩五七中学78届高二班（文科）毕业合影）
75年初开工建校，从全公社10个大队、每个大队选派20多人总共200多人精兵强将进山搭棚驻地建校。分开挖路基、木材砍伐、制黑板桌椅台凳、制砖瓦等四个小组，每个组五六十人，各负其责。修路组负责从六牙屯开挖一条一公里多的山路通达学校，因为是泥岭山，按路面宽度要求直接从山腰上垂直开挖铲平成路基，把开挖的泥土推入山脚下；砍木材的分两组，一组专门选取一人合抱以上的大树，削成方料，然后再用约两米长的大锯子，两人两端拉锯锯出一块块的木板，制作黑板台凳，一组专门选取碗口粗的木材作盖房子用的横木；山里的泥土不适宜烧制砖瓦，只好在山外的常星大队烧制后再人工挑进山，烧制砖瓦和砌墙工作量最大，是建校的重中之重，到后期把所有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那时讲集体协作精神，先完工的组就去援助任务重的组，直到建校竣工。
学校是选址在一条三四十度缓坡的半山腰山脉上，面对山岭挖出上下两个大小不同的梯级平台。下的为第一大梯台，上的为第二小梯台。第一大梯台挖出U形平台修建校舍，比第二个梯台大三倍多，沿U形左、右、底线建三排房子围成一个U形校园。右排是男生大宿舍、一间教室和一开间小房，小开间是老师专用食堂；相对应左边也是女生宿舍和一大一小两开间房子，大的存放农具杂物，因第二个梯台只建有六间房间，全校有六位老师和一位后勤工友，李建林副校长就住那间小房，其余的住第二梯台房间；U形底线一排建两大间教室，正好与左右两边房子接头对齐，但没有直接连合，而是与左右两列房子墙壁间隔2米多作为校园进出口；U形口是对着被垂直铲平的山壁，左右两边房子墙壁也没有直接连到山壁，留一米左右间隔作人行通道，这样从四角都可以进出校园。院内刚好容下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两头各柱起一架篮球板，内侧几乎贴近山壁，球场的三面边线与房子的大门距离约2米，这是全校师生课余室外活动场所。每天晨起做操、列队集合听老师讲话、安排布置当天的学习劳动任务，以及开展班级篮球赛等活动都在操场上进行。第二梯台水平线处于第一梯台房子顶端略高，开挖成一块与第一梯台底线平行的横长方形平台，建有六开间的一排小房子，作为老师宿舍。这样上下两个梯级平台相当于一个长四方形的四合院。门前摆放两个自制的乒乓球台，台面是木板，脚子是固定的用砖头砌成，各配一副乒乓球拍，也是木工师傅用木板自制的。还在男女生宿舍两边门前的山壁各挖开一条梯形台阶与第二个梯台相通上下，另在女生宿舍背后开挖一条路，通到相临的另一座山脉斜坡上修建一大开间房子作伙房用。因缺乏砖瓦，伙房是夯土墙，顶盖茅草。这为安全防火埋下了隐患，师生时刻绷紧防火意识。开头用水要下到三四十米深的山脚沟溪提取，到第二个学期，老师带领我们到春德大队六里屯与群众联系，免费砍取大腿粗的整条长竹竿、凿通节眼后连接起来，引山谷的泉水到伙房门前。那才是真正的自来水啊，免费使用，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日夜不停地流到伙房门前再拐个弯流下山脚去。厕所则建在U形底线下10米左右，就地开挖两个深土坑，用木头铺面，茅草围栏盖顶，背靠背建男女生两个茅棚厕所。人都有俗的一面，这里不好意思地说，因山里经常有毒蛇出没，宿舍与厕所虽只有十几米距离，但陡峭坑洼，又缺乏照明工具，下雨天夜晚小便一般大家都默认往宿舍两侧的山坡解决问题，也是为那草木提供肥源。有那片茂密的草木根系吸收，小便气味自然消失。这就有点不文明了，大便迫不得已才到厕所去。当然也有少数同学备有电筒的还是按规矩行事。
（榜圩五七中学78届高三班（理科）毕业合影。第三排左二为作者）
学校缺少后勤人员，学生轮流当给养生煮食。因学校刚雇请黄吉英一个人为后勤人员，主要是负责几位老师的吃饭后勤工作，学生煮吃全是由学生轮流当给养工。入学第一学期，同学们把每周带的粮食统一交给学校，每餐煮大锅饭后再分发给同学们。每天每个班轮流一人组合当给养生。起初，起床做完广播操后，值日的给养生就拿一个一斤装的竹筒到操场中间摆放，收集同学们交来的当天食用的大米。分早晚两餐用。由于每餐分散收集比较麻烦，后来学校决定成立后勤粮食管理小组，由高一班的韦玉杰、高二班的黄星两位同学担任，同学们称之为“粮食部长副部长”。负责在每个星期日晚上一次性收集登记同学们交上的大米，每周固定收取每位同学5.5斤大米，每天一斤，开两餐，到星期六午饭止。其间如若有同学请假不开饭的，指标顺延留到下周使用。安坤大队地处大石山区不产大米，该大队有几位同学交玉米粉也照收，久不久就用玉米粉捞大米煮饭，吃起来有特别的风味，同学们还是喜欢这样的吃法。煮饭时，有的给养生对用水和大米的比例掌握不够熟练，工友黄吉英就先到场指导，然后再去煮老师的饭菜。学校在饭堂山脚下的沟溪边种有一片菜地，品种有苦麦菜、芥蓝、小白菜、红薯叶等应季蔬菜，给养生一个煮饭一个去摘取青菜洗干净后拿回一大锅煮。由于缺乏油料，煮出的菜与猪菜没有多少差别，开头还按分量分，但味道太苦涩了，好多同学都不愿吃，最后，煮熟了由同学们自行拿菜，只分饭量而已。后来许多同学星期日回家后，就买半肥瘦的猪肉爆炒到出油，多放点盐巴和酱油，防止变腐，再掺一大半的萝卜干丝装瓶，就是一周伙食的菜谱了。这还是家庭比较殷实的同学才能做到，像我这样贫穷家庭的孩子是很少能享受到的。每个学期我母亲顶多也只能为我准备七八次，是用一个小瓶放一二两的炼熟了的猪板油，放足盐巴混合好给我拿去学校，所以，即使饭堂煮的大锅青（猪）菜再苦涩，我也还是坚持吃它，以保持身体对维生素的吸收。分到饭之后，同学们就分散各自找地方坐吃，有的到宿舍，有的到宿舍后山坡，有的在饭堂（没有台凳，全是横放几条大木材），因我没有带油料，不好意思靠近同学，常常单独到沟边的草丛吃。最不能忘怀的是，黄东安同学家住榜圩街上，家庭比较殷实，人长得帅气又大方，他奶奶每个星期都为他准备一大瓶炒熟了的猪肉丁。见我到草丛边单独坐吃，他就主动走过来，开瓶盖爽快地夹七八粒玉米粒大的肉丁放到我的饭碗里，真的万分感激啊！几十年了，那情那意还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可惜，天妒良才，这么一个在校学习劳动都很积极，思想表现突出，参加工作后态度诚恳、认真负责的人，前些年的一天在家里突然昏倒，抢救无效去世了。离一轮甲子还差几年，令人惋惜啊。
煮大锅饭分吃很难掌握尺度，分少了同学们有意见，分多了后面的分不到。为保证起见，常常采取二次分法。即第一轮分少些，最后如若有剩余余的再分第二轮。这给老师同学们伤透了脑筋。到第二个学期，学校决定建一个木制的大蒸笼，由同学们自行用饭盒装蒸。从此，粮食小组解散，两位“粮食部长”职务自然解除。最不可思议的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日三餐过日子，而我们学校由于条件不具备，又缺乏后勤给养，每天只能吃两餐，且粮食紧缺定量下饭，劳动强度又大。山里又是四处空茫茫，有钱没东西可买，同学们肚子饿了只能烧火开小灶闷饭吃。
（平果共产主义劳动学校（共校）71届结业合影）（学员陈华生提供）
闷饭吃便是我们晚间课余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了。在我们学校最不缺的是柴火了，烧一大堆木头用火炭来闷饭吃是同学们的拿手好戏。只要不下雨，几乎每晚自习节前后都有同学闷饭吃。但那时粮食普遍紧缺，一天能拿出三四两米来闷饭吃的就很满足了，从而闷饭吃成了许多同学的奢望。如果没有米的就借其他同学用，到下周再还，如果不好意思借的只能看同学们闷饭吃了。我家八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年年超支缺粮，每到三四月荒就出现吃了上餐愁下餐的实情，因而父亲每周定量给我拿6斤大米上学，这也让我很满足了，已超过每周5.5斤的定额标准了，且在学校还能保证餐餐吃干饭，而在家却一日三餐喝稀粥过日子。此外，每次母亲都背着父亲多掏一筒（一斤装）米加到我的米袋里，这样每周我就有1.5斤余粮来闷饭了。那时缺乏油料，人的饭量很大，按正常情况下一斤多的大米做一两次蒸都吃不饱啊，但我不能那样做，心性又较倔强，没米不敢向同学开口借，从星期日晚上到校至星期五共六个晚上，每次正餐蒸饭时，我刻意少放一小抓，大约半两，一天就节省约一两，这样我每周就有两斤多的大米可用来闷饭了。我把它分为六份，每晚闷一份，饭量是少了点，但晚晚都能快乐地与同学们闷饭吃，心里也很满足了。若是下雨天室外泥泞不堪，是无法生火闷饭的，那样等到不下雨了就两份合为一份闷，有时连续出现阴雨天气，到周末了就能闷足够的饭量吃饱为止。那时同学们都拿比红砖稍短的铝饭盒，按比例把放大米和水，加点盐巴，有点猪油放更好。如果火炭烧得旺，一个饭盒十五分钟左右就可闷熟了，太久容易烧焦，太快了闷不透。我的饭盒是二哥高中毕业后留给我用，父亲曾交待我要保护好饭盒，不能搞损坏，意思是还要把它传给弟妹们用。闷饭如若掌握不好时间，饭盒容易烧焦受损。因此，后来我改用竹筒闷饭，想不到比饭盒闷的还要好吃多了。山脚沟边长有几丛甘蔗茎粗的野生竹子，我每次砍一根，分一个节间砍一段备用，尺把长的一个节间能煮三四两米，正好够我原预定要煮的米量，再大也没有大米了。先放米和水进竹筒里，把它斜插到旺火堆里，让沸腾的水汽从上端冒出，当水汽慢慢减少时饭就熟了，及时拔开火炭，让其自然降到室温就可以吃。
（榜圩五七中学1996年高二、三班同学聚会部分师生合影）
在用火方面老师天天不忘提醒同学们用火安全，但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学校处在半山腰上，四周长满草木，火房内外堆满干柴条，房顶又是茅草盖，因为柴火丰富，平时同学们烧火煮食常是烧猛火，火舌不停不断往上窜，不到五米高的房顶的栋梁、茅草层都被熏得焦黑，遇上火星就有可能着火的危险。还有同学们闷饭都是在宿舍周边、火房外围的草丛边挖一个小土坑就烧火，一旦失火不堪设想。连绵不断的山岭，层蛮叠嶂，草木繁茂，只有学校篮球场是空地，若是大火从周边烧起，连逃跑避火的地方都没有。更严重的是，有一晚上高一班一位同学从第一梯台攀爬上第二梯台时，不慎跌落下七八米高的台阶造成骨折，同学们连夜点火把照明抬出山外去医院医治，几公里的山路旁都是杂草树枝，几个人抬担架，一人专扛一大捆原先制好了的火把备用，两个人在前后连接不断地一把接一把地烧火照明，火炭掉落路中，有的火苗还着火花也没人顾得去灭掉，竟然没有出现火险，真的万幸啊。在深山里办学的那两年多（过后学校搬迁下文提到）时间学校能安全用火过来，真的很庆幸很庆幸！
76级入学时建校已进入扫尾突击阶段，原来分组的人员全部合为一个组，集中力量建最后的两间教室。劳动课是参加民工运砖、抬横梁、搭架等。上课是在校址旁开挖一块平地，两个班合为一个班上，黑板立在地上老师就讲课，板书时还得蹲下来才写，学生折一把树枝垫坐，有的在面前叠加三四块砖头做写字台，有的图方便就在膝盖上做笔记。说句真心话，见到此情此景，我心里凉了大半截，说是学校倒不如说是农场工棚，我真的想打退堂鼓了。我不是怕苦，而是觉得这个地方不像学校，在这里是学不到文化知识的。还好我二哥当时是生产队派去参加建校的民工，他叫我到工棚里跟他一起吃住，只把蚊帐挂到宿舍里占个位置留着。二哥见我三心两意的，就对我说，你先在这里慢慢适应，回去又没有地方去读书，只能放牛过日子。我想也只能是这样附合了。到了11月份，校舍建设完毕，民工返回，二哥回去后，我就搬到集体大通铺宿舍去住。因为建房要求对正整齐，男女生两间宿舍一样大，但男生90多人，女生70多人，男生宿舍非常拥挤，女生宿舍也是摆得满满的。男宿舍按回字形摆设，从门口起沿墙壁四周摆满架床，“回”字中间摆六架合为方形，分上下铺，通道沿回字的内回环绕，一个人通行还要侧身走，若对向通行，只能一个先往床铺里倾斜让路，另一个才能通行。床铺不是一人一床，而是以中小号蚊帐（不准挂大床蚊帐）为界，从头到尾挂满为止。因床上用品不足，棉胎单薄，有部分同学就自愿两人合一铺。我跟同大队的韦汉敏同学合铺了两个学期。那年代气温比现在低、雨水量多，山里又比山外寒冷，因空间狭窄宿舍的门从没关过，窗口也没有安门扇，只是预备一块木板，到冬天或下雨天才挡起来，平时日夜敞开着，夏天凉风习习，合铺也不怎么感到闷热，到了冬天合铺就多起来。
学校作息时间管理由老师轮流值班。刚进校时起床、上课还是吹哨子，一个多月后老师亲自到打铁铺里找一块弧形的铁片来挂敲，才替换了哨子。处在深山里常是寂静阴沉的天气，给我们计时带来了难度。那时钟表是高档消费品，又是凭票供应，有钱也无处买，同学们没有一个戴有手表，老师也只有两三个戴。全校就有一个碗口大的公用座（闹）钟，由值日老师随身掌管，有时下午全体师生一同进山砍柴，先挑担回到学校的同学望望四周茫然一片，特别是阴雨天，不知是什么时候多少点钟了，钟又锁在老师房间里看不到，是等开饭还是先到水溪洗澡好呢，都不好作决定。后来，我们以一棵大树边的太阳光投影来划线记录时间，分夏天与冬天线记录，过后我们都以这个方法来判断大致的时间点，一般八九不离十，可是到了阴雨天这个方法就失灵了。学校有一个水泥砖大的收音机，安装一个比水桶口略大的广口喇叭接收传送广播，还有一个唱片机，配有五六张唱片，其中一张是专用的第四套广播体操，其余都是革命歌曲，不开收音广播的时候就反复播送那几首歌曲。山里难听到乐声，即使是重复播送也没有觉得腻烦过，反而是活跃校园百听不厌的乐曲。每天在起床、午饭和晚饭分早中晚三个时点播报，早播较短，晚播较长。这些器材构成了学校管理的全部用器。
（2）半耕半读
1975年秋季招收第一级学生一个班60多人，当时学校正在建设当中还没能进驻，第一个学期开学先在山外的常星大队巴抢屯借住农户办学。五位老师，黄文良校长（一年后调回常星大队附中任校长，韦文辉接替）、黄孟碧、梁允聪、李建林、周家齐（实习老师，两个多月后调走，李修成接替）。那时群众对上级派驻的工作人员（学生）很热情，各家各户都主动腾出房间给师生住，同学们三四人一组驻进农户，又在村头一户空间较大的农户做伙房，在门前空地上集中，老师天天早晨都集合同学反复讲纪律、讲团结和协作，不准出现任何违纪行为。每天早晨同学们都提前起床，首先要做的是，有的为东家扫地，有的挑水灌满水缸，然后再到晒谷场集合听老师安排当天的劳动和学习任务；傍晚则主动帮劈柴、摘菜、收晒粮食、喂猪等。这时期白天主要是上劳动课，或是在山外跟民工参加烧制砖瓦供应建校用，或早出晚归到六牙山参加建校劳动，晚上老师口头简单讲些文化课，或讲从收音机里听到时势新闻，两个多月后搬到六牙屯，仍然是分散借住农房暂驻，到学期末，两间男女生宿舍和一间教室建成后，高一班才正式进驻学校。到1976年第二级招收两个班，才增加招聘民办教师黄大硕来校上课。老师们课程任务实在是太繁重了，后来公社教办室雇请黄吉英同志为学校后勤人员，主要负责老师们的后勤，之前老师跟学生一同吃大锅饭，不时也自己在房间里开小灶自己煮吃，以改善一下生活。学校的劳动和文化课程不但繁重，而且生活非常艰苦，有些同学受不了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考验而自动弃学，高一、二、三班前后就有八九位同学辍学。
劳动课程主要是开荒种地、砍柴火挑出山外卖、养羊、养猪等。所设置的劳动课不是以经济效益为目的，而是以劳动锻炼从而达到思想教育和塑造精神为主。
校舍建设完毕后，学校作息时间开始正常运行。高一班之前主要是一边建校一边上课，劳动锻炼课程主要是与农民工一起建校，而到我们第二级起正式实施“半耕半读”教学模式了。说是半耕半读制，其实耕多读少，这样才能体现“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五七中学的办学宗旨，因而劳动常常多过文化课时间。入学通知里就写明要求同学们自带柴刀、锄头等劳动工具，课程表里按上午上课、下午劳动轮换安排。但后来因为下雨天无法外出劳动，鉴于学校的初始办学理念，在老师们的意识里宁可少些文化课，不可缺少劳动锻炼，后来就改为晴天劳动雨天上课，真正过上传统的“晴耕雨读”生活方式了。然而，往往晴天总比雨天多。有一段时间连续天天劳动，我感觉很累，体力似乎跟不上，就产生了磨洋工的念头。有一天，吹着寒冷的西北风，学校安排上山开荒锄地，我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伴随着发烧不想去劳动了。一般情况下，发烧感冒是可以请假的，但又没有什么证据，口头请假很难获批，我索性不经请假就躲在温暖的棉被里不出工了。因刚自己一个人不出工有点心虚，就想拉拢一个伴壮胆，起床前我就跟黄东安同学稍稍说，我们是来这里读书的，又不是来这里劳动，天又这么冷，今天我俩不出工了。听我这么说后，他想想也是，就跟我一起睡懒觉不出工。我俩喘喘不安地在宿舍里等待同学们收工后，并做足了接受老师批评的思想准备。真是天助我也。平时出工都是点名登记的，那天不知何原因竟然没有登记点名，回来同学们去饭堂打饭，没有谁提到今天缺工的事，老师也没找到我俩谈话，这时怦怦的心跳才平静了些许。无故不参加劳动体力虽不受得累，但心累更难受，真的有点得不偿失。特别是反省起来，自己偷懒了还要拉同学（东安）的后腿，这是万不该的，因而告诫自己，往后决不能再有这种行为发生。
（1975年榜圩中学学生大门前留）（校门对联：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泽东思想铸新人）
开挖荒地。六牙都是泥岭山脉，山头都是长满茅草、蕨草、荆棘等杂草和夹杂一些灌木丛，学校选择在三四十度以下的缓坡山岭，划定面积，先在四周围开好防火道后，才从四面同时点火向面积内烧去，这样才能把火势（苗）控制在要开荒的面积内，防止火灾发生，并把地面上所有杂草杂物害虫烧光，火炭变成肥料，又便于锄松土层，这叫“炼山”。农民开发荒山种地都需要经过“炼山”这一步骤，达到培肥耕作层和防治病虫害效果。然后，全校师生从山脚起一字排开，面对山岭奋力挥锄，一锄一锄地往上开挖松土，最后横向起畦开穴种植作物。那时学校似乎铁定了心要在深山里长久办学下去，因而种地实行长短结合，除了种植玉米红薯蔬菜等短期作物外，还种植油茶苗、杉木等生长期长的经济作物。野山岭的土地经长年草木荣枯轮回，自生自灭，腐殖值含量大，土层深厚蓬松，新开垦种植作物长势还是不错的，可是山里虫鸟老鼠野兽猖狂，种的玉米刚结苞灌浆大部分就被侵害掉了，红薯地结薯不久，薯垄就被老鼠打洞成千疮百孔，收成很少，效益低。我们挥汗如雨把山地开挖出来，种上作物却受到这些害人虫侵吞，又找不到有效的防治措施，很是无奈。而种植的杉木、油茶树抗逆性强，受侵害小，出苗成活率高，长势好，才一年多时间就长到半人高了，丰收在望。
养羊和养猪由两位同学专门负责，不用参加学校其他劳动课，上文化课时，一般要求下午四点多的自习节后养羊养猪的同学就可以离开去放羊喂猪了。羊一放出栏就在学校周边的山腰觅食，养猪的则到山脚边菜地里摘猪菜然后切碎煮熟后喂吃。每个星期六下午学校雷打不动、风雨无阻都放假，轮渡安排两位同学值守校园，其他同学都回家与家人团聚，改善一下生活，并拿下一周的粮食。羊就由守校的同学割草投喂（因为不熟悉羊性，放养怕找不回）；猪也是摘猪菜熬熟后喂养。羊圈是在U形底线左侧对着高二班的教室墙壁搭建，用木头回栏，猪栏则到学生伙房偏下的一小平台搭建，以方便喂养。开头购买6只山羊种、两头小猪崽来饲养。养猪原本是想利用同学们每餐洗碗的潲水来喂养，达到物尽其用、变废为宝。按常理来说，一百多人的洗碗潲水本应足够喂养两头猪食，但哪承想到，那时粮食紧缺，同学们都不能保证餐餐吃饭饱，吃完后还要舔碗边干干净净，不留有一点米糊，哪有剩余的份儿，洗碗潲水清如水，用来喂猪没有一点效果。后来投喂的都是煮熟了的菜叶和藤茎，连一把米糠都没有。加上深山里气温寒冷水冰凉，对猪羊的生长发育影响大，到了冬天那两头猪只长粗毛不长体膘，瘦骨嶙峋，一年长不了几斤，让人觉得越养越伤心的样子。养了近一年都不见有什么长大，寒假前学校就把猪宰了煮熟后分给同学们吃，那肉没有一点油水，皮很厚，吃起来像嚼老竹笋一样。羊也一样。泥岭山里漫山遍野都是大片大片的草木，按理说几只山羊可天天任意吃饱吃好，盼着它们快快长大，个个体壮膘肥，为我们勤工俭学添砖加瓦。可泥岭山上大多都是茅草、蕨草、荆棘，这些都不是羊的主食料，适合吃的灌木丛树叶稀少，乔木叶又吃不到，几只山羊长的比那两头猪还惨烈，身上脱毛显出一块块的斑痕，嘴巴长肉瘤，看起来都有点恶心，第二年老师同意让同学们宰杀掉了。因为羊的膻腥太重，羊只又没有长多少肉，第一次宰杀3只分给全校师生，许多同学都不吃，校长就放话，剩下的3只，哪些同学想吃的，就在星期日同学们回家后自行宰杀。这正合我们想吃羊肉的十几个同学下怀了。我们分两次宰杀，第一次只是盐巴加清水煮，没有什么配料，连酒水消味都没有，羊膻很浓，皮又厚又韧，咬不动，难咽下喉，甚至有的同学出现反胃现象。到最后一次宰杀，我们学乖了，星期日回家时，带几块生姜，灌一瓶自酿的米酒，拿一小块红糖片，还备几片陈皮等作配料，待到下个星期日就把最后的一只羊宰杀。加了这些配料后，再加火延长煮，结果煮出来的羊肉才有点吃味。刚找到羊的食味，几只山羊已被宰光。
砍柴火卖和种地是学校最重要的劳动锻炼工种。那时常星、长安、榜圩大队等在权头（地名）公路沿线建有石灰窑、砖瓦窑烧石灰、砖瓦出售，大量收购柴火，每斤干柴火收购价一分二厘，厘位数算到四舍五入。请别看不起一分钱的价值，当时一碗素米粉九分钱，一分钱可买半盒火柴，五分之一个鸡蛋，一颗水果糖……学校就组织学生砍柴火挑出山外卖，每周要挑两三次，星期六不下雨的回家都要顺路挑一担柴火出来卖，卖得的钱用作学校买粉笔、纸张、篮球、煤油等开支，有时也用作改善同学们的伙食，买猪肉来加菜，或买猪板油炼作食用油。挑柴火时，一搬同学们都挑五六十斤以上，高一班有几个高大个子的同学与老师一样，每次都挑八九十斤重以上。韦校长、高一班的黄建勤同学等大都挑超百斤以上。从山里挑到山外有十几里路程，且一大半走山路，一小半平路。所谓的山路，只是脚底能有个落脚点，两边布满树枝杂草。挑柴担都是要一手用力支撑担子一端与路线平行往前纵向推，才能拨开出一条路来，不像平路那样横着挑，身上压着重担，又看不清路线，且都是侧身走，走几座山腰七八里这样的山路，没有力气和耐力是挑不动的，更危险的是不小心有滚下山崖的可能。从深山里挑担出来很累很累，春夏季节达洪江水库渠道放水灌溉农田，出山的路口正是水库渠道中上游。到班乐屯后，我们几个力气较小的同学就把柴捆放到渠道里随水流往下自行漂流，手拿一根约二米长的木棍沿渠道边跟随牵引，漂流约四五千米后漂到榜中对面才拦住柴捆拿上岸，再挑五六百米就到砖瓦窑旁边交售。交售时不是一担一担地过秤，之前已在学校由班长和劳动委员过秤造册登记了，到场了由购物主抽样三四担验收，与学校登记的数据大致吻合后，再检查柴火的干燥度合格后，就按照学校记录的数据直接收购结算支付，也叫直线收购、或直线入库（当时是集体经济，人数多上缴公粮等排队长，都是采取如此简便程序收购）。放到水里增加湿度不但不影响到收购重量（不抽作检验样本即可），反而认为柴火很干燥了才能漂浮水面上流动，因而都不用检查干燥度了。这样做虽是减少了一半挑担路程，但耗费时间较长，只是在想偷懒或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才是那样做。那时水利渠道还没做到三面光，都是泥土筑边，渠边有坑有窝，有时柴捆漂到对面的湾窝停留下来，手中的木条又牵引推拉不到点，那麻烦就来了，只能脱衣服下水把柴捆拉回水面中线以内才能顺利漂流。这样的情况我就碰到二三次。砍柴火卖多苦多累都不说，最为尴尬的是，同为高中生，当我们挑着沉重的柴担到榜圩中学大门前的烧砖窑交售时，却看见（校园敞开没有围墙）榜中的学生有的在教室听课，有的在操场上运动，气氛和谐又活跃，我们心里既羡慕，又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或许是先前说的“五七中学毕业生不用回乡参加集体劳动锻炼，可以直接评选升上高一级学校就读和优先参加招工招干”这一句话，才安抚了我们此时不知是何滋味的心情。
（我们的老师照片。从头起：黄孟碧、韦文辉、李建林、李修成、黄吉英）
文化课只开设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七个科目，体育课是附加，有时上有时不上，其他如英语、生物、音乐、美术等科目不仅不开设，而且几乎没有人提到过。还好，恢复高考头几年外语是自愿报考科目，成绩只作参考不列入总分。体育科也不作要求。
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各大队附中、小学选调上来的。在那讲政治的年代，能从大队附中、小学中选调到高中任教，在人们心目中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荣光；在老师们的心中，不仅是一种信任和荣誉感，更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全校六位老师，三位党员（韦校长、李建林副校长、高一班班长李廷尤。其中，李班长是在校入党的），三位公办、三位民办，其中五个高中学历，一个中师专业。那时在乡镇高中毕业当高中老师是正常的，而老师队伍中的党员实在不多。比如，老高中榜圩中学二十多位老师也才有二三位党员。我们的老师学历都不高，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到深山里带领我们一大群年轻人一起生活、学习和劳动，在教书的同时更注重育人，始终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作风教育影响着学生，同学们受益匪浅，这种舍小家顾大家（学校）的奉献精神值得同学们敬佩一辈子。
全校三个班级六位老师，平均每个班两位科任教师。因课程多老师少，又是半耕半读教学模式，安排课程就像生产队长安排工种一样，按科目把课程分到人头（老师），上文化课的满满当当，上劳动课则天天出勤，且做到学习劳动两不误。老师分文理科两个组，韦校长、黄孟碧和李修成老师分在文科组，重点抓语文课，兼上政治历史地理。韦校长任组长。李建林、梁老师和黄大硕分在理科组，负责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重点是数学。李副校长任组长。上文科的当然上不了理科的课程，但上理科的却是通识的，当文科老师课程繁重顾不上时理科老师就顶上。政治课则是韦校长的专利了，他见文科老师课程重，自己提出上毕业班的历史课。韦校长对学校的管理可谓操尽了心，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响就到学生宿舍门口呼叫同学们起床，劳动课之前必先集中讲话，讲安全、讲协作等，上课的有板有眼，劳动课的带头出工，处处以身作则。李副校长只是上数学的代数部分，其余的三角函数、立体几何等全由梁老师和黄大硕老师分摊。那时的学校有传统的观念，即当语文老师就当班主任，而我们学校有三个班才有两位语文老师，李副校长自告奋勇当一个班的班主任。李副校长还是劳动课的指导老师，比如种玉米开播种穴的行宽、株距都是他亲自指导做的，记忆最深的是他讲到玉米间苗的意义和作用。有一年，学校春播一亩多的玉米，因怕出苗不齐，播种时每穴都放三四粒种子，那年雨水、温度都很适宜玉米苗萌芽生长，每穴大都长出三四棵碧绿的玉米苗，出苗不久，李老师就带领同学们去间苗，每穴只留一株，最多留两株，大家觉得不解舍不得下手，好端端的玉米苗怎么说拔掉就拔了呢？这时李老师给同学们讲解说，苗多好看是好看，但生长过程中互相争肥争光争空间，结果只长秆长苞小，甚至不长苞，同学们才恍然大悟。梁老师是全能教师，数学、物理、化学他都上，完成本职科任教学任务后，还经常分身术去上文科的课。比如，学校虽不设音乐课，但课余梁老师主动组织同学们练唱歌，或在劳动课休息间隙，就地给老师同学们带唱革命歌曲。现在我还能哼几句《回延安》《南泥湾》《社会主义好》等曲子，是那个时候梁老师亲口一句一句教唱的，特别是我们学校是以电影《决裂》的主题歌《共大赞歌》为校歌，看过电影听唱过一遍后就不再见到词曲了，集市上又没有唱片出售。当时文化宣传渠道是靠广播和报纸。广播一般只有新闻节目预告，没有音乐歌曲播送预告，收听广播又不一定遇上想要听的歌曲，且什么时候时段播送的之前也不知道，同时学校一份报纸都不订阅，也不知是哪一天报纸刊登，梁老师利用星期日到公社、到榜圩中学去打听搜集才收录到《共大赞歌》词曲，回到学校马上把词曲用毛笔抄到一张大白纸上，自己先谱曲练唱几遍后就拿到操场上挂，晚饭后就招集全校师生到操场上教唱，连续几晚，直到同学们能自行歌唱。此后，校园每天课余同学们就唱起“满山的松树青又青，满山的翠竹根连根，新型的学校办得好来……共大花开分外红，教育革命起东风，起东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来……”的歌曲，歌声悠扬飘荡在校园上空久久不散。还有，不管文科的哪一位科任老师有事请假需调课的，都是梁老师顶课。黄孟碧老师是老高中毕业（我们当地对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的称呼），任教多年了，积累一定的教学经验，大家都公认他上语文课好，我很想听他的课，但他是专职上文科班的，我是学理科，因而全校六位老师唯独一个没上过我们理科班的课的老师。李修成老师是全校最年轻的老师，身体健壮，比学生大不了七八岁，建校那年他同年分配到校任教，是我们高二班的班主任，上一二年级的语文课，兼全校体育老师。他亲自一手操办，定期组织班级开展篮球、乒乓球、拔河等比赛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尽管劳动课繁重，但学校文体娱乐活动从没有缺失过，使同学们在活动中增进了友谊和增强了凝聚力。因缺乏场地和器材，体育课只局限于篮球、乒乓球等方面的活动，其他诸如单杠、木马、沙坑、跑道等体育器材和场地一样都不具备，大家都把生产劳动权当体育课锻炼，把挑重担当作举重看待，把长途跋涉视同马拉松运动，把走田埂看作平衡木，攀爬树木也相当于引体向上，把跨水沟当跳远，等等。举重也好挑担也罢，都是体力活动。想想也是，人的双眼同开同合，最后（如视力）也还是出现不同的结果。以李老师为主力，加上高一班的陈文经、陈才、覃世飞、覃世喜等几个高大个子、球艺好的同学组成学校男子篮球队，在李老师的带领下加强训练，76、77年参加全公社每年春节举行的篮球赛，全公社10个大队、加上社直、榜中、五七中学等共13个队参赛，五七中学队连续两年进入前三名，为学校争得了荣誉。特别是在一场循环赛中打赢了榜中队，比获得冠军还兴奋，那获胜感、荣誉感啊真的无以言表，这时同学们才感到五七中学的实至名归。黄大硕老师也是建校后从农民聘请到校任教的，上数学、物理两门课程，是老百色高中的毕业生，理科基础扎实，很快就进入教学角色。黄老师原是当地有名的木匠，学校教学用的三角板、尺子、圆规、都是他经手制作的，与机制没有什么差别，不但实用且耐用，为学校减少了部分开支。1977年恢复高考，黄老师带领第一届毕业生同场考试，结果只有他一人考上右江师专，学生没一个人考上，“全军覆没”。黄老师考去读书后，公社教办室就在全公社物色一个民办老师来接替黄老师的岗位，最后选定卢焕琚老师。卢老师是老百色高中的高才生，毕业那年碰上国家停止高考制度，只能无奈地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1978年春季开学卢老师正式到校上我们班的物理、化学课程，有时也上数学课。卢老师刚走上讲台他生怕遗漏或讲不到的地方，课前下足功夫备课，每一节课都写很详细的教案，每夜学生半夜起床方便时总见他的房间还亮着灯光，他的同胞哥哥卢焕琼老师在榜中任教多年，也是上高中理科课程，他去跟阿哥拿很多复习资料来，自己加班加点用钢板刻写后再油印出来，免费发放给同学们。卢老师搞题海战术，数学、物理、化学都刻印一大堆资料，拿到课堂上讲解演算给同学们看，无奈同学们基础太差，跟不上节奏，消化不了，学习效果不高。可谓一边是“阳春白雪”，一边是“下里巴人”。卢老师对数理化难题的解题很有一手，连他的兄长卢焕琼老师还经常来跟他磋商、探讨解题方法。我曾问卢老师过：您有这个水平为什么不参加高考？卢老师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家庭劳力少负担重，即使考上家里就没了支柱，也无法安心上学读书。不久，卢老师一边教学一边报考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函授学习，获得本班学历。要知道，80年代考取恢复高考后第一批高校函授或自学考试者，成绩并不比全日生差，那是真才实学。还有黄吉英工友，他是专门为几个老师煮食，每餐开火前他都先到学生伙房指导给养生煮的大锅饭，然后才去老师食堂忙碌他的事。他每周出山外圩集二三次购买老师的粮油，出校前他都到教室或宿舍跟同学们打声招呼，有谁需要购买生活日用品或作业笔记本的，他都一一登记帮购买，有的同学身上暂时不带钱，他就先垫付，等下一周拿钱后再还给他，有时有的打忘记了他也不再追问。五七中学全校师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师生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说句实话，我们在学校里虽然学不到多少的文化知识，但在为人办事方面老师给我们谆谆教诲，指明了人生前进的方向。现代著名教育家徐特立说，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经师是教学问的，人师是教行为的。照这么说，我们学校确实是没有经师，但个个是人师。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能遇到这样的老师，可以说是何其的荣幸！何其的骄傲！正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逢。
在一次师生小聚上，李建林老师深情地说，叫我们这些上小学课程的老师去教高中的课，比赶鸭子上架还要难，真的耽误了同学们的青春年华，可那是组织上的召唤，我们当然义无反顾了。话音刚落就有同学站出来说，请老师不要这样讲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师永远是我们的好老师！本来老师讲话应得到学生的热烈鼓掌，可这次却是学生明确老师的地位，摆正自己的位置，反而得到了全体同学们的鼓掌。
（3）学校搬迁
1977年10月的一天早晨，我们突然从收音广播中听到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说实在话，这条后来被称为教育战线上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特重大消息，在我们学校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老师同学们只议论了一番、泛起一阵波澜之后又恢复往常的平静生活。我则大胆地跟身边的同学们预测，说都实行考试招生了，估计往后不久学校将不会再安排劳动课了，我们可以专心读书，到时大家就可以把锄头、柴刀扔掉。有个同学还笑说你（指我）真的想得美啊。进入11月学校还是按部就班按原定课程表上课劳动，月底公社教办室果然下发通知，取消劳动课程，按全日制教学。听到这个消息同学真的欢呼雀跃起来，相互拥抱庆祝，有的同学真的把锄头、柴刀扔到山林里去了，不扔的也留在杂物房里不要了，而我只说说而已不敢扔，因为家里还缺农具有需要得很呢。星期日放学，我肩扛锄头腰佩柴刀手提扁担昂首阔步地回家，到榜圩街头正值圩集日，我从上头穿到下头近2里长的榜圩街道，人们投来异常的目光，可能是疑惑不解，怎么有这么一个学生模样佩着柴刀扛着锄头大摇大摆地穿过人行密集的街道来做什么？到家刚进门父亲见状也是蹙起眉毛诧异地问道：拿工具回家以后不用上学了？我说学还是要上的，但不用劳动了。刚才父亲脸上还是愁眉不展，听我说后便笑逐颜开，并连说了几声——好好好。更令人振奋的是，临近寒假，公社领导跟着宣布把五七中学搬出深山，临时搬到权头（地名）一个公社办已停产了的磷肥厂旧车间上课。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来，让人喜庆不已。从此，我们不用再跋涉山路上学了,也不用再以劳动锻炼为主,可以全日制静心坐在教室里专心听老师讲课了。
搬迁那天，各人各搬自己的桌椅台凳和生活用品，第二天集中搬黑板、锅头、讲台等公用器材，还安排部分同学挑最后一次柴火到新址用，约一周时间这批柴火烧完后，学校由原先卖柴火变成了买柴火烧，角色一下子反转太快了。我跟韦汉敏同学同桌，他扛桌子，我挑两个椅子，到半路又互相轮换，他挑椅子我扛桌子，如此轮换不下十次，近傍晚才到新校址。有的女同学由于单人扛桌子不动，只能用一条长棍绑起来像担架那样两人在两头扛，这样就得多跑一趟了。记得搬最后一批公用物品时，我捆扎好担子后并没有直接返回，而是静坐在校园上边的土坡上若有所失地凝望良久，内心里莫名其妙地涌现出依依惜别情的感觉，真的有点舍不得，这应验了“当拥有它的时候不觉得怎样，当失去了之后才觉得它的珍贵”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心想：尽管我们的学校处在深山野岭中,但校舍刚建成不久,同学们洒下不少的汗水,还来不及享受，就这样废弃真叫人难以割舍；大家亲手种植的油茶树正长得茂盛的时候,丰收在望,舍不得离开它；还有那一片宽广的森林和那些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以及山中那些叫不出名的小鸟……
学校用两天时间把旧磷肥厂的房子瓦片重新翻盖，把开裂的捡掉，换上新的，又简单修整房门、打扫宿舍教室干净后就进住了。旧厂房和职工宿舍分别立在公路的两侧，进出都要穿过大路中间，那段路又处于小角度的斜坡形状，不算很平坦，泥砂混合路面坑坑洼洼，因没有活动场所，每天早晨师生就在公路上做广播操，这时就有两位老师主动到路口两头守卫劝导车辆和行人，幸好那时社会上人员流动不多，乡村公路人行车辆来往少，若是偶遇车辆、拖拉机驶过来，守卫老师远远就举手挥动示意车辆慢行，然后叫学生暂时停下让路，车辆通过了再继续。然后列队集合听领导讲话、强调纪律和安排布置当天的学习任务，这是那个年代每个学校每天必做的仪式。
教室设在简陋的旧车间里，里面还留有大基座的废旧机器，学生就坐在机器旁边听讲课，只是具备场地不像教室，课桌就摆在废旧的机器基座间，桌椅比机座矮半截，为了让同学们尽可能地看到老师的板书，黑板挂到墙壁最高处的横梁瓦片下，老师招集同学们搬运石头垒砌抬高讲台才看见学生。老师在机器前讲课，我们在机器后听课，有时老师板书到黑板的底层时同学们就看不到，要做笔记就得绕过机座抄写或是站着书写。古时有隔山买牛的故事，今有隔山听课的经历。“权头”有电通公路，但用水还是到三四百米远的平治河里挑，尽管学习环境不怎么的尽如人意，但总比在六牙山好多了。同学们能静坐在有窗户有电灯的房屋里正常上课，附近村屯的同学可以不住校了，早晚步行上下学，稍远的就踩自行车上学，再远些的就住校，大家都感到这实实在在的优越感了。为了把过去虚度的时光抢回来，同学们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练做习题，老师们像灌鸭式地反复上课讲解，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榜圩中学就在学校左下边四五百米处，课余我们还跑到那里去与他们交流，相互借阅学习资料，我们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师资和校园环境学习多好呀。
都说吃饭大过天。搬到“权头”后师生的后勤又是一个问题。因为原在六牙山煮饭用的木制蒸笼很笨重，搬动又容易松散，尤其是那蒸笼曾被称为“火老虎”，耗能特别大，在山里柴条漫山遍野，任意烧，到山外买柴火烧就难喂饱那“火老虎”了。还好周边村屯的同学和老师都不住校了，分散了一大半开饭人数，减轻了后勤的压力，学校定期每周收集住校生口粮、柴火和菜票费（尽管是生活费用，这也是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唯独给学校交费的一次，一路来不但免费上学，小学初中阶段每个学期每生还领到二三元不等的助学金。但这里也要说明清楚，本来办学应由国家出资兴建的，但当时国家困难，只能由群众自己动手建校和请教师，建校费用和民办教师的工资全由生产队承担（分摊）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已帮我们交了学费的），恢复采用大锅煮饭分发方式，不安排给养生，老师和同学一起吃大锅饭，由黄吉英工友一人负责。
学校搬迁到“权头”只是权宜之计，也不具备办中学校的基本条件。1978年第二届毕业后，秋季学期学校又搬迁到隆足大队部旁边，利用县气象局停用了的气象观测站作校园，公社组织民工新建三间瓦房，一间作教室，另两间分别为男女生宿舍，老师房间、师生饭堂则用气象站留下的房子代替。学校背后十米多处山脚就是全榜圩最有名的“摸栋”（壮语“摸”是泉水名，“栋”是所处地名），从深山洞流出，水质优良，冬暖夏凉，泉水口外围又有一个很深的自然形成的大水池，游泳、洗漱都很方便卫生。至此，学校的住宿条件才有所改观。榜圩五七中学从1975年秋季学期开始建成招生，到1981年最后一届毕业生停止办学，在短短的六年办学中，经历了三次（修）建校、两次搬迁、住三个校址（如果包括建校初期高一班第一个学期暂借住常星大队巴抢屯和六牙屯农房的经历，就变成五次搬迁、住五个校址）的艰苦历程，用颠沛流离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当初上级把五七中学吹捧到天上去了，五七中学的学生被称为时代“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还不毕业招工招干升上高一级学校就读的许诺正等待着向我们招手。可恢复高考后就来了个急转弯，五七中学没有人重视了，之前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远，每个学期公社领导都到学校视察讲话二三次，鼓励同学们认真学习，刻苦锻炼，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搬到“权头”离政府所在地一公里多的皇城脚下，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见一个领导来学校视察讲话过。真的应验了这句俗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从此，五七中学衰落直下了，走入自生自灭的境地，师生们像是刚做一场美梦就被惊醒了一样，成为时代的弃子了。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深。时值全国各地也同时宣布撤销停办各类以五七冠名的学校。当时榜圩公社各大队附中毕业生源又增多起来，榜中招收名额有限，公社领导决定榜圩五七中学继续延迟办学，但招生顺序比76级颠倒了，由之前优先招生变成“备用”招生的学校，即先由榜中和平中按中考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剩下的不按分数自愿报名就读五七中学。还有令人心寒的是，学校才搬到“权头”进入正常教学不久，公社教办室就不明不白开始挖五七中学的墙脚了，直接下通知把全校唯一一个全能且完全胜任高中教学的梁允聪老师调进榜圩中学，加上黄大硕老师又考上大学读书去了，缺少了这两员大将，学校的教学资质更显得捉襟见肘，甚至“资不抵债”。
在“五七”道路的光辉指引下,原先一个名声红得发紫的学校,招收的是全公社家庭出身好、思想进步、成绩优秀的学生,培养出来的第一届毕业生参加1977年高考连一个技工学校（只面向非农业户口招生）都没考上,下一年也没有几个人再参加高考了。1978年，第二届毕业生虽有一个学期的正常学习时间，但终因师资配备不全，学生文化基础知识低，加上当年政策规定，应届毕业生只准报考大专以上专业学校，中专留给历届毕业生报考，以补偿他们过去因各种原因学习时间被耽误的损失，全校也只有黄冬梅同学（非农业户口）一个考上技工学校，差点又是一个“全军覆没”的例子。五七中学成为探索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试验牺牲品，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
那时高考成绩通知到学校放榜的，我的成绩比中专录取线多出5分，假若让应届生考中专，那当年就“金榜题名”了，可惜世上不存在假若。这5分也给我鼓足了勇气，更让父亲看到了希望。父亲不让我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继续回学校补习。但那时还没有哪个学校办补习班，回母校五七中学补习完全是可以的，但老师们都说学校的教学水平就这样了，你还是去找更好的学校补习吧。因此，第一年我只好在家自习，每周去母校一天跟老师们汇报交流学习情况，在家学习累了就做些家务活。结果无师真的不通，当年还是名落孙山。第二年，父亲说这样下去不行，还得去学校给老师辅导。父亲绞尽脑汁，才想到有个远房亲属在坡造公社中学当教师，大名叫黄才波，还是个学校的副职领导呢，按辈分我应叫他堂姑丈。当时学校已开学一周了，而农村与外界没有电话联系，写信时间又来不及，父亲就叫二哥踩单车拉我到50多公里外的坡造初中。姑丈听我说要在那里就读，他直接回答说开学前你不来，现在教室已排满了没办法。出发前父亲已交待说，姑丈给就在，不给也“赖”着在那里，不要回来。为挣工分二哥当晚赶夜路返回，我真的“赖”在姑丈家过夜了。第二天姑丈只好从他的办公室里搬出一个放书的桌子，让我拿到二班（当时提倡均衡教育，不准学校设立带有偏向性的重点班或尖子班，但为了提高升学率，各学校还是暗中较劲，以数字代号来编班。其实人们心里清楚得很，一班就是重点班，其后都是普通班。尖子班挑选全校历届教学最好的老师上课，其余的教普通班。姑丈摸不准我的成绩水平如何，他怕我跟不上，最主要的还是怕失脸面，因而不给我安插到一班。这是后来我考上了他才有点叹息地道出真情来的）教室最后角落安放，这时才真正地过上中学生生涯。我经过如此两年艰苦补习最后才考上。
回过头来看，可以说五七中学是时代凑合的产物，根本就不具备办学条件，只是招集一群正焕发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到深山里集中学习文化知识和进行劳动锻炼，白白消磨了同学们无可挽回的宝贵青春年华。
都说世上的路子千千万，不能以一考论英雄。诚然，五七中学这段历史是在“白卷英雄”的背景下产生，也给同学们的成长经历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特别是无法弥补被荒废了的文化课知识。对这段历史，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一方面是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教育资源极其短缺的背景下创办这么一所学校，让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有个学习劳动场所、不失学，算是最大的幸运了；另一方面是真正培养了我们这么一批最能吃苦耐劳的一代人，也与当时掀起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时代潮流合拍，与梦想同行，为我们跨出校门走上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现今交多少的学费都学不来的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难忘的日子，辛酸的记忆。从人生的视角来看，两年的高中学习经历只不过是一瞬间，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依然深深地印在同学们的脑海里，历久弥新，弥足珍贵，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里永不湮没的时光。在许多人的眼里，当时岁月不无蹉跎，现在反过来看，倒是觉得那是一段虽然艰苦但却是充实丰润的难得人生磨砺经历，值得我们去怀念，值得我们的骄傲。
是金子，不管处在什么位置上总会发光的。不是吗，榜圩五七中办学六年，在老师们的辛勤教育和严格要求下，培养了300多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毕业后，同学们遍布三百六十行，经努力奋发同学们都在各自领域里成就了一番事业。不论是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是在乡村农业生产第一线，或是在商海里遨游，个个都发挥出自己的青春力量和智慧才干，处处留下校友们闪光的足迹，成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无愧于老师的一代人。我们同学当中，有机关干部、有乡镇领导、有军警干部、有公检法官、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有经商致富能人、有教师、有农村干部……在农村的依靠科学种养当了专业户，以实际行动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成为致富带头人；下海经商的靠自己的智慧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响当当的大老板，成为新时代创业领头羊；在行政机关供职的兢兢业业，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诺言；在企事业单位的爱岗敬业，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争当岗位标兵；更为自豪的是，有的同学凭着自己的才华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虽然生活的路不尽相同，每个人所取得的业绩也迥异，但是，英雄不问出处，职业不分贵贱，永不改变的是同学们的奋发拼搏精神。儿不嫌母丑。不管怎么说，榜圩五七中学永远是我们的母校，它在我们的心目中曾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此说来，榜圩五七中学不愧为一所时代新生事物的学校，能走进这个校门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学校解散后老师们的去向。韦校长调进榜圩初中任教；李副校长调回本大队吉旺小学，不久获平果县第一批民办转公办资格，后借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几年。由于离家两地分居，加上当时交通不畅，从县城回到榜圩老家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每周一休又不能回家照顾家庭，因而自动请求调回原校直至退休；李修成老师调回本乡果化中心小学任教；卢老师调进榜圩中学，通过参加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函授生获得本科学历，直接转正；黄孟碧老师调回本大队的坡合小学，过后考进田东师范就读，毕业后分配进榜圩初中任教；附带一句，梁老师也是同时期从榜中调回老家田阳县绢纺厂职工子弟学校任教；黄吉英工友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后担任农民技术员，不几年又被招聘到榜圩镇乡镇企业办工作，由于工作表现突出，经考核特招为镇政府干部，接着后又被选拔为镇长，镇长任期结束后调任县木薯生产办公室主任直至退休。
白云苍狗，岁月无声。四十余载了，几位老师的个性和教学特点时常在脑海里浮现。可惜，韦、梁、卢和黄大硕老师已先后作古了。在此，谨以这里的几行文字寄托同学们的哀思，为逝去的老师灵魂献上一缕心香，祝愿他们含笑九泉之下。同时，祝福健在的老师们晚年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文/陆章流，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作者简介：
陆章流，笔名章彰，男，壮族，籍贯平果榜圩，1960年出生，大学文化，百色市作协会员。自由撰稿人。写过新闻通讯、调研报告、讲话稿、叙事散文、随笔、杂谈和农业科普及专业论文等类型文稿，散见于一些省市报刊和公众号，多年获得各级报刊（社）奖励。主要有《那年，五七中学搬出深山》《千古一师毛泽东》《P县炭疽病风波》《那些年，我们看过的露天电影》等。著有散文作品《山村记忆》《常有岁月可回头》、新闻报道集《业余，我坚持报道平果数十年》、专业论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初探》（公开发表的专业论文原稿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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