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氛围”浓厚　崇尚合作协同

【英国《独立报》10月13日报道】题：走进诺贝尔奖工厂
站在剑桥分子生物实验室外，你丝毫看不出，英国———如果不是世界的话———（从诺贝尔奖的角度来说）最为成功的研究中心——就坐落在这个貌不惊人的砖楼里。
这是一座典型的60年代“新野兽派”风格的建筑，样子很不起眼。难怪那些到附近阿登布鲁克医院就诊的病人，每天来来往往从门前经过，却不知道这座平平常常的小楼里迄今至少走出了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包括3名上周刚刚宣布获奖、以前曾在这里从事过研究工作的悉尼·布伦纳、约翰·萨尔斯顿爵士和罗伯特·霍维茨。
实验室的走廊里堆满了设备。冰箱、柜子、离心机以及其他一些现代化研究设施沿墙堆放着，占据了所有空间。这种拥挤和凌乱程度，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学没有什么两样。走进这座科学殿堂，你绝对看不出，在英国所有的实验室中为什么这座实验室在诺贝尔奖方面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只有当你同科学家本人交谈之后，一种特别的东西才开始显露出来。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不会受到困扰他们大学同事的那种官僚作风的影响；实验室中充满一种协同合作的精神；他们享有一种追逐自己梦想的充分自由。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说剑桥分子生物实验室有一种“文化氛围”——大家都能感觉到这种东西，但是，它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不管怎么说，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培育了这种也许是最为成功的生物学研究工作。有些人把这个地方比作一个诺贝尔奖工厂，几乎可以按照需求做出举世无双的种种发现。阿伦·克卢格爵士却不赞同这种提法：“在工厂里，你知道你要生产什么。在这里，我们播种，等着它们生长、成熟。这种工作需要时间。”克卢格本人曾经做过分子生物实验室主任，也曾获得过诺贝尔奖。
如果说分子生物实验室有什么突出特点的话，那就是科学家们有充分的研究时间。弗雷德·桑格是为数不多的曾经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一。据说，他曾经在一个领域内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了许多年，才有了第二次重大发现。同样，在细胞能量分子的研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约翰·沃克如果当时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也不可能会有重大发现。
从一开始，分子生物实验室的创立者们就抱定一个宗旨：让科学家们拥有足够的时间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资金，让他们从事他们所热爱的研究工作。与许多其他地方不同，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和吉姆·沃森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之前，从来没有人让他们填写研究进度报告或者考绩表！
实验室的等级观念非常淡薄。整个实验室分成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再细分为若干研究小组，每个小组设一名组长。有时有的小组人数可能会多一点，但是绝对不会像美国那样，10名、20名甚至30名科学家组成一个小组，研究一个问题。实验室副主任休·佩勒姆说，研究小组人数不多也许是分子生物实验室与众不同的另外一个因素。
此外，这个实验室里的人普遍意识到一点：必须成功，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要抢在第一个公开发表你的成果。阿伦爵士说：“科学研究的艺术就是选择一些让人感兴趣的重要问题，而不是选择那些难到在合理时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
尽管分子生物实验室有着崇高的地位和独特的传统，但是它仍然不免要受到政界人士和会计师们的盘查，因为他们想知道他们所资助的研究会给医学或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阿伦爵士说，如今，分子生物实验室受到的压力更大。只有它的传统得到尊重，才有可能取得伟大的成就。

本届诺贝尔医学奖三位获得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一起在剑桥工作过（路透社）