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用占全球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近20%的人口。”这是我们的常用表述。这三个数字中，耕地、人口是静态容易统计的，只有“6%的淡水资源”，因为水的动态，不易统计，让人狐疑。
我们不但说只有“6%的淡水资源”，还有许多城市声称是“缺水型”乃至“严重缺水型”城市。如果是大西北的城市自然好说，可许多地处东南的城市也如此自称。可是，每年雨季，这些东南城市又往往不断声称“防汛形势严峻”，不但任“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抱怨流得不够快，好像跟大量优质淡水资源有不共戴天的世仇似的。
几乎每年，我国，尤其是南方多地，都要遭受汛情。年年“涛声依旧”的抗洪局势，致使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成就，在防汛方面似乎表现并不明显。
比如，主要造福安徽河南的“江淮运河”去年才正式开通，其航运优势明显自不待言，但若论调剂长江淮河水情功能，恐怕并不强大——毕竟长江淮河距离太近，汛期洪峰时间相近，还怎么调剂？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安徽日报》头版看过这条运河当时的规划，是沟通黄河、洛水、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如果真的修成那样的运河，而非目前的迷你版——江淮运河，其调剂水情功能无疑会强大得多。我不明白，在生产力那样低下的年代，尚且敢做那样宏大的设想，为什么进入新世纪，生产力高度发达，这条运河实施起来反而严重瘦身了呢？
我国南北方雨季一般相差一个多月，当南方汛情严重时，北方却往往同时遭受严重旱情。现有的三条南水北调线，怎么不能在汛期大量将南方大水调剂到干旱的北方呢？估计，由于西北高东南低，我们没有大口径水泵快速提水北送能力；而且纵使有足够多的大口径水泵，估计也会因为南水北调河道容量限制，无法实现洪水“快递”。
江淮运河二期据说不久动工，估计河道还将拓宽；我们的三条南水北调线今后或许也会拓宽。但即便这些拓宽工程多年后全部竣工，能缓解一般汛情，可要是遇到多少年一遇的水情，怕还是不容乐观。
鄱阳湖、巢湖等许多湖泊雨季时看似水域宽阔，可因为严重淤塞，其实湖底早呈碟状。鄱阳湖近年不就发生过全域干旱湖底朝天无数大鱼活活干死的恐怖景象吗？湖底淤塞如此严重，还能指望它蓄存多少水？自然是三天连阴雨就涝，几日不下雨就旱了。
我们不是有“天鲲”号挖泥船，据说吹填神速堪称造岛神器吗？为什么不能用来疏浚大批江河湖泊呢？吹填加高湖中岛屿，可以发展水上旅游；吹填增高江河湖岸，也更能有效防洪。为什么不这样做？江河湖泊采砂会导致岸线、桥墩崩塌，我们不敢大力度清淤，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再或者，是因为“天鲲”太过庞大无法运抵内陆？那至少，民间有大量挖机、铲车等现代工程机械，与其让它们闲置没活干，何不让其开足马力，也好拉动经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人拉肩扛都能修建那么多大型水利工程，今天，怎么反而还不比那时更能“改天换地”？莫非，虽然今天大机器作业效率远比人工开挖高，经济成本也远比人工建设低，可毕竟要支付工钱，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需要支付民工工钱，民工甚至自带干粮，相形之下，今天的实际支付成本反而远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高，让各级财政有不可承受之重？
再或者，是不是有工程造价三分之一被包工头赚进腰包，三分之一被行贿，只有三分之一实实在在用在工程上，导致每年国家水利建设资金投入不老少，可防汛抗旱效果与投入不成正比？
要不，是不是还有干部的原因？地方官员调动频繁，干部没有“父母之为子，则为之计长远”的情怀，缺乏“功成不必有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每年抗洪，百姓甚至包括人民子弟兵，多还是手提肩扛装满沙土的蛇皮袋奔波忙碌于大堤，简直是刀耕火种的旧石器水准。大机械、高科技似乎很少表现在抗洪突击上。
每年雨季，汛情都是常态，并不是出乎预料的突然袭击（多年一遇的情况毕竟不多），那为什么每年都要疲于奔命地应对，而且看不到手段有多少进步，防汛形势有多少改观？这确实减少了百姓在这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国有黄金、森林、水电、消防、边防等8个警种的武警，却没有“抗洪武警”这一警种。在中国这样一个洪灾多发频发的国家，应该成立一支专业的“抗洪武警”，让他们拥有专业设备，平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甚至成立专业的抗洪研发机构……这样总比每年临时应急调来的部队更有经验和战斗力，也可大大减少洪灾经济损失和官兵百姓不必要的伤亡。
（作者系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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