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大学女博士生为反抗其博士导师王贵元教授要其陪睡才能毕业的淫威，发布了一段举报视频，甚至说：“谢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大家能转发到身边的微信群 qq群 各种群 假如扩散不开 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这该有多么绝望才能有这样的哀求？
笔者正好看到《人民日报》1968年9月12日第6版的文章《苏修叛徒集团实行法西斯专政 苏联工人阶级陷入苦难的深渊》：
苏修领导集团为适应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教育方面推行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办校方针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们竭力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的办校方针，使资产阶级学阀、反动的“学术权威”操纵高等学校大权，垄断一切，任所欲为地贩卖各种反动思想。
在苏联今天的教育中，明显地存在着阶级差别，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弟享受着种种优越条件，为所欲为，飞黄腾达；另方面是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弟和劳动青年，遭受排挤和打击。
不只是苏修有这样的“资产阶级学阀、反动的‘学术权威’”，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旧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
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员李家红1968年2月2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四版《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我们实验员过去在学校最被人看不起，不管什么事都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今天，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要起来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要作教育革命的主人。
我同学校里的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一道工作近二十年，我认为，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主。为什么这么讲呢？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吃得肥头大耳，一年到头只干两件事：第一收租，第二管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是这样。他拿着高薪，不为人民办好事。工作的时候，爱来就来，爱去就去，来了也是抽烟喝茶，大放其毒。这个披着“专家”、“教授”外衣的反动家伙，对党对人民有刻骨的仇恨。他用他的反动思想腐蚀青年一代。他是怎样带研究生的呢？先给他们布置一些书去读，然后要我们实验员帮他作实验。出了结果，写成论文，他就拿去发表。他的名字自然列在第一位，又拿稿费，又拿审稿费，真是所谓“名利双收”。
这班家伙实际上是最没有知识的，最无能的。他们的知识，可以说是我们这些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给他们的。有一次，我发现一种新的细菌，去问他，他不认识，还要胡讲一通，说是“大肠杆菌变异”。过了近一年，他突然拿一篇文章来说，有人发现一种细菌，要我帮他找一找。我拿文章一看，原来就是我一年前发现的那种细菌。我就去质问他。起初，他还一口咬定我发现的细菌是“大肠杆菌变异”。我把全部实验重复做给他看了以后，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欣喜若狂地说：“啊，就是它！好！好！国内还没有发表过，快去写论文。”说完就把全部实验结果拿走了。你看，他象不象一个不劳而获专门剥削人的吸血鬼？
是谁把这样的家伙捧上了医大的讲台，戴上了“权威”“专家”的花冠呢？就是......赫鲁晓夫及其在医大的代理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革命的学生一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党内一小撮.....派和这班反动学术“权威”颠倒的历史，要由我们再颠倒过来！
这位博导王贵元大概就是“垄资产阶级学阀、反动的‘学术权威’”吧？
早在103年前，毛主席就认清了这些“垄资产阶级学阀、反动的‘学术权威’”的嘴脸，并创造了“学阀”一词。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记述：1921年8月中旬，毛主席起草了一份《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现代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百年前的“学阀”无非是“要学生的酒喝”，到了100多年后，“学阀”的要求已经变为“陪睡”。与时俱进啊。
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们的工资比普通人民群众高很多，甚至比毛主席的工资还要高。
但有一些“反动的‘学术权威’”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还在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大搞精英式教育，看不起劳动群众，压制新生革命力量。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反动的‘学术权威’”被彻底打倒，与工农相结合扎根于工农群众之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取得了领导地位，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教育路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
那么是什么又使得被消灭的“要学生的酒喝”的反动学术道路又重新回来了呢？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又重新走回邪路了呢？
季羡林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可以作为参考。
195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季羡林的文章《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看法》：
在另一方面，接受新鲜事物，特别是像这样天翻地复的伟大的变革，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是并不简单的。就拿教授来说罢。在解放前，他们愿意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愿意怎样讲，就怎样讲。在大学里，他们是教授；在社会上，他们是名流。许多人是高视阔步，唯我独尊，自由散漫，逍遥自在。但是今天不同了：知识分子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为着人民的集体的利益而工作。工作要有计划，要有组织；教授讲课，要有教学计划，要有教学大纲；工作中的缺点，又是批评，又是自我批评。辛辛苦苦地用了半天力，结果召来一大堆意见。这些都比以前合理，这没有人能否认，但是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你能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旧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随了祖国建设工作的开展，祖国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面貌。天天出现新的事物，天天有胜利的捷报。我们无时无地不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教育，自己也能随时意识到自己的进步。
......但是我决不认为，应该对旧知识分子现在已有的觉悟估计过高。相反，我觉得愈是在党的关怀之下，愈应该提防自己的停滞不前，甚至旧病复发。我愿意在这里特别提出两点注意作为对自己和朋友们的警戒：
第一，中国旧知识分子那种根深蒂固的自高自大的情绪必须继续严防。旧话常说“文人相轻”，可见这种毛病是很古老的。在解放后，经过几次伟大的运动，经过不断的学习和锻炼，在克服自高自大的情绪方面，我们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戒骄戒躁，虚心地向其他同志学习，向群众学习。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基本条件。但是据我看，病根还没有完全挖掉。也许禁不起春风一吹，又会萌发起来。如果真是那样，那是要不得的，必须克服的。不然对人民，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第二，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仍然必须防止。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对科学研究工作是有很大的兴趣的。但是解放前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理论脱离实际。
在这篇文章中，季羡林分析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问题：“根深蒂固的自高自大的情绪”、“理论脱离实际”，并且指出：“据我看，病根还没有完全挖掉。也许禁不起春风一吹，又会萌发起来”。
这两点，实际上就是没有与工农相结合，没有走到群众之中，还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不能与工农相结合，是什么性质呢？——反动。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教育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着，“反动的‘学术权威’”被人民打倒、批判、改造，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他们表示，不再走回“精神贵族”的老路。
季羡林此时又发表了他的看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他说：“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
该文刊载在197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季羡林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他写了一本《牛棚杂忆》，一反之前的态度，开始痛批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痛批其当年大为赞扬的教育革命。
这大概也是与时俱进吧。
正如季羡林1956年预言那样：“但是据我看，病根还没有完全挖掉。也许禁不起春风一吹，又会萌发起来。”
是什么使得王贵元之流的教授又“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呢？
从季羡林的文章中“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人“再把我们拖回”老路的。
那么，是谁将王贵元之流“拖回”的呢？
答案也在季羡林的文章中。他说：“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原来是离开了“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这才是将王贵元之流“拖回”“精神贵族的老路”的原因。
“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是什么呢？
《人民日报》1968年8月26日第1版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阐述得很清楚：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离开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金光大道”，必然走上邪路。
那么，资产阶级教育的邪路是什么样的呢？
——知识私有化。
1976年2月14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载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吕日昌所写的《休想把知识分子重新引上邪路——批判所谓“不存在‘知识私有’”的奇谈怪论》，该文做了很好的论述：
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散布了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社会主义时期“不存在‘知识私有’”，“都是公有”，并且质问道：“谁见过知识私有？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这种怪论不仅荒谬，而且包藏着险恶的用心，必须予以批判。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知识私有”，就是反映传统的私有制的一种传统的观念。知识本来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创造和积累的精神财富，但在私有制社会，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把知识垄断起来，化为私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知识也被商品化了。许多知识分子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待价而沽，进行货币交换。“知识私有”的观念，就是这样流传下来，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得到基本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反映私有制的传统观念却不会轻易消失。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分子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知识私有”的观念。他们把知识当作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为了占有知识，搞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有了知识，便搞技术保密、知识垄断，千方百计争名夺利。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路线，......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从“知识私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但是，“知识私有”观念远远没有肃清，批判这一传统观念的任务远远没有结束，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战斗。
“知识私有”观念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只要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会有是为革命学知识、用知识还是“知识私有”追逐个人名利的斗争。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要不要批判“知识私有”观念，是要不要引导知识分子进行世界观改造的问题，是要不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奇谈怪论的鼓吹者清楚地知道，知识分子中间的“知识私有”观念，是他们推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有利工具。......可见，他们否定“知识私有”观念的存在，反对批判这种旧的传统观念，就是反对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就是妄图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腐蚀知识分子，引诱知识分子走修正主义的邪路，以便收买拉拢一部分人，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他们恐惧地感到，经过深入批判“知识私有”观念，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就会进一步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再也不会被他们利用了。
今天，被走在“精神贵族的老路”、“邪路”的王贵元之流所欺凌的女博士生，终于忍无可忍，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位博士生发布的视频，大概就是新形式的大字报了吧？
所谓的师道尊严，原来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这样的师道尊严，难道不应该批判吗？这样的“学阀”，在vvg中敢这么为所欲为地欺凌学生吗？这种为所欲为，在vvg中一定会被打倒、改造，这会是某些人所说的“迫害”吗？
私有制下，“知识私有”绝不会消失；“知识私有”不消失，今天的王贵元不过是冰山一角，开除了一个王贵元，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王贵元。
更多、更大、更恶劣的王贵元们还在“海水下面”。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从王贵元之流来看，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
这一条说的情况是否存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否“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这一条是否属实？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到底还在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相信人民群众会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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