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那个时候，像毛泽东这样看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那时的苏共还处处标榜自己是列宁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即使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他也是引经据典，大量引用列宁的话作为根据，用以表明他批判斯大林是为了维护列宁主义的原则。
然而，到了临近20世纪末的时候，却掀起了一股诋毁，咒骂列宁的妖风浊浪，就发生在列宁的故乡，发生在他亲手缔造的国家里。一群群根本不了解列宁为何人，对列宁领导工农群众成功举行十月革命的历史毫无切身感受的年轻人，狂热地冲上街头，呼喊着打倒列宁的口号，捣毁列宁的塑像，甚至有人在列宁塑像的碎片上跳舞。他们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劲头完全是各种媒体鼓动起来的。1990 年，在苏联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批判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文章多达一万多篇，在人群中流传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关于列宁的种种离奇的谣言，有说列宁是德国间谍的，也有说列宁是死于婚外恋的，从政治罪行到刑事罪行，从叛国罪到传播性病罪，无奇不有，匪夷所思。整个舆情一面倒，骂列宁成为时尚，而出来说一些公道话，揭穿那些谣言的人反被攻击为“保守派”，遭受围攻和孤立。列宁的形象被彻底颠覆，随之，列宁博物馆被撤销，以纪念列宁而起名的革命圣地列宁格勒改为沙俄时代的旧名字圣彼得堡。
中国有句老话：“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而要“灭其史”，必先颠覆对其历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灭其国”，必先推翻维系其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的精神信仰和指导思想。列宁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列宁主义被彻底否定了，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他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自然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很清楚，随着列宁和列宁主义被否定，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崩塌就都是不可避免的了。
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苏联剧变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这种舆论战中，围绕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并非“虚无”，而是用颠倒了的历史取代真实的历史，用站在历史反面的立场所描述的历史图像取代站在历史前进方向所描述的历史图像——用沙皇贵族眼光中的十月革命，用国内外资产阶级眼光中的苏联建设取代全部苏联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就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针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混乱，特别是直接导致匈牙利和波兰的动乱，毛泽东就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这就是说，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等于自己送给敌人用来诋毁社会主义的武器。
斯大林不是没有错误，也不是不可以批评他的错误，就个人感情而言，毛泽东并不喜欢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过几次坏主意，使中国革命遭受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期间在与来访的外国代表团谈话时，就很坦率地说：“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并且指出：中共“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延安“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大的原则问题上分寸把握得很准很仔细，当然不会从个人感情出发。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公开在社会主义的敌人面前的做法，就是因为他敏锐地觉察到，这样做等于开了一个否定列宁主义的口子，社会主义的敌人绝不会放弃这个可乘之机。
在列宁逝世之后，在苏共党内曾经围绕是否坚持列宁“一国能够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发生过尖锐的分歧和斗争，因为这个思想并不是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所获得的创造性成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高层领导人从不同方面怀疑乃至否定列宁这个思想，斯大林同这些意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列宁的思想，赢得了全党的拥护，从而把全党统一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勇敢地开创了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而伟大的道路。斯大林主持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通过计划的方法大规模地快速发展经济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苏联从一个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并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就在这个时期，即上世纪3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却正经历大规模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鲜明的对比向全世界展现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社会主义由此深入人心。这也为日后苏联打败曾横扫欧洲，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
毋庸讳言，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肃反中破坏法制，搞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错杀了不少人（据俄罗斯公开的档案，苏联内政部给赫鲁晓夫的报告说斯大林时期总共判处反革命罪死刑64万人，但有一些书刊却称杀了5000万人。参见《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6期）。然而，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把他坚持和捍卫列宁主义，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功绩一并否定了。见微而知著，毛泽东由此预见到这种错误做法一定会被敌人利用来打开否定列宁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缺口。
赫鲁晓夫不见得是有意反对列宁主义（主要出于迎合那些斯大林时代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要求平反的诉求以此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但是他缺乏一个真正政治家的远见，他甚至都没有想到他的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会给苏联以及他自己造成多大的麻烦，以致于在暴露出严重恶果时手忙脚乱，在面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时进退失措。他的平庸最终使得他糊里糊涂地被他所提拔的人赶下了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据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所说，1964年赫鲁晓夫即将70岁生日时，毛主席说，现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说不定哪一天苏共会采取政变的方式把他搞下台，我们要给他发贺电祝贺，拉他一把。在苏共领导层中赫鲁晓夫并不是最坏的，如果他下了台，上来个好的对我们有利；如果上来个更坏的，对我们更不利。结果几个月后他果真被搞下了台，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赫鲁晓夫下了台，可他种下的恶果却像恶性肿瘤一样越长越大，无法遏制。苏共最后一个领导人——一个亲手葬送苏共和苏联而被今天的俄罗斯人普遍视为罪人的人——戈尔巴乔夫，就有这样的自白：“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六十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发展成了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时代开创的以控诉斯大林时代为主题的“解冻文学”，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口号下，发展为全面否定苏联历史，直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压倒性思潮。
苏联的剧变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人民看清了许多事情背后的真相和实质。那些与“解冻文学”类似的文学作品不是也曾经充斥中国的文坛吗？那种用蒋家王朝的眼光看解放战争，用地主的眼光看土改运动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也曾经在学术界上兴风作浪吗？那种诋毁开国领袖，革命先烈和人民英雄的流言蜚语不是也曾经在舆论场上猖獗一时吗？
前车可鉴，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人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对待开国领袖毛主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关系到中国劳动人民未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大问题。一切真心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会像钱学森那样从心底里发出“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的呐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作为鉴别朋友和敌人的重要标准。在今天的中国，想捣毁毛泽东塑像的人还是有的，但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一旦暴露就成为众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些期待中国改旗易帜的人只能哀叹他们多年来用以洗脑的“启蒙”落空了，挡在他们面前无法逾越的铁壁铜墙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中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文/林之辛，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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